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宋代论文,天涯海角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2-0061-07 既往对于广西“天涯海角”的研究①，提出了历史上广西“天涯海角”的地理概念，分析其形成的政治地理因素，并且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历代对广西“天涯海角”的描述与吟咏所体现出的思想情感，然而这些研究还没有涉及“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形成本身所体现的一种文化观念的变化。从文化空间理论分析，《岭外代答》中“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的记录，不单是一种地理空间划分的变化，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观念变迁的产物，通过对于宋代广西“天涯海角”地理标志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宋代的士大夫的思想观念。 本文主要通过对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进行文本分析，同时结合文化空间理论进行研究。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到史部地理类，是他们任官广西，或亲身经历或听人传闻，对南宋时广西所作的翔实记录，包括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文遗迹、草木鱼虫、风俗特产，海外贸易等等，成为研究宋代广西情况的珍贵而可靠的史料。既往的研究多是从其史料价值出发，而忽视了范成大周去非等，作为南下的士大夫，在翔实的记录背后无不蕴藏着作者自身的思想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更利于我们揭示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的变化在构建“天涯海角”这一地理标志时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一 地理国界 南宋偏安一隅，加强了对于广西的开发与管理。随着士大夫大量地南下广西，加深了对于广西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一背景下空间边界的观念也在士大夫的叙述中进行着重构，新的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天涯海角”开始出现。“广西‘天涯海角’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周去非所作《岭外代答》一书中”②，这一边界观念，在后世也不断得到士大夫的关注与吟咏③。 “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的标志源自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天涯海角”条的记录“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④。“周去非所记的‘天涯海角’条目，是我国最早有地物标志和有实地可指的‘天涯海角’的书面记载”⑤。这一地理概念是由人文景观“天涯亭”、“海角亭”以及行政区划“钦州”(今钦州)、“廉州”(今合浦)所组成，不同于山川河流所形成的自然边界，这一地理观念的形成更加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结果，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所持有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天涯海角”背后体现的边界观念，与实际的地理国界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交趾的独立，以及南宋赐名“安南国”，承认其独立地位，在广西的地理空间上国界概念逐渐清晰起来。宋朝与交趾之间的边界，不仅是以战争的博弈，也是在相互协调下加以确定的，如《宋史》中出现的边界的协商与调整，“元丰五年……又遣其臣黎文盛来广西办理顺安、归化境界……元祐中，又数上表求勿恶、勿阳峒地，诏不许。”⑥事实上交趾的独立，从五代末即已经开始，但真正让宋朝放弃了统一意图则是在宋神宗的熙宁之战后，宋朝对其独立的承认则始于宋孝宗时赐其国名“安南国”，这样在广西南部出现了一条事实上的国界。由坐落在钦州的“天涯亭”与位于廉州的“海角亭”所组成的“天涯海角”，便位于这一国界线附近，周去非“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⑦的叙述，无疑是对“天涯海角”这一边缘界限的概念从现实地理边界角度所作的一种诠释，“天涯海角”似乎是当时地理国界的体现。尹国蔚也认为“天涯海角”的出现与此有关，“直到五代后期与北宋相交之际，越南开始脱离中国，钦廉沿海开始成为由海入交州的起始点，形成了这里作为‘天涯海角’的政治地理背景。”⑧ 二 文化边界 “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观念又不是单纯的地理国界的反映。在文化空间理论中，刘苑如等著《空间、地域与文化》认为“空间的表征并非只是一种物理的表现，它涉及了个人对于空间讯息的思考、推理和操作。因此，透过空间表征所表述的空间就不再是静态不变的物质，也非纯然的想象，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⑨。福柯提出地理观念背后流露出权力的掌控，“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⑩，葛兆光认为空间的观念潜含着文化与身份的认同，“空间划分与描述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地理空间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11)。“天涯海角”作为地理标志，在体现空间国界划分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或权力关系的产物，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虽然包括了今广东与广西的岭外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岭外仍然被归于“南蛮”之中，并且认为其为“荒服”，“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2)单独作《岭南序略》，介绍其历史沿革与民族习俗，甚至比其他归入到“南蛮”的境内少数民族在观念上还要偏远，如《南蛮序略》中境内少数民族被归于“要服”，“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13)。而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要服”与“荒服”处于不同的权力地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14)。因而在唐代隔绝内地与岭外的地理标志五岭也常被视为华夷南界，如唐代狄仁杰就认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5)。以及作为世界南端的标志，如《旧唐书·太宗纪下》：“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16)。这样唐代实际统治下的国境南端，与文化观念上的世界南界并不一致。而这种地理标志的出现与存在，又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这一边界观念，随着南宋对于岭外特别是广西的接纳与认同，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在《通典》中作为“南蛮”的岭外渐渐被海南所取代，而岭外则融入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中，开始接纳进中华文化圈之中。五岭也因这一认同的文化心态，在周去非的叙述下从隔绝的天堑变为沟通的渠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17)。随着华夏文化圈南下扩展，岭外渐渐融入进“我者”，海南和“黎”则更加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如我们分析《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的体例内容后会发现，《桂海虞衡志》体例中的《志蛮》在《岭外代答》中则变为了《外国门》和《蛮俗门》。《岭外代答》大量借鉴甚至照抄《桂海虞衡志》，其中《蛮俗门》多是对于《桂海虞衡志·志蛮》的剪裁与抄录，其组成基本上是境内的少数民族。《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为其所自创，主要叙述境外国家，但是周去非却把“海外黎蛮”放在《外国门》较为靠前的地方，这一顺序及内容与范成大的不同之处，表明周去非不是简单地因循或照搬，而是有意为之，流露出自身的一种文化观念。在稍后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其借鉴了《岭外代答》的域外内容，但关于海南与“黎”上又对《岭外代答》的体例进行了改变，在《诸蕃志》中海南与“黎”虽未在《志国》中出现，却特别在《志物》中出现，尤其是其对于海南的论述，类似于《通典》中岭外的记述，先介绍州县沿革再叙述“黎”，《诸蕃志》是只记录海外国家的，而这里专门记录海南与“黎”，可见在当时的士大夫的心目中，海南与“黎”虽然事实上处在国境之内，但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似乎游离于一种文化边界之外，类似于“外国”，而又不能归入到“外国”之中。这一点在正史中也有体现，《宋史》的《蛮夷传》不同于之前正史的《南蛮传》，其范围内容不仅从域外国家转向了境内少数民族，而且《蛮夷传》中的称呼也从部族名称转向了羁縻州隶属州的名称，但是“黎”仍以部族名称命名为“黎洞”，这一名称与《宋会要》中的记载相同，可见其反映的是宋代国史的情况。以羁縻州隶属州名称代替部族名称体现了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内化与管理的加强，而“黎洞”作为部族名称的突出，其实体现了一种与周去非类似的对于“黎”的区别和疏远观念。 在周去非、赵汝适的叙述中，海南与“黎”所游离的这一文化边界，无疑是以“天涯海角”为标志的宋代士大夫自我文明的认同所界定的，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南下扩展的过程中，对文化边界的重构，同时也是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复杂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这使我们更加确认了“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不是国界地理的简单重合，更加是一种文化边界上区别他者，凸现我者的文化空间划分。 三 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 “天涯海角”文化边界的形成，流露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岭外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变化。分析成书于南宋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我们可以发现以周去非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接触与了解的过程中，对广西产生了一种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的文化心态上的转变，这成为“天涯海角”形成的文化因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些看法，呈现出一种隔绝冷漠，甚至充满歧视的眼光。如《自序》中自己要赴任广西“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18)。对范成大的一些赞美广西的言论，内地的士大夫甚至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既不相信也不愿意接纳进他们的视野之中，“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信”(19)。这一观念即使范成大试图以引用前人诗作等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论证也往往难以扭转，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内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种冷漠隔绝的排斥心理。“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20)。然而周去非写作《岭外代答》时，在《序》中已经要说“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21)，正因为大量的询问难以简单的口头解释，于是周去非写作了《岭外代答》，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两种截然的态度，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渐渐由隔绝冷漠变为关心了解。 事实不止是一种关注态度的改变，这些笔记的作者，同时也是以南下的内地士大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如“广右”这一名称的使用，“广右无酒禁”(22)，类似“江左”同是一种以北方为坐标观察南方所产生的概念。而且其写作的目的也是要把岭外广西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用一种士大夫所认可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形成一种认同的文化形象，以实现范成大、周去非等希望的内地士大夫对广西在文化心态上的接纳与认同，因而在笔记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他们沟通的对象是当时江浙福建等内地的士大夫，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雁”条，广西无雁，“余在静江数年，未尝见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说”(23)，雁并非广西的物产，本是没有介绍的必要，但这却是内地士大夫所关心与希望了解的，如范成大《骖鸾录》中就发出了“世传阳鸟不过衡山，至此而回。然闻桂林尚有雁声”(24)的疑问，此时范成大尚未至广西，这一问题无疑代表了当时内地士大夫的好奇与心声，周去非对于这一条的记述，可以论证传统衡阳回雁峰的观念，类似的如“竹”条与内地相比较“江浙间斑竹，直一沁痕而无晕也”(25)，“南山茶”条“别自有一种，叶厚硬，花深红，如中州所出者”(26)，如“榕”条“榕，闽中亦有之”(27)。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柚子”条，“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28)，如石栗条“发病，北人或呼为海胡桃”(29)都是类似的例子，似乎是在与内地的士大夫进行着对话。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记录，不单是一种个体偶然对广西产生的兴趣，同时也是当时南下的内地士大夫通过对广西的叙述，希望以此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群体，让他们了解广西，从文化上包容接纳进自身文化之中。 这种对于广西的接纳包容不单是打破原有的隔绝无知的状态，沟通岭外与中州的文化上的联系，介绍岭外广西，更细化为在对于广西的历史叙述中，时时存在着士大夫从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出发，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上的改造与融合。 这种改造体现在沟通外界，打消隔膜，通过强调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加强岭外广西与中原文明历史传统上的联系，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认识中来，实现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类似王明珂《华夏边缘》中强调祖源的共同历史记忆在改变族群认同与实现春秋时吴国华夏化中的作用，“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30)，潜含着一种通过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来突出广西与中原历史联系的文化改造，更加强调了广西当地与中原文明的继承与联系，以完成文化心态上对于广西的接纳。如《岭外代答》“鸡卜”条，要追溯到汉武帝“昔汉武奉越祠鸡卜，其法无传，今始记之”(31)，如“茅卜”条要论述到《易》“余以为此法，即《易》卦之世应揲蓍也。尝闻楚人篿卜，今见之”(32)，如“蜮”条要印证《书传》，把当地人称为“十二时”的生物附会为“蜮”，“余曰：‘非所谓蜮者欤？’生曰：‘然，书传所载，即是物也’”(33)，如“大蒿”条要以此来论证《礼记》中的蒿官，“古有蒿柱之说，岂其类乎？”(34)如“蜼”条“夫兽能以尾窒鼻御雨，斯亦智矣，其登于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35)可以印证《周礼》的疏，“河鱼”条甚至让周去非解决了《左传》中意义难定的隐语“《左氏》‘河鱼腹疾’语，迄无定说……因悟申叔时河鱼之说”(36)等等，这些都是广西当地固有的习俗与物产，是否真如周去非所谓儒家经典在当代的孑遗尚难考证，但在这种叙述下广西不仅摆脱了“蛮”的文化形象，而且与中州历史经典发生了联系。这些都是中州士大夫所关心和了解的事物，通过加强与儒家经典的联系，易于使士大夫转变对于广西的文化归属感，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叙述与文化之中。而这种加强广西事物与中原历史文化联系的改造，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丰富与强化。通过这种改造，岭外广西从一个似乎异质的蛮荒文化一下子在这种联系下与中原文明溯源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其存在也从反面加强和印证了这一文化传统，强化了中原与广西的文化认同与联系。 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士大夫所带回的文化融合下的广西的意象与观念，也在当时的内地士大夫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传抄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如南宋晚期黄震的《黄氏日抄》就专门抄录了《桂海虞衡志》，其在抄录之外还详加评论，表明了他对此书的重视。《桂海虞衡志》也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周密《齐东野语》、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所引用，又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等书目所著录。而这一时期我们同样可以从《岭外代答》的著录情况，了解到当时士人对此书的重视。据杨武泉考证当时此书即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事实上这些书籍的传播，要比著录的情况更加广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文化心态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扩散。 从这样的文化心态出发，经过当时任官或游历于此地的南宋士大夫的详细的考察，他们以一种南下的士大夫的视野，从中原文化的传统中入手，包容和改造当地的固有形象，使其形成一种内地士大夫所认同的文化形态，进而从文化观念上把对广西的隔绝冷漠的心态，转化为和谐一体的认同，使广西在文化心态上融入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四 认同下的历史诠释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了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37)在广西“天涯海角”形成背后，亦是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认同的形成过程，同样存在着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构建过程。 在《通典·州郡典》中杜佑采取的叙述体例，把天象星辰与空间划分相联系，并叙述人间的风俗，进而把其以体现权力秩序的九州、十二州的顺序加以编排。这样的历史叙述下，现实的地理空间观念，不仅与宇宙天象而且与上古帝王联系起来，这样九州乃至十二州的历史叙述，就在这种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而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秩序感。 然而这一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重新诠释的过程。一种是上古的历史记忆，他们往往与儒家经典理念联系在一起，“九州之区域，在昔颛顼及于陶唐，分而为九，其制最大。”(38)而在这一历史记忆下，岭南并不包括在其中，“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也。”(39)另一种是中古的历史记忆，虽然其也追溯到周代，但更多地论述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与政制完善，“凡国之分野，上配天象，始于周季，定其十三。”(40)在这一历史记忆中，岭外所在的越地，又是包括在其中，“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得汉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41)这样中古的历史记忆即秦汉以来的现实的地理沿革，与上古的历史记忆之间在关于岭外的观念上并不一致，这样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下，就必然存在一个通过重新诠释而加以统合的问题。 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杜佑对岭南被纳入“古越地”之中产生了质疑，“又按越之本封，在于会稽，至勾践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号称霸王，正当战国之时，凡得百四十二岁。后至秦汉，方有闽摇。虽虚引其历代兴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赵佗奄有，时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准的，凡为著述，诚要审详……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42)也即秦汉以来对于岭外地理沿革的历史记忆，难以与儒家理念的上古历史记忆衔接起来，在这一重新诠释中，杜佑所采取的是对于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帝王代纪》的质疑，表明在上古历史记忆与中古的历史记忆的选择上，杜佑选择了上古历史记忆作为准的，把现实的政治制度归入到大的历史传统之中。杜佑在《州郡典》最终采纳了上古历史记忆的九州作为叙述体例，同时又把历代的沿革纳入其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3)。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杜佑的诠释的过程是要把现实的中古历史记忆，纳入到了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之中。 杜佑这种重新诠释的背后，一方面表明杜佑把儒家的理念置于现实的统治之上，作为统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对于岭外包括广西的复杂而冲突的文化观念以及“五岭”作为地理标志背后“国界南端”与“世界南端”的矛盾，杜佑在观念上追溯一种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因而突出了岭外的“蛮”的观念，同时秦汉以来强化了岭外的统治，其成为历代政权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在《州郡典》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4)。岭外即越地被纳入《州郡典》的历史叙述中；同时在《边防典》中，又把岭南整个的归入到了“南蛮”之中，单独作《岭南序略》，并认为“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45) 同样在南宋时专门记录了广西情况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中在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的重构过程。如对“交趾”的考证。 这里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交趾”这一地理的概念，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46)，“交趾”所指代的是南方广大的“蛮”，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是当时的士大夫在与“蛮”的接触中无法回避的传统观点，更由于其出于儒家经典而使得其在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一种无可置疑的合理性，这增加了当时士大夫接纳广西，使其融入华夏的困难。而在中古的历史记忆中，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中，交趾则具化为一个行政区划，在周去非与范成大对于交趾的考证中，不单单是为了论证一个在当时由于安南的独立而已经逐渐外化的地理概念，如在《岭外代答》中安南被归入《外国门》，而是在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加以重新诠释的过程中，重构对于广西与“蛮”的文化心态。 范成大与周去非对于“交趾”的考证，首先从中古的历史记忆出发，进而怀疑上古的历史记忆，范成大质疑“历代置守，今独为蛮方”(47)，进而认为“今安南地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与华无异”(48)，周去非论证“余至钦，见夫黑齿跣足，皂其衣裳者，人耳，乌睹所谓足无节，身有毛者哉？”(49)范成大用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周去非则侧重现实统治下的亲闻经历，提出对于上古经典的历史记忆的质疑，这里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在范成大与周去非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杜佑正好相反的过程，突出了中古的历史沿革，而忽略与质疑了上古的历史记忆。然而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作为儒家经典的思想资源，又使得范成大与周去非，难以像杜佑那样直接以否定的形式加以改变，于是他们采取了重新诠释的方式，周去非采取的措施是把其限定到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人言道州诸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县与道接畛，间产一二诸儒，窃意南定县如恭城也。不然，岂其人足皆无节而能更相扶耶？间受戾气，遂以得名，意当如此。”(50)而范成大则把其重新归入一个更遥远的区域，“或传安南有播流山，环数百里，皆如铁围，不可攀跻，中有土田，唯一窍可入，而尝自窒之，人物诡怪，不与外人通。疑此是古交趾地，必有能辨之者。”(51)在这种观念的挪移之中，使得传统观念下的偏见和歧视被驱离到一个更加遥远和狭小的空间中去，这一过程中，周去非与范成大，弱化了上古历史记忆，忽略了其作为经典的典范性，突出了中古历史记忆中的地理沿革与历史联系，实现了儒家经典中作为文化观念的“蛮”的范围的缩小与概念的转移，这样在范成大、周去非的历史叙述下，岭外广西的文化观念，也就有了脱离了“蛮”的概念，而与中原内地有了趋同的可能性。 这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从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理论出发，无论是杜佑或周去非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都并非是简单的怀疑或否定，而是要以传统的经典或思想的诠释作为思维的工具，表达着士大夫更为内在的观念与思想。在这种诠释背后，宋代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发生了改变，而“天涯海角”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成为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新的标志。 五 结语 在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第一次记录了宋代广西作为地理标志的“天涯海角”。“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既与宋代日渐清晰的地理国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宋代与安南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同时“天涯海角”的观念，更加作为一种文化边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在对广西接触与了解增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心态上的变化。在这种认同的文化心态下，随着南宋士大夫的叙述与描写，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诠释，岭外广西被容纳进华夏文化之中，构建了“天涯海角”，作为宋代华夏世界的新的南端。 ①现阶段广西“天涯海角”的研究有尹国蔚：《“天涯海角”考》，《热带地理》2003年第1期；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考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文学概说》，《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②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考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详见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文学概说》，《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④[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8～39页。 ⑤尹国蔚：《广西“天涯海角”文学概说》，《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⑥《宋史》卷488《外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69～14070页。 ⑦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第53页。 ⑧尹国蔚：《“天涯海角”考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⑨刘苑如、李丰楙主编：《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导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1页。 ⑩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11)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0页。 (12)[唐]杜佑：《通典》卷188，(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79页。 (13)《通典》卷187，(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40页。 (14)[春秋]左丘明著，[唐]韦昭注：《国语》卷1《周语上》，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5)[五代]刘询：《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9页。 (16)《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页。 (1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 (18)[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19)[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页。 (20)[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21)[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2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2页。 (23)[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72页。 (24)[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6页。 (2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96页。 (26)[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28页。 (27)[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90页。 (28)[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3页。 (29)[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1页。 (30)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台北允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56页。 (31)[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42页。 (3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44页。 (33)[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7页。 (34)[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9页。 (3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5页。 (36)[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3页。 (3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38)《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4页。 (39)《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7页。 (40)《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8页。 (41)《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90页。 (42)《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91页。 (43)《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95页。 (44)《通典》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95页。 (45)《通典》卷188，(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79页。 (46)《礼记正义》卷12《王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 (47)[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48)[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49)[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08页。 (5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08页。 (51)[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