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演进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理性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著述层出不尽，观点众说纷纭。例如，马克思早期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及其与现代某些思想流派的思想联系问题，就是争议已久的问题。从本专栏发表的如下两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分歧仍然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给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以发表的机会，通过正常的争鸣来解决这类分歧。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然而，究竟什么叫“研究”，不同哲学路线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所谓“研究”，绝不是囿于观念领域的单纯逻辑演绎和概念推演，而是尽力将针对“副本”（观念）的批判提升为针对“原本”（现实）的批判，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出发去揭示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言而喻，这样的研究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解决由现实问题所引起的使研究者“苦恼的疑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困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例如，不通过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来弄清伴随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而产生的所谓“技术理性危机”、“文化危机”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实质，我们能够正确地判定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批判”的价值吗？而对于并不关心现实问题，从而毕生都不发生马克思遇到的那种令自己“苦恼的疑问”的“研究”者来说，所谓“研究”也无非是单纯处理思想资料的过程。由于远离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探讨不同时期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表面形式的类比，或者对原有概念重新排列组合，其结果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生造出种种主观随意性很大的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即使是哲学史的研究，也不能满足于单纯与思想资料打交道，也要正确处理“副本”和“原本”的关系问题，以便通过对相应历史的实际生活的认真研究，透彻地揭示相继出现的哲学观念的实质及其相互联系，从而为解决现实紧迫的课题提供哲学启示。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为榜样，树立科学研究所应有的价值观。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来源于对紧迫社会问题的关心，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解决这种“苦恼的疑问”而“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的马克思，并没有远离现实，而是以自己划时代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要真正做到像马克思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诚实的研究”，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研究的动因问题，研究的态度问题，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
在20世纪的人类文化景观中，有两个在价值取向上相互冲突、又相互关联的进程：一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模式，试图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深刻转型，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化文化模式在人的异化和生态破坏的背景中陷入了危机。这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文化转型的难度，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建构中尽力避免工业文明可能出现的弊端，建构更合理的文化模式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建构开始走向深化的时刻，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从理论渊源上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本质精神，但是，从异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在批判主题上的转换的完成，则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中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揭示从异化理论到物化理论，再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
一、思想渊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近现代哲学演进过程中，曾有一些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异化问题。例如，黑格尔曾阐述过客观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曾描述过宗教的异化，而青年马克思则主要关注人的本质活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这部手稿完成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时期，却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32年才得以问世。但是，“手稿”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变得陈旧，相反，这部手稿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培育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影响了20世纪许多理论家，包括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哲学视野，可以成为20世纪人类应付文化—历史困境的重要的文化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试图从自我意识出发超越不合理的世界，即不合理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但是，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发现，国家和政治制度，并不像黑格尔断言的那样，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反，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以私有制为特征的不合理的市民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类幸福。在1844年写成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由此，马克思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从四个基本方面揭示劳动异化的规定性。首先，异化劳动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处处可见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力量。其次，造成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蜕变成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再次，由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因此，劳动活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最后，上述三重异化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冲突与背离。
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异化的四种基本规定性时，又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属于“物的异化”，它只是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属于人的“自我异化”，它是异化的深层规定性和实质。因此，马克思指出，要变革不合理的世界，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而在于从根本上扬弃劳动活动的异化本性，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同异化的扬弃联系起来，称共产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关注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哲学。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放到19至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中加以关照，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具有两重性。
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哲学立场，它成为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批判的重要依据。在异化理论中，马克思没有停留于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一般阐释，也没有简单地把变革现存世界的使命归结于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和经济、政治体制，而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现实基础，把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即异化的扬弃置于人类解放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就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言，无论是对象化劳动的成果（如科学与大工业）还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如私有制和宗教），无论这一结果对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意义，它们都是人的劳动（人的实际活动）的结果，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才能得以理解。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关注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对人类历史的文化层面的关注，这是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文化不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一时代或每一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守的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构成基本的文化模式，而这种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从这种角度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确代表着一种文化批判立场，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理解和他对人的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被整合到20世纪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中，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本质性文化批判精神。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又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维度，但是它只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哲学理论，而在外显的层面上，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更多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这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说来，19世纪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不平等和冲突，而文化的危机与转型问题尚未从历史进程的深层凸先出来。在这种大背景中，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的异化的扬弃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复归是人的解放的核心，但他还是在现实层面上把这一问题转换为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问题，更多地期望通过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来解决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的问题，而较少地思考文化层面的冲突和异化问题，即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异己统治问题。因此，马克思在阐述异化劳动的第四重规定性，即“人从人那里的异化”时，进一步把问题引到阶级对立和私有财产问题上。他分析道，如果说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并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劳动者。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制，“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
从上述两方面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异化理论同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关联。概而言之，当20世纪的批判思想家面对着日渐显露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时，他们的确可以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哲学维度中吸取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这也正是异化理论在20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但同时必须看到，20世纪的异化现象与19世纪的异化现象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已不只是由于具体劳动产品对人的异己统治而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困境，而且越来越表现为由于技术、意识形态等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异己统治所导致的文化—历史困境。因此，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弘扬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批判精神，但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具体批判主题，其中必须完成从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批判到20世纪技术理性统治时代的文化批判的主题转换。我们发现，这种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中介完成的。
二、理论中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无疑是20世纪最有影响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思想家之一，他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又直接引导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成长与发展。他在引起巨大争议又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同时确立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而这两方面内容都集中体现于他的著名的物化理论中。无论人们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做出什么不同的评价，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关联或一致性。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他的物化理论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不被世人所知，他是通过对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理论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而形成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的。这充分体现出卢卡奇独具的理论创造性，同时也使他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比具有某些方面的新意。一方面，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批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本质；但是，另一方面，卢卡奇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而确立了不同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主题，即对技术理性等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批判。正因如此，可以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构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之间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展示上述分析结论。
首先，我们通过比较卢卡奇关于物化现象的规定性和马克思关于异化现象的规定性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卢卡奇借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来表述自己的物化概念。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解，商品拜物教主要是指发达商品经济结构具有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本性；卢卡奇认为，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给物化现象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显而易见，卢卡奇的物化定义同马克思的异化定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马克思在描述异化劳动现象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一致性不仅体现在关于物化和异化的界定上，而且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他指出，物化现象“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世界拔地而起（商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的确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把它作为能产生自身力量的隐蔽力量与之相对抗。这个人可以利用他所掌握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律知识，但是他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个过程。从主观的方面来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肯定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历史和阶级意识》，第96—97页）当我们把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规定性的这些论述同前述马克思关于“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论述加以联系和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卢卡奇物化理论和马克思异化理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其次，卢卡奇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地分析传统劳动过程中以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为表现形式的异化现象，而是把物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结合起来，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在这方面，卢卡奇吸取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席美尔的物化思想，从很多方面分析了理性化生产过程和社会机制对人的文化统治，即技术理性时代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及卢卡奇所表述的理性化时代的几种物化形式。
人的数字化。人的数字化亦即人的符号化或抽象化，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困境，它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直接相关。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依托的社会理性化进程并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的力量，相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进程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和数字化，卢卡奇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物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他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遵循着“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它在不断理性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依据商品本性和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化体系，这一专门化、理性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机制取得了超人的自律性，劳动者被整合到自律的机械体系之中，变成了抽象的数字，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活动变成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
主体的客体化。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抽象化和数字化密切相关的物化现象是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卢卡奇指出，“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同上书，第99页）
人的原子化。理性化和机械化时代的另一重要的物化形式便是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变成各自孤立的、被动的原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完全是按照物的关系和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和掩盖。用卢卡奇的话说，“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也破坏了在生产还是‘有机的’的整体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一方面，机械化也把他们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禁锢他们机械抽象规律的作用，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他们成了中介”（同上书，第100页）。
通过对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物化形式的剖析，卢卡奇比较深刻地展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由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过分发达而导致的人的文化困境。同马克思相比，卢卡奇更加注重从人的活动方式本身，即从文化层面来展示物化结构和物化现象的负面效应。从这种意义来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批判为主要形态的文化批判思路。
三、典型范例：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
马克思异化理论所蕴含的以人的存在为依据、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文化批判精神，经过卢卡奇物化理论这一中介，在20世纪的文化危机背景中被当代一些思想家转换成以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为对象的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是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典型范例。应当说，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不具备卢卡奇那样的睿智，他们未能像卢卡奇那样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前就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体悟到异化理论的精髓。但是，当马克思的手稿在1932年一发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和其他一些理论家立即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并由此发现了卢卡奇物化理论之深刻，也发现了卢卡奇物化理论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本质关联以及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对于研究20世纪人类的文化困境的极端重要性。马尔库塞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手稿发表的当年即1932年，就发表了以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当代人类的文化困境为主要内涵的专著《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这种理论和文化背景中，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把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文化批判精神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主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发达工业社会为背景的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兴起同西方文化精神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经历的文化危机直接相关。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即逻各斯）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在近现代，这种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可以凭借理性把握的手段或技术征服的办法来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最终解放和完善完满。这一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展的主要文化支撑力。
然而，在本世纪，技术理性主义文化信念开始发生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同时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人的解放，相反，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维度而陷于深刻的异化之中。在这种背景中，对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文化批判思潮开始兴起，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席美尔对现代技术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等，都是这一思潮的重要表现。相比之下，新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为全面与深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等理论最具代表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于40年代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代表作。这里的启蒙运动泛指近现代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权的各种理性启蒙思潮，其核心是技术理性主义，它强调理性万能，其目的是用知识取代神话，把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并通过人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强人的自由和本质力量。而“启蒙运动”的悲剧性辩证法就在于，它的上述目标非但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结果，启蒙退化为神话和新的迷信，对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人与人的异化，导致技术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统治人的总体力量，“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在这种条件下，人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之中，“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个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神话化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24页）
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人（单面人）的理论，表述了深刻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以此来揭示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发展的两面性。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操纵和统治的力量。这种技术统治取代了传统的政治统治，使社会统治具有了技术的性质。由于技术统治采取的形式主要不是强权和暴力，而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消遣，所以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外观。人由此被消解到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在一个似乎日益能够通过其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逐渐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哈贝马斯则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向意识形态的转变来展开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科学技术由此而具有“一种辩护的功能”，其作用是“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础”，从而维护现行制度，为之提供合法性的解释。
从上述关于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视野出发，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又进一步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文化批判主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而其中技术理性异化是他们要解决的最根本的异化问题。这样，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致力于揭示技术和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并提出了不同的扬弃技术异化的方案。马尔库塞认为，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统治力量的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出了毛病，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而要消除技术理性的操纵统治功能，就要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本主义批判意识。哈贝马斯则认为，技术异化的原因在于，以工具合理性为特征的劳动的过度发达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的交往行动，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从而使人全面物化，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因此，要消除技术异化，就必须以交往取代劳动的核心地位，确立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无论上述哪种解释，都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核心，这是因为，技术异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及其造物对人的外在统治，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已经像卢卡奇所断言的那样，内化为人的物化意识，使人成为缺少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工具性存在。因此，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解放的根本出路在于反抗和超越技术理性等异化的文化力量所形成的人的生存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视作19至20世纪人类文化批判理论演化的一个缩影。揭示这一理论发展思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人类思想演进的逻辑。同时，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思想渊源，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理论中介，以发达工业社会为批判对象的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所面对的是已经十分发达的工业社会，而我们面对的则是刚刚开始建构的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种理论，尤其不应因为对技术异化和技术理性统治的批判而妨碍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因为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过分发达而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问题，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未经历技术理性启蒙而导致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问题。但是，深刻地汲取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尽量避免科学技术过分发达可能导致的人与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生态破坏等消极后果和负面效应，以寻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同步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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