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实证与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辨论文,实证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 （2006 ）05 —0136—07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一直摇摆在“科学”与“哲学”之间①。这一方面呈现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必然无法绕过马克思哲学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人们今天重提“柯尔施问题”，原因就在于此②。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这一问题的确是非常繁难的。马克思哲学的确具有其独有的思想特性，柯尔施把这种独特性理解为是一种结合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的哲学”[1](P63)、“革命的哲学”[1](P57)。其实，如果跳出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从整个现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看，那就会很清楚，随着对日益窘迫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哲学逐渐与具体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融合为一体。“社会理论越来越哲学化了，……哲学也越来越社会学化了。”[2](P56) 哈贝马斯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位置存在于科学和哲学之间，可谓一语中的。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寻求马克思哲学的定位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共识。
如果说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寻求马克思哲学的定位是一条合理路径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绝不是摇摆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不定形物”，更不是“科学知识”和“哲学原理”的混杂或综合，而是对科学的“实证”（实证主义）与哲学的“思辨”（思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超越。因为只要我们不停留在马克思的文本的表面，而是深入其底层，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③ 正是在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哲学）的思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哲学逐渐建构起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才能够深入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维度，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内涵，以及这种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改变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历史思维方式”。本文所探讨的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如何实现对实证主义和思辨主义的超越的。
一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不仅分别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思辨主义的批判，而且把对两者的批判内在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批判的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其逻辑学的立场出发把人归结为精神，把家庭、社会、国家等都归结为“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不同环节，把国家作为理论精神的最高体现，神圣化为市民社会的真理和目的，这样就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以神秘的方式决定“市民社会”。这种神秘主义的颠倒根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理念论”。因此，马克思认为，尽管黑格尔的法哲学把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纳入其研究视野，考察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并提出了一些很深刻的见解，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假象，黑格尔法哲学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逻辑，这种逻辑又从属于一种更高的逻辑，即“绝对精神”的逻辑。无论个人还是市民社会、国家乃至整个的历史发展，都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不同环节和表现，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验证。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3](P250)。 “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P263) 因此，“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3](P264)。黑格尔法哲学是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 按照这种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不是从事物本身出发，而是从某种超越于事物之外的（先定的、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绝对的、理想的……）抽象观念或原理出发，逻辑地推导出关于事物的理论。这种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虽然能编织出一个无所不包、逻辑圆满的思想体系，却不可能达到对现实的真实理解，而只能远离和歪曲现实事物。因为在实际考察事物之前，就已经预先规定好了事物的内在逻辑或本质，把对事物的理解限制在某种既定的抽象观念或原理的范围之内了。这是一条从观念到现实、让现实适应观念的思辨主义的思想道路，它根本无法把握和揭示人的现实存在状况，甚至也根本不关注人的现实存在状况。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事物，必须走与思辨哲学完全相反的思想之路，即：不是从观念到现实、让现实适应观念的抽象思辨，而是从现实出发、从对现实的实际研究中得出关于现实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从市民社会本身出发才能理解市民社会，只有深入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才能达到对现实存在状况的真正理解。这一认识促使马克思转向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对现实社会状况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很快就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样也不能揭示、反而由于其隐含的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扭曲和掩盖了人的现实存在状况，于是，马克思转向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对其“虚假的实证主义”的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从文本的内容看，马克思首先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得出了与“国民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指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4](P50) 马克思揭露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理论所掩盖的现实，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然后，马克思就直接从“国民经济学”所无法说明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反过来以这一新概念去分析“当前的经济事实”，揭示出国民经济学所由出发、却不能说明的理论前提——私有财产，从而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对其理论前提和具体结论的批判，更是对其思维方式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思辨哲学不同，它直接面对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并声称是从事实出发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识破了这种实证主义的虚假性和肤浅性，并着重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实证主义外表下所隐藏的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首先，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由出发的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包含着最严重的思辨抽象。比如：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和从事生产的人出发，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只考察生产过程中的人，即作为工人的人；把生产看作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抹杀了利润、地租之间尤其是它们与工资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而看不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其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前提——“私有财产”的观念是未经反思的，然而它却决定着政治经济学所有其他范畴，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4](P63)。 另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隐约认识到，诸如“人权”、“自由”、“平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都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奉为毋庸置疑的永恒真理，是其所由出发的未经反思的思想前提。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实证主义的外表下，不仅预设了一些既定的抽象观念，而且从这些抽象观念出发去理解和说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它仍然遵循着从观念到现实的思辨主义的思想道路。它的“实证主义”仅仅是表面的，其深层实质仍然是思辨主义的。
基于政治经济学与思辨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共同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对两者的批判内在结合起来，既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外表掩盖下的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又揭示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在批判的外表掩盖下的非批判主义和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4](99—101)。这样不仅深化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遵循的都是这种双重批判的思路。比如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他们以观念的批判代替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揭露出他们在激进的言辞背后所掩盖的深刻的保守主义。又比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它们直接从现实出发的实证主义不可能达到对现实的科学理解，另一方面又指出它们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化、神圣化、永恒化的倾向。霍克海默把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等同起来，看作是资产阶级统一的世界观一起进行批判，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5](P5,P37)。
通过对实证主义和思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要真正做到从现实出发，深入揭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就必须开创一条科学研究的新路径，探讨和建构一种既不同于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又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哲学主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P57) 随着“改变世界”这一新的哲学主题的明确提出④，建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要求就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了。因为要改变世界，首先必须达到对现实世界的真正理解。围绕改变世界这一新的哲学主题，马克思哲学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思维方式，从而最终实现了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超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之路。“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6](P73—74) 这段话基本阐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也即阐明了对实证主义和思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截然不同，这是很明显的，也很容易理解。除这段话以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在很多地方明确阐明了对思辨主义思维方式的拒斥和批判，如“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6](P73)。又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P92)。可以说，这些阐述，就其对思辨主义的拒斥和批判而言，是非常直白的。然而，其中所体现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却是比较隐晦的，而且马克思的一些说法，反而很容易让人把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解为一种实证主义，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如“真正的实证科学”、“经验观察”、“对现实的描述”、“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等。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7](P33)，以及在《资本论》中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声称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8](P11—12)，就更加重了这种实证主义色彩。但是，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批判态度也从来没有改变，如：“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社会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6](P73) 后来，马克思干脆把实证主义称作“腐朽的实证主义”[9](P236)，把经验主义叫做“粗率的经验主义”，并指出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10](P68)。这里，马克思把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放到一起，与以前对传统思辨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是一致的。
但是，仅仅把实证主义归结为思辨主义并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所无法揭示的人类存在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前提，真正达到对现实的理解，才能根本超越实证主义。这同时也是对思辨主义的根本超越。也就是说，只有建构起了能够真正深入现实的新的思维方式，才能构成对实证主义和思辨主义的根本超越。对马克思哲学而言，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历史思维方式。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批判实证主义和思辨主义的时候，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过程性、实践性、能动性）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并非常强调历史性研究的基础意义。在上面我们所引的段落中，就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社会过程……”、“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等等。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自觉与强调，不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区别传统历史观之根本所在，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与思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可以说，整个马克思哲学都是在这种历史意识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现实存在状况的历史性研究，这种历史性研究的最终成果便是《资本论》。由于缺少这种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历史性研究，传统思辨哲学只能是遵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理性”、“自由”等）来理解现实历史，无法揭示和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观念的历史性。
与思辨哲学一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一再声称是从事实出发的实证研究，但它的实证研究同样缺少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性维度，相反，却是在自然化、永恒化甚至神化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述。一方面，它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反而把“生产”、“商品”、“资本”、“利润”等范畴当作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的、普遍的范畴。另一方面，它根本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性前提。它的实证研究“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按照它们外表上显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加以分类、加以叙述，并列入简单系统的概念规定中”[11](P179)，“他们只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8](P256)。 这里涉及对“从现实出发”的不同理解：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言，从现实出发就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经验描述和实证考察；而对马克思哲学而言，从现实出发则意味着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前提。正如柯尔施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更为彻底的社会批判，“这个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达到了社会的根源”[1](P63)。相应地，马克思所看到的社会现实（事实）也就根本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家眼中的社会现实（事实）。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眼中，现实是超历史的、僵死的、永恒的、天然合理的；而在马克思眼中，现实则是历史的、能动的、暂时的、其合理性需要辨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表述，就和所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都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的、辩护性解释，即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改变世界。这就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历史性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前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变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三
在超越思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研究的内在统一。如果割裂了两者的内在统一而仅仅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曲解。或者把马克思哲学仅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真实的历史性研究，就成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批判；或者把马克思哲学仅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研究的实证科学，这种科学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历史性维度。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意味着对资本主义采取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只能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独立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者之外成为统治生产和生产者的似乎有生命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2](P22) 在这里，真正的关系被颠倒了、被隐匿起来了。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把这种颠倒比作“拜物教”[8](P89)（“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颠倒本性或拜物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全面异化（物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颠倒了的世界中，任何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都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真正理解。只有首先对这种颠倒本性的或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把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才能谈得上真正理解。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述，只是对这种颠倒关系的理论表述，它不可能意识到这种颠倒，也就更不可能对这种颠倒进行剖析和批判。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真正理解，而只能强化资本主义的颠倒本性或拜物教。
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意味着对资本主义进行真实的历史性研究。虽然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非常强烈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却并非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出于道德义愤或某种抽象的乌托邦理想，而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真实的历史性研究为基础的。这从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上也能看出。众所周知，马克思并不盲目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方面，如：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对生产关系的革命作用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的历史性研究基础上的。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8](P23) 而无论在占有材料方面，还是在分析材料方面，马克思都堪称典范。要研究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充分掌握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材料。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翻阅了各种相关文献档案，做了大量笔记，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充分地占有材料”仅仅是研究的起点，材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们仅仅是对事物的现象形态的描述。要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还必须对材料进行进一步分析，而这就需要遵循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这一点从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改造和自觉运用中可见一斑。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7](P43)。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不过是思维从表象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发展过程[7](P17—20)。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在分析和驳斥关于《资本论》的方法的各种评论的基础上，公开宣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关系。
在马克思哲学及其历史思维方式中，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性研究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两者互为基础、相互促进，处于一种类似“解释学循环”的关系之中。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研究；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研究，又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深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前提。“改变世界”或“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宗旨，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始终体现在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之中，如从实践或生产方式出发理解人；从物质基础出发剖析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出发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综观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马克思在很多场合都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或人类的立场。然而，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一种普通的意识形态。与其他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相比，马克思哲学，如果我们可以称其为“意识形态”的话，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它的自觉性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哲学对自己的阶级立场的自觉意识。但更根本的是，马克思哲学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是以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为基础、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自我超越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高明之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基于研究的自觉性和自我超越性。正如詹明信所说的，理论之间竞争的关键，在于谁能意识到自己是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创造出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论述[13](P8)。
最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性研究两者内在统一的是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形成发展过程。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逐渐深化的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研究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观念，到手稿时期的“类本质”观念，再到“现实的人”观念，最后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观念。这一系列不同时期的观念，既是不同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武器，它们分别构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立场；同时又是不同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凝结。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深入。马克思哲学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性研究两者的内在统一中，不断实现着一种自觉的、开放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收稿日期：2005—08—12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解读”（2005QN003）。
注释：
① 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一直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演进中。一种理解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甚至认为，没有所谓的马克思“哲学”。与此相对，另一种理解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目的，其精髓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一方面，他们都力图克服把马克思哲学完全归结为科学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解都没有跳出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总是在哲学与科学的对照中定位马克思哲学。
② 《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发表了徐长福先生的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哲学研究》2005年第2 期又发表了邓晓芒先生的商榷文章：《“柯尔施问题”的现象学解——兼与徐长福先生商讨》，从而激发了新一轮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问题的讨论。其实最近几年中，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院化倾向和非学院化倾向的争论，也折射出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9 期发表的郁建兴先生的文章：《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使这一问题更加明朗了。
③ 已故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此后，有许多国内学者结合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阐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变革及其内容。如：孙正聿先生所提出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观点、俞吾金先生所提出的“实践诠释学”的观点、李文阁先生提出的“生成性思维”的观点等等。
④ 我们把“改变世界”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参见程彪、 郭玉芳《“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孙正聿先生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参见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我们认为，两者是一致的。改变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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