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特色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其中尽管有曲折，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便立即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结果是经济下滑，国力削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究其原因，是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俄罗斯采取的是完全仿造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化的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快速实现私有化，立即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取消国家补贴；迅速降低关税，实现贸易自由化。我国则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采取了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就是，以安定团结、不出现大震荡为前提；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逐步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创造市场竞争的环境为手段，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新旧体制并存为过渡，逐步打破旧的体制，建立新体制；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实践，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点到面、由下而上、由外促内、由双轨到并轨，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稳步推进的改革方式。对此，笔者拟作如下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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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就决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较长时间内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不能出现大的震荡，不能搞折腾。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由点到面、有步骤分阶段地向前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对如何进行改革，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改革要有成本，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改革的成本可以归纳为实施成本和磨擦成本两类。实施成本是指实施改革方案时由于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国民财富的损失。磨擦成本则是指由于人们对改革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和激烈的社会冲突造成整个国家的大动荡、大折腾，最终以失去经济增长为代价。从改革方式的选择看，激进方式的改革实施成本小，但磨擦成本大；而渐进式的改革实施成本大，磨擦成本小。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方式，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84页。）可见，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我们积若干年的经验，在中国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里，绝不能乱。我们宁可付出一些实施成本，也不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党中央选择了一条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改革方式。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首先从安徽、四川两省揭开序幕。这道序幕的揭开又是因安徽凤阳19户农民包产到户为发端，他们包产到户1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当时，万里同志表示支持。小平同志认为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以后，他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发表了讲话。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注：《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0页。）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 总结安徽、四川两省的经验，中央于1980年9 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于是，“包产到户”上了姓“社”的户口，堂堂正正地走遍了中华农村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城市改革也是从试点开始，逐步探索。1978年10月，四川在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四川把试点单位扩大到100家。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京、津、沪选择首钢等8个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全国各省也自定了试点单位。1979年7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进一步试验， 到1984年5月，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在对企业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又在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在重庆进行大城市改革的试验。这些局部的、探索性的改革，为从1984年起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对外开放是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走向全方位的开放。1979年初，习仲勋同志提出广东应拿出一个地方率先对外开放。广东省委研究后提出先在深圳、珠海试办特区，希望中央放权。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的要求。1979年2月，中央批转了广东、 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经济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建立后，取得了高速发展，呈现一派兴旺景象。邓小平同志1984年初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后高兴地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我国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又相继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漳厦泉三角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兴办海南大特区，开放浦东，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正由于中央采取了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方式，增强了改革过程的可逆性和可调性。试验成功了就推广，不成功就调整，局部的损失不会影响稳定大局，不会造成大的震荡。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注：《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15页。）“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 ”（注：《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78页。）从1978年吹响改革的第一声号角到1992年以后改革的整体配套、全面推进，中央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改革中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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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之二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很低，我国尚未走出贫困的阴影。这就决定了我国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和供给，消除短缺和贫困。这个任务靠国家宏观改革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从宏观体制入手，由上而下地改革，马上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不仅达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还有可能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在不过分触及现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着力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提高劳动效率，把蛋糕做大，不断扩大资源总量，在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以后再进行体制改革，适当进行利益的调整。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由下而上，由微观到宏观地进行，让广大人民群众来思考、实践，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然后，才有全面的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注：《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195页。）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每一个农户开始的。当安徽、四川的农民自发搞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并未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也还没有改变。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还规定“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由于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适合我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有利于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很快就在全国各省陆续实行。一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才对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才以乡（镇）取代了人民公社，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了体制的改革。
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以后，大量剩余劳力的出现，使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这也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1984年， 国务院发出4号文件，提出了对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城市改革也是由一个个企业、一个个城市开始的。1979 年， 全国1000多万知青回城，新的劳力也需要安置，一些城市采取了发展个体、集体经济的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启发推动下，不少国营工商企业也实行了经济责任制。这些从基层开始的改革，初步打破了过去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实施计划调节的旧格局，给了企业和职工以一定的自主权，开始触及了“大锅饭”的问题，激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十一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地位，以后又继续放宽对个体经济的政策，并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经营责任制以后，其成效明显表现出来，同时也对传统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为了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在分配关系上，进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等一系列改革。在投资体制上实行了拨改贷。为了给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计划、劳动、工资、价格、流通、金融、外汇等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成功，使我国的宏观管理体制逐渐从以直接控制为主转为间接控制为主，以主要依靠计划调节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调节。
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由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其根本目的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运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注：《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42页。）正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宏观体制改革，总体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搞活经济而实施的若干重大举措，但其中也有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既给基层以活力，又加大了基层的压力。如果没有由下而上的改革，使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前提，要想进行宏观体制的改革而又不发生大的动荡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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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之三是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思想普遍存在，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于传统的、既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而缺少改革的思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是企业，而我国的企业发展很不完善，缺少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经营管理水平低，相当一部分企业领导素质不高，企业决策主要是跟风看潮。因而在改革全面推开后，又容易产生盲目性，需要由国家来引导和规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主体必须在外界压力的促进下，才能启发内在的动力，改革也才能逐步深入。在改革中发生某些偏差时，又要从外部对企业进行约束和规范。所以，我国的改革方式是由外促内的改革，是逐步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和个人自我调节和改革，并不断纠正改革中的偏差以适应竞争的需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初始改革是缘于贫困的压力的话，那么，以后的改革则是因为国家逐步营造了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给生产经营者乃至所有的人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推动着改革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乡镇企业的创建始于苏南，其外在压力是苏南地少人多，在人均几分地上要寻求富裕之路非常困难。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许多的剩余劳力要找出路。城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诞生时也是因为就业的压力。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以其灵活的机制首先经受了市场的洗礼。虽然其中有些企业破产、垮台，但大多数却在市场的海洋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稳稳地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我国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不仅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营造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国有企业如果不改变僵化的运行机制，就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这是国家通过培育新的部门来对国有企业增强竞争的压力。
与此同时，国家对外部环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促使其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来考虑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包括强化企业预算约束，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放开价格来改善企业对市场竞争的适应性，建立生产要素市场改变企业传统的运行模式等。
承包制是对企业预算约束的强化。虽然承包制也存在行为短期化、负盈不负亏等问题，但是一个“包”字就明确了承包人的责任。为了完成承包指标，承包人必须将承包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各车间、班组为了完成承包任务就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寻找最好的生产经营方式，这就激发了企业改革的内在动力。
指令性计划的逐步减少直至基本取消、利改税、拨改贷等改革是给国有企业“断奶”，减少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把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举措。没有这些举措，企业活不了；没有这些举措，企业也改不成，国家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也无法进行。正是由于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主体，才主动到市场去找信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策。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才有健康运作和发展的基础。
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调节器。国家逐步改变了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放开了价格管理权限。这就为企业了解市场，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提供了可能。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时生产？都要受市场价格信息的制约，因为价格反映的是市场供求关系。同时，价格信息还可以引导资源配置向高效率高需求的部门转移，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要想对价格信息迅速作出反映，企业就必须改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如加强对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实施市场价格目标成本管理等。
国家除进一步搞活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外，还逐步开拓了技术、信息、劳动力、资本、金融、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给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果说，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建立之时，企业还要局部依赖政府生活，那现在企业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必须面对市场竞争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面对逐步形成的市场机制，改革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由于我国企业的独立性很弱，素质又不高，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常常会发生偏差。这又需要从企业外部进行间接调控。如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以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1984年至1988年的5 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2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流通领域秩序混乱，各地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物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对此，国家迅速采取了控制社会总需求和财政信贷双紧方针，整顿经济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使改革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国又出现了经济过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通货膨胀，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国家又主要采取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以调控，使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改革也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正是这种既要激发企业改革的内在动力，又要抑制盲目冲动的改革方式使市场主体在规范化的环境中实现企业行为合理化，保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稳步向着我们制定的目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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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之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很多经济规则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人们的法制观念还很淡薄，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加之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适应了这种固定的经济运行模式，并积累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生产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反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刚开始建立，人们对此还比较陌生，还有一个探索适应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能非此即彼，不能立即废止计划经济的方法而完全采取市场调节的方法，不能出现经济规则的真空，不能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要在继续运用计划作为资源配置调节手段的同时，逐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慢慢过渡到主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由双轨到并轨的改革方式。
1978年以来，我们就开始走一条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下子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切手段，马上就依赖于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是让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并存以计划调节为主，再逐步过渡到以市场调节为主。
在计划体制上，改革初期仍保留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控制，下达指令性计划，但同时又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品种，扩大指导性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1987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188种减少到23种， 国家指令性计划收购调拨的商品从65种减少到20种。到1993年，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又减少一半；农业方面除粮、棉、油、烤烟实行指导性计划外，其它农产品均取消生产计划指标；对竞争性较强的工业产品大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少数只列全国总量指标，不分解下达。到目前，已基本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主要靠市场调节和少量的指导性计划。
在价格制度上，1984年以前是以有计划地调整不合理价格，理顺价格关系为主。1984年以后放开价格，放调结合，实行了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国务院规定，工业产品完成计划后自销部分可以在20%幅度内自行定价。1985年又规定，除定购以外的粮棉允许自销，价格随行就市。到1988年，实行双轨制的生产资料占40%，交易额却占生产资料总额的75%。这时，价格形成由单一的固定价格改为国家牌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到1993年，消费品价格已全部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只有煤、石油、钢材中的一部分仍由政府管理。我们逐步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
在外汇管理体制上，开始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并存，以后逐步并轨。从1994年起，实行普遍的银行结汇售汇制，消除了外汇的双重汇率，建立起单一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11月1日又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这为进一步沟通国内外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在流通体制、税收体制、工资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也采取了双轨制的作法，有些已逐步并轨，有些现在仍坚持着双轨制，但其基本方面已趋于统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由双轨到并轨的过渡不是对所有经济组织同样发挥作用的。而是对现有经济组织和新兴经济组织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由于现有经济组织（指现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比较熟悉和习惯于旧的体制，它们掌握的信息，积累的经验，建立的经济联系都是与计划经济密不可分的，因而对计划经济有更大的依赖性和倾向性。新兴经济组织（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很少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束缚，有些企业（如三资企业）本身就积累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的知识和经验，且与国内外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对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更强一些。我们在改革中对这两种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对现有经济组织先沿用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并逐步使其适应和熟悉市场调节方式，完成向市场取向的转变。对新兴的经济组织则一开始就让其到市场竞争的海洋中去搏击。这样的改革方式，既不割断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让现有经济继续得以发展，又有利于新兴组织的发育和扩张。经过一段时期的共存和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初步建立起来，计划经济的痕迹慢慢地淡化。这种方式既不破坏现有体制，避免了改革成本的过多付出，又有利于新的体制的建立，实践证明了这种改革方式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符合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也符合人民的意愿，因而能够取得成功。实践证明，我们不仅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成功地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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