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外资经济空间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大都市论文,上海论文,外资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5－0008－07
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地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跨国公司各功能部门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导致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①②（Sassen,2001; Taylor,2004）；另一方面，外企通过其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极大地重塑了城市空间结构。目前，关于世界城市网络和区域的研究较多，对世界城市内部的关注较少。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城市，上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目光：宁越敏和熊世伟（1998）、魏也华（2005,2006）、陈超（2007）等分别就上海外企的发展状况、空间分布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③④⑤。但总的来看，上海外企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在定量和系统研究方面仍然比较薄弱，有必要对上海的外资经济空间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上海外资发展历程
上海外资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外企的蓄势期。该阶段外资发展的突出特点是进入上海的外企非常少，除了实际利用外外资最高的1989年达到4亿美元外，其他年份均未超过3亿美元。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外企的第一个加速期。该阶段上海利用外资规模节节攀升，伴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外资规模从1990年不足5亿美元奇迹般增长到1992年的近20亿美元，到1998年达到90年代最高的58.48亿美元。第三阶段：2001年以后，上海外资新一轮加速发展期。该阶段上海外企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后持续增长，到2008年，实际利用外资再创辉煌，达历史最高100亿美元。
从外资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1）1990年底，外资总量非常小，只有13.6亿美元，其中第二产业6.2亿美元，第三产业7.4亿美元。（2）90年代外资爆发式增长，2000年底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达到309亿美元，其中第二产业164亿美元，第三产业为165亿美元；第二产业超过了第三产业。（3）新世纪以来，上海的外资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更加偏向与第三产业；截止到2009年，第三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已达到527亿美元，比第二产业高出90亿美元。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空间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有两个，一是《2009年上海外商投资年鉴》（包含了1999－2008年2万多家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二是《2001年基本单位经济普查企业数据库》（选取1998年及其之前的1万多家外企和港澳台投资企业1万多家）；筛选后建立了拥有31825万家外企的数据库。其中制造业14609家。服务业17216家。高技术制造业3469家，生产性服务业7072家⑥。
本研究的空间对象为6340多平方公里的全部上海市域范围，为避免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不同年份行政区划单元的不可比性，本研究选取空间范围较少有变动的邮区（235个）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位。
三、外资经济空间演变与外企的集聚
（一）外资经济空间的时空变动
我们借助城市职能分类时候采用的“平均值＋标准差”方法对上海的外资经济空间进行划分。图2和图2图例中－1表示邮区内外企数量低于全上海235个邮区平均水平，0表示邮区内外企数量介于平均值加1个标准差之间，1表示邮区内外企数量介于平均值加1－2个标准差之间（定义为一般的外资经济区域），2表示邮区内外企数量介于平均值加2－3个标准差之间（定义为水平较高的外资经济区），3及以上则表示该邮区内外企数量高于平均值加3个标准差（定义为高度外向区域）。
图1a 90年外资经济区布局
图1b 91－99年外资经济区布局
图1c 00－08年外资经济区布局
图1d 上海外资经济区布局总图
分阶段来看：（1）90年之前上海的外资经济区范围小且较为分散，重点以浦西为主；高度外资经济区除了中心城区的南京路地区外，近郊以虹桥经济开发区、漕河泾为主，远郊则以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2）1990年代，上海的外资经济空间进一步拓展，最明显特征就是：第一，陆家嘴崛起为中心城区的外资经济高地；第二，外高桥保税区、嘉定新城和松江新城的建设引导了上海外资经济空间向远郊扩展。（3）2000年以后，上海的外资经济功能空间趋于集中，基本形成了陆家嘴，虹桥、外高桥和张江四个主要的外资经济中心和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莘庄和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多个次级外资经济中心。
总的来看，上海外资经济空间从中心城区逐步扩展到了近郊和远郊，逐步形成了以外高桥、张江、金桥及虹桥－漕河泾－莘庄为主，郊区嘉定、青浦、松江、南桥新城和出口加工区为辅，其他近郊区为重要支撑的“三层次多中心连片发展格局”。
（二）外企的时空集聚
1.指标解释
Moran指数是确定空间集聚和识别集群的重要指标。按照空间尺度分为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前者反映区域总体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后者反映该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自相关关系。Moran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局部Moran指数和临近单元的局部Moran指数可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High-High型，高值集聚区；High-Low型，高值被低值所包围；Low-High型，低值被高值所包围；Low-Low型，低值集聚区。High-High和Low-Low型表明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
2.外企在上海的时空集聚特征
（1）总体集聚
从表1可见：上海的外企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但是总体集聚程度不高。分阶段来看，外企的总体集聚水平从80年代起持续下降。在产业和行业方面：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企的空间集聚水平极低；服务业外企的集聚水平略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高度集聚。
（2）局部自相关分析
图2是根据局部Moran指数生成的空间集聚区分类图。总体来看，在浦东的张江、金桥、陆家嘴和浦西的静安、徐汇、卢湾交界处，闵行、徐汇、长宁交界处，以及莘庄附近均形成了外企的High-High集聚区，表明外企在上述区域已经出现了空间集聚效应。分阶段来看：80年代外企的高高集聚效应主要在中心城区；90年代，上海外企的集聚空间进一步拓展，外高桥保税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崛起为外企空间集聚的新区域，而在闵行区内的外企则向漕河泾和莘庄附近集聚；2000年以来，外企的空间集聚范围逐步缩小，基本形成了以浦东张江、金桥和陆家嘴为中心、浦西以漕河泾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的三个外企空间集聚区。
图2a 外企空间集聚区分类图
四、外资经济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一）模型构建
我们借助区位选择模型来研究外企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由于本文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我们以落人邮区内的企业数量作为变量；鉴于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将采用泊松模型或负二项模型进行回归。基本泊松回归的模型如下：
泊松回归模型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因变量的条件均值与条件方差相等，且等于λ（λ既为均数也为方差）；当事件的发生为非独立的时候，计数资料的特点往往表现为方差过大，远远大于均数，成为超离散（over-dispersion）。再用Poisson回归模型来描述单位时间、空间或面积内时间发生数的影响因素就可能造成对标准差的大小估计过低。需用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来描述这种现象：
K表示超离散的程度，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α的伽马分布Γ（1/α，1/α）。负二项分布实际上是Poisson分布于Gamman分布的综合。选择哪个模型，需要看两个反映模型拟合有度的指标：偏差统计量（Deviance）和Pearson拟合优度统计量。这两个统计量都是根据估计值与观测值之差衡量模型与实际资料的吻合程度，其值越小越好。本文稍后对变量和假设进行说明后结合实际数据进行选择。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1.指标选取
有关外企区位选择的研究与区位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⑦：（1）传统区位理论阶段：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基本依据。代表性研究有：Vernon（1966）⑧; Dunning（1973,1977,1988,1998）⑨⑩ 等。（2）区位论的制度转向阶段：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文化、制度等因素被引入区位理论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区位论的研究，代表性研究有Wei、Campos和Kinoshita等人(11)(12)(13) 以及Child、Meyer等人(14)(15)。（3）关注集聚经济阶段：有关集聚经济的研究早在19世纪末就被Marshall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企规模的逐渐扩大，集聚经济在外企区位选择中的重要作用重新得到重视。代表性研究者有（Luger and Shetty 1985）、Clickman and Wood（1988）、Friedman（1992）、Williamson & Caves（1985）、崔新建（2001）及Tao Qu & Green（1997）(16) 等。
90年代以来，外企区位选择逐渐被国内学者所关注，代表性研究有李小建（1996）(17) 和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1998）等对外企选择中国作为投资地的原因分析；许学强（1995）(18)、Chen（1996）(19)、鲁明泓(20)、施倩，宁越敏(21)、魏厚凯、贺灿飞（2001）(22)(23) 等对外企在城市间区位选择、区域外企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吴缚龙（2000）(24)、孟晓晨（2003）(25)、李王鸣（2006）、魏也华（2008）(26)(27)、吕卫国(28)、袁丰（2010）(29) 等对外企在城市内部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其中贺灿飞（2005，2006,2007）对北京外企进行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30)(31)(32)。
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基础上，选取了包含传统区位因子、制度因子和集聚因子的17个指标作为回归变量（表2），对外企区位选择进行研究。
2.模型选择和数据处理
以全部外企数量为自变量，分别利用Poisson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其回归，结果显示：Poisson回归模型的偏诧统计量为26550,Pearson拟合优度为34736，而负二项回归的偏差统计量为185，Pearson拟合优度为260；实际上，根据其他自变量进行的回归同样表明负二项模型优于poisson模型，因此本研究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回归模拟。
另外，对各变量间相关关系的计算发现，多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回归估计时必须注意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分析结果与解释
为避免多重贡献性，本研究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拟合，得到如下结果（表3）：
从总体情况（模型1）来看：（1）地价对于外企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X1可反映该邮区地价情况，模型1中X1系数显著为负）；交通成本因素对外企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X3和X6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传统区位理论中关于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估计有较大出入），可能有如下两种原因：①外企的市场以海外为主，距火车站距离反映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时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因此对外企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②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导致其在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力下降。（2）制度因素对于外企的区位选择具有积极影响（X7、X8和X9系数显著为正）。而比较三者系数可以发现不同级别的优惠政策在吸引外企进入方面具有差异性，国家级园区（X7）对于外企的吸引力最强，新城（X9）其次，市级园区（X8）影响力最小。（3）外企区位选择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效应（模型1中X11和X12均显著为正）；1991－1999年外企的空间集聚对全部外企的区位选择具有挤出效应（X16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阶段性模型（模型2－4）很好地反映了影响外企区位选择因素随时间变化的特点：（1）在1990年之前的模型（模型2）中，传统区位因素（包括交通成本因素）（X2和X5均被引入模型）在外企进入上海早期阶段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制度因素方面，由于上海的国家级园区主要在90年代设立，因此市级园区变量（X8）是8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变量。（2）在1991－1999年的模型（模型3）中，地价变量xl保持了其惯有的影响，交通距离成本对外企区位选择的影响在该阶段的影响仍然存在（X5显著为负）；集聚和挤出效应并不强烈（集聚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是行业集聚效应对该阶段外企的进入开始发挥积极影响（X11和X12回归系数为正），总体上外企的集聚对于该阶段外企的进入具有空间挤出效应（X10回归系数为负）。（3）在2000－2008年模型（模型4）中，传统区位因素在外企区位选择过程中的持续性影响（X1和X5回归系数为负）；制度因素方面，国家级园区（X7）对外企区位选择的吸引作用略高于新城（X9），市级园区（X8）仍然是对外企区位选择影响作用最小的制度变量；集聚效应是该阶段外企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X10、X1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时间维度上具有空间挤出效应（X16和X17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六、小结
本文主要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外资经济空间方面：逐步形成了以外高桥、张江、金桥及虹桥—漕河泾—莘庄为主，郊区嘉定、青浦、松江、南桥新城和出口加工区为辅，其他近郊区为主要支撑的“三层次多中心连片发展格局”。
第二，集聚方面。（1）外企的空间集聚效应存在时空转移特征：1990年及其之前的外企以中心城集聚为主；90年代，浦东迅速崛起为集聚高地；2000年以来，基本形成了以浦东张江、金桥和陆家嘴为中心、浦西以漕河泾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中心的三个外企空间集聚区。
第三，外资经济空间演变机制方面。（1）外资经济空间演变受地方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外企的区位选择过程既包含传统区位因素的影响，也包含制度和集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制度变量一直是影响外企区位选择的显著因素，这充分反映了全球化力量在推动城市外资经济空间演变过程中受地方政策的影响。（2）外资经济空间演变受市场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外企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以集聚为代表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表明全球化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对上海城市经济空间产生影响。
（感谢王卓、唐杨辉在数据录入，漆燚在作图，张凌在论文内容修改方面给予的重要支持和帮助！）
注释：
① Sassen Saskia.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2n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3-11.
② Taylor.P.J.World City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London:Routledge.2004.1-7.
③ 宁越敏：《上海利用外企的特点及空间结构分析》，《中国软科学》1998年第4期。
④ Wei Yehua Dennis,Leung Chi Kin.Development Zones,Foreign Investment,and Global City formation in Shanghai.Growth and Change.Vol.36 No.1 (Winter 2005):16-40.
⑤ 陈超：《上海外企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上海城市规划》2007年第2期。
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本文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医药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租赁、投资、信息、咨询、广告服务业，计算机应用及科技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
⑦ 刘作丽、贺灿飞：《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6期。
⑧ Vernon,R.International Inver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190-207.
⑨ Dunning J H.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Oxford Economics Paper,1973,25(3):289-336.
⑩ Dunning J H.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l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29(1):45-66.
(11) Wei S.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Review of Econommics and Statistics,2000,83(1):1-11.
(12) Wei S.Local corruption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0,(2):303-354.
(13) Campos N F,Kinoshita Y.Why does FDI go where it goes? New evidence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3.
(14) Child J,Tse D.China's tran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1,32:5-21.
(15) Meyer K E,Nguyen H V.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Evidence from Vietnam.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5,42(1):63-93.
(16) Qu T,Green M.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Subnational Perspective on Location.Brookfield:A shgate,1997.
(17) 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地理学报》1996年第3期。
(18) 许学强，李胜学：《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企的时空差异特征》，《地理学报》1995年第2期。
(19) Chen,C.H.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Journal of Econoic Strdies.1996,23(2):18-30.
(20) 鲁明泓：《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研究》，《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21) 施倩、宁越敏：《长江三角洲北翼外商投资的特点与效应分析》，《经济地理》1996年第4期。
(22) 魏厚凯、贺灿飞、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23) 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9期。
(24) Wu F.Intrametropolitan FDI firm location in Gnangzhou,China.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1999,33(3):535-555.
(25) 孟晓晨、石晓宇：《深圳“三资”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与机理》，《城市规划》2003年第8期。
(26) 李王鸣、潘蓉、魏也华：《中国城市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鉴定与分析：以杭州市为例》，《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6年第1期。
(27) Wei Yehua,Chi Kin Leung,Li Wangming and Pan Rong.Institutions,Location,and Network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A Case of Hangzhou.Urban Geography,2008,29(7):639-661.
(28) 吕卫国、陈雯：《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地理学报》2009年第2期。
(29) 袁丰、魏也华、陈雯、金志丰：《苏州市区信息通讯企业空间集聚与新企业选址》，《地理学报》2010年第2期。
(30) 贺灿飞、梁进社、张华：《北京市外企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分析》，《地理学报》2005年第1期。
(31) 贺灿飞、刘洋：《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地理学报》2006第12期。
(32) 张华、贺灿飞：《区位通达性与在京外企的区位选择》，《地理研究》2007年第5期。
(33) 集聚变量计算方法如下：是邮区i的集聚经济强度，是邮区j内的外企数量，则是邮区i和邮区i之间的距离（这里均以邮区中心点之间的距离计算）；是距离衰减系数，代表空间相互作用随距离增加衰减的速度，本研究中值设为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