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发展与研究
英日两国科技智库对比研究及启示＊
——以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为例
刘怡君1,2,3迟钰雪1,2,3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190
3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90
摘 要： ［目的／意义] 分析英日两国代表性科技智库，给出对我国智库发展的经验启示。［方法/过程］ 文章以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为例进行对比研究，从其研究主题、人员培养、课题来源、研究思路方法、成果传播模式等方面结合DIIS智库研究方法论进行综合比较，以期从中发现我国智库发展的有益借鉴。［结果/结论］ 汲取英日两国代表性科技智库发展经验，我国科技智库建设在问题导向上，要具有全球全景式画像能力；在证据导向上，要形成证据组织标准和准则；在科学导向上，要体现项目研究模式的长效机制；在成果传播上，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 科技智库 问题导向 证据导向 科学导向
智库，也被称为“思想库”。《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谋，秦人号曰‘智囊’”，《史记·晁错传》提到“太子家号曰‘智囊’”。纵览历史，虽然没有明确的“智库”一说，但中国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1]等特点却已具有了现代智库的雏形。
在工作上，王敏似乎没有体现出非常官僚的一面。在同事眼里，他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其上一任秘书戚某跟着他一干就是九年，有三次提拔机会，但王敏明确表态不能“特殊照顾”，直到2012年戚某才得以任用。但王敏的另一面却是娇纵亲属和子女大肆敛财。因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看起来只是作风问题，但长期作风不正，就容易堕入腐败的深渊。
现代智库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方国家。对于智库的定义，早期Paul Dickson[2]认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近年来，Andrew Rich[3]认为智库是一种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也主要依靠这些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James G.McGann[4]则将对公众的影响也纳入到定义中，认为智库是进行政策导向的分析与研究，对国际国内事务给予建议，从而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能够对公共政策事务作出有信息支持的决定的机构。
综合来看，当代智库的定位逐渐明晰，随着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中有7家中国智库，并以507家智库名列全球智库数量排行榜的第3位，前两位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各有1,871家和509家智库。
科技类智库的研究内容具备知识与技术密集性[5]，本文从英日两国代表性科技类智库入手，一方面，日本与我国同位于亚洲，在地缘环境、文化氛围、历史脉络等方面有一定的相近之处，而英国作为现代智库的发祥地之一，其智库发展历程中受到的文化历史氛围的影响与亚洲智库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案例多样性的角度，以日本和英国的科技类智库为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在具体的智库单位选择方面，参考《2018年全球智库报告》的科技类智库榜单，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分别排在第3位和第4位。科学政策研究所和未来工学研究所作为英国和日本两国的代表性科技智库，目前国内对英国或日本科技类智库的研究相对比较宏观。张彦钰[6]在对比日韩智库时，提及了日本工学研究，进行了管理机制、筹资机制、人才机制和成果评审方面的研究。杨耀云[7]在研究英国科技智库时，对科技政策研究所有简要地提及。综合来看，具体针对这两家智库的研究较少，而部分针对性较强的文献研究年代较为久远[8-9]，且缺乏对英日两国科技类智库的比较研究。本文以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为例进行对比研究，从其研究主题、人员培养、课题来源、研究思路方法、成果传播模式等方面结合DIIS智库研究方法论[10]进行综合比较，以期从中发现我国智库发展的有益借鉴。
要彻底地改进以前的旧式教学方式，设计新颖有效的教学情景，并设计出以学生为主体参与的教学活动方案。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个完整的自主学习过程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到分解知识，最后再到主动重构外部信息的过程，使学生本身获得最大发展[2]。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计划中，教师必须全力激发学生在课堂的参与主动性，让学生主体参与练习的最主要目的是让班上的每个学生都有切身的体验，培养学生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开放式教学环境的设计目的是确保学生能够参与课堂，而学生的参与才是开放式教学活动的设计重心所在。
1 英日两国代表性智库的概况对比
1.1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于1966年由创新研究先驱Christopher Freeman创立，依托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是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首批跨学科研究中心之一。作为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科技政策研究所的自身定位为——应对现实世界中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当前研究主题如表1。
科技政策研究所当前由70名教职员工、80余名博士、180余名硕士及支持团队组成。从其自身任务描述来看，科技政策研究所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和教学，至今已培育了约1000名硕士和300余名博士，且会开展面向更广泛群体的定制培训。
表1 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主题
Table 1 Research themes of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1.2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
从研究主题来看，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都十分关注政策、产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还对能源、环境等给予较高的关注，研究视角国际化趋势明显。相对地，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在技术方面有所侧重，同时考虑到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这一背景，其围绕“地震”的研究也极具本国特色。
从人员构成来看，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人数偏少，2019年其公布在主页上的正式研究人员仅为60余名，同时存在一定的外聘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专业背景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包含工学、理学、情报学、农业经济学、知识科学等，个别员工曾在兰德研究生院学习。另设特别研究员，专长领域为保健学、心理学等。在项目推进方面，接到项目委托时根据研究者的专长等因素组成项目专属小组，任务结束后，小组解散。
表2 未来工学研究所研究部门
Table 2 Research departments of the 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IFENG）成立于1971年，其前身可追溯到1969年10月科学技术与经济学会派遣至美国的“工业预测特别调查小组”，该小组在调查了美国智库之后回国提出建议，指出了在日本建立智库的重要性。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名为日本未来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Technology，IFTECH）并获得了日本首相的支持，2011年起正式更名为未来工学研究所。当前，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专注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关注“未来社会”可能的趋势，当前研究部门划分如表2，其中前3个部门为常设部门。
在人员培养机制方面，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依托于苏塞克斯大学，培养了大量硕士、博士。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的项目团队属于临时集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研究人员接触不同专长的专家，互相学习。
2 英日两国代表性智库的研究对比
（2）打造标志性高影响力成果，树立宣传标杆。标志性高影响力成果如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s）、布莱顿保险丝（Brighton fuse）、创新国（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等。其中反弹效应项目不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还得到了3位部长的支持，相关研究成果的落实获得大额资金资助，同时其认为创新国项目则正在改变全世界政府和公众对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的讨论。
2.1 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
2.1.1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重合作、国际化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项目资金多来源于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以及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相较于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更为国际化，来自欧盟的委托占据相当比例，同时还有与世界多国的合作项目。相应地，在项目关注的研究问题方面也极具全球化视野，不仅关注英国自身问题，更将目光着眼于印度、加拿大、欧洲、非洲乃至全球。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将研究证据视为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对相关证据进行组织的过程中能够反映出严格的逻辑链条，强调各个环节有据可依，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数据全面性、相关性、准确性等特质的重视。在研究过程中通常会将多种证据搜集方式并用，使之互相补充。如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现行项目“创意产业政策与证据中心”（Creative Industries Policy and Evidence Centre）中提到的政策与证据中心（Policy and Evidence Centre，PEC）中一大任务便是发展独立的、高质量的、能够服务于决策的证据，尤其注意将数据集与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2.1.2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来源多样、广泛征集未来工学研究所的项目主要来源为政府、企业和高校，其中政府方面的委托方包括内阁府、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以2017年为例，未来工学研究所共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委托项目17个，来自企业的委托项目10个，来自大学的委托4个。该所研究项目的关键词统计见图2，从中可知未来工学研究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科技等问题，具体领域来看，偏重于国民生活、信息通信、教育和产业等。
管理会计搜集各方面的经济资源，也就是财务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类整理，为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而财务会计在工作中也需要管理会计的核算资料，同时管理会计也需要借助财务会计所提供的各种财务报表或者账簿开展工作。因此，二者在财务信息搜集及处理方面是一致的，这是二者融合的基础。
政府机构委托的项目需求背景明确，如内阁府委托的“国家R&D机构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外务省委托的“技术创新引发的安全环境变化与日本的应对”项目、文部科学省委托的“科技前瞻活动中网络的互动功能研究”项目等。来源于高校的委托项目相对较少，但多具有较强的学科发展意义和一定的前瞻性，如“农业和食品部门的知识集成研究”“日本未来前景相关社会问题的政策相关文件研究”等。
图1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项目合作网络图（标注(P)的节点为正在进行的项目）
Figure 1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dark blue nodes are ongoing projects)
图2 未来工学研究所研究项目关键词统计图（2000年-2018年）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rojects keywords of the 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 (2000-2018)
此外，未来工学研究所的研究体现出了问题导向的趋势，研究课题来源包括自身研究人员思考提出、咨询特定专家以及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征集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工学研究所对公众诉求的重视程度——直接在其主页上开设了问题征集栏目，从而广开言路。
2.2 智库研究的证据导向
从研究课题来看，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十分注重合作，呈现国际化、多元化的特点。该所的项目合作网络图如图1，项目涉及的合作机构已逾百家，合作对象包括科研院所、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甚至独立研究者，其中科研院所占主体。政府部门中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此外，其合作对象不局限于英国境内甚至是欧洲范围内的机构，而是来自世界各国，如哈佛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阿尔托大学、非洲技术研究中心等都与其有过项目合作。但不同项目之间共有的合作对象较少，主要是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以外的院系或研究中心）和非洲技术研究中心，其中非洲技术研究中心参与的项目多与非洲相关，具体来看，合作对象多与项目关注的问题相关或对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在研究过程中也十分注意数据研究，或者说证据的获取。证据的搜集通常处于如下流程：明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对象—搜集相关资料（证据）—构造/选定实验方法，证据的搜集与研究对象相关联，服务于研究目的，同时影响实验方法的择定。在具体的搜集中广泛应用到了文献调研、访谈法、问卷法、网络信息搜集、统计数据比较等。以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委托的“中南美学生水平分析”为例，该研究不仅调查了项目相关的文献，还采访了相关专家与机构，采访相关国家驻日大使馆并寻求合作，搜集相关国家学生观点的同时还听取了相关国家留学生的意见，十分注意研究资料的相关性和全面性。
现代化高效的交通管理，亟需打破部门数据孤岛，整合交通大数据，综合制定智能化交通解决方案，建设统一的跨部门、跨系统的交通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交换，并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拓展交通应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出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的作用，真正实现中心区与副中心的资源共享.
2.3 智库研究的科学导向
（3）注重项目影响力分析，同时研究如何针对特定研究成果进行推广。从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现有项目来看，该所十分注重对项目产生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且注意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相关研讨。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的研究同样十分注意系统研判，强调综合多学科和多领域信息。从研究方法来看，同一个项目中往往是多种研究方法并行，比较经常出现的方法包括案例研究、实地调研和专家研讨。同时，无论在研究对象、案例还是专家的选择上，未来工学研究所都十分注重多样性和综合性。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多体现为研究对象的特征代表性，即能够代表不同特征对象；在专家的选择上则多体现为研究领域、所属机构、利益导向的多样性。
3 英日两国代表性智库的成果传播
3.1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依托大学优势，实现研究成果的多维渗透和宣传
科技政策研究所依托大学建立，十分注意将其学术基因与成果的宣传和延展相结合，在成果的宣传方面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综合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1）依托大学优势，培育学术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进而将影响扩展到社会层面，实现多方位的渗透。科技政策研究所对研究成果的学术属性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在对研究成果的认知方面，对论文、著作等形式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同时注意对学术成果的培育以发挥其影响力。如其关于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s）的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编撰成书、开展技术报告并在会议上进行多次演讲，相关研究不仅受到了社会范围的广泛关注，还在不同机构催生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并陆续地对相关政策、咨询报告产生影响。
中国著名学者潘教峰等人提出的智库DIIS理论方法[11]指出，智库研究应从问题导向、证据导向和科学导向出发。具体而言，问题导向要求智库研究者通过问题来切入，既可以是现实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也可以是潜在的重大问题。证据导向要求论之有据，能提供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科学证据和数据支撑。科学导向就是研究问题要遵循规律，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综合复杂的智库问题进行科学综合系统的研究。从研究模式来看，两家智库都十分重视3个导向，注重研究方法的适配性、研究逻辑的严密性。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多数项目都会强调综合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且研究方法十分多样，如嵌入式案例研究、半结构化访谈、案例比较研究、流方法（process method）、包围法（bracketing approaches）、仿真、建模、优化等。另一大特点则是全景式研究，强调更广的研究视域，注重系统研判：横向来看，十分强调研究的全面性，如对相关行业、利益人群、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全面考量；纵向来看，强调对问题前因后果的追本溯源，和对可能带来影响的多方位考虑。此外，科技政策研究所在研究过程中十分注意总结针对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框架，强调其复用性和可推广性，针对研究项目的方法、框架、思路不止步于项目结题，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学术价值的发现和挖掘。
（4）关注对理念、研究思路的影响。科技政策研究所对研究成果的影响定位是多层次的，一方面关注相关研究对利益相关者或决策者行为举措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研究议题本身的相关理念及开展思路、研究框架的影响。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后者的影响较前者而言更为长远，且具有更强的辐射和渗透能力。
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这样描绘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那十年是经济繁荣、讲究物质享受和玩世不恭之风盛行的十年。”[6]634文化史上更是把这个时期又称做“爵士时代”,意指在这个“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7]247，由于人们信奉物质至上、金钱万能，“金钱取代了上帝，整个传统秩序全面解体”[8]266。20世纪初美国以清教为主导所提倡的勤俭、自律、禁欲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金钱至上”的消费享乐主义，到处充斥着道德堕落的腐朽之气，致使整个社会信仰缺失，成为“精神的荒原”。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人类自然生态的坍塌，人类精神生态的大厦也随之坍塌了。
高低频段双路超声换能器均采用双增透、X切声光器件镀膜结构,其压电层采用LiNbO3晶体,双路换能器中铌酸锂压晶体的厚度不同,即半波长的频率不同,导致两个换能器工作范围不同[3],低频段超声换能器基于25 μm厚铌酸锂压电晶体,工作范围为 60 MHz～120 MHz,中心频率取90 MHz,高频段超声换能器基于16 μm厚铌酸锂压电晶体,工作范围为120 MHz～200 MHz,中心频率取150 MHz[4]。对高低频段两个换能器进行阻抗匹配时,首先需要对其实测输入阻抗进行测试,并对匹配电路的S参数进行实际测量,得到阻抗匹配值[10],然后运用宽带阻抗匹配的方法,对双路换能器进行匹配。
3.2 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报告组织模式简洁严整，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观点搜集并行
结合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的公开信息，发现该所在影响力提升、研究结果推广上有如下举措。
（1）定期公开报告，传播研究成果。未来工学研究所每年都不定时地将可公开的研究报告公开发布到研究所主页，从公开的报告来看，相关报告多由研究目的、方法或路径、结果3部分构成，且十分注意在报告中对研究对象、相关数据和研究方法等研究过程的基础做简述，给阅读者以思路清晰、资料详实、方法严谨的主观印象。
（2）公开发布的报告阅读门槛较低、易于传播。报告以简洁为主，除极少部分的报告外，报告篇幅多控制在2～4页，但强调相关数据等研究证据的展示，表现方法多样，各式图、表灵活应用。从报告内容来看，较少出现佶屈聱牙的专业性词汇和表述，重视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核心思想，具有较好的传播性。
（3）活用社交媒体，强化科学传播。未来工学研究所还会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布研究成果，并推动与社会大众之间就各类问题的讨论。一方面能够推动研究成果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了解公众认知和观点的渠道。
4 英日两国代表性智库的综合分析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在研究主题、人员培养、课题项目来源、研究思路方法和成果传播模式方面的对比如表3所示。
表3 综合对比表
Table 3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comparison
结合本文上述分析与表3，从研究主题来看，两家智库十分擅长发挥自身研究优势，同时能够服务于国家特定需求，如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的地震特别研究。课题项目来源方面，未来工学研究所多直接承接来自多个政府部门的委托，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的项目从资金来源看则主要集中于ESRC和EPSRC两大研究理事会，同时相较于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项目来源的国际化趋势更明显。
近年来，报道了许多蜘蛛抱蛋属植物新种，物种数量不断增加，因此尚需开发适用于该属物种鉴定的DNA条形码，构建该属的二维DNA条形码鉴定体系[23]，以解决存疑种的鉴定并为濒危种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两家智库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都十分注重研究证据的搜集，且形成了严谨的证据搜集流程或准则，注重对问题考量的全面性和研究的系统性。在成果传播上，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充分发挥了依托大学这一优势，而未来工学研究所则比较强调与受众之间的交流、沟通，同时考虑到其承接的项目多直接来源于政府部门，推测其在智库成果的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两家智库都十分重视研究成果的宣传。
在“轻食”概念席卷人们的生活之时，韩琳将自己的首次创业放在了一家“轻食”餐厅上。在筹备自己的轻食餐厅之前，韩琳做了详尽的调查：近几年，轻食这股浪潮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逐渐扎根，并有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成为餐饮界正当红的一个细分品类。2018年6月份，在济南威廉百货三楼，韩琳的轻食餐厅“香蕉打卡”正式营业了。
5 对我国科技智库发展的相关启示
本文在研究主题、人员培养、课题项目来源、研究思路方法和成果传播模式5个方面综合比较了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可得到如下启示。
（1）在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上，要扩展研究视域，构建研究问题的全景画像。全景式的研究思路能够帮助研究者还原问题所处的情景，从而更好地追溯问题产生的各方面原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黑背心在沙发上坐下了，泰森在床上躺下了，我在原地继续站着，他们都没有想搭理我的意思。无趣中，我走过去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正播放中国足球队与巴西队的比赛录像。我说：“嗨，足球赛呢！”他们没有反应，也没有望我。我又说：“这是今年三月份国足与巴西队的一场友谊赛，中国队2:0赢了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瞟了我一眼，都没有吭声。我感到很没有面子，忙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的，是的，中国足球的确让人伤心透了，这次不过是侥幸赢了！中国队怎么能战胜巴西队呢，人家有罗纳尔多、罗马里奥，是世界足坛的头号劲旅呢！”
（2）在智库研究的证据导向上，强化研究证据的搜集，形成证据组织准则或标准。数据或者说证据是研究的基石，尤其是在数据资源化趋势愈发明显的今天，准确、可靠、真实、完备的研究证据是研究高效进行的有力保障。在强化证据搜集组织标准的同时注重效率，擅于假他人之力，提高相关资源的复用率。
（3）在智库研究的科学导向上，加强研究项目的长效机制。智库产品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智库影响力的投射，两者相辅相成。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如强调对理念、思路的影响、培育标杆项目、从学术成果开始的多维渗透、通过强化公众宣传提高认知度等。
（4）在智库成果的传播宣传上，加强发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围绕项目展开的国际合作的优势是多角度的，从研究问题来看，这类项目往往具有天然的国际视野；从证据搜集来看，对特定问题而言，相关地区、国家的合作者相较于其他机构而言更容易掌握一手数据；从研究推进来看，有利于获取不同视角出发的研究结果，更利于提高最终成果的包容性；从影响力来看，国际合作更利于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托架沿Z向运动，通过激光跟踪仪测量定位器1～4的z向移动副上的任一定点的空间位置变化，可求解矩阵T中第8、14、17、20列对应的结构误差；托架绕S1S4旋转，测量定位器2的x向移动副上任一定点的空间位置变化，可以计算矩阵T中第9列对应的结构误差。
参考文献：
[1]李凌.中国古代的智囊制度[J].决策探索(下半月),2016(3)：81.
[2]PAUL D.Think tanks[M].New York：Atheneum,1971：1-3.
[3]ANDREW R.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 Think tanks,experts,and american politics[J].2004,6(20)：204-220.
[4]JAMES G M.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and policy advice[M].Philadelphia：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2.
[5]孙志茹,张志强.科学思想库的组织与发展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10(2)：34-37.
[6]张彦钰.日韩科技智库建设经验与启示[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4(4)：45-50.
[7]杨耀云.英国科技类高端智库概况及特点[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7,32(9)：49-53.
[8]欣荣.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J].中外科技信息,1991(3)：8-9,14.
[9]尹剑钊.未来工学研究所及其新观点：日本软科学研究机构介绍材料之三[J].国际科技交流,1987(12)：52-55.
[10]潘教峰,杨国梁,刘慧晖.智库DIIS三维理论模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33(12)：1366-1373.
[11]潘教峰,杨国梁,刘慧晖.智库DIIS理论方法[M].科学出版社,2019：38-39.
Comparative Study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and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Take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and 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 as Examples
Liu Yijun1,2,3 Chi Yuxue1,2,3
1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
3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Studies,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in Britain and Japan,and gives the refer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China.[Method/process] The paper takes the British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and the Japan Institute for Future Engineering as example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topics,personnel training,source of the research,research methods,and results dissemination model,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DIIS think tank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discover th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in China.[Result/conclusion] Drawing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represent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in Britain and Japan,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should have global panoramic portrait ability in the problem orientation;in the evidence guidance,it should form evidence organizatio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in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it should reflect the project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the research model;in the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nk tank problem-orientation evidence-orientation science orientation
分类号： G32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6.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政策发布的网络舆情预警建模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71573247），“面向网络舆情大数据的决策价值发现”（项目编号：917461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怡君(ORCID：0000-0001-8157-559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秘书长，E-mail：yijunliu@casipm.ac.cn；迟钰雪(ORCID：0000-0001-6276-0396)，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会员。
作者贡献说明：
刘怡君： 文章总体构思、中英文摘要、总稿修改完善；
迟钰雪： 文章文稿撰写及分析。
标签：科技智库论文; 问题导向论文; 证据导向论文; 科学导向论文;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论文;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