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路径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新秩序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2)01-0003-05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先导，也是全球化浪潮的主流，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因为经济问题是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的实质，是国际社会的制度安排，国际制度安排的不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集团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不同。由此，对国际经济制度变迁、制度效果与制度选择加以探讨，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不无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回顾
对国际经济制度领域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重在制度形成、维持和变迁到近年来的侧重于制度效果、制度选择，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认识也逐渐成熟，已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此简要概括如下：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跨国界延伸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失灵国际化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促成了国际规则和制度的产生。国际制度产生之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一方面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稳定、有效的制度环境而使全球化进程加速，另一方面由其内在机制决定的分工格局又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制度反映了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注：雷达、于春海“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制度思考”，《世界经济》2000年第4期。）。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各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结果将对现存的制度产生冲击。但现存体制一般说来都有很大的惰性，只有当创立一个新的体制的成本低于维持现存体制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能发生（注：王传兴“制度效果：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基于其“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战后世界格局中所出现的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局面，形成了全局性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注：高乐咏“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全球化的制度环境——论霸权主导向多极均衡的转变”，《南开学报》2000年第5期。）。“霸权稳定状态”在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后，一方面它所维持的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秩序提供者和维持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制度服务的外部经济和弱国“免费搭车”行为会慢慢蚕食强国的统治基础。前者导致的结果是霸权国家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了国际经济的二元结构（普雷维什Raul Prelisch），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循环积累效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加剧；而后者意味着霸主国家与新崛起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摩擦升温，最终使得各成员国的不平衡发展推动“霸权稳定状态”走向崩溃。由此，改革成为必然。在选择改革道路的时候，世界经济秩序的“准公共物品”性质不得不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内部成员的分散化程度直接关系到集体行动难题的严重程度，而小集团的成功性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一种由若干小集体以“联邦制”形式结成大集体，进而形成“契约稳定状态”（注：高乐咏“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全球化的制度环境——论霸权主导向多极均衡的转变”，《南开学报》2000年第5期。）便成了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各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经济“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国际经济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关键因素。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会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治本”的路径选择。本文将在对不平衡发展的阐释方面进行尝试。
二、资本运动的不平衡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
世界经济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交换的对外性决定了市场的开放性。而资本是市场的主导力量，资本的增值运动使市场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注：孙烽、尹於舜“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危机：经济学视角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进而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动态过程。战后全球市场的迅速成长、国际贸易额的空前膨胀、国际资金流转额与流转速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国家间产业的大量转移，无一不是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体现。由此，资本运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内生动力，全球化的实质无非是资本增值关系的全球化（注：孙烽、尹於舜“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新危机：经济学视角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
不仅如此，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正是资本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而后者则是国际经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决定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本得以在少数几个“殖民主义国家”中积累起来，从而使资本最为雄厚的宗主国取得了支配世界的权力。然而，由这种自然变迁形成的国际秩序无疑为民族资本的发展留出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在力量对比短期内难以根本逆转的情况下，几个实力差别不很大的强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与摩擦，而战争通常成为冲突剧烈扩展的结果。战争打破了旧有的国际秩序，使国际经济的交往出现了“规则真空”（注：雷达、于春海“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制度思考”，《世界经济》2000年第4期。），并使得远离战争的国家暂时摆脱了宗主国的严密管制，民族资本迅速成长并彻底改变了战前各国的力量对比，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不可避免。战后美国的“霸权体制”正是在日、欧经济遭战争重创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而其推动力量正是美国国内资本的扩张运动。而且，新的国际体制的建立为霸主国资本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等同的地位，从而将美国在对外贸易与投资时面对的货币兑换的成本转移给了其他国家；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国资本长驱直入进入欧洲市场；而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统治和民主化改革也为美国资本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然而同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蕴育着资本发展不平衡规律得以实现的条件：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马歇尔计划为德国的经济恢复注入了活力，而美国对日本的改革与控制又使得日本能够在较为民主的国内环境中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等等。这一切都成为日、德在战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此后，日德等后起国家对美国“霸权稳定状态”的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由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制度安排在资本运动不平衡基础上形成之后，由于其基础的性质而产生的制度空缺和制度失衡，又为各国资本发展的不平衡运动提供了国际空间，进而积蓄着对维持自身体制的致命的冲击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运动全球化的过程，尤其是“随着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开放，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角度资本活动不曾渗透到”（注：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检讨”，《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期。）。资本增殖是资本运动的实质，资本的掠夺性决定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国际市场作为其释放外部化成本的巨大空间。面对外来资本的入侵，民族资本的抵抗是一种必然。胜负毫无疑问地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但斗争过程却富有戏剧性。强势资本借助于国际制度体系所推动的自由化进程，迅速抢占弱势资本的市场，并凭借其巨大的垄断力量以低成本侵蚀着弱势资本得以存在的基础，结果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控制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发展中国家在其弱势资本遭到灭顶之灾之后，不得不集中其优势资本在外来强势资本的空隙中残喘，去发展强势资本所需的原料行业，以弥补发达国家劣势资本的不足。这种“分工”无疑不断地恶化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使弱势资本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循环积累效应”强化了强势资本的地位并日益缩小着弱势资本“翻身解放”的空间。当弱势资本国逐渐认识到她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作用又使得它在发展“优势产业”的道路上积重难返，于是，国际经济的二元结构体系出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达国家的强势资本也在不断地运动，新兴产业的出现，使昔日的“中流砥柱”成了“昨日黄花”，夕阳产业的外移成为了“没落贵族”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某些发展中国家趁机提升自己的优势资本的含金量，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于是，“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使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层次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强势资本在对外扩张时，收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它要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寻求最低的发展成本。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政府政策环境也就成为考虑的首要因素。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在这几个方面上的和谐与统一，使得优势资本在它们之间的活动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适应成本和不确定性，所以优势资本之间的合作与分工也就成了国际经济活动的主流。
发达国家的强势资本在微观上吞噬着弱势的民族资本，在宏观上主导着国际经济体制的格局，而保证这一切顺利实现的则是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国际制度的载体，是对国际制度效用发挥的有力保障，因此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确立的标志。现存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但在发达国家的机会主义面前，其“强势资本代理人”的性质暴露得一览无余。他们在强势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下，不是在推动各国走向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而是相反地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代言人，不断地助长着强势资本的嚣张气焰。墨西哥《至上报》2000年5月25日发表题为《新帝国主义》的文章，把资本的世界权力叫做“新帝国主义”，说它有“两只手”：一只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只手是世界银行（注：吴易风“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P12。）。的确，无论在繁荣期还是停滞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是作为西方资本和第三世界打交道的仆人，而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不起什么作用。这两个组织的投票机制是直接和成员国所交的钱相联系的，这保证了美国（占三分之一以上的上交资本）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道（共占上交资本的绝大多数），是压倒一切的声音（注：（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4期，杭新译。）。世界银行在欧洲重建之后的主要作用是向第三世界政府贷款，以支付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如大坝、电厂、道路等的投资。这些工程是私人投资所不愿或不能做到的，但又是为在其他部门进行私人投资所必须的前提，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制造业。习惯思维认为世界银行的贷款最终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而现实却是：它的作用是促进外国私人资本在第三世界的投资。世界银行真实动机的一个极好例子是在石油领域，数十年来世界银行顽固地拒绝借钱给第三世界政府在石油提炼和生产上进行高利润的投资。相反，世界银行坚持外国投资者应得到这些有利可图的机会（注：（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4期，杭新译。）。国际经济组织这种既作为国际经济协调中的“裁判”，又作为实质上强势资本“运动员”的代表的性质，决定了由其所体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是公平的。
强势资本对国际经济体制的支配决定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发达国家始终占据着国际竞争的主动地位和垄断优势，而发展中国家面对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被动地作出调整，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发展中国家分享财富的权力越来越小，“马太效应”愈益明显。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1.4%，而90年代初只有0.6%，到1995年更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0.4%；早在80年代，全球80%以上的资本流动是在美国、西欧国家和东亚经济区之间进行的，“欠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从1992年的约14%下降到1998年的零”。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逐步淘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65年最富的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的7个国家的20倍，1995年已达到40倍（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著，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同时，资本的集中趋势使得财富越来越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穷的20%的人的收入多20倍，1990年已达到60多倍。今天，358个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占全球人口中一半的25亿人的财富”（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著，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这种收入不平等增长的结果之一是，资本过度积累或消费不足，这本来就是引发停滞的原因，现在变得更加严重（注：（美）迈克尔·坦泽尔“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4期，杭新译。）。资本运行结果的畸形分配，反过来必将成为资本高效运转的制约，并最终使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走向终结。可见，现存的优势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国际制度安排。
三、制度选择与跨国公司的作用
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更重要的是“社会人”，单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人类社会更趋文明。只有使经济、社会、环境等全面平衡地发展，人类社会的未来才是可持续的。但是单纯的教义无法改变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也无法改变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唯一的途径是用经济力量打破由发达国家强势资本控制全球的局面，在国际制度中引入竞争与民主的机制。这一制度选择的根据是资本运动的不平衡规律，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关键是对跨国公司的重新认识。
国际资本有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几种存在形式，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产业资本始终是其它资本形式存在的基础。产业资本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他资本的发达程度。尤其是，当代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纳入产业结构成长的范围，服从于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需要（注：卢根鑫“国家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两极均衡”，《财经研究》2000年10月，第26卷第10期。）。产业资本的壮大已成为一国经济发达的象征，“只有具有连续创新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只有不断通过产业转移连续更新产业结构，只有位列世界产业结构成长的主导地位，一国的经济才能称得上先进、强大和发达”（注：卢根鑫“国家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两极均衡”，《财经研究》2000年10月，第26卷第10期。）。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发展产业资本这个重点，努力培养自己的优势产业，并努力将优势产业培养成强势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利润，另一种是建立新的生产能力”（注：［马来西亚］Jomo K.Sundaram“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经济”，《国家经济评论》2001年7-8期。）。创造利润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生产能力，但发展中国家目前薄弱的经济力量必将使其新生产业无法对抗外来的强势资本的冲击。在此情况下，保护是有限的，因为WTO等国际经济体制安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是有限的；同时保护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民族产业是民族立国之本，没有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日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韩国。
同时，要正确看待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通常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其载体则是跨国公司。由于直接投资涉及生产、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投入，所以受资国受其影响非常大。受其全球战略的支配，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所进行的“双层次博弈”（注：王传兴“‘双层次博弈’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最为明显：一方面是与母国政府的博弈，另一方面是与东道国政府的博弈，并作为经济纽带将母国与东道国联系在一起。随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也使得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兼顾发展中国家。例如，第四个“洛美协定”（1990-2000年）中非加太国家从最初的46国增加到70国，并且欧盟亦扩大了与非加太的合作范围（注：吴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盟市场进入战略”，《欧洲》2000年第4期。），这种“国际援助”之后的经济背景却是“非加太的原料和某些农产品出口对欧经济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影响的另两个例子是：美国波音、美国国际集团等跨国公司在中美关系高层公关上，积极支持中国“入世”和获取最惠国待遇；日本跨国公司在对中国三峡水利工程发电机组投标失利后也激烈地批评政府，呼吁改变对华政策（注：陈友良“对西方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几点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由此看来，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提供了有益的途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跨国公司所体现的不同的性质。外国直接投资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绿地投资”，即外国资金的进入能够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另一类是“褐地投资”，即这种投资只是把现有生产能力接收过来，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注：［马来西亚］Jomo K.Sundaram“全球化挑战发展中国家经济”，《国家经济评论》2001年7-8期。）。第一类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益的，应该受到鼓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第二类投资却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注意。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联合，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弱势国家团结的力量。今天，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依靠经济上的合作去影响国际经济格局。欧盟的成立使欧洲国家以一个声音对外而具有与美日抗衡的实力，这不啻是现代国家团结的好例子。但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不十分密切，其间合作协议的稳定与功效不强，使得一些已成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至今未发挥作用。但深入分析之后发现，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不成功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不够大，二是缺乏优势产业的领头效应，而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够完善，市场规模偏小，某些国家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甚至出现了崎形发展的现象。这一问题即使在小范围内区域联合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于小范围联合市场本身的有限性而不能得以有效的解决。在规模经济日居首要优势地位的现代世界经济中，不能为其民族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就成了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于是发达国家的买方市场就成了垄断的力量。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原料、资源市场价格的控制，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而欧佩克的建立和它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方面联合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同时，优势产业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发达国家以其强势资本主导着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主导着其劣势产业的转移，并因此而控制着世界产业的分布格局。但发展中国家也并非毫无优势，只是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如果亚、非、拉三大区域内进行大范围的合作，集中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优势发展跨国公司，首先在少数几个行业中取得规模优势，进而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最终达到区域内的共同繁荣，那么用区域的共同力量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则为时不远。当然，道路是曲折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内部跨国企业的成长，需要区域内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协调与合作，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则始终是成功的信条。
四、结论
现存国际经济制度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桎梏。资本运动不平衡导致的各国的不平衡发展，是国际经济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推动其变迁的力量。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将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相互博弈过程。其博弈产生的以国际经济组织为载体的国际经济制度将加强各国在博弈中所争得的利益，而主导这一过程效果的将是以跨国公司为微观基础的经济力量。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争得有利的地位，就必须抓住每一契机发展自己，利用外国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实现国民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并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加强经济基础。同时要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用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声音影响以致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洲际区域性合作是一条改变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有效途径。2001年2月26日至27日在中国海南省召开的没有超级大国参加的亚洲论坛国际会议（注：叶卫平“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掀开了序幕。但合作发展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理应承担起推动洲际合作这一历史重任，并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标签：国际经济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优势资本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