改革以来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假说
由于数量调整快于价格调整的速度，非均衡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假定短期经济运行中的 价格不变，对经济运行的状况进行分析。国外一些学者，如马林沃(Malinvaud)、谬尔鲍尔( Muellbauer)、格兰蒙(Grandmont)、波茨(Portes)、拉罗克(Larroque)、尤尼斯(Younes)及 贝纳西(Benassy)等人，在20世纪70—80年代曾构造了严谨的短期的数量约束模型。
（注：关于他们的理论模型，参阅胡代光：《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8年4月第1版，第258—263页。）
为了从较长期角度解释中国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性，下面笔者运用他们的短期模 型，设计了一个不同典型时期的数量约束组合模型，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演进来加以说明（ 见图1—图4）。
假设存在一个两部门经济：家庭和厂商，并存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供给与 需求分别由s和d表示，消费品与劳动分别由c和l表示，工资和价格分别由w和p表示，a为调 节参数。每个短期的t[,i]内有不同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它们对市场商品数量的多少无直接影 响，交易遵循“短边规则”，即：c=min｛c[,d]，c[,s]｝，其中c=c(A，l)，A=(w，p，a)；l=min ｛l[,d]，l[,s]｝，其中l=l(A，c)，A=(w，p，a)。c=c(A，l)和l=l(A，c)互为各自对方的反函数 ，表明在同一时期内，消费品量由就业量决定，而就业量又由商品供求量决定。我们的分析 从t[,0]时期开始，并假定该时期为计划经济时期。图中纵轴为消费品单位量，横轴为劳动单 位量。家庭存在消费需求c[,d]和劳动供给l[,s]，厂商存在劳动需求l[,d]和消费供给l[,s]。
1.t[,0]时期（1978年）
中国政府当时实行配给制，市场实行的是商品配给和劳动配给。因高度的中央集权，此时 物价稳定，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配给制不但使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各自达到均衡，而且使 这两个市场也达到均衡。当c[,d]=c[,s]和l[,d]=l[,s]时，表明实现了商品市场均衡和劳动市场均衡 ；H点反映出家庭对劳动市场的供给和劳动者获得收入后达到现有市场条件下充分的有效需 求(l[,s]=c[,d])，F点反映出厂商的劳动需求与能够提供给市场上的消费品是协调的(l[,d]=
c[,s])。H与F重合表明家庭与厂商都实现了他们的计划量，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因而，可以假 定其为宏观经济向非均衡发展的初始状态。
2.t[,1]时期（其中的典型时期为1988年）
1978年后的改革，中国打破了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进入了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时期。此间消 费需求与消费供给及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都有了明显增长，由于改革前的短缺，伴随生产发 展和一些市场放开，形成了空前的消费饥渴和投资饥渴，同时就业总趋势上升。80年代的大 增长出现了1980年、1983—1984年和1987—1988年三次大的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特别是第 三次，如图2）。根据“短边规则”，从两个市场成交数量角度看，出现了e[,1]的非瓦尔拉 斯均衡点。该时期宏观经济的运行路径是：在1986年，c[,d]、c[,s]、l[,d]和l[,s]各经济量都从各 自的底端开始增长，经过e[,1]点，于1988年达到H点和F点，商品市场中实际需求大于实际供 给(c[,d]>c[,s])的差距达到空前程度，造成货币大投放和商品大抢购，消费品数量背后的价格 大幅上升，出现剧烈的通货膨胀；劳动市场中，虽然消费与投资的增加可以对就业产生拉动 作用，使劳动需求趋于紧张，但由于城市就业的刚性还没有根本改变，加之部分农业剩余劳 动力进入城市，实际需求略大于实际供给(l[,d]>l[,s])。短边(l[,d])与长边(l[,s])的差距不大， 说明中国80年代就业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注： 1983年到1988年，需大于供的总差率由1983年的4.6%猛增到1988年的16.2%，其中1988年 消费需求比上年增长26.5%；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0152万人（待业率为2%）增到1988年的5433 4万人（待业率也是2%）（胡季、吴敬琏和袁平：《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通货膨胀的加速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9年第59期，第17和21页）。）1989年，政府实行紧急的紧缩政策 ，1990年左右回落，稳定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点e[,1]附近的长方区域内。
3.t[,2]时期（其中的典型时期为1998年）
中国治理了80年代末期的投资与消费膨胀后，1992—1993年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膨胀，后 又 实行紧缩政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之后经济长期 处于低迷状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表明买方市场已、形成。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 ，给城市就业带来压力；在城市，失业率大幅提高，就业问题显现化。依“短边规则”，两 个市场成交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点为e[,2]点。宏观经济运行的路径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投 资形成了高位供应曲线，而90年代初以来，总储蓄大于总投资（1993年例外），（注： 1990年到1996年，储蓄与投资之差为51.5、61.7、27.6、-68.0、63.4、90.4和155.5（单 位：10亿人民币）（陈乐一：《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第133页）
）形成了相对 低位的需求曲线c[,d]。90年代中期，各经济量c[,s]、c[,d]、l[,s]和l[,d]分别从F点和H点附近下滑 ，经非瓦尔拉斯均衡点e[,2]软着陆之后，继续下滑，失业增加，收入（包括农民的收入）增幅 减慢，加之储蓄存款维持高位，加剧了企业存货增加与消费需求不足（c[,s]和c[,d]之差距可理 解为企业存货，也可理解为居民储蓄存款）。90年代末期，由于政府实施启动内需政策，经 济运行开始从下方进入e[,2]点附近的矩形区域内。由于l[,d]曲线缺乏弹性，预计短期内重新就 业量(=l[,2]-l’[,2])不大。
中国政府是想通过几年的结构调整达到t[,3]时期的状态。t[,2]时期和t[,3]时期都存在凯恩 斯 型失业。但在t[,3]时期，商品市场上供需差距(=c[,s]-c[,d])不大，劳动市场在尽可能在保证 厂商效益的条件下达到最大量的就业，尽可能使宏观经济稳定在e[,3]附近的矩形区域内。 无疑，市场经济下这样的买方市场比t[,2]时期进步了。
二、供求结构的非均衡变迁
以今天的发展价值观来看，t[,1]时期那种均衡是一种短缺经济下通过政府强制手段达到的低 水平的均衡，并且是通过牺牲效率、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的方式达到的，其经济结构实际上 是一种低效率结构。原因是：第一，在低水平下，重积累，轻消费，农业和轻工业比例低， 导 致消费结构在低水平中循环；第二，消费品供给结构状况是生产与需求脱节，不能有效地带 动投资品生产，使投资品生产处于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状态。总之，这种产业结构不是为消 费设计的，而是为生产设计的。实践证明，没有消费根基的供给结构和为生产而设计的生产 结构是导致消费品短缺和需求结构被抑制的根源。
1978年以后，短缺得到缓解，但部分市场放开后，结构的非均衡矛盾显现化，需求结构的 超前变动使一些重要产业加速成为“瓶颈”。例如，能源（一次能源：煤炭；二次能源：电 力）、交通运输和工业原材料生产，由于其他工业（主要是加工工业）发展过快，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卡脖子”部门。（注：能源产业中，国有煤矿投资不足，加之存在运输问题，统配煤矿“七五”前三年比“六 五”的建设规模下降了35%；电力工业发展滞后，发电量超前系数由1979年的1.12降到1988 年的0.46；交通运输，如铁路货运能力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60～70%，关键路段只能满足30 ～40%；原材料工业增长速度与加工工业增长速度之比的变化是：1978年为1∶0.96，1984年 为1∶1.40。）除“瓶颈”外，加工工业和一些高赢利部门“疯长”，使能源 、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各地排浪式地竞相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并且 互不协调，建成后往往既无原料，又缺乏零配件，使生产能力放空。（注： 1988年为1∶1.67（胡季、吴敬琏和原平：《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通货膨胀的加速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9年第59期，第34—38页））“价格双轨制”造成 流通领域运行秩序混乱，扭曲了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变动的信息。
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延续了80年代的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又增添了新的结构扭曲。9 0年代中期，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放在压缩长线产品的生产规模。但由于买方市场形成，消费 结构升级缓慢，使结构矛盾尖锐化。此间供求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浪费，例如19 95年8种家用电器的平均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41.38%（注：以彩电生产为例，1984—1986年引进彩电装配线113条，每年装配能力达到1600万台，而 国内显像管生产能力只有100多万台，1988年进口的850万台彩色显像管及其他零件，使产量 达到1028万台，后又引进生产能力1700万台的彩色显像管生产设备。这些彩色显像管厂 及配套工程的投资量为50亿元。家用电冰箱的生产情况与之类似（同上，第39—40页）。）。由于不少产品特别是高档耐用消费 品的生产能力相对强大，产品供大于求的状况严重，到1999年下半年，在605种商品中有484 种供大于求（丁俊发，1999）；与之相反，有些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的开 发 能力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甚至只能靠进口来解决；在需求结构方面，由于消费结构升级积 蓄期的拉长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及其它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居民的需求结构也长期处于被抑制 状态。
三、结构非均衡的深层分析
结构非均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从内生因素角度看，它是由发展的动态性引起的。 发展的动态性往往与结构变迁不同步，形成所谓结构刚性。调整结构就是打破这种结构刚性 。
90年代后期（t[,2]时期）中国的供求结构非均衡特点是供给结构僵化和需求结构萎靡不振并存 。这就是说，此间供给结构非均衡与需求结构非均衡又处在非均衡的僵持状态。从供求关系 角度来看，它也是总量长期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为了便于对t[,2]时期非均衡的结构状况进 行分析，笔者先对供给结构变化与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性质和内容进行说明，如表1：
1.供给结构僵化
对t[,2]时期的供求结构分析表明，中国的买方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供给因素因处于被动状态 而极易变得僵化。对于需求结构变化，供给结构反应的僵化形式有三种。以图5—图7来说明 ：
设S(t)和D(t)为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并反映一定结构状况的供给和需求，s[,1]为潜在的生产 能力结构变动状况，s[,2]为中间产品结构的变动状况，图中45°的线表示供给结构最适应 需求结构的状况（可看作瓦尔拉斯均衡线，仅在供求调节没有任何阻力时才达到，二者对对 方的反应弹性为1），其两侧的虚线为s[,1]和s[,2]可能发生正常的非均衡（即正常的偏离）范 围。虚线范围内，两条曲线相关度不大；在虚线范围外，具有相关性，弹性较小的曲线牵制 弹性较大的曲线。
第一种僵化。中间要素结构s[,2]难以调整，潜在生产能力结构s[,1]尚有弹性，即△s[,1] /△D>△s[,2]/△D→0，s[,2]已在d[,1]点时对需求变化没有反应，然而s[,1]直至在d[,2] 时才停止增长，新增固定资产和技术虽然提高了生产能力，但因中间要素配置格局受到限制 ，使其生产能力放空。其后果主要有二：一是挤占了有效供给的投资，二是造成其上游产业 的无效供给。
第二种僵化。潜在生产能力结构s[,1]难以实现有效调整，但中间要素结构s[,2]有较大弹 性，即△s[,2]/△D>△s[,1]/△D→0。尽管在d[,1]时已不再具备生产能力，但s[,2]仍在增 长，存货直至增加到有限的生产能力牵拉时（D=d[,2]时）才停止。这种状况是由市场假象和 业主急功近利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及低水平的过度竞争造成的。其后果有二：一是其本身创 造了大量的无效供给，二是误导上游中间要素结构产业造成无效供给，三是形成激烈的原材 料争夺战。面对当今所谓需求不足，中国的供给结构多数此种类型。
第三种僵化。s[,1]不能实现有效调整，s[,2]也缺乏足够弹性，使得供给结构在质变和量 变方面同时（图7中D=d时）都难以进行，即△s[,1]/△D=△s[,2]/△D→0。它表明同时变得缺 乏弹性，无法使潜在生产能力结构和中间要素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动的刺激进行反应。这类供 给结构的产业多是“夕阳产业”，如部分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一 些中小型国有企业，在国家对其“断奶”后，退出机制不灵便，其后果主要是造成大量的固 定资产闲置。
供给结构僵化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即存量转移失灵和增量配置失效（周振华，1995）。前者 为原有生产能力结构分布凝固化，不能有效重新组合；后者为所配置的新增生产能力结 构失去控制，导致其形成无效供给的产业链条。上述三种僵化形式是有联系的。前两种僵化 如不能扭转，必将滑入第三种僵化形式。而且，供给结构僵化造成失业增加，又成为需求结 构萎靡不振的根源之一。
2.需求结构萎靡不振
与供给结构僵化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经受着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的困 绕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需求结构的陷阱之中。以图8、图9来说明：假定社会上消费品的总价 格P与居民总收入Y同值，X轴为消费品量，设
为不同状态的恩格尔曲线，D[,1]、D[,2]和D[,3]为层次不同的三条需求曲线，反映了需求结构中不同层次消费品的需求。 当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匹配程度能够使X[,1]、X[,2]和X[,3]三条曲线依次升级时，需求 结构升级函数由其共同切线Y=aX+b表示（导数Y[']=a>0，具有较大弹性）。问题是，目前 中国消费者的收入已经达到y[,2]，但消费结构却被锁定在y[,1]以下，面对僵化的供给结构 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为高级品），需求结构出现断档。图中
为低级品 的三条恩格尔曲线，其共同的切线为Y=y[,1]。此时，消费在低水平下重复更迭，结构升级 为0（导数Y[']=0，为低层次的结构弹性），在m[,1]的陷阱内不断内生着低级产品的需求“ 升级”；另一方面，由于从收入到消费的流程产生了“梗阻”（周天勇，1999），相当一部分 收入被锁定在储蓄环节。可以说，与消费结构被锁定相对应的是储蓄S[,b]=y[,2]-y[,1]的 被锁定。由于用于消费的收入只有C[,b]，所以居民消费的总预算很低（预算线为m[,1]），政 府试图打开被锁定的储蓄，连续七次降息均未奏效。储蓄打不开，消费需求只能维持在D[,1]S的低层次上，向高级跃迁(D[,1]→D[,2]→D[,3])就不可能实现。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需求结构升级缓慢呢？我认为要从中国社会经济中非 均衡的深层结构去寻找答案。
第一，市场的区域结构畸形。主要表现为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并且二者基 本处于分割状态。农村市场中，农民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处于不利地位，致使近年来农 民收入的增幅下降，消费积极性“挫伤”。199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47 倍，城乡收入的差别大体复归到80年代初期的水平（李炳坤，1999）。而城市市场随着失业率 的增加出现萎缩，加剧了消费需求的不足。除此以外，还表现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分割 上，国内市场的非均衡矛盾不能向外释放，加剧了区域结构畸形。
第二，制度结构不完善。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了居民的心理预期。由于近年来 改革力度加大，如医疗、住房、养老、子女受教育等制度改革基本上在同时进行，但是这些 制度的真正有效落实并不充分，加之经济波动和竞争加剧，居民产生了支出增加和收入减少 的预期，加重了消费选择的心理负担，因而居民收入中大部分被锁定在储蓄之中，且储蓄额 居 高不下。其次，分配制度不完善使得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诱发消费结构的断裂现象。高收 入阶层所需的消费品已购置完毕，其余大笔收入进入储蓄，而低收入阶层因购买力有限难以 实现其需求，一些收入也不得不进入储蓄。另外，城乡收入的差别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消费 结构断层。
第三，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有两个难题：一是“低水平均 衡 陷阱”问题。农业人口，特别是内地及西部农业人口的素质低下使他们依赖于传统的耕作技 术，形成落后的社会分工，抑制了创造收入的能力，因而对农产品的消费主要靠自己生产， 农民有着比城市多得多自我服务。而这又造成农民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的顽强的 凝滞性。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地流动、配置和被重组 ，造成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的收入及需求支出长期增长缓慢。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在非均衡结构变迁过程中进行， 并且它以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为基本条件。目前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是80年代结 构问题积累的历史延续与发展；(2)随着改革的深化，买方市场形成之后，日益积累的结构 矛盾逐渐尖锐化，表现为供给结构僵化与需求结构萎靡不振并存的双向扭拉，二者是互为因 果的关系，但前者处于被动状态，后者为矛盾的主要方面；(3)供求结构扭曲的背后是深层 次的经济结构扭曲，它涉及历史演进、制度变迁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
在解决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扭曲问题中，要重视两个结构升级的互动作用，产业政策和 消费政策要相辅相成，以实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双重升级。上游产业调整与下游产业调 整要相互衔接，处理好新兴消费品工业对中间需求的外移（依赖进口）和内接（进口替代）的关 系；对于解决需求结构不振问题，政府应将着力点放在如何跳出“低水平陷阱”问题上。中 国下一轮的需求结构升级是向更高一级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形成突然 ，而一旦被满足却下降突然。为减少其震荡性，应设计合理（相对均匀）的消费时间序列，防 止因消费水平差别过大而形成消费断档或因差别过小而形成消费集中。鉴于买方市场下供给 结构与需求结构相比较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应着手建立一套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适合我国国情 的能够较为灵活变化的供给结构反应机制，将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与企业微 观调控能力提高迅速地协调起来，建立一个以消费需求拉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牵引的供求 结构自适应机制。因此，应妥善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通过相互配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的合力；从较深层次看，要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大力开发农村市场，以培育消费需 求结构升级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中国来说，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应是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的 立足点，应以西部开发促进结构调整，通过开发西部市场，使呆滞的存量变为可变动的流量 ，从而改变扭曲的供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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