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学术关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当代论文,学术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时代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之一是不同社会中的各种学术社团在日益相互依赖与交流的同时，误解与冲突却也在增加。这种误解与冲突通常发生于不同的文化之间，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巧合的是，这种文化的差别也基本上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统一，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仅仅日本为非西方文化国家。因此国际学术关系也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一方面，主要为南北之间的关系了。尽管存在一定的富有成效的交流，但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持续。这种状况对国际教育合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成为当前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我国学术界内尚未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国际学术关系的现状加以描述和分析，从而促进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当代国际学术关系大体可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生由南方进入北方为其最主要的成分〔1〕。在1950—1978年间， 大学以上程度的在外学习的学生人数已从107，589增加到842，705〔2〕。 到2000年将会有个直线上升，在外国大学学习的人数可达250万以上， 即使升幅下降，也可以达到约200万。其中三分之一为研究生， 不少都是南方学术机构中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在北方的眼里仅是学生，但在南方看来却是学者。
美国一国之内就有33.6万外国留学生。英国是外国学生长期感兴趣的留学之处，大学生的10%是外国学生。目前南方国家之间的学术流动趋势也日益明显。印度和菲律宾接受大量来自于其他南方国家的学生。许多穆斯林学生在自己国家之外的伊斯兰大学读书。
另一个主要成分是不同社会内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期间，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都在殖民地建立大学，教师、课程、考试和管理规范由中心直接移至边缘。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维持水平”的原则以及通过援助使边缘从中心那里受益而得以合理化。这些学校为殖民地培养当地管理人员，有些资助机构将学术发展与传道任务相混淆，许多以中心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人员有准备地通过这种关系而获得进入海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的途径。
尽管这种依附关系在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得以继续，30多年来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各机构之间的学术关系已成为多元的了，无论对于中心还是边缘都是如此。比如澳大利亚的大学与海外机构有着1500种以上的联系。许多非洲的机构与英国、美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然而，由于双方资源都有限，这种关系中的许多目标未能实现，但南北大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确大大增加了，其复杂性和重要性都更加突出了。
第三个成分是政府或私人机构资助项目的巨大发展，如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及洛克菲勒、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等。这些机构和基金会自50年代以来大量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可以被用来作为进入该国的途径的学术机构。他们认为，若这种在其本土上建设起来的机构像美国大学模式一样地改革和扩展，它们将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与催化剂。洛克菲勒基金会从20年代就已开始参与建设这类机构，到60年代，在欠发达国家已与3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拥有经常性的积极来往。1961年，该基金会建立了大学发展计划（University Development Program），共耗资达1亿美元以上， 中心任务是培养出受过良好训练的当地学者及精英以便能够在落后国家建立起高质量的大学〔3〕。自50年代始， 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已花费了10亿美元以上帮助75所以上的欠发达国家大学的发展，福特基金会已花费总数2.5亿美元用于院校建设发展方面〔4〕，强调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院校并促进其走向“国际水准”，进而成为国际优秀大学共同体中的一员。
第四个成分是上述三方面的延伸，即战后知识全球化问题，许多种交流计划都旨在形成一个总的知识范围，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知识被认为是可以为解决南方国家独立以后所出现的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提供线索或答案，它是由那些过去的殖民管理者及去南方进行科研的年轻社会科学学者在50和60年代期间累积并表达出来的，那时进入南方的途径相对较易获得。根据他们的田野研究，北方学者们编纂著作，建立理论并传播给南方的学术与政府领袖。例如现代化理论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范式渗透进北方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中，这种范式通过教科书、访问学者和回到南方国家的学者等途径而传入南方。
二 北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学术格局
北方国家的力量和富裕使之控制了世界的学术〔5〕。 北方的大学声誉最高，拥有最好的图书馆和研究设备，并控制着一流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南方大学虽然有了很大发展，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北方，学术人员也远远多于北方，但北方仍控制着世界学术。一些组织如富布赖特计划、英联邦秘书处等所进行的学术交流的目的是促进南方的学术发展，但对南北学术交流的研究发现，它们并没有肯定地带来更多的平等，交流常常是单向的，由北向南，北方学者到南方研究那里独特的动植物、地理状况、古建筑遗址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模式。他们通常根据北方学术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设计，与其他北方学者共同研究，在北方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结果。南北交流工作的原则是心照不宣的，即北方优先，北方很自然地扮演导师的角色，掌握议程，做出各种决策。
与北方学者走向南方相对应的是南方学生去北方，进入北方国家为北方学生设计的由北方学者所管理的学位计划。这些计划很不适宜于南方学生〔6〕。被邀请去北方做研究的南方学者寥若星辰，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去北方做助手，参与由北方学者负责的研究项目。
另一种关于北方控制世界学术的解释是分析被北方学者公认为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在大部分的学术领域，美国学者在每五篇中就占了三篇，南方学者虽然在本国发表大量论文，但这些杂志不被北方学者认可，南方学者给北方学术刊物的投稿通常被拒绝，在北方权威刊物中南方学者的论文仅占5%。在这里， 权威杂志是指那些被国际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的SCI（Socience CitationIndex）收入的刊物。全世界约5万到7万种自然科学期刊中仅有4,000种被收录。南方学者认为SCI收录杂志时对南方刊物抱有歧视态度。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符合国际优秀标准的第三世界科研成果中约有一半被SCI收入。SCI本身的反应是被拒绝收入的南方刊物不合乎收录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援引的平均数很低。然而这一标准也受到批评：“援引率与被ISI 收入资料库显示出循环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科学界进入国际圈的努力形成阻碍。这种看法看起来是可信的，但除了历史情况如此之外，却很难找到系统的论据。”〔7〕
南北之间学术关系的显著不平等并不令人吃惊，它反映了长期以来北方国家在广泛的领域中取得的发展优势并控制了局面。在政治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主要是北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常务官员多是由北方国家选举并制订出国际关贸协定的。至今这些由北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只对南方国家有着一种象征性的承认，而且这还是以不损害北方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南北关系曾是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一部分，从而加强了北方国家对安全的关注，这样更使北方国家将南方国家看成他们地缘政治斗争中的一些爪牙，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两大超级大国把南北学术界的关系看成是他们之间斗争的延伸，它们间的学术交流也必须与此一致，所以，在前苏联建立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机构接收外国学生之后，美国马上在夏威夷成立了东西方研究中心以扩大其学术交流〔8〕。
作为东西之争的领导者，美国和前苏联在世界系统之中获得了特殊的声望和影响，他们能够制订或撤消各种动议。这种影响进一步地扩充到两个超级大国缺少兴趣或参与的各种事务之中。由于超级大国的这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南方国家对它们的反影响甚弱，只能顺从大国的观点，成为其地缘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国家总是随应着他们所加入的阵营的需要来决定是打开还是关闭其学术交流之门的原因。
冷战之后，随着多极化时代的来临，国际学术也呈现多极化，南方国家在国际学术中的地位开始缓慢而稳定地上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我国、印度和一些新近获得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著名国际教育关系专家phillip Jones指出，在今天的国际化时代中， 把世界划分为南北两极的传统做法已显得过于简单化从而难以充分地描述当代世界学术的复杂关系状况了。
三 南方国家的抗争
南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府都认为他们在国际学术中的作用应当扩大，尤其是在那些与南方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更应如此。这种关心远远不止于在北方学术刊物上多发一些论文，而是要求世界学术所关注的范围向南方转移，使得与南方相关的问题同与北方相关的问题一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使得农业科学中对水稻和丝兰属植物与对小麦和土豆一样感兴趣，使得医学专家们对南方的营养不良疾病、痢疾和青光眼与对北方的心脏病和癌症一样地重视。
学术研究的途径由于其清晰地表达出南方的关注而成为关键性的问题， 这方面的障碍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 其中大多数又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北方学者通常认为这些障碍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而南方学者则或否定障碍的存在，
或认为它们有益处。KennethPrewitt在他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时曾说过， 对研究途径的限制可能严重地阻碍学术进展，因为许多研究观察的条件并不能够在一个单一国家或某一世界地区随意获得〔9〕。
而新加坡南亚研究所主任Colonel K.S.Sandhu就障碍的存在争辩道：听完诸位在华盛顿的亚洲研究会议上的讲话后，我感到美国人好象犯了错误，对南亚的认识几乎一点也不符合真实情况。就我的经验来看，我所听见的关于研究和获得资料的途径方面困难的抱怨是不存在的。依赖于短期旅行和研究假期已不再能使你们在所研究范围内保持先进，过去研究人员要去欧洲或美国研究东南亚，但今天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已成长为新的滩头堡。美国人来到东南亚向人们做讲演，谈诸如柬埔寨的各种问题，但却常常对东南亚人民的实践智慧毫无意识。我们想说的是，不要对我们高谈阔论，回家去与你们的人民和你们政府交谈吧〔10〕。Sandhu的言论表达出许多南方学者对北方同行的抱怨的不耐烦。
亚洲学者和政府开始对他们与美国的学术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尤其在60年代中期之后更是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付出大于所得。印度学者最清晰地表明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影响摧毁了印度的学术研究，因为它使印度学者运用一种单一的途径进行各个对美国学术领导有用而与印度正面临的各种挑战几乎无关的专门领域的研究〔11〕。印度学者和政府都感到失望的是他们不是在促进美国增加对印度的理解，而是在为美国提供帮助，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美国阵营中反印情绪的增加。
这样的状况终于导致印度于1972年频布了关于外国在印度开展学术研究的指导原则，其主要观点包括：大幅度减少外国博士研究人员在印度的数量，从60—70%减少到最多不过20%；要求那些拟在印度度学术假的外国教师必须获得印度大学的正式邀请；禁止外国学生尤其是本科学生“漫不经意”地在印度上学，要求他们在印度大学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要求打算攻读哲学博士的学生必须参加由印度大学举办的考试；禁止常住人员担任外国项目主任；要求短期计划的领导人员必须是印度人，计划的数量从每年约25项减少到最多不超过10项；禁止外国学术研究涉及到边界、部落等敏感地区以及敏感的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的问题和防务与安全事务等其他任何可能会加以限制的各个领域〔12〕。虽然由于美国学者的强烈抗议而使这些规定很快就被废除，但是，自那以后，这些规则仍一直影响着美印之间学术关系的发展。
即使在印度这一事件之前，一些南方国家已采取步骤对北方学者进入做研究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做了正式声明说明其政策。例如，马来西亚1985年颁布了《关于在马来西亚进行科学研究的程序规定》，目的在于解释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是由外国和本地学者共同进行而造成的困难，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研究为制定政策服务，鼓励合作研究和避免重复研究。程序不是为了阻碍科研，而是帮助科研的进行〔13〕。在印度尼西亚，由印尼科学研究所拟定的《关于外国研究人员在印尼进行科研许可的规则和程序》指出，由于长期缺少研究规则，使得不少本来可以造福于印尼人民的研究数据资料和结论都被“冻结”起来，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毫无价值了。文件进一步说明印尼政府将外国研究者所进行的科研看成是对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促进，以及为印尼学者提供与外国研究者合作的机会，互相交换思想和知识，并提高研究效率。为保证达到这一目的，于是作出若干规定以向外国研究者提供指导：研究者必须是印尼和外国所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必须尽可能多地雇用印尼科学家、研究人员或学生作为同行或助手；研究必须由一个外国政府或科研部门提供资助，由印尼政府通过印尼科学研究所合作资助；若资助者不是印尼科学研究所，研究必须附属于一所印尼科研机构如大学等；所有研究结果必须在印尼研究人员合作下用英文或印尼语发表，印尼学者的名字必须写入报告，在致谢部分应提及所获得的来自印尼方面的支持；研究结果的版权应与印尼科研机构达成协议；研究过程中在搜集标本方面必须达成特殊的协议；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一些标本需要送出国做进一步的分析，印尼科研机构将同意暂时出境，但必须在此之前达成协议，研究结束后需送回标本〔14〕。
总之，一个持续的信息正在传达给北方：南方希望学术关系变得更加公平，希望北方学者更加侧重于涉及南方的问题，在做研究时能与南方学者进行合作。南方国家不认为他们正在设立研究障碍，而是坚持他们对于研究工作的本质的新的界定。
四 国际学术关系中的新思维
对于不少南方国家为北方学者进入该国做研究所作的限制规则，北方有了一系列的反应。官方的根据是认为这些规则有碍于世界性学术自由的原则，因而经常提出抗议。当然，北方国家的政府反应不尽一致。例如，美国在国家安全的外表下，外国研究者可能会被拒绝参与各种安全和高技术的研究项目。有些北方国家也开始降低它们的批评力度以便不显得过于吹毛求疵。他们通常并未紧逼着要求撤消这些限制措施。
北方学者中许多人强烈反对限制措施，那些在自己领域中具有权威性的前沿学者的反对声音最大。他们已习惯了过去的状况，认为这些规则不利于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北方学术水平以及规则管理的方式为许多北方学者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北方学者还担心，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南方优秀学者学术研究的自由精神和客观探索之上，从而对南方学者及国家也都不利。
通常，反对限制措施的北方学者不愿请求政府帮忙，他们倾向于认为学术应独立于政府。因此，他们的途径是向制定限制措施国家的同行或官员直接提出要求。在这种北方风格的途径中，北方学者和学术机构在表达他们对南方政府的关心时有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
与上述途径相对照的是一些利用政府间达成的一致来加强获取研究途径的例子。日本、泰国和印尼达成的多边研究协议就是一例。另外，美国也与不少国家有多边协议旨在推动各种交流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目前，北方学者正在尝试推进一个直接的途径，即建立和加强非政治化的海外研究中心作为外国学者的信息交换所和中介组织。例如香港大学研究中心、美国设在埃及的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巴基斯坦研究所等机构都受到了充分的肯定〔15〕。日本东南亚研究所在它所资助的几个国家也都设有研究中心。另外还有一些国际中心如亚洲技术研究所、国际农业研究所系统等。
尽管北方学界的多数人仍像往常一样坚持过去的观点，但近20年来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一定数量的学者已开始对南北学术关系进行重新评价。长期以来，北方学者已习惯于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具有潜在的伤害人类的研究工作，现在已有学者开始检讨其对人类的职责。一些学术团体建立起专门委员会以司此职。曾经负责并支持过不少颇有争议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也有了此意识。结果便废除了一系列行动并产生出要求在研究实验工作开始之前就必须对其可能后果加以预计并报告的法律规定，尽管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试图对此有所修正，因为有些研究工作的潜在危害是难以预先估计的。但无论如何，一些北方学者已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将可能对人类有所影响，美国人类学协会曾发表了一项伦理声明，强调人类学家最应对其负责的是所研究的对象〔16〕。声明宣称不能对为研究提供资料的本地人的个人收入有任何形式的剥削，他们的所有服务都应获得公平的报酬；在研究的计划和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应尽最大的努力与当地社会成员相互协调；通过彻底地和自由地解释清所有研究的意图和资金来源从而避免造成哪怕只是表面上的秘密研究的迹象。
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声明所表现出的对于海外研究项目环境的特别关注引人注目，但它也说明了对于外国政府关注的不足。它指出，在与自己国家政府和所到国家政府关系上，做研究的人类学家都应诚实和正直，他必须获得证实的是他不必以牺牲其专业职责和伦理作为条件从而去获得研究许可。特别是不应有秘密研究，也不应出现秘密的研究报告，任何形式的情况汇报都必须是自愿同意的，假如这些方面事先已了解清楚，严重的误解一般就不太可能发生了。继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声明之后，北方学者对他们的学术活动对其所从事研究的国家的影响更加关注了。一个例子是最近在一次关于获得进行研究途径的学术会议上有人问要是日本科学家设立一项研究圣约翰的科研计划，然后作出教皇的姿态谈论木材工业活动对人类的影响，那么美国缅因州的居民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这一问题提得好，所带的信息也很明显：美国学者在外国进行研究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最基本任务是增进知识，而不是向他们的外国同行建议如何将这种知识运用于政治竞争之中。
北方思维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与南方同事间的工作关系。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声明中虽有一节是关于学生的职责，却没有提到外国研究人员以及他们在研究中应采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从这种安排中至少可以推论在美国人类学协会看来，外国学者在北方资助的人类学研究中的贡献甚少。
自从美国人类学协会声明以来，北方研究人员已日益注意到南方学者的贡献，北方大学中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博士后工作者和教师来自于南方，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以及在涉及南方的国际性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在南方出生和主要依赖南方进行科研的学者的工作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一些南方的研究被发表在北方刊物上，但是，正如Bendedict Anderson在讨论南亚研究的“本土化”时指出的，多数南方学者的最优秀成果都是用当地语言写成的，因而不能被大多数的北方学者所接触和欣赏〔17〕。然而，那些热衷于研究南方的北方学者日益认识到他们必须消化吸收南方学者的成果并与南方学者进行合作。南方学者也已对北方学者的研究参照做出了很大贡献， 最值得一提的是Edward Said的关于北方学术团体对东方主义的偏见的分析，Said 指出传统的欧洲主义的东方学研究加强了西方优越的思想，并因此而把对东方的殖民说成是自然而然的，是给南方带去美好。Said然后分析到美国的区域研究，指出它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认为美国处于当今世界系统的最上层〔18〕。Said及其他人的批评引起了许多北方学者重新思考他们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从北方学术会议和学术计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许多北方学者对于南方的学术有了一种新的尊重并寻求新的策略以便与南方学者共同工作。
重新建立学术关系的一个目标是加强南北同事之间的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在1985年秋季于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被给予高度重视，会议结束时参加者草拟了一组旨在改善国际学术关系的原则，对国际合作予以特别的强调。会议的代表并不认为所有学术研究都必须合作，南北关系的问题并没有一种简单的单一解决办法。但是，人们普通认识到未来的解决途径必定是依赖于南北间共同合作这一精神之上的。
最后，在学术与学术关系之间作出区分将是有益的，尽管南北学者都对世界的学术进展作了一定的贡献，但就学术关系的结构方面的贡献而言却因人而异。北方学者倾向于他们所熟悉的北方制度，这种制度相对独立于国家政府，集中于北方的大学和刊物，要求海外田野研究，它通常是由北方学术交流计划所支持的。从北方的观点看，通过增加北方学者进入南方进行研究的机会和途径可以提高世界学术水准，北方学者因此怨恨南方政府介入中间进行干涉。
北方国家和学者在欣赏北方制度优点的同时，认为它对南方的政治现实漠不关心，剥削和利用了南方的学术成就，对南方发展的要求置若罔闻。根据南方的分析，北方制度忽视了南方的资源，因而不可能充分利用世界学术系统的全部潜力。而且，北方制度有失公允。所以，南方学者相信变革现行学术关系制度将是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
注释：
〔1〕Philip G.Altbach,"Pattems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Toward the Year 2000",in Robert F.Amove,Philip G. Altbach and Gail P.Kelly (eds.),Emergent lssues in Education:Comparative Perspectives,Albany:New York Sr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42.
〔2〕William K.Cummings,"Going Overseas for Higher Education:The Asian Experience",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No.2,1984.
〔3〕J.S.Coleman,"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the Third World: Two Rockefeller FoundationExperiences",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20,No.2,1984.
〔4〕J.W.Woock,"Ford Foundation Association to University-Level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published, Rockefller Foundation,New York,1980,p.5.
〔5〕Jeseph Ben-David,Centers of Learning:Britain, France,Germany,United States,New York:MacGraw Hill,1992.
〔6〕AID/NAFSA,The Relevance of U.S.Education to Stud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 Report on the Fourth AID/ NAFSA Workshop,Washington,D.C.:NAFSA,1980.
〔7〕Michael J.Moravcsik,Strengthening the Coverage ofThird World Science:The Bibliographic Indicators of the Thirld Worid's Contribution to Science,The Final Report of the Philadelphia Workshop,July 1985,p.5.
〔8〕Gayle Ness,"Assessing U.S.Scholarly Resources onSoutheast Asia",Southeast Asia Studies:Options for the Future,Report of a Conference at the Wilson Center,March 1984,pp.25—40.
〔9〕〔15〕Kenneth Prewitt,Science 223,March 9,1984, p.1019.
〔10〕K.S.Sandhu,"Comments",Southeast Asian Studies:Options for the Future,Report of a Conference at the WilsonCenter,March 1984,pp.60—61.
〔11〕V.Subramaniam,"American Academics and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December 16,1972,pp.2449 —2451.
〔12〕William MaCormack,"Problems of American Scholars in India",Asia Review,1973,P.1066.
〔13〕Govemment of Malaysia,Procedur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in Malaysia,1985.
〔14〕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ming Permision from the Govemment of Indonesia for Foreign Researcher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Indonesia,Jakarta:Widya Graha,1984.
〔16〕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tatement of Ethics",reprinted in Michael A.Rynkiewich and James P. Spradley,(eds.) Ethics and Anthropology,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6,pp.183—186.
〔17〕Benedict Anderson,"Politics and Their Study in Southeast Asia",Southeast Asian Studies:Options for the Future,Report of a Conference at the Wilson Center,March 1984, pp.41—51.
〔18〕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