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打工偏好分析——基于影响因素和地点偏好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地点论文,因素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达1.5亿人，其中80后农民工占总数的60%，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已经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劳动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显然具备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掌握技术相对较快等优势。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和能力日益旺盛。由此可见，现在所涌现出的农民工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建设者，同时也是拉动内需的制造者。但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在城市中依然面临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尴尬境地，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虽然有所突破，但面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制度堡垒和文化之墙，还有许多空白亟须填补，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问题，分析影响其外出打工偏好因素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和农业稳定的“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国外学者关于影响农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和原因已有了较成熟完备的研究结论。在早期研究中，经济学研究领域对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最早由W.Petty（1690）在《政治学术》提出，认为收入的比较利益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原因。亚当·斯密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市场扩展的自然结果。C.Clark（1940）在《经济发展条件》中得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随之转移到第三产业。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较低的农业劳动所得的推力以及城镇较高工资水平的拉力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W.A.Lewis，1954；C.H.Fei和G.Rains，1961），这也是后来被很多学者应用到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推拉”理论。Jorgenson（1961）从消费结构变化角度出发解释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因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其发生转移的根本原因。库兹涅茨（1966）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的转移是因为技术发展速度不同，导致“经济机会”的不同，进而劳动力才会发生转移。也有学者从成本一收益角度和劳动力所在地区相对贫困进行研究（Stark，1991；Theodore W.Schultz，1976）。近几年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古典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首先，基于新古典研究方法，有学者从劳动力供给角度（Banerjee，1991和Decressin，1995）、效用和福利角度（Carrington，1996和Borjas，2001和Spilimbergo，2002）、土地效用率角度（Brueckner和Yves Zenou，1999）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其次，基于结构主义，Daveri（1990）、Obstfeld（1998）、Hansen等（2002）依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将社会分成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分别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和一般均衡方法得出，要素价格、转移成本、商品成本、社会制度等都会对劳动力转移产生推动或干扰。其中，Hansen等（2002）利用实际经济周期，运用递推原理得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必然会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
国内对于农民外出打工影响因素的关注不及国外早，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类研究方向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陈吉元（1993）把城镇非正规就业部门采纳进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中国的“三元”经济理论。高国力（1995）认为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之一，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民外出打工越频繁。农业资源禀赋的缺乏、农业收入较低也被学者认为是我国农民做出外出打工决定的影响因素（杜鹰，1997；李实，1997；张平，1997；都阳，2001）。蔡昉（1996）在其基础上认为相对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决策。朱农（2005）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城镇GDP和农村人均GDP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前者与劳动力流动呈同向变动，后者呈反向变动关系。陈会广等（2012）基于南京市1062份农民工为调查分析对象，把土地权益和社会保险效应引入经典的Todaro模型，认为土地权益，特别是土地保障机制对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影响重要。第二类研究方向的学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农民这一微观主体身上。赵耀辉（1999）认为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较小，性别、年龄对决策都存在影响。朱农（2002）认为受教育程度仅对男性转移决策有正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对劳动力转移存在负向影响。王国辉（2008）运用制度、生活成本、农村非农产业等变量，并基于农户劳动力配置净收益最大化的乡城迁移模型，得出中国的城乡迁移行为实际上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配置而达到净收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第三类研究方向则研究国家相关的制度政策，如户籍等对农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蔡昉（2001，2003）、李晓青等（2004）、刘志国等（2012）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理论都得出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制约作用。城镇发展迅速也被证明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根本动因之一（程名望，2005）。邓大才（2008）将改革开放30年的外出打工农民按时间顺序，即20世纪70、80年代划分为第一代打工者，90年代的农民工成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的成为第三代打工者，并且根据国外学者研究加上我国实际情况得出了这三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原因分别是：饥饿逻辑，即农民外出打工只为解决温饱问题；货币逻辑，即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前提下，外出打工可以让农民赚到更多的钱；前途逻辑，即在前两个问题都已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再选择外出打工是希望改变自己所处境遇，不愿再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目前，国内研究大多数基于宏观经济政策或是户籍制度对外出打工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鲜有学者立足于微观主体，深入调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影响农民外出务工具体情况的分析。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理论研究，立足于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即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特征，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影响家庭中打工人数、农民外出打工地点等问题的影响因素。
二、农户外出打工人数影响因素
东北地区地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幅员辽阔的地理因素成就了该地区产业以农业为主的先天条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我国工业发展步伐将其列为重工业基地为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后天条件，但并没有改变“三农”所处的基本地位。仅东北地区来讲，不难发现农村人口、农业作业机械化程度的增速大于耕地面积的增速意味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已成为必然现象。在城市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日趋稳健的时候，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就成为了该历史条件下所特有的情况。但是否每户农户家中都会有外出打工者，如果按照无外出打工成员家庭和有外出打工成员家庭将所调查地区划分为两种家庭，那么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家庭中又会有几名农民工，其决定因素有哪些将是本部分内容所要进行分析的。
（一）模型选择
假设一个未被观察的潜在变量
，它与
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即：
根据
的分布函数F的不同，可以将离散选择模型分为Probit模型（标准正态分布）、Logit模型（逻辑分布）、Extreme模型（极值分布）。（3）式中M个临界值
被称为门限值（threshold values）。对于而言，较大的就对应较大的，如
，则
（王恒等，2006）。门限值与系数一样，采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
（二）两种类型家庭统计数据分析
本文数据部分通过吉林大学农村金融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同学进行的“田野调查”获取，另一部分则由吉林大学同学利用假期返乡进行调研获取。分布地区包括了吉林省长春市松原市、四平市、吉林市、白城市、公主岭市、通化市周边乡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佳木斯市、双城市周边乡镇；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营口市、铁岭市、抚顺市周边乡镇等。东北三省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518份，其中存在外出打工成员家庭为242户，占有效问卷的47%，有外出打工人员336人，说明在一些家庭中出现多个外出打工成员。无外出打工家庭为276户，占有效问卷的53%。首先，表1给出有外出打工成员和有外出打工成员的家庭自然情况、收支情况的统计分析。
从统计性特征来看（见表1），在家庭自然情况中，无外出打工成员和有外出打工成员的家庭总人口、家中小孩数量和家中老人数量并无显著差别。虽然在有外出打工成员家庭中正在读书的孩子个数要多于无外出打工成员孩子个数，但总体来说差别不大。两种家庭仅耕地拥有量差别较显著，其中无外出打工家庭平均拥有耕地数量为19.78亩，而有打工成员耕地拥有量仅为13.37亩。正因为拥有较少的耕地，有农民主动选择了新型合作经济，选择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土地承包给其他人，这样一来解放了劳动力同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但也存在一些农民因无法维持生计而被迫选择外出打工的情况。由此也印证了我国已有学者将农业收入、农业资源禀赋问题认为是影响农民外出打工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的论证。
在家庭资产状况中，无论是家庭总收入还是家庭总支出，有打工成员的家庭都要明显高于无外出打工成员家庭。其中，无打工成员家庭总收入为35.73千元，总支出为34.77千元；有打工成员家庭总收入为42.10千元，支出为36.64千元。从数字中可以看出，虽然二者都存在差别，但在显著性方面两种家庭的总支出差别要明显低于总收入差别。在总收入并无明显差别的基础上，不难得出有外出打工成员家庭支出增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推动，而是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推动其增多。无外出打工家庭和有外出打工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表明，无外出打工家庭的收入差距要明显大于有外出打工家庭的收入差距。两种家庭的支出差距也呈现出同样状况。不难看出，虽然在城镇的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和支出整体水平要高于在农村务农人员，但生活总体成本差别不大。而农户则因耕地拥有量、农机器械、化肥等与生产相关的投入，呈现出各个家庭的支出和收入不均等状况。但从家庭资金是否短缺来看，两类家庭则无显著差别。
因此，本文根据调查数据实际情况，将农户家中外出打工人数作为因变量，在518户居民中，有外出打工人数最少的为0，最多一家中有4名打工成员。根据所调查家庭情况，将有外出打工成员家庭分为5类：无外出打工人员家庭、有1名打工成员家庭、有2名打工成员家庭，有3名打工成员家庭，有4名打工成员家庭。其中，被解释变量MW为外出打工人员数量，解释变量为家中家庭可耕作土地数量（亩）LM、16岁以下（不含16岁）人口T_CHILD、60岁以上（不含60岁）人口T_OLD、正在读书孩子个数C_EDU、家庭成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T_HS、家庭总收入（千元）T_INC、家庭总支出（千元）T_EXP、资金是否短缺SF。因此，影响东北地区农民打工人数的模型如下：
其中，MW为外出打工人数，分别为0=无外出打工人员、1=有一名外出打工成员家庭、2=有两名外出打工成员家庭、3=有三名外出打工成员家庭、4=有四名外出打工成员家庭。CLOGISTIC（·）表示逻辑分布函数，临界值C（1）、C（2）、C（3）、C（4）将逻辑分布划分为4个区间，将MW的潜在取值I_MW带入5个方程中，即可估计出家庭外出打工人数从0至4的取值。
（三）外出打工人数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6.0软件，选择排序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对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60岁以上（不含60岁）老人、正在读书孩子个数、家庭成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某一农民家庭中是否有、有几个外出打工者产生了影响。但受模型本身限制，系数无法刻画出具体的边际影响，而仅能根据符号的正负来判别基本方向。表2也给出了内生变量取值的4个门限值，具体含义为：当≤0.302时，取0；当0.302＜≤2.114时，取1；当2.114＜≤3.976时，取2；当3.976＜≤5.653，取3；当＞5.653时，取4。
在农民家庭自然状况中，60岁以上（不含60岁）人口、正在读书孩子个数、家庭成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三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60岁以上（不含60岁）人口的系数为负，意味老人越少，潜在变量取值越小，因变量y取值为4的可能性越小。赡养老人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家中老人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出务工人员是一种制约。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明显，虽然大多数60岁以上老人并没有丧失自理能力，但身体状况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能力显然要低于青壮年劳动力，如果家庭拥有土地，则必须要留有青壮年进行农耕和照顾老人。这样想要外出打工的青年人必须要留在家中，家里外出打工的人数必然会较其他家庭少。（2）正在读书孩子个数的系数为负，表示读书的孩子人数越少，潜在变量取值越小，因变量y的取值为4的可能性越小。反之，该结论意味家中正在读书的孩子越多，家中外出打工农民个数就会越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传统劳动收入无法支撑就学子女费用，促使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家中正在读书的子女越多，其家中负担越重，必然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越多。（3）家庭成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系数为正，说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越多，潜在变量取值越大，因变量y的取值为4的可能性越大。这与赵耀辉（1999）的研究认为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影响不显著的结论相反。文化程度促使家庭成员视野开阔，愿意尝试新事物和探索新环境。在我国，农民这一群体无论是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不高的情况下，依然有改变自身境遇的希冀。在很多家庭，无法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学费比较贵的正规高中、大学读书，就希望通过职业技校、中专等培养专业技能的学校，这样一来，其子女从这些院校毕业后自然会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留在城市，而不愿意再重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结论与邓才大（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三代打工者遵循“生存逻辑”。
在农民家庭资产状况中，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总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总收入系数为负表示收入越低，潜在变量值越小，因变量y取值为4的可能性越小。总收入的多少意味能否满足农民日常的消费以及扩大生产经营，同时也意味能否满足农业资本积累的需求。如果家庭总收入能够满足农民的上述需求，依据东北地区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大多数家庭不会选择外出打工，而是选择在农闲时在家娱乐。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所给出的结论，即收入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决策一致。（2）家庭总支出系数为正，说明家庭支出越高，潜在变量取值越大，因变量y取值为4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农户家中支出越高，就越需要更多的外出打工者以满足家中花销，仅仅依靠农业种植收入无法满足消费、扩大生产的需求。立足我国现阶段的主导思想，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举债生活，如果自身的支出较多而农业生产收入不足以满足的情况下，产生外出打工、打工人数较多的情况实属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自然状况中，仅家庭拥有耕地数量、16岁以下（不含16岁）人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杜鹰（1997）、李实（1997）、张平（1997）、都阳（2001）得出的农业资源禀赋会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结论不一致。这也意味目前在东北地区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孩子的数量不足以影响外出打工农民的人数。在资产状况中，资金是否短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中是否缺钱无法成为家中是否有外出打工成员的影响因素，这也与统计分析的结论一致。
三、农民外出打工地点偏好分析
现阶段，受户籍制度较深的影响，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大多数农民在选择打工地点时还是更倾向于离家近的城市。究其主观原因，一方面离家近的打工地点意味生活习惯不会存在太大差异，融入社会群体相对容易，不会因环境因素导致过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打工地点的选择也意味在农忙时，外出打工人员可以选择回到家中协助家中劳动力干农活。客观原因则在于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的限制。作为城市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化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间发展。本部分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将农民外出打工地点作为内生变量，选取打工成员自身特征、打工农民家庭基本情况以及家庭资产状况3个维度的11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各种基本因素对农民外出打工地点偏好的影响情况。具体指标如表3所示。
本文选用2009年样本统计期间，东北地区518户家庭中336名外出打工人员数据，将因变量按顺序即打工地点离家远近程度分为6种选择（见表3）。由此构建的具体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采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对农民外出打工地点估计后，具体结果见表4。在对离散数据进行回归过程中，系统将因变量自动指定为4个取值区间。分别为：≤-0.354、-0.354＜
≤0.846、0.846＜≤1.225、1.225＜≤1.434、1.434＜≤1.588、＞1.588时，取值为分别为0～5。
由表4农民外出打工地点的实证结果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在所调查地区的2009年336名外出打工农民中，外出打工人员是否已婚、年收入，家庭总人口、拥有的耕地数量、正在读书孩子人数，农业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自变量对农民外出打工地点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在外出打工者自身特征4个变量中，有农民工婚姻状况、年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农民工婚姻状况系数为负，在农民工未婚的情况下选择外出打工地点为5，即大于850公里的地方去打工的可能性越小，已婚的农民工因为要肩负养家的责任，因此外出打工愿望更加强烈，并且其踏实肯干程度要高于未婚者。这一结论与朱农（2002）的结论一致。（2）农民工年收入的系数为正，表明收入越高，潜在变量取值越大，因变量y取5的可能就越大。基于本文所获得数据的地点进行分析，外出打工地点离吉林省越远则表明农民工选择去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可能性就越大，自然收入高的机会也就越大。既然选择外出打工就必然是因为不满足生活的现状而做出的决定，因此这些农民工也情愿选择离家远一点，但收入可以高一点的地点打工。在这一项中，打工成员性别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给出的已有研究结论一致，用调查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在所调查地区，外出打工成员的性别无法成为其选择打工地点远近的影响因素。另一项因素——打工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学历的高低无法成为判断农民工选择打工地点远近的依据。
在农民工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总数、家庭拥有耕地数量以及家中正在读书的孩子个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家庭人口总数系数为负，说明家里人数越少，潜在变量取值越小，因变量y取值为5的可能性就越小。这说明家中人口越少，那么外出打工的农民是这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选择离家远的地方打工就显得不太现实。（2）家庭拥有土地量的系数为正，表示土地拥有量越多，潜在变量取值越大，因变量y取值5的可能性越大。首先，距离市中心越远的地方才能意味着有更多的土地，也就是地理位置相对较偏僻，那么无论该农民工选择去哪儿打工都面临着离家较远的可能。其次，随着近年来农民思想的不断开放，大多数农民都不再甘愿守着较少的耕地生存，也有很多农民选择将自家土地通过出租的方式租给别人，这样他们在收取土地租金的同时还能够去外面打工，就不再担心家中土地的耕种问题，也不再受离家远近的限制，去相对较远的地方打工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较大。（3）家中正在读书的孩子个数的系数也为正，说明正在读书的孩子越多，潜在变量取值可能性就越大，因变量y取值为5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在读书的孩子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整个家庭的负担。如果分别从孩子和打工者两方面考虑，该结果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如今的家长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更好一点的教育，就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孩子去城市、省城读书，也就必须要负担较重的生活费用的压力，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就选择跟孩子读书地方相同的城市打工，不仅方便照顾小孩，也可以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就存在打工地点离家较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意味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赚得更多的薪水，在所调查地区，存在为了有更高收入去南方，或是选择出国打工的情况。家中60岁以上人口和16岁以下人口的数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家中老人和孩子的数量并不能影响农民工外出打工地点选择。
在农民工家庭资产状况这一项。农业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负，表示农业收入越低，潜在变量取值越小，因变量y取值为5的可能性就越小。不难分析，在外出打工的最初阶段也需要农民工自身有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农业收入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收入多少必然就会决定了农民工打工地点的选择。如果农业收入较高，农民可将土地租出去后带着储蓄远离家乡创业，不然就只能就近的城市或是省城外出打工。在这一项中，资金是否短缺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农业人口占半数的农业大国，我国耕地面积近年来不断减少，虽然农村人口也有所下降，但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农村涌现大批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的今天，农民工就成为一支城市化建设的一线队伍。尽管农民外出打工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但每到年关时的大批农民工返乡潮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
本文通过2009年的“田野调查”东北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情况，共收回518份有效问卷，其中有外出打工成员的家庭为242户，占有效问卷的47%，有外出打工人员336人，说明在一些家庭中出现多个外出打工成员。无外出打工家庭为276户，占有效问卷的53%。利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模型分别实证检验了家中外出打工人数和农民工打工地点两个问题，其中家中外出打工人数所选数据为518个全样本，而农民工打工地点选择问题选用的是336名外出打工人员的样本进行分析，并分别得出以下结论：（1）家庭外出打工人数的影响因素有以下5个，分别是60岁以上人口、正在读书孩子个数、家庭成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家庭可耕作土地、16岁以下人口、资金是否短缺在所调查地区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就是说对家中有多少名外出打工人员并不会产生影响。（2）农民工打工地点偏好方面，农民工是否已婚、年收入、家庭总人口、拥有的耕地数量、正在读书孩子人数以及农业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自变量对农民外出打工地点的选择产生了影响，而性别、受教育水平、16岁以下（不含16岁）人口、60岁以上（不含60岁）人口、资金是否短缺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地点选择并不会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起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农民工工资等合法权益，同时也应该建立一些适合农民工的学校，让他们在为城市打工的同时也能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改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前提也是其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另外，帮助农民工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帮助在家的“留守儿童”解决生活问题更是保证农民工在外出打工时少一些担忧、更加努力工作的途径之一。总之，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关系到“三农”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