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末著名的隐居诗人，除司空图、陆龟蒙外，恐怕就要数镜湖处士方干了。诗人罗邺在《吴门再逢方干处士》诗中云：“天上高名世上身，垂纶何不驾蒲轮。一朝卿相俱前席，千古篇章冠后人……吾王若致升平化，可独成周只渭滨。”（注：《全唐诗》卷654，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7528页。）方干终究未有吕尚被征召于渭滨的显遇，其隐逸终生赢得当时及后人的推崇，赞誉他是位“不识朝，不识市”（注：《全唐诗》卷68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98页。）、 无复荣辱之念的高隐。既然方干是这么一位高隐，韦庄等人又何必为他的未仕而发“衔冤抱恨”（注：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之慨？显然，这是有矛盾的。其症结何在？因此进一步弄清其隐居生涯及其心态，也就有所必要了。
一
虚中在《悼方干处士》诗中记叙方干隐居生涯云：“先生在世日，只向镜湖居。明主未巡狩，白头闲钓鱼。”（注：《全唐诗》卷846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06页。）的确，方干是以隐居诗人的形象而获得声名的。当时尚颜、曹松、唐彦谦、周朴、郑谷、吴融、李群玉、罗邺诸诗人均以处士称呼他，而某些人又把他视为一位蔑视功名权贵，一心向往隐居，安于隐钓生活的别具潇洒韵致的高隐，如翁洮《赠方干先生》诗即云：“由来箕踞任天真，别有诗名出世尘”，并说他“不爱春宫分桂树”（注：《全唐诗》卷66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40页。 ）；吴融《赠方干处士歌》也描述其隐逸生活情致云：“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衣裳白云，坐卧流水。霜落风高忽相忆，惠然见过留一夕。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辞，携筇径去随所适。随所适，无处觅。云半片，鹤一只。”（注：《全唐诗》卷687，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7898页。）这一描述虽很能表现出方干的孤云野鹤似的飘逸萧散，但未免又如雾中望山，有失真确。如谓其“不爱春宫分桂树”、“不识朝，不识市”即非知人之语。方干果真是一位蔑视权贵，心无魏阙之想，摒弃折桂入仕之念，不食人间烟火味的隐者么？事实如何呢？还是让我们看看方干对于“春宫桂树”的态度，以及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隐居的。
据《方玄英先生传》、《唐诗纪事》卷六三方干条、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方干小传》以及唐诗僧可朋等人诗文记载，方干非无折桂入仕之想，确曾有赴举试之举。如《方玄英先生传》即载“先生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渔于镜湖，与郑仁规、李频、陶详为三益友。”（注：《全唐诗》卷849，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11页。 ）可朋《赠方干》诗亦云“盛名传出自皇州，一举参差便缩头。月里岂无攀桂分，湖中刚爱钓鱼休……独泛短舟何限景，波涛西接洞庭秋。”（注：方干：《全唐诗》卷6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下凡引方干诗均见此本方干集，文中出篇名，余不具注。）事实上，方干并非所称的一举受挫即归隐。他没有如此的超脱与潇洒。同许多唐士子一样，在觅举求仕的历程中，方干同样历尽了折磨与辛酸，虽屡受挫折仍孜孜以求。笔者不用考证方干一次次赴试受挫的经历，仅以具体的诗文记载即可印证其求一第之心切，以及并非“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方干有《中秋月》诗：“凉霄烟霭外，三五玉蟾秋。列野星辰正，当空鬼魅愁。泉澄寒魄莹，露滴冷光浮。未折青青桂，吟看不忍休。”中秋之月，月朗光洁，清辉徐舒，何等美好。然而方干却只感其“寒魄”、“冷光浮”，甚至有“当空鬼魅愁”之凄楚，可见其心中是何等的悲愁。而这乃因“未折青青桂”而起，可知一枝青青桂在其心中具有何等的份量！末句“吟看不忍休”之真意，即在于对攀桂入仕的苦苦的眷恋与追求。如觉此诗的上述阐释还难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再读其《中路寄喻凫先辈》诗：“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难归。送我樽中酒，典君身上衣。寒芜随楚尽，落叶渡淮稀。莫叹干时晚，前心岂便非。”“求名”、“白首”两句，已明白无误地表明方干追求声名的热切与执着。而此处的“求名”，是特指折桂入仕而言的。此诗乃方干西入长安途中遇刚及第的喻凫而作。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二《社日停针线取进士衣裳为吉利》条引唐诗人张籍《送李余及第后归蜀》诗：“归去唯将新诰牒，后来争取旧衣裳”句谓：“知新进士衣物，人取之以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方干诗之“典君身上衣”，即循此风俗借典喻凫取进士之旧衣，以为登科之吉兆。其为求一第之用心亦可谓良苦。既然他并不因“干时晚”而悔弃求取一第之“前心”，具有“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难归”之想，那么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一举参差便缩头”呢？而且既有此追求一第之毅力，又急于“干时”，那么又怎会“不识朝、不识市”呢？在方干诗中，不难见到他长年奔波于干时求第途中的踪迹。其《新正》诗云：“每见新正雪，长思故园春。云西斜去雁，江上未归人。又一年为客，何媒得到秦。”末句即感喟怎样才能干时求荐，为人援引入京获第。诗中“每见”、“长思”、“又一年”诸语，均表明其长年多次奔趋于求第途中。对此，《唐才子传》所记是较合符事实的：“（方）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7，见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26页。）即指出他早年即曾奔波举场，人情冷暖倍尝， 而后才失意而归的经历。《唐诗纪事》又记方干“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遂归镜湖。”（注：计有功：《唐诗纪事》卷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更明确记载方干归隐镜湖前曾有应十余举之经历。
如前所述，方干求第觅仕之心如此之殷切与坚定，以后为何又稍息下来，归隐镜湖呢？而当他归隐镜湖时，曹松又为他发出了“包含教化剩搜罗，句出东瓯奈峭何。世路不妨平处少，才人唯是屈声多”（注：《全唐诗》卷71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42页。）的不平之鸣， 其卒后韦庄等人又有称其“衔冤抱恨”之奏，怀有“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之虞？其原因除了才高名盛而竟未第不仕等原因外，其“愤气”与归隐恐与所蒙受的人格之辱有关。尽管在方干诗里或典籍中，所受到的为人争延纳与举荐的记载并不少，而在举场中的艰辛与蒙受的耻辱则极少具体的记叙。不过此中的艰难与委屈，只要从他连应十余举而未第的遭遇，联系到其他同遭遇的举子们在其诗文中大量记叙的人生境遇与心路旅程即可窥见。更何况方干又有其特殊的人生缺憾。《唐语林》卷七记载“方干貌陋唇缺”，“人多目干为‘方开袴’”。（注：王谠：《唐语林》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9页。）可知方干“貌陋唇缺”，多为人所戏谑。《方玄英先生传》即记“（方干）始谒钱塘守姚公合，公视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览卷，骇目变容而叹之。”可见贤如姚合，方干亦因貌寝兔缺而曾为姚合所卑所侮，则其蒙受他人之侮当是不言而喻的，而他的归隐即与此有关。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八载：“方十四郎干为人唇缺，连历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此论，遂归镜湖。”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侮。这一因身体缺陷而蒙受的侮辱挫折最是令人屈辱难堪的，怪不得人们要为他发出“衔冤抱恨”、“屈声多”的不平之鸣。而方干为此而归隐虽不失明智，却也是出于不得已之无奈，与翁洮所粉饰的“不爱春宫分桂树”云云可谓相去甚远。
二
方干为睦州桐庐人，因其“在世日，只向镜湖居”而赢得镜湖处士的称号。不过他虽以隐居镜湖出名，在早年却仍有一段为人所忽视的隐居于桐庐的经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十九记方干“隐会稽之镜湖及江东”。此处江东指何地？根据方干生平经历当指睦州桐庐。方干有《思桐庐旧居便送鉴上人》诗，中云“莫道东南路不赊，思归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双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在《项洙处士画水墨钓鱼台》中他也说过“我家曾寄双台下”。可见方干在桐庐严光钓台旁有旧居。方干又有《初归故里献侯郎中》诗，中云：“常思旧里欲归难，已作归心即自宽。此日早知无爵位，当时便合把渔竿。”此诗作于咸通九年（868）方干年老暂回睦州时。诗中“此日”与“当时”对举， “当时”即指早年居桐庐时，而“当时便合把渔竿”，其意乃居桐庐时本应把握紧渔竿，言下有翻悔未能安于隐钓而外出觅仕之意。又有《德政上睦州胡中丞》诗，中云：“上德由来合动天，旌旗到日是丰年。……岂唯里巷皆苏息，犹有恩波及钓船。”后一句即谓自己隐钓之事。此诗难于确切系年，但从其《别胡中丞》诗之“二年朝夜见双旌”句及方干生平、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所载历任睦州刺史之情况，似即大和四、五年左右方干二十多岁时隐居故里睦州之作。他隐居桐庐事周朴《寄处士方干》诗亦可为证：“桐庐江水闲，终日对柴关。……钓舟春岸泊，庭树晚莺还。莫便求栖隐，桂枝堪恨颜。”（注：《全唐诗》卷673，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97页。）当然此时方干之隐钓亦非为隐而隐，乃与大多数唐士子一样，在早年多有一段隐居读书的时期，其目的乃为今后求取功名做准备。方干的《别胡中丞》之行即是为觅举求仕，故有“吹嘘若自毫端出，羽翼应从肉上生”的干谒之句。因此，从方干的最初隐居时起，他就将折桂入仕作为自己人生的道路与目标，而这又深刻影响到他之后隐居镜湖的生活与心态。
方干何时从桐庐故居移隐于镜湖，现已未能确考。其时间又有不同的记载。《方玄英先生传》谓其“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而《鉴戒录》则记在“连历十余举”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所记较宽泛，谓方干“唐末举进士不第，隐镜湖上。”上述说法均未记具体时间。较具体的记载又有二说：《唐才子传》记于大中中；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记于宣宗时，实略同于《唐才子传》。此其一。其二，《唐百家诗选》称方干“咸通中进士不第，隐会稽之镜湖。”其实上述二说均嫌过晚。考李群玉《赠方处士兼以写别》诗即云“镜湖春水绿，越客忆归否？”（注：《全唐诗》卷568，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76页。）据陶敏先生《李群玉年谱稿》（注：《中国韵文学刊》总第5期。），此诗之方处士即方干， 诗作于宣宗大中二年（848）方干在广州时。据此可知此时方干已隐居于镜湖了。 又方干有《寄普州贾司仓岛》诗。《唐诗纪事》卷四○贾岛条载岛“自长江迁普州司马，方干自镜湖寄诗曰：乱山重复迭……。”（注：计有功：《唐诗纪事》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页。 ）检苏绛《贾司仓墓志铭》记：“岛会昌癸亥岁七月二十八日终于郡官舍，……未及浃旬，又转授晋（按应作普）州司户参军。”（注：苏绛：《全唐文》卷763《贾司仓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8页。 ）会昌癸亥岁即会昌三年（843）。 则约于是年八月方干自镜湖寄诗给贾岛。如是方干此时已隐居于镜湖，正不必迟至大中时。这是目前所能考知的方干隐居镜湖的最早时间。当然其始隐镜湖，恐又在此前一段时间中。此后方干即隐居并终老于此，赢得了时人及后人对其隐居生活的广泛赞誉。
三
方干之所以赢得盛名，除了其诗歌成就外，更与他的“不谓高名下，终全玉雪身”（注：《全唐诗》卷67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7669页。）紧密相关。他闲云野鹤似的闲逸萧散的隐士生活与风度获得了人们的欣慕与赞誉。因此，了解与展现方干的隐居生活情景与风度，乃是研究方干其人的重要方面之一。
在后人的心目中，方干的隐逸生活是那样地潇洒自如，那样地和谐美好。宋《嘉泰会稽志》卷十五谓方干“隐于会稽，渔于镜湖，萧然山水间，以诗自放。”《唐才子传》对方干的隐居生活更有较具体的充满诗意的概述：“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7，见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29页。）这一后人的简略描写， 颇能展现方干隐居生活及神态的大体风貌。贯休在《春晚访镜湖方干》诗中说：“幽居湖北滨，相访值残春。路远诸峰雨，时多擉鳖人。蒸花初酿酒，渔艇劣容身。莫讶频来此，伊余亦隐沦。”（注：《全唐诗》卷834，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9407页。）从末二句可见贯休对方干隐逸生活的欣羡之情。
旁观者眼中的方干隐居环境与生活如此，而方干自己在诗中也确有不少诗作展现了他的隐居生活与心态。如《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轻棹往返颇谐素心因成四韵》、《鉴湖西岛言事》、《山中言事》等诗歌很典型地描叙了方干在湖上山中的隐居生活。方干确实喜爱这美好幽静的大自然，也时尔沉醉其中，故能“倚枕亦吟行亦醉”、“朝昏只处自由间”。他在山光水色的徜徉中颇具有隐逸者的令人欣羡的潇洒与浪漫，也展现出几分脱俗的慵散与倨傲。他的《山中即事》诗即将隐逸闲适的一面展现出来：“趋世非身事，山中适性情。野花多异色，幽鸟少凡声。树影搜凉卧，苔光破碧行。闲寻采药处，仙路渐分明。”故旁人难免要欣慕他的隐居生活。但我以为方干的隐居生活虽不无上述似若白云孤鹤、超凡脱俗的沉醉与潇洒的一面，也时尔有山中高人傲视荣华名利的慷慨愤激之言。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其内心深处的思想与心态却绝非总是如此超脱与平静恬淡，人们未免美化了他的隐居生活，忽视了他内心深处的遗憾与不平。
这一美化与忽视肇始于方干的友人。除上举的翁洮、吴融外，李群玉也是如此。他赞誉方干云：“楚国傲名客，九州遍芳声。白衣谢簪绂，云卧重岩扃。”（注：《全唐诗》卷568，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6583页。）谓方干“傲名”、“谢簪绂”，似乎方干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与方干同时的唐人尚且如此看待，难免元代的辛文房要称方干“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注：辛文房：《唐才子传》卷7， 见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了。 我们且不论方干“早岁谐计往来两京”、“连历十余举”时有无功名利禄之心，就以他后来归隐会稽镜湖之后而论，是否即“无复荣辱之念”呢？从上引方干诗歌中，除了其隐逸的惬意一面外，难道就没有身处“荒僻地”、“岁计有时添橡实”的贫寒的遗憾么？他的《偶作》诗即云：“夜学事须凭雪照，朝厨怎奈绝烟何！”《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亦谓“文字不得力，桑麻难救贫。”可见其生计的贫乏，甚至夜学而无灯火之资，晨餐因贫而断绝炊烟。这贫困的生活给他的隐居生活涂抹上一层浓郁的阴影。而他的《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轻棹往返颇谐素心因成四韵》诗对其隐居所感慨的“古贤暮齿方如此，多笑愚儒鬓未斑”之类的诗句，颇能见出其心态的点睛之笔。在他看来，古代贤人的隐居，多是在功成名就人老退仕时，而自己的隐居却与古代贤者不同，是在两鬓未白应该大有作为的青壮年时。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着他未甘于隐居的心意。他在另一首也题为《山中言事》的诗中又感慨道：“山阴钓叟无知己，窥镜挦多鬓欲空。”诗中的知己指谁？绝非同他一样的隐逸者或诗友，而是专指在上位，能提携人的官吏们。诗中的慨叹“无知己”，难道不正表明他对在上者的未能荐拔自己而深表遗憾么？而窥镜鬓欲空云云也正流露出他求仕未成而年光匆匆流逝的伤心焦虑。因此既然世上已无提携自己步入仕途，实现自己匡时济世理想的在上者，他的心情也就颇为愤慨而语带感慨讥讽了。他那“应向此溪成白头”、“可要王侯知姓名”的看似蔑视王侯的孤傲与超脱，实际上正是追求不得之后的一种深沉失落感的逆向心理表现，我们切不可为其表象所迷惑，以为他真的是蔑视功名与荣华了。
为了更充分展现方干这一心理，不妨再看看其他类似诗句。其《镜中别业二首》之一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身外无能事，头宜白此峰。”《越中言事二首》之二云：“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终岁逍遥仁术内，无名甘老买臣乡。”《郭中山居》云：“公卿若便遗名姓，却与禽鱼作往还。”这些诗句的表情方式正与上述类同。在看似带有几分超脱、自傲与自知之明中，实蕴含着内心的愤激与无奈。它用极为含蓄巧妙而又得体的方式向在上位者表示了自己对功名的追求与希冀。方干曾在《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诗中说：“未必圣明代，长将云水亲。知音不延荐，何路出泥尘。”其未甘心隐钓，而求人荐举之意极为显然。以此而解读上述诗句则其意自见。即以“无名甘老买臣乡”句而言，其意乃特地以乡贤朱买臣由隐而被征召显达的历史范例自况，谕请当时的浙东观察使王沨举荐自己，其求名求荐之心并不难见。他在《出山寄苏从事》一诗中所自白的“寸心似火频求荐，两鬓如霜始息机”，清楚地表明方干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曾是那样地孜孜不倦，有不得功名即使年老也不甘于默默归隐的心境。而他这一如饥似渴的求取功名之心，只是在双鬓霜白之后才逐渐有所松缓。既然他所言如此，怎能说方干是位“白衣谢簪绂”的“傲名客”，其隐居镜湖后即“无复荣辱之念”呢！
大量的事实说明方干在隐居镜湖的会昌三年（公元843， 他时年33）后，绝非“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从此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而是仍不断地求荐求仕，可谓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只不过其魏阙之想并不太妨碍他对萧然山水间的自由生活的祈慕与沉醉，他依然禀有渔翁的啸傲与潇洒。这可以说是方干隐逸生活的一个特点。
前文说过方干早年隐居睦州时，将折桂入仕作为人生的道路与目标，直至理想受挫不得不隐居镜湖后，他依然未抛弃前心。这一心理首先表现在他有关垂钓的诗中。他曾在《送婺州许评事》诗中说：“笑我中年更愚僻，醉醒多在钓鱼矶。”所谓“愚僻”即是前所言的古代前贤退隐乃在年老功就致仕时，而他自己则未到中年已隐退于钓鱼矶，如此不合古贤人之用世之举，非愚僻而何！当然此处的“愚僻”乃出于不得已的苦衷，并非甘心如此。这可从其数首涉及周文王征聘吕尚之典有关钓鱼的诗句，如《题玉笋山张处士》：“世人呼尔为渔叟，尔学钓璜非钓鱼。”明白方干之隐钓，一方面虽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也怀有以隐邀名干禄之意，即至“白首”，也依然怀有“钓璜非钓鱼”之心，故每于诗中则从不同角度流露此意。
其次，既然方干之隐钓怀有上述用意，那么他的屡屡干谒求荐也就在意想之中了。读其诗，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即使在归隐镜湖后，他与地方官员的不少来往诗作，在末尾总不忘婉转求人举荐录用。除上文已举者外，再略举数例以申明之：《漳州阳亭言事寄于使君》云：“鲤鱼纵是凡鳞鬣，得在膺门合作龙”；《上处州段郎申》：“寒潭是处清连底，宾席何心望食鱼”；《尚书新创敌楼二首》：“常闻大厦堪栖息，燕雀心知不敢言。”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尽管方干已过着隐逸生活，在世人中造就了“高隐”的形象，但他直到晚年也未泯尽求仕致用之心。用他《山中》一诗来说就是“未甘明圣日，终作钓鱼翁”。方干这一心迹宋代的葛立方已窥察出来，谓“方干隐居鉴湖，任情于渔钓，似无心于仕宦者。观《山中言事》诗云：‘山阴钓叟无知己，窥镜挦多鬓欲空’，《别胡中丞》云‘吹嘘若自毫端出，羽翼应从肉上生’等语，岂全能忘情者邪！”（注：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1，见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3页。）在方干当时， 曹松在《赠镜湖处士方干二首》中似也察觉了方干躁动的心态：“只拟应星眠越绝，唯将丽什当高勋……他时莫为三征起，门外沙鸥觧笑君。”有趣的是，曹松的这一讽谕差点成了历史的真实。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至唐僖宗乾符元年（873—874），曾当过隐士的王龟为浙东观察使时，方干年已六十五，可谓老矣。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多中，方干干谒颂扬哭吊王龟之作即有七首。这些诗作大都是出于求仕求名的目的而作的干谒之什。其中《献王大夫》诗末云：“不信重言通造化，须臾便可变荣衰。”其求仕之意显然。由隐而仕的王龟深会其意。史载，“王公将荐之于朝，谓吴子华为表章。无何公遭疾而卒，事不谐矣。”（注：沈约：《宋书》卷2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5页。 ）为此，当王龟表荐方干时，方干曾有《谢王大夫奏表》诗：“非唯言下变荣衰，大海可倾山可移。如剖夜光归暗室，似驱春气入寒枝。死灰到底翻腾焰，朽骨随头却长肥。便杀微躬身何益，生成恩重报无期。”在方干看来，王龟的一表荐书，使他绝处逢生，重恩而杀身难报，其感激涕零之情何等深切。此时，他求仕愿望即将实现，衰荣瞬变的欢快流溢于言表。有见于此时方干在功名利禄之前的无限欣喜与感激，谁还能说方干已是一位“无复荣辱之念”的“高隐”？要不是王龟的不幸猝然逝去，谁又能保证方干最终会“九霄无鹤板，双鬓老渔舟”（注：《全唐诗》卷659，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63页。），而老来春风得意， 弃隐而为官呢！
方干的隐居道路及其心态，是晚唐隐居士子的突出典型。尽管他的隐名获得了当世的盛誉，但严格上讲，他并不是一位能超脱凡俗的真隐。明于此，就能理解为何两《唐书》的隐逸传均未为方干立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