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人文精神在人民警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民警察论文,思想道德论文,试论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文精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按通常的理解，人文精神一般是指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它着眼于对人类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追求的思索。儒家文化中，由于其慧命思想的支撑，到处充满着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与其他文化不同，有着鲜明的特点，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拟就儒家人文精神中积极的一面对人民警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对人民警察人生观的树立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的生命意识根源于宇宙，把人看作是宇宙中的一员。他们高扬生命意识，把生命提到本体的高度。《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有“大生”、“广生”之德。儒家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和“元、亨、利、贞”等生成生养、流衍创化的能力，统统赋予人类，使之成为人的本性。所以，作为天地精华的人应效法天地、弘扬天性，全面发挥禀赋与潜能，树立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识。
基于对生命的这种本体性的认识，儒家主张尊生重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不倚重于死亡意识，相反，它是通过正视生命来正视死亡，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些思想都是以生来界定死。在这种生死观的指导下，儒家主张以积极强烈的人生实践，省视生命的有限性，积极入世，发愤拚博，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这是惧怕死亡。事实上儒家文化并不逃避死亡，而是以自己的价值方式追求一种“死而不亡”。追求生命的不朽是儒家生死观的重要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其“三不朽”说上。《左传》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这是因为：“立德”，人具有崇高品德，便能人格不朽；“立功”，有辉煌的业绩，便能事业不朽；“立言”，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永存的文字，便能思想不朽。正因为死亡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根本上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此，《左传》中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又何求”。这与《论语》中所说的“死而无悔”、“死而无已”，《孝经》中所说的“死生之义”，在儒家都属于人生意义的范畴。
这样，儒家以一种救世情怀，强调生命意识的自觉，以生界定死，同时又直面死亡，借死反观生，把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与宇宙家族群体性联系起来。这种人文精神与佛道两家在终极关怀上有明显不同，与西方某些哲学通过建构死亡意识的曲折周章来接近形而上的世界也有很大不同。
儒家的生死观对人民警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和平时期人民警察的工作是最为危险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刻都在与死亡作斗争。从全国范围看，几乎每天都有一名警察牺牲。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一名警察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儒家的终极关怀思想和敬畏生命的理论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它能起到一种精神安顿的作用。现代化的进程是工商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天、地、人、我之间日益疏远，常使现代人感到孤独无依。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在这背后，还存在着人文谈泊、道德危机和“文化工业”、痞子盛行的隐忧。许多人感到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少寄托。基层民警，尤其是一些年轻民警，在思想的深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自己生命的忧虑。对此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世界找不到安顿追求永恒生命价值的心灵的途径。市场经济内在的排他性，造成的人与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更使人不得不对生命本身的价值进行提问。这种终极性的提问，常使青年民警的人生目的处于矛盾的选择中，因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目前公安队伍非战斗减员的情况非常严重，其中民警不堪精神压力而导致心理失常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精神压力说到底就是人生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心灵没有安顿。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这不仅是从物质方面来说的，更是从精神方面来说的。人为什么要活着，不能仅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理解，它本身是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儒家的生死观，把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来理解，内含着生命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的思想，充满了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借助它，可以使民警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信念和信仰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来提高生活品质和人文境界，安顿心灵。特别是儒家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拓宽民警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
另一方面，儒家的生死智慧中强调以生界定死、追求积极的人生的精神，对医治一些民警中存在的“人生冷漠症”具有积极作用。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一些民警一方面疾恶如仇，另一方面一时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感到无奈，导致对周围事物的“冷漠”。个别民警不关心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关心改革开放，甚至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常感慨叹息，不思进取，对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持悲观态度。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哲理对这种麻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尤其是儒家把“三不朽”作为人生有无价值的衡量标准，去除其封建色彩后，对个别民警来说确如警钟长鸣，催其奋进，使之不敢马虎人生光阴。“立德”、“立功”、“立言”尽管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从终极意义上概括人生目的，对于指导具体人生实践，有着超越时空的哲学意义，无论对于身处何境的人，都有一种震撼力和穿透力。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作为普通的民警更有机会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
二、儒家人文精神特别显扬人的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人民警察正确标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强调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负起责任，个人应该与人类共忧患。《论语·微子》曰：“鸟兽不可有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荀子也强调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群、能分、能辩，正是在群、分、辩的活动中，人才具有了礼义法正等社会属性。这样，儒家就把人的价值定位于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上。这一思想从儒家所力倡的忠恕之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熹这样解释“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尽己”的含义就是孔子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壁，可谓仁之方也已。”（《沦语·雍也》）所谓“推己”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尽心上》说：“仁者以其爱，及所不爱。”《礼记·坊记》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这些充分表达了儒家利他、利社会的群体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虽然每个人未必都能有条件参与到助人成人济天下之活动中，但最起码要做到“修己以敬人”，不损害别人，不强加于人，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立足洁身自好，引向积极事功，无论身处何境，都不能忘怀人生的价值所在。
儒家群我关系的思想，对人民警察正确标定人生价值取向具有积极意义。人的价值由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决定，如何标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的价值问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西方的人文精神与儒家的不同，它是从反对中世纪的专制政治、反对神学思想对人的禁锢中产生的，所以它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由此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把人的价值取向仅定位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上出现的见死不救、唯利是图、巧取豪夺、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等等“病症”，都与西方的这种人文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民警察内部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个人主义的种种“病症”。而儒家的人文精神总体上则是着眼于他人和群体，所培养的是对社会群体长远利益的一种责任心。孔子倡言爱人，曾子表明“忠恕”之道，孟子强调人皆有不忍之心，都认为人性应具有肯定他人、关怀他人、为他人设想的理则。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想，对消除我国当前的各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病症”，无疑是一剂良药，对于培养中国今后社会发展中所迫切需要的利他人文精神和追求个人发展与美好社会理想的一致的价值取向有着积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关心”定为21世纪教育的主题，这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可谓在精神上息息相通。
新时期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方向是什么？这是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如济南交警、漳州110和辽宁本溪市公安局等等。概括起来，他们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充分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这与儒家把人的价值的实现定位在为他人和社会奉献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儒家人文精神倡导一种“圣人”的理想人格，对提高人民警察的人生境界具有积极意义
圣人人格的核心是“仁”。“仁”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是对于他人的爱和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儒家把“仁”当作最高的人格理想，并且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域。”《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儒家圣人人格的基础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主张“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他们把尧舜看作人人通过个人的努力修养能达到的理想的人格标准，鼓励人们成圣。
为了达到圣人人格，儒家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炼，提出了丰富的修养理论。这既是一种道德修养，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涵养。圣人人格在“仁”的统摄下，知、勇等品格亦不可或缺。在圣人人格的感召下，儒家在自我修养方面形成了两个好传统：
第一，安贫乐道，刻意强调自重、自觉。这方面，儒家学者不仅有着充分的论述，而且还身体力行。孔于有曲肱饮水之乐，孟子有道德胜于王者之乐等等。这种超时超地的心神怡乐，当然不是来自粗茶淡饭的穷快活，更不是摆脱人世烦恼而进入物我两忘的精神之乐，而是源于高尚的道德信念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得道”之乐。“道”的内涵便是“礼义辞让忠信”，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是讲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关系。人君治国必以个人德性修养为基础，要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充实与完善个人的内在品德，如此才能由我而化众，进入人我交融安平富乐的理想社会。儒家注重个体人格的修养，但并不是局限于此，而是把个体人格发展的目标定格在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上，认为个人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天下大同。
第二，追求独立人格。儒家认为，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个人，其道德尊严是不可动摇的。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上》）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完善自我人格，孔子、孟子都主张必要时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生命奉献给仁义和群体利益。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告子上》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义连生命都舍得，何况是利呢？孔孟在谈到义与利的关系时，总是尚义而抑利，因为义与利关系的实质如宋儒程颐所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二程遗书》卷一七）由此可看出，独立人格内含着一种“当仁不让”、自尊其道的“大丈夫”风范，局于仁，立于礼，行于义，身心充塞凛凛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藤文公下》）它弘扬着一种自作主宰的恢宏气度及对外在力量的抗衡精神。
儒家的理想人格追求对于公安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标志着公安队伍素质的高低，它是一种看不见的警力。我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面转轨时，道德的转轨没有及时跟上，整个社会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道德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社会的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滑坡”现象。人民警察内部也存在着一些背离人民警察本质要求的现象。在物质欲望不时猛烈地敲击着民警的思想道德防线的时候，在民警迷茫于义与利的思索中的时候，重申孟子“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的观点实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儒家道德建构的核心是强调自我修养与独立人格，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在加强队伍建设中很好地吸取：
第一，它要求每一位警察都要从自我作起，向内心探求，凭个人的道德自觉来发挥创造性。一方面人民警察的工作是十分清苦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手中又有权力，要有很高的自觉性才能耐得住寂寞，正确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这就要求要有“平常心”。
第二，当前我国有些地方社会秩序还十分混乱，一些邪恶势力弥漫于社会的各阶层，有时还很猖狂。人民警察作为人民利益的保护者，特别需要大力伸张正义，需要具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儒家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三）的英雄气概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所弘扬的那种充塞着浩然之气的独立人格，正是公安队伍建设所需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十分混乱，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基层干部泄气”的局面。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究其根源，其中就有畏惧邪恶、畏惧权贵的成分。独立人格的追求说到底还是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对邪恶和权贵的畏惧其实还是怕自己失去自身的利益。如果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作为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的根本，把法律作为武器，就能不信邪、不怕鬼，就有独立人格。因此，人格的升华，关键还是要有崇高的信仰作引导。儒家的独立人格还是建立在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上的，因此它的确立缺少基础，显得空乏无力。而人民警察的独立人格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不仅是最牢固的，而且是具体的。人民警察中的许多优秀分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所具有的光辉俊杰的独立人格，是新时代人民警察的光辉典范。
无庸讳言，儒家思想中也有许多糟粕，但是儒家人文精神中积极的一面确实值得我们吸取，尤其是他们对生命敬畏和终极关怀的生死观，强调人的社会价值的价值观及理想人格追求的道德观，内具永恒与普遍的人文价值意义，蕴藏着人类理性精神。在人民警察思想道德建设中继承这笔珍贵财富，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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