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天空——《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雅图论文,取向论文,北京论文,天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遇上西雅图》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最具好莱坞色彩的中国影片。作者根据商业化的制作模式，通过丝丝入扣的叙事情节，将文佳佳“小三儿”的身份转变与个人的情感位移巧妙地“缝合”为一体，加之从始至终的正反镜头与零度剪辑，有效地将观众的目光吸引到影片预设的戏剧空间里，影片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使在想象层面上饱受了情感磨难的观众，最终获得了心理满足，一种建立在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之上的“白日梦幻”，就这样呈现在中国银幕上了。
一、电影叙事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取代价值转向的合理性
尽管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是衡量其社会效益的基准所在，但是不要认为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就等同于这部影片的文化价值。这就是说，一部影片如果赢得了5亿人民币的票房，按照50元一张票计算，它意味着已经有1千万人看了这部电影，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他们对这部影片都投了赞成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文化上对这部影片投赞成票，有时甚至在经济上投了赞成票的观众，在文化上可能还会投反对票。对影片的经济研究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即在观众的消费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几乎可以暂告结束，而电影的文化研究则不同，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它也许才真正开始，因为电影的文化研究更关注的是观众在电影院中以及看完电影之后的反应，而不是将他们只是看作一个统计数字，一个纳入电子系统的量化代码。从这种意义上看，电影的市场研究看中的是观众的钱袋，电影的文化研究看重的是观众的脑袋。
从影片人物心理的设计上看，《北京遇上西雅图》力图展现的是一部当代中国“拜金女郎”的心灵救赎史。文佳佳从一个靠别人的金钱享受着奢华物质生活的“寄生女郎”，转变成为一个在情感上获得了新生，在经济上能够自食其力、并且还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其间所完成的身份转向无异于一场人生的生死蜕变。她从一个崇尚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者，一个依附在他人怀抱里的“小三儿”，转变成了一个蔑视金钱、具备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这是影片叙事的主导动机。这种立意对影片而言，不仅是极具挑战性的高难度叙事行为，而且也是高难度的伦理跨越。从影片的情节进展可以看出，作者竭力在每个叙事环节的上下文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相互缝合的因果关系，进而使影片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处于一种封闭的因果逻辑中而显得天经地义。可是，影片创作者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生蜕变，有时不仅仅需要的是叙事逻辑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种价值理念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影片除了在语言逻辑上建立一种能够征服观众的叙事话语之外，还需要通过叙事情节设定一种能够被观众认同的价值转向。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人性、人情、人格层面的情节，并不是仅仅给出一个逻辑上的合理性就可以大功告成，尤其是对于一部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敏感话题的影片，更应当在道德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才能够使人们真正接受一个灵魂蜕变的银色梦幻。
我们知道《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灵感创意来自1993年由美国明星梅格·瑞恩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影片《西雅图夜未眠》。20年前这部浪漫爱情影片在剧情设计上的偶然性几乎使它完全与现实生活相剥离，也就是说，它的浪漫说到底是一种梦幻式的浪漫，它只可能发生在银幕上，而不可能发生在生活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梦幻般浪漫爱情故事，作者却严守着叙事的伦理边界，即将人物的道德底线锁定在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系之内，尤其是咯守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美国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具体地讲，为了保持男主人公在道德上的完美品格，山姆对去世的妻子一直深怀思念之情。他谢绝了许多朋友的善意劝解，始终与自己的孩子相依为命。他确信永远也不会再找到像自己的前妻一样的女人了。一年半以后，是他的孩子乔纳希望自己有一位新的母亲，于是才开始背着自己的父亲通过电台为山姆寻找爱人。山姆无论是作为丈夫对前妻在情感上的依恋，还是作为父亲对孩子的呵护，包括直到最后他与安妮的情感交往(他并不知道安妮身边有一位未婚夫)都没有任何道德的把柄。安妮对《西雅图未眠人》的兴趣是从收听他的节目开始的。她每次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她有未婚夫，可是他们并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即没有组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所以，双方的情感并不涉及对核心家庭的颠覆，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男女双方都被锁定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内，他们的个人情感就是再浪漫也不会伤害其他人，更不要说去跨越法律的雷池去破坏公共道德的底线。
可是文佳佳就不同了。抛开文佳佳对老钟家庭的介入不论，文佳佳到美国正是处于怀孕临产期，处在这样生理与心理期间的女人，应当对“丈夫”与孩子具有双重的责任。按照影片的叙事逻辑，文佳佳对老钟的依恋既是精神、情感的，又是物质、金钱的，所以，文佳佳移情别恋就等于同时在精神与物质这两个维度上“背叛”了老钟，为此，她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界地可以站立，她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背叛使其坠入了人类道德万劫不复的深渊!文佳佳与安妮在道德上根本就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尽管她们最终都与自己心仪的男人在纽约帝国大厦上双双牵手，安妮从帝国大厦步入的不仅是爱情的天堂，而且同时步入的也是道德的圣殿；而文佳佳就算步是入了爱情的天堂，可是在道德上她几乎遁入的是无边的地狱。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电影不能够涉及婚外情这类题材，而是说如果不能够从更高的视野来审视核心家庭的情感关系，而仅仅从一种个人的维度来自然地接受这种“三角关系”，势必造成整部影片在价值天空的倾斜。文佳佳的内心独白“你不在我心里了”，使一种建立在物质崇拜基础上的“婚外情”得到了来自个人道德方面的修饰，我们并不排斥文佳佳对老钟怀着某种程度的情感依恋，可是，她的情感不论多么热烈最终都不能改变她所体现的以个人为参照的价值取向。与《红高粱》里的九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宋莲、《风月》里的如意不同的是，文佳佳的“婚外情”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也不存在着对一个畸形的、变态的婚姻关系的反抗，所以，文佳佳对老钟的情感选择除了强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之外，并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任何积极的意义。孤立地看弗兰克的全部行为可以说没有任何非道德的因素，他在道德上是个被包装得非常严密的人物。然而，从整部影片的人物设计上看，弗兰克实际上是作为文佳佳的一个对应性的角色出现的。他越是往后退，文佳佳越是往前走。他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前妻百依百顺地忍让，直到帮她去服装店取结婚的礼服，让文佳佳觉得他的脑子有问题。对弗兰克的这种完美性格的塑造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失去了现实存在经验的“扁平人物”，但是，他在剧作上却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让文佳佳的“出轨”显得合情合理。
二、中国电影商业市场的激增，不能忽略心理市场的流失
文佳佳究竟是否能够作为一部主流商业电影的价值指认对象，是我们对《北京遇上西雅图》进行文化评判的焦点。显而易见的是，文佳佳一出场就是一位在心理上对美国文化带着深度认同倾向的“物质女郎”。她在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就表现出对好莱坞电影《西雅图不眠之夜》的迷醉。这与其说是剧中人物的一种内心独白，倒不如说是影片作者在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之间建立的一种“互文性”关联。确切地说，是好莱坞电影以娱乐的方式对中国电影叙事机制的一种“延伸”。在机场到市区的路途中，原本因为弗兰克的迟到而暴跳如雷的文佳佳，一望到车窗外流光溢彩的西雅图夜色，她对弗兰克的所有不满当即就随着一声“真美呀”的感叹而烟消云散，西雅图的景色几乎成了特效的情绪安神剂。
纽约帝国大厦顶层的观光台，曾经是好莱坞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之地——其实，梅格·瑞恩与汤姆·汉克斯在《西雅图夜未眠》中就已经向好莱坞黑白时代的经典之作表达过敬意了。现在，20年之后，一部中国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步其后尘，再次对好莱坞表示致敬!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的观光台随即从一个美式浪漫爱情的圆梦之地，演变成为一个中国人的“美式”爱情故事的团圆之地。特别是在帝国大厦预先成为剧中人物向往的梦中福社的时候，他们最后在纽约帝国大厦观光台上的重逢才更像一部中国版的好莱坞电影。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中国电影在叙事方式与叙述空间上都要与好莱坞电影背道而驰，而是想说，好莱坞电影除了在经济上占据了我们电影放映市场的半壁江山之外，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越来越彰显出它的心理作用，我们在本土电影市场上经过激烈的市场争夺而站住脚的中国电影，在价值取向上又回到了美国电影的文化版图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心理市场的一种严重流失。
也许，对于许多观众来说，一部电影主人公的团圆之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并不是人们刻意追究的问题，观众更在意的应该是男女主人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可是，对于一种美好的情感记忆，电影是将她植入在中国观众对纽约的集体记忆中，或是将它镌刻在对北京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我们可以不在意的事情了。我们的电影过去将太多的贫困、愚昧、痛苦乃至黑暗刻录在中国的影像版图上，以致于过了N年之后，我们才从外宾那里得知这些影片对中国形象的传播效应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好。现在我们不希望一部讲述中国人情感故事的电影又将更多的繁华、文明、幸福乃至光明书写在美国的版图上，留给我们的依然是心灵的扭曲、精神的贫困、情感的荒原。不要认为一部商业电影叙事空间的建构不重要，因为它不只是关系到电影剧情设计的合理性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生存之地的文化价值的合理性问题。也许，我们过于在意一部电影人物性格的合理性，而太不在意一部电影文化的合理性了。
应当说，《北京遇上西雅图》预设了一个理想化的美国。所以在影片中，中国男女之间物质化的情感关系，在美国能够被转化为另一种纯真的爱情关系。在中国不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同性恋问题，在美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接受。电影的叙事逻辑与现实的文化逻辑相抵悟的是，美国这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用主义哲学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金元国家”，竟然会成为尊奉拜金主义、物质女郎文佳佳的灵魂救赎之地。不论这种情节的设计是源于模仿还是来自虚构，这种发生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与流光溢彩的商业广告之间的人格转向，确实需要更多的空间依据来支撑。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叙事立场都表现出对一种好莱坞电影中美式浪漫爱情的高度认同。作为一部中国电影，它的叙述不仅没有超越好莱坞电影中美国就是天堂的隐喻，反而将美国电影中反复阐述的这种神话母题，复制成为极具商业吸引力的中国式表达传播给中国观众。
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不是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寻求电影的商业性的存在方式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中国电影进入产业化的历史时代后，中国电影一直在寻求一种既能够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易于被广大观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电影在叙事形态上的市场转向。现在，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电影的票房纪录接二连三地被刷新。可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法则的借鉴，无形中也将缝合在其叙事体系中的价值理念嵌入到中国电影的形象图谱中，致使在经贸领域，我们通过艰难谈判争得的本土电影份额，在经济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的同时，却在心理上远离了我们的本土文化，而向美国的文化倾斜，直至出现像《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对美国文化鞠躬致敬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心理市场的一种隐性流失。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蜕变为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这不是指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移植，而是指我们占领市场的主流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不能够归顺于好莱坞电影，进而使我们的主流电影失去精神的民族归属感。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上，尽管我们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类型电影的衣钵，最终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既是影片对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是对我们自己头顶上魂牵梦系的文化天空的认同。
北京遇上西雅图，与上海、广州、南京遇上西雅图不可同日而语，北京对于中国与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此不必赘述。我们就是不在文化战略上考虑它的现实社会政治意义，就一部主流商业电影的广告意义而言，它也是不得不考量的。我们的电影《非诚勿扰》曾经使日本(特指北海道)的旅游人数呈几倍人数的增加，致使日本的首相到访中国也要专门接见中国电影的监制与导演；泰国也因《泰囧》的热映而拉动了国内的旅游业；现在《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不是又要引起人们对西雅图和纽约的帝国大厦的观光热潮了呢?纽约的帝国大厦成为见证一对中国恋人的标志性空间，在那里历经生活挫折的一对男女分别带着各自的孩子，将双手握在了一起。就在这个情意缠绵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在好莱坞电影中常看到的飘扬的美国星条旗……
按照现实的逻辑，一个人物对物质原则的臣服，与她对一个物质世界的向往应当是一体的。这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在信奉着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的同时，向往着一个远离物质享受的精神世界。反之，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也将意味着对一种物质化的世界的抛弃，在影片中这个被抛弃的物质化的城市就是北京。文佳佳回到北京后，享尽了婚姻极尽奢华的物质生活，可是自己的情感世界却被荡涤一空。坦率地讲，就像过去我们一系列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几乎全部是以封闭的空间与凝滞的时间为文化表征，而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想象。今天《北京遇上西雅图》再度满足了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你们只能够生产物质财富，并不能为世界带来任何价值观，因为你们的物质世界尽管辉煌耀眼，可是精神世界却空空如也。文佳佳在北京的房间里面可以极尽奢华，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却虚空无比。她要么在宽大的客厅里游荡，要么在豪华的浴室叹息，这种强烈的对奢华物质空间的表达几乎完全覆盖了文佳佳的生活。尽管文佳佳回到中国后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但是她最终依然还是与从来没有在场的老钟分道扬镳。她几乎是在冥冥之中回到了美国，那里是她爱情生活的启蒙之地，也成为她情感世界的最终归宿。为此，在文化的属性上，北京成为一个物质性的空间，西雅图则成为一个精神性的空间，北京的家庭是一个寡情寡义的地方，西雅图的家庭却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地方。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的现实对于某些人而言确实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经历，可是这一切个体的生活经验是否可以引申为一种电影写作的文化逻辑就值得商榷了。
四、电影人物性格的合理性，不能替代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当年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不见不散》，美国只是一个物质富足但却竞争激烈的异域空间，它没有被表现为一种跨越文化界限、完全被主人公认同的精神福社。包括美国的职业警察竟然在向葛优这样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中国人学习汉语，在文化上他们甚至处于劣势。葛优扮演的与徐帆扮演的人物角色最终还是回到北京圆他们的情爱之梦，美国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来说，只不过是个中转站，而并不是情感的最终归宿。可见，我们当年对美国的文化想象并不像今天的一代人那么美妙。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远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的富裕程度。
美国形象，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与电视剧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生存第一，这个在海外移民题材的电影中曾经反复出现的叙事母题，在21世纪《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电影中销声匿迹了。中国姑娘文佳佳在美国不是靠没有限额的金卡供她享受生活，就是靠弗兰克的美金为她解燃眉之急。在当今中国移民题材的电影中，个人的情感问题已经成为超越生存问题之上的第一主题。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温饱问题在美国几乎已经不是问题。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美合拍的20集电视连续剧《新大陆》是一部以“真人、真事、真美国”为创作主旨的作品，它不再是天堂与地狱的轮番交替，也不再是美梦与恶梦的反复轮回，而是以一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真实美国”为特征的。它从始至终都在正视美国都市的“美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霓虹闪烁的繁华夜市、洁净的街道、蔚蓝的天空……《新大陆》的创作者们在正视美国社会外在的这种“美貌”的同时，更正视了华人移居美国后艰辛的人生历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都与原来在中国所从事的职业不尽相同。这种职业上的巨大落差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深刻的生存窘境。其实，说到美国的真实图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这个社会的物质根基——金钱。换句话说，一个异域的游子怎样在美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即解决他的经济来源，是表现所谓“真美国”的核心内容。剧中男主人公江建国在游乐场进入了一个封闭的玻璃箱内，这个玻璃箱内飞满了用鼓风机吹起的美元，江建国在里面不由自主地抓取着飞舞的钞票。该剧用高速摄影的方法延续了这场游戏的心理过程，它使观众真切地体会出华人在美国所处的生存境遇：在看似繁华丰足的物质处境中，进行的却是一场充满着悲凉意味的人生游戏。比起20世纪的中国影视剧中所着意表达的生存困境，现在凸显的情感主题折射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忧患正在逐渐降低，而精神的焦虑在不断加剧。与原来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定问题，这其中包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精神的传播，对这些电影中存在的文化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关注，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去关注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够只关注一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而不注重一部电影在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一部影片预先设定的“价值空间”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一部叙事逻辑严密、情节设置巧妙的电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价值定位上的倾斜或位移。即便我们身处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语境中，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其价值定位也应当以公众普遍敬守的价值取向为基准，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圭桌，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把国家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覆灭看作是“亡国”与“亡天下”在他看来古代王朝的更替、覆灭是“亡国”；而国家在伦理道德上的沦丧，仁义精神上的消失则意味着“亡天下”。①后来梁启超将顾炎武的话引申、概括为脍炙人口的警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②它曾经激励、警示着几代炎黄子孙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兴盛而奋斗。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希望自己文化精神的天空发生倾斜，更不希望我们文化价值的天平失衡失度。然而，怎样调整自身的文化结构、使自己纳入世界发展的历史巨流之中，同时又不被域外文化所吞没、所排斥，特别是在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中，怎样破除好莱坞经典编码中潜在的语言专制与文化霸权，则是当代影视艺术界的同仁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
注释：
①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6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
标签：北京遇上西雅图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佳论文; 娱乐八卦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