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国共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国共论文,重庆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苏联支持国民党，蒋借苏联压中共
在消灭中共及其武装这一问题上，蒋除了主要依靠美国外，同时也借助了苏联的力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苏联支持国民党不支持中共的公开承诺，则彻底打消了蒋的后顾之忧，使其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最有利条件。
蒋一直因中苏两党的关系而对苏联耿耿于怀。但此态度于抗战后期发生变化。1944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 奉罗斯福之命劝蒋：一是与中共和解；二是与苏联搞好关系。蒋对第一点顽固不接受，但对第二点却很积极，并要美国作“中间人”为其牵线，甚至作“仲裁人”。〔1 〕华莱士走后，宋美龄致罗斯福的感谢电中特别提到“委员长”对总统希望中苏更密切合作“特别感动”，并保证一定竭尽全力促其实现。〔2 〕台湾梁敬錞后来撰文称：“欲遏内战之乱源，必先中苏之友好。1944年蒋委员长接晤美副总统华莱士时，即已首揭斯旨。”〔3 〕这句话道出了蒋欲借苏联压中共的意图早已有之。
1945年2月，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交易。 但尚需中国政府同意。为此斯大林会见霍普金斯，要求宋子文尽快前来会谈，并表示“苏联将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这种领导权应继续到战后，因为没有别人是那么强有力”，“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是那么强有力而足以统一中国”。〔4 〕蒋在隔了几个月之后才得知雅尔塔协议内容，十分不快，但当美国将斯大林对霍普金斯的谈话内容告知蒋时，蒋方表示高兴。〔5〕在谈判过程中， 由于苏联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蒋被迫妥协，但提出须满足三项条件作为前提，其中第三项条件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斯大林完全予以满足。关于中共，斯大林说，我并不支持也无支持他们的意向，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中国国内出现另一自称为政府的政府，这是应当由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蒋委员长说援助应给予中央政府，我以往即已如此，今后如有需要援助的，自当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当宋子文提出共产党军队应并入政府军队后，斯大林认为，此实为合法要求，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6〕在签约的当天， 莫洛托夫照会王世杰，做了三点声明，其第一点就是苏联根据条约之精神，同意向中国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提供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7〕
由于该条约签字之时，日本已宣布投降，因此它的签订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拿中共做交易，以牺牲中共利益而相互满足对方要求的结果。按照赫尔利的归纳，蒋“承认中苏条约指明：（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8〕。 因而国民党政府官员都表示高兴。8月16日，蒋向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一般地满意”， 并感谢赫尔利帮助制定中苏接近的基础以及赫氏为此两度访问莫斯科。 〔9〕王世杰在和赫尔利谈话中，也“表示本人对各项结果，甚为满意”〔10〕。正值访美的宋美龄在拜访杜鲁门时，也称赞该条约的签订。〔11〕立法院长孙科也认为，这一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一项保证”，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对中国统一的一大贡献。〔12〕
毫无疑问，蒋认为苏联的承诺对自己是极为有利的，尤其是东北问题。在此前当蒋获悉美国要求苏联出兵东北时，曾反对过一阵。李宗仁就曾向赫尔利和魏德迈送出两份备忘录，在第一份中提出“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建议“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在第二份中更具体地提出“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13〕蒋担心的是苏军进入东北后，“与中共军队接触”并“将扶植共产党的游击队执掌大权”〔14〕。但随着条约的谈判及公布，蒋的担心随之消失。当时就连普通公众对中共前途的看法也随之改变，甚至比较进步的人士亦自然认为，苏联公开表示支持蒋统一中国，“使毛泽东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15〕。因而蒋相信赫尔利所说的“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支持他们时，……就会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16〕尽管蒋过去曾两次邀请过毛泽东谈判，但就时机和条件来说，这一次当然最好。既有英美的一贯支持，现在又有了苏联的公开支持。蒋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条件，也有充分的“信心”去解决这一令其寝食难安的头痛问题。于是便向中共发起和平攻势，在8月14 日签约的当天即迫不及待地发出邀请电，在两次致电未达目的的情况下，又抢在条约公布前一天即8月23日发出第三封邀请电， 以企图达到施加压力的最大效果。当毛泽东决定接受邀请亲赴重庆后，8月31日， 赫尔利在给贝尔纳斯的信中写道，他与蒋交换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赫尔利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苏联拒绝支持中共的行动已迫使毛泽东回到谈判桌上来。〔17〕
国际形势对中共的决定确有影响。但毛泽东去重庆，决非蒋所认为的是被“迫使”的。它是中共按照自己针锋相对方针，审时度势制订的策略，即毛泽东后来说的“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18〕。
倒是蒋充分利用了这一条约。正是由于该条约和苏联的支持承诺，使得蒋在解决中共问题上才显得如此踌躇满志，不管苏联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在客观上又确实为蒋所利用和借助来向中共施加压力。这是蒋力邀毛赴渝谈判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
二、苏联力主中共和谈，中共及时调整策略
苏联关于战后中国前途的主张和美国一致，即不赞成中国内战，主张以谈判方式寻求维持和平的途径，建立以蒋为首的有中共参加的亲美的联合政府。苏联以承认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来换取美国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这是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它作用和影响着国共双方的政策走向，即是说二者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是双方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力量对比就能决定了的。作为对美妥协政策的一部分，苏联极力主张中共参加和谈，也因此，中共对战后形势的估计发生根本改变，国内和平前景及与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中共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这是毛泽东接受邀请赴渝谈判的重要原因。
对蒋的邀请，中共开始时间接地加以拒绝。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蒋的不信任。中共积18年和蒋斗争的经验深知，一纸协议，对蒋没有任何约束力，他随时都会背信弃义。就在此前于5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蒋还宣称“今天之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19〕。而且中共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之命运能否通过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政、彻底放弃消灭中共及其武装的企图而以谈判方式加以解决也不抱什么幻想。二是出于对形势的估计。日本的突然投降，似乎出乎中共预料。而让中共深感不安的，则是战争结束当天签订的中苏条约，尽管中共此时尚不知具体内容，但从蒋介石当天即趾高气扬邀请毛泽东谈判可以看出，条约内容无疑有利于国民党。与此同时，杜鲁门于15日发布“一号命令”，完全剥夺了中共军队的授降权。这些迹象在中共看来显然加大了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这一点从中共此时期发表的众多文件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都得以集中印证。中共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并积极作好战争准备。在此情况下蒋邀请谈判，理所当然被中共认为是“完全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作文章”〔20〕。毛泽东并明确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二人转告重庆，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但8月20日、23 日蒋又接连发来两电〔21〕，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发来两份电报，力劝中共和谈且态度坚决〔22〕。
在此情况下，中共不能不认真考虑斯大林的意见。尽管此时已在党内清算了王明路线，开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奉行独立自主方针，但对苏联的意见还是尊重的。中共仍始终把苏联看作是中国革命的最有力也是唯一的支持者。且苏共也仍以领袖党自居，尽管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另外对斯大林电报中所说“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的观点，中共本不赞成，毛泽东当时就十分不快，“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斗争，民族就会灭亡？！”〔23〕而且以后在其他场合又对此进行过评论，但不管苏联的主观意图何在，就是否谈判本身而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如果一味拒绝，不但会陷于政治上的被动，蒋会把内战责任强加于我，而且也会出现如斯大林所说“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的局面，苏联恐怕更不“理解”。即便完全撇开两党关系、阶级利益等意识形态因素，单就苏联已成为战后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这一点来讲，也不能不认真权衡其意见。
同时，这种情况也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形势的估计。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8月26日，赴重庆谈判前， 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讲话。中共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二是由于苏联对中共提出的受降权要求无动于衷，不积极争取，从而使“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但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由于中国是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此情况下，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因为苏联在中国如果助我，美国必然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就不能取得。但又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其承认中共地位、中共军队和建立联合政府。据此，“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24〕。值此中共完成政策调整，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
三、联合政府的实质及中共的策略方针
苏联要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实质是试图按战后法意两国处理法共意共的模式来处理中共。对德作战胜利后，苏联即要求两党解散其领导的反法西斯军队，派人到政府去做官。两党也确实这样做了。苏联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共应该停止斗争，统一于蒋领导之下，这是避免中国内战，同时巩固战后大国间国际合作的一个必要途径。因此中共应当准备学习法国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方面来。斯大林后在1948年与南斯拉夫的卡德尔谈话时曾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形势，并坦率地告之，我们认为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共应参加蒋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25〕直到1946年1月，在重庆的周恩来还致电中央，转达苏共中央意见， 说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等。这是要中共准备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参加到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中去，放弃武装斗争，去走议会道路。这同样是苏联对美妥协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相一致的。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29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的公报，都体现了这一精神。〔25〕
对此，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模式再度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27〕中共所要争取的政治目标是先建立联合政府，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为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新的痛苦和创伤，中共宁可承认资产阶级一个时期的领导，与国民党合作建国。这是当时复杂的背景和客观条件下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方案。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争取和平建国的真诚态度以及为中国革命的最根本利益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策略。所以毛泽东表示要有所让步。但所谓“让步”又与苏联所期望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所谓“联合政府”，在中共看来，只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只是新民主主义的过渡形式。中共毫不隐讳自己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般纲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现在和蒋搭伙，建立“联合政府”，只是策略需要。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政府里，也决不是蒋所希望的那样“共产党的政治作用，将基本上陷于在一些可有可无的政府机构中充任占少数地位的成员”。〔28〕而应该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29〕。具体说，国民党应首先结束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草》，重选国民大会代表等，然后在此基础上组成由各党各派各阶层代表人物参加的联合政府。如果“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作官”，那么，“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30〕。
其次，所谓“让步”是在不根本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的让步，绝不是无原则的让步。对蒋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幌子下试图解除抗日武装、取消解放区政权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坚决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是战争解决问题”〔31〕，这早已是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在有过和国民党18 年斗争的经验之后，他更加坚信这一理论，“解放区军队的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32〕。因此在谈判中迫使国民党“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是革命的本钱。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民主制度、蒋介石独裁专制横行的社会里，毫无保留地解除武装交出根据地和解放区，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无异于自杀。
第三，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斗争求团结，对蒋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疼蒋逼他让步。毛泽东在赴渝之前和刘少奇长谈一天一夜，“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的一切阴谋都要揭露，对蒋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33〕。并告诫全党，“你们绝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 它是不会发善心的”〔34〕。即使协议达成，也还“只是纸上的东西”， “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35〕。
由于我党在此问题上，保持了高度清醒的头脑，坚持了正确的斗争原则，对苏联所期望的模式并没有不加区别毫无原则地全盘接受，因此，尽管作了让步，但还是迫使蒋“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36〕，中共地位从此得以确立。
国共重庆谈判是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其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探讨此问题，决非认为中共领导人是在秉承苏联的意志，根据苏联对外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事实上，中共领导人思考的中心问题始终是怎样在当时无力改变国际环境的既定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同样我们探讨此问题，也并非去责难当时的苏联党，而是为了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更好地处理和平环境下的两党两国关系，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注释：
〔1〕[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0页。
〔2〕〔3〕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重庆出版社，第39页。
〔4〕[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第570页。
〔5〕《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0页。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第613—620 页。
〔7〕〔1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08页、164页。
〔8〕〔9〕〔10〕〔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82页。
〔12〕《民族先驱》（重庆）1945年8月27日。
〔13〕《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第816—818页。
〔14〕、〔15〕[美]查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中译本，北京出版社，第84页。
〔17〕〔28〕[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68页、297页。
〔13〕〔18〕〔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7—1158页、1154页。
〔19〕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43页。
〔20〕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592页。
〔21〕重庆市委党史委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第23—36页。
〔22〕〔23〕〔33〕师哲：《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26页、27页。
〔24〕〔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第4—8页、5页。
〔25〕转引自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第180—181页。
〔26〕〔35〕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补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3页、1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1029页。
〔30〕《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第258页。
〔3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529页。
〔32〕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10月12日。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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