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煮药”一文的发表_大公报论文

周作人“煮药”一文的发表_大公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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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阅读所及,目前收录周作人散文作品最为详备的书应该是钟叔河先生编的《周作人 文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一共皇皇十大册,字数约在五百万 以上,收集了周作人从1898年到1966年间所作文章2954篇。钟先生是著名学者和出版家 ,他所主持出版岳麓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时就特地于每书后附加索引。这套文集更是 按主题分类,并且:“每篇文章,均注明最初发表于何时何处(报纸注明年、月、日, 期刊注明年、月、期数,图书注明初版年份、出版者)及所用署名,未曾发表者注明为 未刊稿,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集内文分别注明收入何集。”(凡例第十条) 别的不说,仅这一项爬梳整理功夫就已经是够惊人的了。钟先生穷十年之功而成此书, 其中辛苦恐绝非外人所能想象。然而,编辑如此一部大书,疏漏之处恐亦难免。这里可 指出其中的一处错误,供参考。

“文类编”第二卷,名曰《千百年眼(国史·国粹·国民)》,其第二辑收有《<煮药漫 抄>》一文,文下注曰:“·1934年9月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竹 杂记》”。按本书凡例,这里的意思是:此文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其首次公布于世是 1934年9月收入北新书局初版本的《苦竹杂记》,因为《苦竹杂记》用“周作人”的名 字出版,当然署名便是“周作人”。

《<煮药漫抄>》一文确实是收入了《苦竹杂记》这个集子,但该书是1936年2月由上海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周作人1934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书是《夜读抄》,其中 并未收此文;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收此文,因为《<煮药漫抄>》一文应该是写于1935年7 月,正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对此文的处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0年4月第1版,第478页)

此外,钟叔河先生、张菊香先生,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煮药漫抄>》 一文并不是直到《苦竹杂记》出版时才首次面世,在此之前,它已经发表于《大公报》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三日第十二版之“小公园”第一七五四号的头条位置上了。“小 公园”上的这篇《<煮药漫抄>》,署名“知堂”,在文后括号内注曰:“杂记之五”; 此前的6月23日,他已经用“知堂”的名字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苦竹杂 记·一、小引》及《二、冬天的蝇》二文,所以这里的“杂记之五”即是“苦竹杂记” 之五,虽然后来收集时次序又变了。

既然“小公园”上的线索是如此清晰(甚至本文的标题及作者名字的用字也用的知堂的 手迹),钟、张二先生未能采用一定是因为不曾留意到这期的“小公园”。“小公园” 品调一向不是太高,并且基本上不属于新文学的副刊。但从1935年7月开始,“小公园 ”已经由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来负责编辑,并且从此完全转变了风格,以至于和当 时由杨振声、沈从文所编的“文艺副刊”已经没有什么风格上的区别了。最终,“文艺 副刊”在8月25日的第一百六十六期终刊,“小公园”在8月31日的第一七八二期终刊, 二者合并为新的“文艺”,于9月1日星期日出刊第一期。据萧乾回忆,从这一期的“星 期特刊”起,“文艺”上的“星期特刊”还由杨、沈二位编至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 创办,此外所有的“文艺”副刊均是由他主编的。(据《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 萧乾口述,傅光明采访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我说张菊香先生未曾留意当时的“小公园”副刊,从《周作人年谱》的另一处失误也 可以看出来。“年谱”第487页说:1935年12月,“主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的 萧乾来北京宴请撰稿人,周作人等出席”。文中并说明这是依据师陀的回忆而定的。可 是,“年谱”接下来所引的师陀的文字却是这样写的:“约在1935年冬天,萧乾同志已 经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撰稿人。”并没 有说萧乾此时编的是“小公园”副刊。实则“小公园”自8月31日的第一七八二期以后 就已经不再出版,此时的萧乾当然也不可能再是它的什么主编了。

与此相关,“年谱”在480页还有一个小小的失误:“(1935年9月2日)作《两国烟火》 ,载9月2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期。”很明显,这里的“文艺副刊”应该写作 “文艺”,这几乎是不需要再查核当时的《大公报》就可以判断出来的。事实上“年谱 ”也仅仅是在这一条上写错了,其他各条关于“文艺”的记载都是正确的。

另外,“年谱”在第483页有这样一条记载:“(1935年11月15日)发表《山居杂记》, 载《大公报》,署名知堂。”翻检这天的《大公报》,仅在“文艺副刊”上发表有“知 堂”的《模糊》一文,无论在哪一个版面上都没有发现《山居杂记》这篇文章,而且相 邻许多期的《大公报》上都没有这么一篇文章。不知“年谱”的编者是弄错了还是另有 所据? 2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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