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化”看西南地区与民族社会--以古代苗族和新疆走廊为中心_苗疆论文

“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疆论文,中国论文,走廊论文,地域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4)03－0002－08

       所谓的“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横跨贵州省中部，连接湖广与云南的一条古驿道。历史上，这条驿道不仅是元明时期以后中原王朝控扼西南边疆的重要国家走廊，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贵州建省，并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对历史上中国西南交通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梳理，引起广泛的关注。然对明清时期曾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连接云南与内地往来的“东路”驿道，却缺乏应有的关注。2012年初，笔者[1]和贵州大学研究团队同仁经过多年论证后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概念，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关注。[2][3]这一概念的提起，旨在聚焦和重新审视以往长期被“边缘化”的贵州省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同时方法论上注重从地域空间视野打破以往的行政区划的限制，将由古驿道勾连的沿线及周边地域视为互为关联的整体空间纳入研究视野。因这一课题甫经提起，涉及面广，尚有待学者今后的广泛参与和探讨，故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对明清时期“古苗疆走廊”开辟与西南地区“国家化”间的关系作若干展开与分析，并对前近代时期“国家化”之理论内涵进行初步梳理。

       一、西南“国家走廊”

       西南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及向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崇山峻岭，自古以来交通就一直成为制约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元代统一云南后，开通了多条入滇交通路线。其中，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的连接湖广行省与云南的“辰沅普安东路”成为此后西南边陲与内地交往的最重要的一条驿道。元代之所以要打通云南与湖广连接的这条新通道，是有其时代背景及现实原因的。首先，云南省在帝国疆域版图中控扼西南各国及边夷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而便捷的交通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西南边陲，同时对维系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向和经济中心南移，宋时即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至明代则“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流传天下，[4]过去只是连接蜀地与云南交通的旧有驿道显然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第三，原有驿道陆路迂回险恶，水路湍急溺舟，是促使朝廷另辟蹊径的直接原因。新开通的连接湖广与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地势相对平缓，上下均可通行无阻，且较原有驿道缩短路程近两千余里。①有明一代，在云南与内地间的多条交通线路中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条是从现云南的昆明经曲靖、沾益，经现贵州威宁、毕节、赤水抵四川的叙永、泸州的“西路”，另一条则为上述这条由昆明至常德的“东路”。[5]这两条线路均需穿越此前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地域，但相比之下，“西路”至泸州后仍需乘船沿长江下行，既有水急船溺之虞，且沿江上溯极为困难，而“东路”一线水陆两路，上下均较平缓，故明代以后便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首选通道。[6](P218～219)

       明朝建立初期，因云南省的重要战略地位，王朝政权把驿道交通建设放在首位。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军队沿“辰沅至普安入滇东路”进军云南之际，就开始在沿线设堡守卫。次年在剿灭盘踞云南的梁王势力后即谕《经世大典·站赤考》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②并在沿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在派兵征讨云南的第二年设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又派遣官吏重修了湖广至云南的道路。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镇压思州、思南土司叛乱为契机，析其地为八府、四州，正式建立了“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建省；这时，分布在贵州境内的卫所已有18卫之多，其后随着新建及行政区域的变迁，共有30卫、140余所。伴随而来者，是大量汉民以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移民西南，据统计，仅从明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386～1388年)间，明王朝就组织了十余次向云南的大规模增兵活动，前后移入云南的官兵达二十七万人，加上从军眷属共有八十余万人。[7]而《滇粹》则载沐英进入云南之际，“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其后又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余万实滇，迁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贵州建省前后约有二十余万军队，近百万军事移民驻守在东西两线的入滇道路上。这些卫所除原属湖广的五开及铜鼓卫外，都集中在驿道沿线。以下美国学者李中清所绘的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图(图1)就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分布趋势。[8](P104)

      

       图1 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示意图

       从图1可以看出：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卫所主要集中在三条连接云南与内地的驿道上，即昆明至成都的“清溪关道”(“建昌路”)；昆明至泸州的“西路”(“乌撒路”)；昆明至辰州、沅州的“东路”。其中由湖广通云南的“东路”沿线呈现出密集的线状布局，所以这条驿道在有明一代，亦称为“一线路”。“西路”与“东路”驿道在文献中亦有“官道”之称。“西路”驿道因需从泸州沿长江上游上下往来，受湍急江流的影响，故事实上人员往来，如官员上任或进京述职、使臣朝觐、科举考试及经商等，大多选择“东路”驿道。然自云南曲靖至湖广辰州(沅陵)一线，所经过之处皆多系土司辖地或“生苗地界”，故明代常将这条驿道称为“一线路”。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云之“一线路”，如“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所言，更多是因周边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被赋予其意义的。[9](P325)

       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说，“古苗疆走廊”实系国家动用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犹如在“异域”的丛林中开辟的一条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的空间，是左右整个西南边疆地区安危的一条重要的“国家走廊”。明王朝之所以设置贵州行省，目的就是为保障由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的安全。如此一国政府为一条交通线而建置一省级行政单位之举措，不仅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并且也因此改变了中国西南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的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笔者在此仅以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与“古苗疆走廊”之关系，提出一些观点，以待方家指正。

       二、“古苗疆走廊”与明清时期的国家整合

       首先，就“古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之关系而言，明代最早的“改土归流”地区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的广西忻城土司，[10]而贵州也是最早实施“改土归流”且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其范围则基本是沿驿道沿线展开的。此前有关西南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关注边疆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的影响等，然而对“改土归流”与保护驿道安全间的关系却甚少论及。明清时期，因长达千余公里的湘黔滇通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明初在贵州地域内的“改土归流”，事实上主要目的就是为维护这条驿道沿线安全与通畅。如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发生的“奢香事件”，其起因与结局均与驿道有关。其后洪武十八年(1385年)废普定土府；③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废普安军民府，设普安军民指挥使司；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废都匀安抚司，设都匀卫；⑤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思州、思南土司改设八府、四州，正式设置贵州行省。⑥万历年间，统治现贵州中部及北部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阻塞官道四出杀掠。明王朝动用数省兵力于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将叛乱镇压下去，将其地析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上述“改土归流”，其原因虽系土司举罪或叛乱所致，而所辖地区皆系驿道必经之地，“苗夷犷狎，作梗衢路”，一旦发生叛乱，驿道阻断，即会危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安全。为保护这条通道的安全，朝廷一方面尽力剪除“一线路”周边的土司势力，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则不断用兵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元明清时期数百年间，“东路”驿道周边发生的战事达百余次以上，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内兵燹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至在民间流传“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但总体上看，明代贵州建省以后，国家力量和汉族屯军、屯民及其文化的影响，仍局限在驿道沿线周边地区。因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势力强大，一旦驿道受阻，便会危及整个西南边陲的安定，故朝廷官员亦发出“各省靡不四通八达，滇之受病，正以靠点一线耳”之感叹。⑦

       就贵州省而言，尽管有大量的汉族屯军、屯民进入，但整个有明一代，国家力量基本上只能控制沿驿道沿线地区，形成一条狭长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线性空间。明代在贵州的“改土归流”，其目的并非为扩展疆土而主要在于维持驿道之通畅。明代后期，沿线军户大量逃亡，驿道交通安全愈显脆弱，但朝廷仍倾力保障这条道路的安全而倾力维护。如天启元年(1621年)爆发的“奢安之乱”，四川重庆、云南沾益、贵州安顺、普安、平坝、偏桥(施秉)、安南(晴隆)和湖广辰州(沅陵)、沅州(芷江)等驿道沿线卫所，先后被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联手攻占，贵州境内的滇黔通道彻底被断绝。贵州城(贵阳)城内四十万人至解围时仅存二百余人。⑧此时，明王朝的统治已临近崩溃边缘，但朝廷仍将黔省叛乱与北方辽东战事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天下有时急而人不得独缓，地重而人不得独轻者，最急莫如辽左(中略)，其次莫如滇黔”。⑨至崇祯三年(1630年)，历时九年时间方将叛乱最终镇压下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曾感叹道：“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耳。”[11](P278～279)至清代，满洲统治者统一全国后，西南地区早期基本上处在藩王吴三桂的控制之下。其后随着“三藩之乱”(1673～1681年)的平定，康熙、雍正年间，王朝权力便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今湘西、黔东南及黔西南的“生苗”地区，则直接付诸军事手段“开辟苗疆”。这其中，对驿道交通安全的考量也成为促使清王朝展开上述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雍正二年(1724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将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招至曲靖，询问应否开辟“苗疆”及方略时，方显力主开辟，其中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官民自黔之黔，自楚之黔、之粤，皆迂道远行(中略)。苗又时出界外，剽掠内地商旅，尤以为苦”。⑩征服“苗疆”后，清朝政府开通多条水陆交通线路，形成了以“古苗疆走廊”为主线的交通网络体系。乾隆时期，由于贵州地域内已普遍设立郡县，加上内地人口剧增，大量汉族“客民”开始以流民的形式迁入“苗疆”，随着驿道沿线周边地区大量汉民的移入以及各民族社会汉化程度的加深，“一线路”之称亦不复见，然其作为西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不可替代。

       其次，从“古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城镇分布格局、经济市场等的影响看，中原王朝权力在西南地区将政治、军事力量集中于驿道沿线之分布格局，其影响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及文化诸方面领域表现出来，并呈现出“国家化”影响下的整体性特征。此前在西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关注到这条“东路”驿道的重要性。如杨永福在对西南古代交通变迁历史进行梳理过程中，认为元代开辟的由中庆(今昆明)经贵州普安达黄平道路的开通，奠定了明清西南地区交通格局的基础，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移民活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同时促进了相关地区经济的开发，其深度、广度均为前所未有，成为这一时期滇川黔相连地区经济活动中活跃的部分，也奠定了明代贵州建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的整合，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12](P19～20)李惟自从贵州民族音乐特点与驿道的关系分析了贵州民族音乐与汉文化之间的联系。[13]史继忠[14]、陈国安等分析了驿道交通、卫所军屯对贵州建省的影响，认为明代以后位于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的战略地位的提升，与其处在控扼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与中国间的交通枢纽位置有关。[15][16]钟铁军通过对贵州省驿道沿线“州卫同城”现象的分析，认为这其实是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二为一，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17]汤芸、张原等进而梳理了贵州城镇的形成过程，认为贵州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系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进行政治军事拓展的产物，卫所城镇的生长和发育并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驿路通道的建设和早期国家化的经营程度。因此，明代贵州的城市体系既不是市场等级体系的派生物，也较难用一套规范的行政等级体系来辨别。[18]此外，“屯堡文化”研究专家孙兆霞教授则关注到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介入下建构起来的“通道文化”对促进贵州民族关系“一体多元”格局形成带来深刻影响。[19]在国外，美国经济史研究者李中清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贵州正式建省，直接目的即是为了保障这条“东路”交通干线的畅通，明代贵州省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设置。[20]他在所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一书中，从经济史角度将西南边疆的形成置于国家大一统格局视野下进行考察，详细探讨了驿道交通与贸易、人口与移民、粮食生产与土地开垦、粮食分配与价格变动等问题。所探讨的内容与明清时期的驿道交通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其中他就云南、贵州“某些区域”粮食价格变动保持高度“同步性”的见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指出了“古苗疆走廊”对联动西南经济带来的影响。[8](P120)

       可以看到，上述成果从不同的侧面涉及驿道交通对西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多层面的影响，也凸显出国家力量沿驿道交通对西南边疆地域及民族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还局限在个别的“问题意识”的领域，缺乏从更广阔视野下的整体性把握与探讨。自“古苗疆走廊”概念提出以来，从以“驿道”连带起来的“空间”关系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初显端倪，如田书清通过对明清时代贵州籍进士分布地的统计和考察，认为“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发展关系重大，直接影响了明清进士的分布格局，八成以上的进士系沿“古苗疆走廊”及其他三条线路呈带状分布，走廊带进士人数的变化也决定了整个贵州进士变迁的大致走向，体现了在明清社会主要交通驿道对沿途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21]曹端波教授从宏观视野分析了开辟“古苗疆走廊”的背景，指出这条走廊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互动及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多元性：如民族生态分布、西南贸易与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的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等；认为这条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南的大通道，而且也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22]笔者也进而探讨了“贵州文化”主体性缺失与“古苗疆走廊”间的关系。[23]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突显出“古苗疆走廊”所具有的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纵观前近代时期中国疆域版图的变化过程，可以说，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营及开发，是元明清时代构建帝国边疆体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古苗疆走廊”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国家走廊”，其宏大的“国家叙事”不仅在“中心与边缘”或“内地与边疆”等结构关系上有所表现，并且在地方性叙事及一些局部领域：如城镇格局、城市空间布局、教育、商品流通与市场圈、集市贸易、农业技术推广或新品种(如玉米、番薯等)传入等，都会带上浓郁的“国家化”色彩，并且通过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也会更加深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一体多元”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形成的过程。

       第三，从“古苗疆走廊”对西南民族/族群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的影响看，贵州在建省前，“西路”驿道穿越现今贵州西部及西北部，系芒部、水西等土司统辖的腹地；“东路”驿道千余公里的漫长道路则分属川、滇、湖广三省。其所经地域由西向东，驿道一线以北分别为水西土司、播州土司、思州、思南土司控制的地区，东段的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以北腊尔山及周边地区则是“红苗”等“生苗”盘踞地带；驿道一线以南地域除部分地区有土司管辖外，大部为“化外之地”的“生苗地界”。自元代开通此路后，当地土司与少数民族就反抗不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土官宋隆济为反抗朝廷征兵发动的叛乱，这次叛乱致使前往征讨八百媳妇国的元军在八番顺元(今贵阳附近)一带溃散而不得不罢征。(11)明王朝建立后，“古苗疆走廊”沿线地区的各种叛乱和反抗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贵州东部爆发的“峒蛮”(现侗族)吴勉领导的叛乱，朝廷动用十万之众，历时八年方将其镇压。在倾力镇压各民族社会的叛乱同时，王朝权力也采取各种措施保护驿道的安全。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现湘西风凰县一带修筑的边墙，即面向驿道呈U形结构延绵近二百公里，其目的就是为防止现湘西及黔东北一带的“生苗”南下侵扰抢掠行商。[24](P336～347)明中期以后军户逃亡严重，道路状况更为险恶，甚至出现卫所屯军与苗民勾结抢劫行商及“汉变苗”之现象。“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12)因驿道所经之地尽可能选择的是平坦易行之处，所以首当其冲起来反抗，并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也是这些族群。如洪武年间镇压了上述“峒蛮”吴勉的叛乱后，明王朝在今之黎平、锦屏等地设置开屯设卫，在镇远府与黎平府间形成一条南北宽40公里，东西长60公里的汉民分布区，以“古苗疆走廊”为界将侗族社会隔成南北两部分，导致北部侗族社会受汉化程度深而与南部侗族在文化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形成了南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25]明代迁入贵州的汉族屯军及屯民，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剧烈社会变迁过程，除西部保留一部分“屯堡人”“穿青人”外，东部镇远、偏桥(施秉)一带的屯军则选择另一种生存战略，基本上融入到当地的苗族中。据调查，现施秉一带屯军的后代还流传有许多口头传承，其中就有“苗族打来了变苗人，汉族打来了变汉人”之说。清代初期，由于战乱和逃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贵州全省的在籍人口仅有万余人，但到乾隆晚期，全省人口陡增至五百余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口系以“流民”的方式迁来的汉族“客民”。[26]乾隆年间以后，贵州全省除一些小土司外，基本全部改设为府州厅县制。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民族社会中普遍出现了汉化现象。正如以下将讨论的那样，西南地区自清代中期以后由“国家化”向“内地化”急剧转向过程中，各非汉族群社会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开始构建新的族群认同“边界”。甚至明代汉族移民的后裔“屯堡人”、“南京人”、“穿青人”等也被后来的汉族归为“苗类”，饱受歧视。现今中国有73万“待识别民族”，其中71万人分布于“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占全国总数的96％以上。[27]由此可见，经历六百年沧桑巨变的“古苗疆走廊”沿线，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城乡区别(如“穿青人”与“屯堡人”)、先来与后到(如明代移民与清代移民)、被视为“同一民族”的内部差异(如苗族与东家、西家及

家等)、受汉化程度的高低(如侗族、布依族与苗族等)等都会造就新的族际认同的“边界”，并进而影响到今天。

       三、“国家化”与“内地化”

       自元代统一云南后，尤其是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被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整合过程，其“国家化”及“内地化”两者在这里交相重叠，而首当其冲者即“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的地域及民族社会。从这一意义上看，“古苗疆走廊”可谓为一条对西南国家整合影响至深的“国家走廊”。

       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自上而下地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的“一体化”整合过程。此前，学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体系过程的研究多使用“内地化”这一概念。然而，“内地化”与“国家化”在内涵上虽有若干重叠，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对边疆地区有意识的控制，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行的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措施、教育礼仪制度及文化行为，而“内地化”则主要指的是边疆与内地在“同质化”演绎过程中，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地对王朝政治体系及意识形态在心理认同上的趋同过程，而这往往与汉族移民的大规模流动有密切的关系。就“国家化”之内涵而言，笔者认为，它主要包含了“王化”与“教化”这两个不同层面：“王化”主要指中原王朝直接和间接统治的空间范围，构成了帝国模糊的政治空间及“疆域”范围。而“教化”则既是指文化边界，即以汉字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的“礼”等伦理观为代表的汉文化，同时也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要分布地的边界明晰的“内地”区域。在中华帝国政治次序向心式的差序结构中，尽管政治或文化的“边界”时隐时现，模糊而流变，但这两条“边界”无疑是存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对边疆地区的整合，往往先是以“王化”确立其模糊的政治“疆域”空间，再通过“教化”徐徐扩展其明晰的“版图”范围。换言之，由“天下观”彰显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既建构在“文明”与“野蛮”对置的“华夷之辨”基础上，但同时其疆域范围内又包容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在内，形成了政治上“华·夷”共生的“一体”与文化上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所以说，“一体多元”本身就是传统中华帝国统治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

       在传统的，处在统一状态下的中华帝国的统辖地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两条时有重叠但又不同的“边界”：“政治边界”也可称之为“外边界”，其边界线模糊而富有伸缩性，形成了帝国广阔的“疆域”范围；相比之下，“文化边界”明晰而相对稳定，可称之为一条“内边界”，这条“内边界”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族群关系上具有多重含义，它域内的“内地”即是直接为帝国提供政治、军事、经济资源支持的“版图”范围。每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可以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形成“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广阔空间；然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则“外边界”范围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以内。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华帝国及其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极富于弹性的统治体系。

       在探讨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问题之际，最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以后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使得“内”“外”两条边界开始在这一区域发生交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首先，汉民的移入为王朝权力实施“改土归流”，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而王朝权力直接控制的重点也是在汉族军屯、民屯集中分布的驿道沿线地区并逐渐向四周扩散。其次，官学、义学的设置和科举考试等，也成为自上而下地推行的“国家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最初大体上也是驿道线展开的。第三，依托驿道沿线推进的“国家化”进程，尤以贵州省为明显。整个明代，汉族移民，以及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均主要沿东西两路驿道尤其是东路的“一线路”沿线分布，并形成了贵州最初的城市群，而与之相应的市场圈的扩展及贸易往来，在空间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格局。可以说，至少在清代中期内地汉民向西南大规模自发移民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推动的。大量以组织方式移入的汉民进入西南地区，使得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的两条边界在此交汇重叠，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时期。因中原王朝主要经营重点放在云南，而贵州的设置主要是为保障通往云南的这条“东路”驿道的安全为主要目的，移入的汉民主要分布在驿道沿线地区。清朝统一中国后，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在西南展开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开辟苗疆”，迎来了西南“国家化”的最高峰期。乾隆时期随着内地人口的猛烈增长，大量汉族移民以自由移动的方式流入西南地区，人口构成也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乾隆中期初始便开始了急剧的“内地化”进程。

       “内地化”一语最初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汉族移民历史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是指汉族移民台湾后，在文化和心理认同上与大陆内地趋同过程，从而使台湾完成由“化外之地”向“中国”的转变，所以亦将“内地化”等同于“中国化”。[28]上述的“国家化”概念之所以不等同于“内地化”，主要在于国家力量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整合并不能直接导致“内地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王朝体系中，“版图”是对王朝统治范围的清晰表述，而“疆域”则是“王化”理念的泛化表现。[29]支撑王朝政权经济基础的是其版图范围，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政治及经济资源上的付出往往远大于所获，对此李中清教授在他对西南社会经济历史的卓越研究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8](P34～58)而历史上“疆域”向“版图”递变，又往往与汉族移民——即受“王化”与“教化”思想的驯化，作为其观念的载体并为王朝政权纳税服役的人群之移动有关。从这一意义上看，正是由于明清时代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才使西南边疆地区真正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或“内地”范围，但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明清时期，云南与贵州虽被列入行省之列，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也处于王朝权力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然明王朝有关“中国”的表述中，显然指的是直接控制府、州、县及汉人分布地区。而在国家组织下移入的汉族移民主要是沿驿道线分布，周边既有土司、熟苗，也有不服王化的“生苗地界”分布其间，致使空间上中华帝国的多重“华夷”边界在此交汇重叠，情况极为复杂。如明洪武年间朝廷在制定藩国朝贡礼仪之际，将云贵行省内的土司、土官与日本、朝鲜等同列：“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13)贵州黔东南、湖南湘西等“生苗地界”则被视为“化外之地”，成为在周边行省包围下的边疆地区。到清代，在西南地区“内地化”推进过程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说，有明一代，大量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移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贵州“古苗疆走廊”沿线一带，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在周边强大的土司和少数民族势力压迫下，反而呈现逐渐萎缩之势。清朝统一中国后，康熙、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普遍推行府、州(厅)、县之建置，为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对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过程的研究，目前尚论者寥寥，随着今后研究的推进，将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多样的内容。然笔者认为，西南地区的“内地化”与此前台湾学者所界定的“内地化”，其内涵应有所不同。首先，云南、贵州本身就是中华帝国的行省之一。其“国家化”在先，“内地化”紧随其后并交错展开。因迁移至此的汉族移民在心理上并不存在“中国化”之认同障碍，“内地化”实质上是汉文化作为主流话语的构建和展开之过程以及强势国家权力和汉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所导致的普遍同化现象。其次，西南地区的“内地化”更多的是指来自少数民族社会对王朝政治体系和汉文化的认知及趋同现象和过程。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各非汉族群(少数民族)社会不仅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等深受影响，并且在强势族群一侧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异族”镜像以及“华夷之辨”等结构性观念都会内化到他们群体意识中，并在这一“他者”的坐标轴上“自下而上”地依照汉化程度的高低建构起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这就是笔者曾提出的“他者性”理论思考。(14)第三，“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苗疆”作为中华帝国统治疆域中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概念之一，均滥觞于“古苗疆走廊”并扩展至周边地域；其流变过程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国家化”和“内地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对此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阐述。

       四、结语

       在当今学术界，受法国年鉴学派和地理学的影响，学者们对于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特质给予了不少关注。然而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地域、区域及民族社会的个性和多样性特征而忽视强大中央集权政治下由国家力量带来的普遍性文化表征，亦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对此一些研究华南汉族社会的人类学者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疑问。[30](P82)回顾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脱离了宏大的“国家叙事”之框架，便无法把握隐含在地方文化多样性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体性的因果关联。对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供方家指正：

       首先，元明清时代，是中国西南地区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云南及贵州为中心的西南边疆，经历了由“疆域”向“版图”，从“边疆”到“腹地”的巨大转变。自元代统一云南直至明清时代，中华帝国双重“华夷”边界开始在此交汇，因此这一区域内的地域及民族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其特点也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边疆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国家化”整合过程；但“国家化”只是实现“内地化”前提和基础，两者可交叉但并不等同。就云南与贵州而言，贵州因其处在保障云南安全的附属地位，其“内地化”进程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大量汉族“客民”流入后才真正开始的。

       其次，因受西南地区复杂地理形势的影响，交通状况往往成为制约王朝权力统治力度强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对交通驿道的研究，只停留在历史地理及交通史研究上远远不够。从这一意义上说，“古苗疆走廊”的开辟，因其将湖广内地与云南边疆牵一线以勾连，成为左右王朝权力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稳固最重要的一条通道，可谓为真正的“国家走廊”。它不仅对维护云南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也直接促成了贵州的建省，并对其所经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民族/族群文化、城镇群落及经济圈等均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今后应从多学科视野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展开深入调查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样做，既可从国家整合的高度认识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加深理解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现状及形成机制，有利于构建基于地域空间的文化整体认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鲜活的案例及理论支撑。此外，把“古苗疆走廊”周边地域的多样性文化置于一个在因果链条串联起来的整体空间维度下重新审视，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现实应用方面也可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视野和契机。

       第三，历史上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此前多被排除在边疆学研究领域外，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学者的视野。事实上，贵州省内的诸多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域，直到清朝早期仍然处在既无国家统治力量进入，亦无土司管辖的“化外之地”，形成了在周边内地包围下的一块块“内地化边疆”。如民国年间编写的《清史稿》中依然把贵州东部与湖南湘西交界的“苗疆”地区纳入到“中国边防”范围内。“古苗疆走廊”的开辟对西南地区纳入中国疆域版图的过程既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其域内“边疆”与“内地”曾长期交错共存的现象，对从动态角度把握中国疆域版图变迁的空间关系及过程，拓展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视野也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 2013—08—15

       注释：

       ①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元)《经世大典·站赤考》，《云南史料丛刊第七辑》，第172～173页。

       ②《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一。

       ③《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七四。

       ④《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九五。

       ⑤《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五。

       ⑥《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八七。

       ⑦《明实录·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

       ⑧《明实录·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六。

       ⑨《明实录·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

       ⑩(清)方显，《平苗纪略》。

       (11)(清)乾隆，《贵州通志·师旅考》，卷二十三。另见(元)《招捕总录》，宋隆济条。

       (12)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一。

       (13)《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三二。

       (14)清朝后期，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一些与汉族交往比较频繁的少数民族，如“仲家”(布依族)、“峒苗”(侗族)等社会的群体意识中普遍出现了否认自身为“苗”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苗化”现象。参见杨志强《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另有关族群建构中的“他者性”问题，参见杨志强《从“苗”到“苗族”——兼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标签：苗疆论文;  贵州民族论文;  贵州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明朝论文;  移民论文;  明清论文;  古中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