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经验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教育体系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3)04-0094-04
一、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萌芽阶段
日本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起源于明治时期。明治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的国策，同时也奠定了“求知识于世界”的政纲。闭关锁国200余年的日本，从此打开通向西方的一扇大门。日本政府深刻意识到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种理念大大加速了日本向现代化强国的转变过程，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移植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以及教育制度，大量聘用西方专家，派出留学人员。
(二)发展阶段
“二战”让日本经济陷入崩溃，但它却能在短短十余年便迅速崛起，除了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美国的支持外，一以贯之的教育制度、教育立国的理念，加上未遭受重创的教育基础和人才资源，都是促成它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
这一时期的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所有的人无论家境如何，都有免费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国家是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另一方面，对于高等教育，日本采取国立(行政法人)、公立(地方政府设立)、私立(学校法人)、其他(株式会社)四种模式并存的结构，并且私立大学逐渐成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政府为支持私立大学发展，专门制定了关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法律，从私立大学的成立、运营、财政支持和监督等方面实行系统化管理。
(三)改革阶段
20世纪7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大改革，主要表现为重构高等教育体系和改善入学考试模式，其宗旨是为了达到规模与质量的统一。以此为开端，日本既有以筑波大学为代表的多所研究性大学，也有以培养专业技能为主的众多专修学校(包括短期大学)，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模式使国民享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举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就从67万人增加到了225万人，毛入学率从12.9%上升到24.6%”。[1]而在招生考试环节，日本采取了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制度，这是由扩充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的有效手段。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育改革遇到了诸多问题。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促使日本唯有不断迎合国际需求，以巩固自身地位。对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型国家来说，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知识交流和共享信息则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开始在日本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
同一时期，日本提出并开始实践“科技立国”的国策，这是教育强国理念的延伸。国土资源的匮乏与工业经济时代的需求，迫使日本认识到知识重构比传播更为重要，而高等教育体系作为知识发散的主要载体和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理应承担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以创新型知识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经济化。为此，日本采取了“官—学—产”一体化的交流合作机制，即由政府主导，致力于推动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以产业财力资源为辅力迅速提升教育质量，以教育的研究成果促进产业发展。这样，高等教育直接推动了科技进步，增加了社会经济活力，并在与产业界的合作中受益。
“科技立国”稳固了日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系统地建立了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结构。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技术为先的日本感受到来自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压力，家庭计算机、软件、半导体工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日本错失了一次信息革命的先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历了短期的阵痛之后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口号，其立足点依然为“科技”，发展点则由“技术”变为“创新”。
日本为了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提高对研发和教育的投资比重。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1996年度日本研究与开发投资比1995年增加了3.4%，达到15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2]可以说，“科技创新立国”是“科技立国”理念的升华。在工业经济时代，“科技立国”奠定了日本的一流地位，而“科技创新立国”则大大提升了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竞争力。
(四)黄金阶段
21世纪初，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TOP30计划”和以建设区域性“卓越研究基地”为宗旨的“COE计划”，二者的评估皆以科研竞争力为标准。依据该标准，“2009年，日本有43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600名，其中有7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除此之外，日本大学也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别名列世界第2名和第8名，另有7所大学进入化学学科与材料学科的世界前30名”。[3]
纵观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日本将教育始终放在关系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如果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科技影响生产力的结果，那么完善且富于创新的高等教育制度则是其当之无愧的催化剂。
二、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经验
(一)政府支持，导向明确
在确立了教育强国的核心理念后，日本首先以法律形式确保了它的执行力度。百余年来，依法治教一直是日本教育界的圭臬，一系列因时度势的教育法规持续出台并得以实施，主要有：《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学位规则》、《大学院基准》、《大学院设置基准》、《私立学校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短期大学设置基准》、《广播大学学园法》、《科学技术基本法》和《国立大学法人法》等。[4]相关法律的健全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国际化和多样化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保障。“三化”目标的达成，提升了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打通了日本大学与世界尖端科研学府互通和共享的渠道，培养了大批创新型实用人才，促进了经济的腾飞。
(二)产学研一体化，经济因素主导研究方向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本质上源于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和转化，大学的研究属性也是基于对科技基础知识及先进信息的全方位掌控和追赶。经济界与教育界的有机结合，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教育界认识到“重点性和超前性研究的战略意义，提出以强化基础研究为重心，实施重点化研究推进系统，将科研方向的重点放在对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领域。”[5]几十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使经济界和企业界更加认识到大学对社会和经济界的独特作用。故在大学教育改革过程中，经济与企业界不断提出意见和建议，将各自领域的技术和信息需求转化为科研课题，由大学承接，并在财力上大力支持。同时，大学积极与业界对接，许多大学都与企业联合设立了产业科学研究院(所)，形成业界提出选题——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业界实践的良性循环。
(三)重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20世纪末，日本政府曾为21世纪做出了准确的预判：新世纪将是“大竞争时代”，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所以，新世纪所培养的大学生应该具备在各相应领域较强的竞争力，在自然资源及国土面积均处于相对劣势的不利条件下，人力资源的优厚与否成为日本唯一可博取的制胜筹码。日本政经界和教育界据此对学生灌输危机感，使每个学生都充分意识到生存之道在于能力的培养。同时，由于世界各经济体和政体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国际化的大趋势也成为新世纪的标志，要求大学生具有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品质，如公共精神、自律、宽广的胸怀等。故在日本大学里，“能力培养”和“基本品质教育”相辅相成，已成为学生求学过程中的自觉观念，绝大多数学生都能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或非学术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大学对非学术活动相当重视，很多一流大学把培养行业“领袖式”人才作为办学目标，埋头读死书的书呆子并不被看好，学校鼓励学生要“学会通过与人交流获取信息，结识朋友，将所学的东西用在实处”。[6]
对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日本大学亦有独到之处。以综合性大学为例，采用学分制，但必修课所占学分只占总学分的1/2左右，其他学分则由学生通过自主选修课程来获得，不但可以跨学科，还可以跨院系，这种以“自由选择为主要特点的培养模式”[7]既能保证学生修完必修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扩充知识面。而对同一门课程，学校往往安排多名教师讲授，选择权属于学生，这既考验了教师的能力，也能迅速提高教学质量。
(四)教育体系规范、全面、合理
国立、公立、私立和其他类别高等教育机构的并存以及研究型大学、区域学术中心、专修学校和短期大学等各种教学研究模式的兴盛，使高等教育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求学者，使得终身教育在日本成为现实。高精尖科技成果的产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也更为便捷，而政府制定的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使教育体系始终被约束于其合理性和发展性的区间内。
20世纪中后期，鉴于大学统一考试制度导致的“考试地狱和学历社会”，[8]日本积极改革考试模式使其趋于多样化，主要有由大学组织的入学考试、国家统一组织的中心考试、所在校推荐的入学考试和指定学校推荐入学考试4种模式。因此，学生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加之日本人口近年来出现负增长，若不考虑主观意愿，理论上所有适龄青年都能上大学。国家有专门的运营机构负责管理大学生，从提供补助金到提供信息促进毕业生求职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
(一)树立忧患意识
无论主观意识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危机感”都无时不在主导着日本人的思维趋向，大竞争时代的来临和日本所处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都构成了对日本人的生存压力。日本对青少年所灌输的危机理念，是建立在将自身置于绝境的生存态势之上的。基于战略上的考量，日本大学生始终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和生机，这是对国家存亡的高度认知。相比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激发学生的潜能上显得动力不足，在以就业为目的的思想指导下，学生为求职而求学，难以形成强烈的忧国合力。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使其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二)培养创新人才
自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就意识到创造力的可贵之处：一个看似简单的发明创造，可能救活一个企业。在以加工出口为主的日本，“创新”是企业基本策略，即使是舶来的产品和技术，也不会原样复制，而是在它的基础上提高、改善，然后再生产出口。1954年，日本还首创了“星期日发明学校”，鼓励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人发挥奇思妙想进行发明创造，并设立了各种奖项鼓励发明者，如今的日本中青年都是伴随着发明创造的热潮成长起来的，不计其数的新发明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学作为知识的发散地，自然承担着“继承”和“研究”的基本功能，其较高素养的人才群体、较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企业间的紧密配合，都使得它的创新更为前沿化。日本大学生在学校里就培养了实践意识和创新意识，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一定基础。我国应借鉴日本大学的做法，鼓励学生不但要求“知”、更要求“新”，应将“创新”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来设立，因为唯有创新能力才是个人赖以发展的契机，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加强产—学—研联系
日本的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积极成果，也是日本大学将重点放在实用科学上的决策所得。反观我国高等教育，高校毕业生学历高、实际工作经验少，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创造精神，这是造成“毕业即失业”尴尬状况的原因之一。此外，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教学质量不高，使得学生毕业后所学无用、用时不精，“有很多的大专院校是由中专升级而成，师资力量匮乏，教学水平有限，培育出来的大专人才只有原来的中专水平，本科学历水平与以前的大专相近，这是大学教育致命的弱点”。[9]
因此，高校应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进行合理优化，充分考虑用人单位与高校培养目标之间的差异，即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应能适应各类企业、各个领域的需求。在课程设置方面，应科学分配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拓宽毕业生的择业范围。高校应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以实践校验自身对专业知识的吸收能力，同时积累社会经验，为将来迅速融入经济社会打下基础。
(四)改革高校评估制度
日本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是科研竞争力，而我国的高校评估制度虽然有着一系列的条框约束，但客观上却造成很多高校为评估而评估的“造假”现象，例如虚设课程，毕业论文材料造假；大兴土木搞学校建设，盲目优化教学设施等等。这样已经严重背离了评估的初衷。
要达到上述目标，需改变我国高校管—学—教一体化的制度。教学者、研究者、管理者集于一身的高校行政管理模式，使得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都被垄断在行政管理者之下，这对那些无权力的低层研究人员和教师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参考日本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模式，以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为基础，以适宜的管理制度为准则，政府除提供补助金外，还应参与对大学的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