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不平衡的内因：“母市场效应”的文献综述_规模经济论文

区域不平衡的内生性——基于“母市场效应”文献述评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生性论文,不平衡论文,视角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5)05-008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贫穷区域的要素报酬和收入水平会向富裕区域不断收敛。[1]从斯密、李嘉图到俄林，空间(区域)的异质性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考察，比较优势带来的产业发散力似乎广为人知：自然资源、技术要素的空间分布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区位，每个国家会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区域间最终会呈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2]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空间结构的变化显示出经济发展的团块结构，远远不是经济活动平稳的收敛，发展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差异。在欧盟，尽管欧盟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投入很多，但经历着持续的区域不平衡。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平衡似乎带来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式，靠近欧盟中心的区域要比外围区域发展状况好很多。这种现象在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度。在墨西哥，制造业高度集中于和美国接壤的那些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均收入水平的空间不平衡急剧增加。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间收入差距呈现先短暂下挫、后持续上扬的趋势，[3]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沿海省份农业的就业和产出份额大幅度下降，而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沿海与内地的收入鸿沟正不断扩大。在印度，南部区域在制造业和服务贸易方面表现突出。传统理论对区域不平衡的上升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广泛存在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区域外生特质高度相似，而发展程度却呈现巨大差异等问题力不从心。[4]

      新贸易理论(NTT)和新经济地理学(NEG)对区域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富有竞争性的解释，这源于克鲁格曼[5][6]的开创性贡献。克鲁格曼在D-S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将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重要动因以正式的模型加以表述。同样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克鲁格曼建立了厂商区位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了空间图景：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al)。大国会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中心，而与之进行贸易的小国则处于生产的外围。相对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NEG模型的“第二性”(second nature)摒弃了所有外生的“第一性”(first nature)的因素，将厂商区位决策问题内生化了，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集聚力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区域不平衡。

      目前学界对内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主要分成两条路径：一是从NTT的角度考察贸易开放度和FDI对区域不平衡的影响，[7][8]二是从NEG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系。[9][10]本文的目的在于整合这两条路径，采取更加直观的视角和工具去分析区域不平衡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一视角和工具正是克鲁格曼模型的重要结论——“母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分析“母市场效应”与区域不平衡的传导机制；第三部分探求决定“母市场效应”强度的因素，从而寻求决定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微观经济变量；第四部分探讨对“母市场效应”与第一性的比较优势经验上的区分；第五部分探讨“母市场效应”所带来的区域福利和政策含义；第六部分进行简要评论。

      二、“母市场效应”与区域不平衡的传导机制

      众所周知，在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情况下，一国会倾向于进口那些具有较大国内需求的产品。然而林德[11]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对某种产品具有较大的国内需求，那么该国会成为该种产品的净出口国。随后克鲁格曼对上述论断以正式的模型加以表述，提出了“母市场效应”理论。“母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其存在源于厂商靠近需求与节约运输成本的理性选择。1980年以后，克鲁格曼一直在他后来的研究文献中运用这个概念。后来Krugman在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将“母市场效应”与厂商的区位决策结合在一起，认为“母市场效应”是指“大国有更多的厂商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其存在是导致厂商空间集聚的必要条件，强烈的“母市场效应”会导致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随着NTT和NEG的不断交叉融合，“母市场效应”已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12]“母市场效应”的直接后果是厂商在空间上的集聚，而且“母市场效应”越强，规模经济的作用就越强，产业集聚的程度就会越高。而产业的集聚进一步提高了区域工资水平，刺激了需求，进而导致更强的“母市场效应”。“母市场效应”导致的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进而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导致了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母市场效应”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

      “母市场效应”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会导致区域不平衡。在两区域多部门模型的假定下，大量经验研究文献证明了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聚的存在。Amiti[13]的理论模型显示，在贸易成本适度时，大国会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小国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大国会拥有更多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厂商；同时其也从实证上考察了欧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结果显示，欧盟国家专业化生产程度和产业集中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虽然扬格[14]认为区域保护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散和区域间生产结构的复制，区域间专业化生产程度低，但大多数经验文献还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聚程度正不断提高。而且大量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正不断向东南沿海集聚，对外贸易是导致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区域间生产结构的差异不一定就能自动转化为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异，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能会消除掉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但是只要要素市场是分散的，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区域收入水平的差异。众多文献研究了中国要素市场分散的现象，比如波依鲁—迪布莱和魏[15]认为地方政府的干预和资本的误配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散，中国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分散和不流动性也得到广泛的考察。普遍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控制移民的功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只要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受到政府限制，产业集聚的速度超过人口流动的速度，区域不平衡程度就会上升。[16]

      (二)“母市场效应”导致区域间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母市场效应”通过拉大区域间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不平衡。对美国和欧盟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区域不平衡来自于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差异。[17]传统研究集聚经济的经验文献认为，集聚会提高当地生产力水平、[18]促进就业增长、[19]导致区域间工资水平的差异、[20]导致土地租金的不平衡。[21]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近年来，学者们就集聚对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传统意义上，如果一国的某个产业相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更强，或者更弱，则称该国在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意味着该产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更低或者更高。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不断扩张，而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则不断萎缩，导致了经济活动不平衡的空间分布。近年来，这种“产业视角”受到“厂商视角”的挑战。在同样的产业内部，有些厂商不能够应付国际竞争，而另外一些厂商则可以。市场份额和生产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相对于比较优势促动的产业间再分配来说，要显著得多。2003年，梅里兹[22]在克鲁格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厂商异质性，考察了贸易对产业内再分配和总产业生产力的影响。梅里兹的模型显示，国际贸易使得生产效率更高的厂商从事出口品的生产，而生产效率低的厂商则重在满足国内需求，导致生产效率最低的厂商退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得资源流向更富有生产效率的厂商，这种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方式会提高产业总的生产力水平。厂商异质性程度对集聚力量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讨论：鲍德温和奥库布[23]将NEG模型与异质性厂商的梅里兹垄断竞争模型结合起来，其模型显示，NEG模型关于同质化厂商的假定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有害的；生产效率高的厂商倾向于集聚在大的区域，这对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了饶有兴趣的结论。同时，从前的经验研究过高估计了集聚力量，而“筛选效应”导致生产效率高的厂商向中心地带集聚，而生产效率低的厂商则集聚在外围，厂商异质性是作为一种产业发散力而存在的。奥库布[24]将产业纵向联系、异质性厂商和出口固定成本同时纳入考虑，研究贸易成本的降低对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出口固定成本的厂商异质性通过削弱纵向联系，强化市场拥挤效应，阻碍了制造业的完全集聚。和中心-外围模型揭示的突发性集聚不同，贸易自由化导致厂商的逐渐集聚。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中心区域福利的上升，外围区域福利的下降。奥库布[25]利用日本的制造业数据从经验上考察了厂商的生产力分布如何随着区域而变化。其研究证实了在中心区域有更高的平均生产力水平，但是在中心区域也广泛存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厂商。其研究显示，异质性厂商也有可能都集聚在同样的区域。费尔布马里和琼格[26]在梅里兹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单部门，异质性厂商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内“母市场效应”的存在导致的收入在产业内的再分配效应。其模型显示，更低的贸易成本和更高的厂商异质性会强化“母市场效应”，从而加剧区域在部门内收入的不平衡。根据现有的研究，厂商异质性改变了NEG模型的主要特征。NEG模型显示的突发性集聚、完全集聚特征在有了厂商异质性后转变为逐渐集聚、不完全集聚，使得厂商在空间的分布变得分散开来。但同时，厂商异质性引起市场份额和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使得生产力水平高的厂商集聚在中心区域，生产力水平低的厂商集聚在外围，导致区域间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加剧了区域不平衡。

      综上所述，“母市场效应”直接导致了厂商在空间的集聚，而这一集聚又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和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此二者共同导致了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引起区域不平衡发展。

      三、决定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微观经济变量

      (一)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是决定区域不平衡的重要微观经济变量。赫德和里兹[27]建立了一个产量份额和需求份额线性关系的一般化模型，并将贸易障碍纳入这一关系，从而推导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国家产品差异化情形HME的存在性。其产量份额和需求份额线性关系如下式：

      

      式中：shr(v)代表差异化产品的产量份额，shr(E)代表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份额，b代表两国的贸易障碍，a代表国家间的对称性。在两国完全对称时有a=1，同时

。这样(1)式转化为：

      

      从(2)式可以看出，斜率(b+1)/(b-1)决定了HME的强度，斜率越大意味着HME越强。令s=(b+1)/(b-1)，则有：

      

      从(3)式可以看出，斜率和b值存在负相关关系，而b值越小，则意味着贸易障碍的削弱；反之，则意味着贸易障碍的增强。这说明，贸易障碍的降低会导致更强的“母市场效应”。这意味着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母市场效应”的作用将更加明显，产业集聚的倾向更加强烈，这会加剧区域间不平衡发展，这与众多NEG文献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行业运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汉森和香(2004)[28]探讨了“母市场效应”如何随着行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强度上的差异，这里要考察的行业特征是运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其结论是：“母市场效应”会随着产业间运输成本和替代弹性的不同而呈现强度上的差异，高的运输成本，低的替代弹性(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产业会呈现更强的“母市场效应”，这也意味着这些行业存在更高的集聚程度。阿迷提[13]的两个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到了与汉森和香相同的结论。阿迷提在假定两产业具有相同的要素密集度和相同的产品替代弹性后，认为大国将从事相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的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小国从事相对更低的运输成本的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这样大国将会成为高运输成本产品的净出口国，而小国将成为低运输成本产品的净出口国，这也说明在其他条件一样时，高运输成本的产业将呈现更强的“母市场效应”和更高的集聚程度。同时阿迷提也认为，在两产业具有相同的要素密集度和运输成本时，替代弹性低(产品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生产厂商会更多集中于大国，这样大国成为低替代弹性产品的净出口国，小国成为高替代弹性成品的净出口国。这说明行业有更高的运输成本和更高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时，会呈现更加强烈的“母市场效应”，从而使得产业集聚倾向更加强烈，加剧区域不平衡发展。

      (三)规模经济程度

      克鲁格曼[6]认为高的规模经济程度是区域收入发散的必要条件。韦德[29]探讨了两国在某产业上的相对出口和产业规模经济程度的关系，其利用替代弹性来作为衡量规模经济程度的逆指标，结果导出，相对出口和替代弹性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高规模经济程度的产业倾向于集中在大国。霍尔姆斯和史蒂文斯提出一个多产业单要素模型，这些产业在其他方面如运输成本，产品替代弹性等都是一样的，仅在规模经济程度上存在差异，即规模报酬不变产业和规模报酬递增产业之间存在许许多中间类型。其主要是要探讨行业规模经济程度的差异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结果发现，如果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和较低的规模经济程度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存在相同的贸易成本，那么这样的产业将没有贸易；贸易只发生在规模经济程度中等或程度较高的产业，大国将会成为高规模经济程度产品的净出口国，而小国将会成为中等程度规模经济产品的净出口国。这说明行业更高的规模经济程度会导致更加强烈的“母市场效应”，使得产业集聚倾向更加强烈，加剧区域不平衡发展。

      四、区域不平衡的成因：比较优势还是“母市场效应”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比较优势和“母市场效应”共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虽然空间(区域)异质性，不平衡的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在解释大城市的兴起和一国内部区域不平衡以及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上缺乏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对厂商区位决策的影响不大。实际上福斯里德和伍顿[31]认为，即使在国际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也会导致生产根据国家间的比较优势结构而呈现集中和分散。同时依皮法尼认为[32]两种生产要素的纵向联系模型也显示要素密集度对厂商区位决策的重要性。而且维纳布尔斯[7]认为比较优势在分析中国沿海相对于西北区域的差距、分析墨西哥边界区域相对于南部区域的差距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阿米提[33]认为如果贸易成本变得很低的话，区域间会呈现出根据比较优势而来的完全专业化生产，这一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当前亚洲的一些现象。祁飞[34]考察了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既有比较优势的动因又有规模经济的动因，但比较优势的作用更加强烈。科萨和法加鲍姆[35]利用产业水平的数据考察了中国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其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其认为规模经济和区域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专业化模式，比较优势依然重要。

      区域不平衡的产生到底是由外生的区域比较优势引起的，还是由于内生的“母市场效应”引起的？经验研究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成了两条路径：一是循着克鲁格曼[5]的路径直接考察行业需求和产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母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将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区分开来；[36][37]二是在建立区域收入函数时，将区域特征(区域比较优势)和行业特征(规模经济程度、行业运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行业间的纵向联系等)共同纳入考虑，去检验发散和集聚这两种力量的强度，从而将比较优势和“母市场效应”区分开来。[38]

      五、“母市场效应”带来的区域福利和政策含义

      (一)福利的含义

      “母市场效应”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这种分布既能影响到一个区域的总财富，也影响到了财富在区域间的分配，导致区域不平衡。由于在中心-外围模型中，要素价格均等，这使得分配效率不是很清楚。比如阿米提和加涅斯克[8]探讨过产业集聚的福利含义，认为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增加了进口品品种多样性，这样贸易自由化会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布罗达和维思斯坦[39]估计了美国1972-2001年间进口品品种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效应，并认为这一效应占到了GDP的2.6%。关于集聚如何影响到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确实很难作出判断，因为模型中既可能出现对称性均衡，也可能出现中心-外围模式，而且对称性均衡和中心-外围模式有可能同时出现。但似乎一般而言，中心外围模式的均衡是无效的，而对称性均衡似乎往往有效。维纳布尔斯[7]认为“第二性”的集聚力量与市场失灵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均衡的城市结构很可能是无效率的。正如增长会形成经济的空间结构，而空间结构也会影响到增长过程。如果一国的空间结构是错误的，那么将会降低产业投资的回报，甚至会使经济陷入长期的低水平均衡，损害长期增长。奥塔维里诺[4][40]认为区位选择带来的金钱外部性是NEG的核心，而金钱外部性则又来源于市场力量带来的价格扭曲。在NEG模型里，外部性和不完全竞争共同决定了现实的经济图景，这一机制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无效率的。因为依赖于这种机制不能产生有效的经济地理图景，所以需要使用政策干预去处理这种市场失灵。

      关于“母市场效应”导致的区域收入分配效应较难判断，得出的结论也模棱两可，富有争议。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大国会集聚更多的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厂商，使得大国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从而使得小国处于生产的外围，面临“去工业化”的危险。[41]而且关于厂商异质性的模型也显示，生产效率高的厂商集聚在大国，而生产效率低的厂商则集聚在小国，进一步导致国家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和收入鸿沟的拉大。但是马丁和奥塔维里诺[42]的动态模型显示，区域培育集聚的政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使得其他区域获利。同时，汉森和香、[28]余(2005)[43]等的研究也表明，所谓的“去工业化”现象并不一定会发生或者要弱得多。

      (二)政策的含义

      以“母市场效应”作为分析视角去看待区域不平衡问题，至少给我们提供如下政策启示：(1)落后地区应该扩大当地需求。落后地区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母市场效应”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要吸引厂商集聚，扩大其市场规模就显得非常有必要。(2)落后地区应增加在产品研发上的投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努力营造差异化。(3)既然比较优势是作为一种产业发散力而存在的，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收入鸿沟，那么落后地区更有必要充分发挥当地特色和优势。(4)落后地区需要控制贸易成本和提供补贴来吸引集聚。腾因昌久和莫里[44]探讨了产业集聚模式的演化以及控制贸易成本的产业政策。其模型认为一国要培育产业集聚力量，可以暂时通过关税或者非关税的政策改变贸易成本(比如提高贸易成本)，从而诱使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具有路径依赖，即使这一政策后来被取消，也不会改变厂商集聚的区域。这说明暂时的政策干预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路径。如果政府能够根据形势精确的实施控制贸易成本的政策，就能取得最优的经济发展。然而腾因昌久和莫里提出了警示，如果对经济环境做出错误的估计，这样的政策会背道而驰，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产业可能集聚于伙伴国。罗德里格斯和克拉里[45]也提出了警示，诱使产业集聚的政策可能会使小国遭受损失，因为小国的“母市场效应”发挥作用非常有限，这说明政府改变战略性控制贸易成本的做法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奥塔维里诺[4]探讨了区域吸引集聚的补贴政策。如果厂商最初集聚于某个区域，如果另外一个区域要把厂商吸引过来，那么其提供的补贴要高于其集聚在原来的区域所产生的集聚租金。如果补贴低于这一门槛的话，对厂商区位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且，由于集聚租金是驼峰型的，补贴门槛也会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变化而呈现差异。一旦部分厂商被吸引过来，那么所有厂商都会过来，因为新的集聚过程是自我实施的。这样，即使是临时的政策冲击对经济图景也会产生持久的效果。同时区域政策要掌握好吸引集聚的最佳时机，假设最初贸易障碍非常高，厂商的长期均衡结果就是一个对称性均衡，厂商在区域内平均分布。然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贸易障碍不断削弱，那么此时将会导致经济图景发生变化，厂商有可能完全集聚于其中某个区域。在这样一个厂商选择阶段，区域即使是最微小的政策变化也可能打破僵局，从而对厂商的最终区域分布造成很大影响。此时将是区域实施补贴吸引厂商集聚的大好时机。即使是轻微的补贴，也能通过吸引部分厂商从而达到厂商集聚于整个区域的目的，因为厂商的集聚是自我完成的。这样，在存在多种可能的长期均衡结果的过程中，区域政策的介入成为厂商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区域补贴政策也要善于利用和引导厂商的预期。比如，在厂商悬而未决时，即使区域没有实施实际的补贴政策，只要它能够让厂商相信它将来会进行补贴，那么这也会使得厂商被完全吸引过来。

      六、简要评论

      一直以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人们对“母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期望借此将规模经济和传统比较优势区分开来。而对该理论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的应用及其引发的区域政策含义探究不多。用“母市场效应”来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它来检验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程度，探求决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微观经济参数。并且，通过对“母市场效应”所引发的政策含义的研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厂商层面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好的启示和借鉴。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障碍，但是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诸多备受争议、模糊不清的问题。首先，从区域不平衡的演化来说，虽然，比较优势和集聚力量在现有文献中已得到比较充分的考察，也得到了不少分析性的结论，然而，产业区位模式还是非常复杂，对此还没有一幅清晰的图景，我们需要进一步作出努力。其次，从“母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和政策含义上来讲，学界对这方面的探讨并不多见，从不同的假定和模型结构出发，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再次，从决定区域不平衡的微观经济参数而言，这里既涉及空间(区域)特征，又涉及行业和厂商特征，这些参数分开来看对集聚力的影响似乎是清晰的，但这些参数的协同作用对集聚和厂商区位造成何种影响很难作出回答。最后，NEG模型已经发展到了关注厂商和个人的更为微观的异质性层面。这一微观的异质性对于“母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和强度造成何种影响？或者“母市场效应”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学如何融合？从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理解个人和厂商异质性的来源及其对集聚力量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40]在模型中加入厂商异质性，利用厂商水平的数据去考察中国制造业集聚模式对于区域生产力水平造成的影响是我们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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