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与何以所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与论文,所为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3
“知识是为了谁”与“知识是为了什么”是萦绕于现代知识生产系统上空的两大根本性的问题，它关涉着现代社会大规模知识生产的价值和意义。从知识的工具性价值来看，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系统日益分工和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必然促使知识生产系统内部的分化，以使其生产的知识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相适应。
那么，作为现代知识三大类型之一的社会科学知识，它“为了谁”，又“为了什么”？本文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从社会科学研究为政治决策系统提供智识支持这一工具性价值出发，以学术研究系统的劳动分工为视角，提出了政策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并从政策社会科学建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而期冀能够使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更具契合性，推动社会科学知识更好更快地运用于政策过程之中，提升我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
一、社会科学的劳动分工及政策社会科学的提出
知识生产作为一种劳动，自文艺复兴以来，日益走向持续的分化和繁荣。这一分化呈现出两大趋势，首先是知识生产内部的学科、专业以及研究方向分工，这一知识分工能够使研究者深入到特定的角落里挖掘“局部知识”，①促进专业知识的不断创新和增进，提高知识生产效率和产出质量，从而形成知识生产的内部动力机制。②其次，由于知识生产本身并不能完全独善其身，它必然要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系统发生各种联系，以换取自身发展的各种资源。知识社会学的开创者曼海姆就曾认为，知识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之上。③华勒斯坦在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进行分析以后认为，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与近代国家急需更加精确的知识紧密相连。④因此，社会的分化及其诸系统对知识的需求形成了知识分工的外部动力，它推动着应用性、交叉性知识的分工和生产。这样，知识分工就形成两大动力机制，即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如果说内部动力机制遵循的是知识生产的自身规律和精细化的专业价值诉求，那么外部动力机制则追求的是知识生产的功利性价值，它将专业知识依据现实问题的需求重新进行组合分化，形成相应的应用性知识类型。
社会科学作为现代科学知识的三大学科群之一，它的知识分工与生产也是由内外部这两大动力机制所推动。内部动力机制形成了追求专业价值和遵循知识自身生产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我们将其称为专业社会科学。专业社会科学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知识再生产而面向专家的理论性、基础性和专业性知识，它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核心概念、关键命题、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所要解决的是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发展问题。因此，专业社会科学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系统自身发展的问题。同时，为了对专业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等进行审视，在知识生产系统内部必然要形成一定的审查和反思机制，由此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被称为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社会科学。批判性社会科学是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对话，这种质疑或争论一方面能够建构专业社会科学更为清晰合理的研究议程，使专业知识生产更为科学、规范和明确，另一方面能够形成对某一专业问题的“诘问链条”(即持续的追问)，推动知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因而它是一种反思性知识。外部动力机制则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现实需求为基础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从社会科学运用于政治系统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对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我们称之为政策社会科学；从社会科学运用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将专业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简化或通俗化，以一种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将高深知识传播到公众之中，以对公众进行知识启蒙，提高他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我们称之为公共社会科学。从社会科学运用于经济系统来看，由于它一方面主要对宏观经济的决策和政策产生影响，而这些决策或政策主要是由政治系统作出的，另一方面它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又主要体现在对个体经济知识的普及上，因而可以将它们分别归于政策社会科学和公共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
这样，我们就从知识分工的内外部动力机制上对社会科学进行了知识类型学的重新界定，形成了专业社会科学、批判社会科学、政策社会科学和公共社会科学(如表1所示)。这四种类型的社会科学划分在本质上也是对“知识是为了谁”(knowledge for whom)与“知识是为了什么”(knowledge for what)进行的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这四种社会科学知识类型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和紧密联系的。第一，专业社会科学知识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专业社会科学提供概念框架、规范的理论、科学的方法和不断积累的专业知识，那么政策社会科学和公共社会科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同时，专业社会科学也并非独善其身，它同时也具有政策和公共的维度，以拓展社会科学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第二，批判社会科学是对专业社会科学的质疑，它用批判的视角审视专业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使专业社会科学研究认识到自身的褊狭和局限，以推动专业知识的不断拓展和自我更新。因此，批判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专业社会科学的良知。第三，政策社会科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专业和批判社会科学自我发展的封闭系统，它与政治和经济系统建立起了一定联系，形成了开放型的社会科学研究，它一方面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功利性的价值和稳定的研究资源，一方面为专业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第四，公共社会科学将社会科学研究与广泛的社会公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它一方面广泛地传播和普及专业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其影响力、合法性和价值；另一方面为政策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公众基础和动力。在一定条件下，公共与政策社会科学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当政策社会科学失败时(政府不采纳政策社会科学提供的提案，但提案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为公众所接纳)，它可以转化为公共社会科学。同样，公共社会科学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政策社会科学，最典型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变迁的影响。同时，公共社会科学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对政策社会科学提供的方案进行讨论和省察，以使政策社会科学能够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恪守公正的价值理念。因此，公共社会科学可以说是政策社会科学的良知。⑤
以上我们从社会科学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了四种“理想类型”的社会科学，其中最具有工具性价值，能够使社会科学知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系统产生直接影响力的当属政策社会科学。政策社会科学是以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型的公共问题为研究中心，通过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以及专业性的政策制定流程和技术，进行旨在改变、创新某一类型政策的跨专业、跨学科、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交叉性研究，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向政策的转化，推动现代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因此，政策社会科学是一种以改变政策为导向、以公共问题为中心的综合性、交叉性的跨度研究，它是学术研究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建构了两者的“契合空间”。因而，政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或者政策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共政策或者政策科学是对政策的性质、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方法进行的普遍性、规律性、专业性的抽象研究，⑥而政策社会科学是对政策所涉及的各类公共问题进行的具体化、操作化、对策性研究。政策社会科学的功能有两个：第一，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政治系统面临的或者委托的公共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或者具体可行的方案，这些依据或方案通过一定的程序进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之中，从而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系统产生影响；第二，通过对政治系统提出的某种政策理念或者政策方案进行系统的研究，论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使这些理念或方案更具合法性，增强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社会基础。这两大功能为政策社会科学的形成厘定了基本内容，奠定了结构基础。但是，政策社会科学何以能够被建构？它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历史上的实践性以及未来发展上的前景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从社会科学与政策的逻辑契合、历史实践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政策社会科学何以可能
从社会科学与政策的内在逻辑来看，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对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人类所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种反思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是真正将这种反思上升为现代科学的范式却是18世纪以后的事。自18世纪欧洲社会哲学家们试图建立“社会物理学”开始，至19世纪开启的知识学科化与专业化运动以来，各类学科呈扇形开始扩散。在这场以科学为旗号的智识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群。在这一学科群中，以探讨国家及各类社会现象为中轴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逐渐居于核心地位，形成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的“三角形结构”。从本质上说，国家与社会现象都是由人与人的各种关系及其相互行为形成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两个人以上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它是通过科学的观察、调查、实验和理性分析，探寻人与人之间的诸种关系及其行为规律的科学。政治学探寻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规律；经济学探寻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生产和交换关系的规律；社会学则探寻的是关于除生产、交换、权力关系以外的其他剩余关系的规律。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就形成了社会科学知识，当这些知识通过政治行为、学科教育、传媒宣传等方式为社会公众所掌握和遵从时，它们就演变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类制度规则。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系统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协调人们关系的中心性场域，是各类制度规则供给的核心。而在政治系统供给的诸种制度规则中，公共政策就是最为关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公共政策应对的是公共问题，它通过政治程序制定和颁布各类调整人们价值、利益、权力等关系的规则条款，以政治权力迫使人们服从，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强制权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服从，也不能使政策获得合法性和有效的执行。只有那些符合人们关系和行为规律以及价值期望的政策才能获得真正有效的执行。而社会科学探索的恰恰是人的行为规律及其价值期望的学问。因此，公共政策必须借助社会科学知识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合法性。这样，两者在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和政策的演进史看，两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共生性和亲缘性。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启始于文艺复兴以来巨变的欧洲大陆。而这一巨变又以三个方面为特质，即现代国家、科学革命和社会转型，它们一方面解构了传统社会，一方面又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层出不穷的各类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政治决策系统日益需要更加精确的科学知识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基础和依据，另一方面那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观察家们也开始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之道。在这种政治官员对社会问题“知识需求”和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知识关怀”的双重驱动下，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不断地出现并且被建制化。按照华勒斯坦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史的研究，他认为早在16～18世纪，许多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习惯于请教专家，这种对知识的需求导致了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虽然这些知识的性质和范围还不确定。但是到了19世纪，这些知识开始逐渐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出了社会科学的学科群，即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在这些学科中，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以研究国家为中轴的核心社会科学。⑦因此，政治领域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需求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解决社会问题、改造社会世界的重任。正如瓦格纳所说，“促进社会世界可被预测，以面对现代种种不确定性，或者在更强硬的说法中，根据一项主导计划，重塑社会世界，以改善社会世界，这种想法自社会科学诞生伊始，就属于其思想传统”。⑧在社会科学形成以后，自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虽然中间也经历了短暂的迷惑和疏离。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初步合作，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觉、主动地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改善，在政策的研究上以调查为主导。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从政府官员到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明确了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政策与社会科学开始在改良主义的共识下展开合作。这一合作缔造了早期政策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例如兼具学术和政治意味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费边社等。同时，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以改变当时的国家政策。例如，查尔斯·布什在19世纪末对伦敦工薪阶层进行的调查研究对英国的贫困救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一阶段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合作的高潮，其突出特点是国家开始以行政力量吸纳社会科学研究进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对当时欧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政治家的委托，对当时的国家保险和服务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战后重建社会保障的一系列计划和方案，形成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政策基础。⑩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这一阶段在整个欧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政策导向型社会科学研究全面兴起，形成了阿多诺所批判的“行政操纵化的社会科学”。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衰退，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盛极而衰。社会科学研究遭到来自政府和学者的双重批评，认为它们在社会规划和政策制定中既不可取又不成功；进而批判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政府的应声虫，丧失研究的客观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适用性。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不断减少，它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11)1979年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被视为政府与社会科学关系开始“回暖”的标志，政府和社会科学界都开始反思两者之间出现矛盾的原因，认为双方对彼此不现实的期待以及知识输入政策所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的智识支持，应该将它与政策制定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各国纷纷调整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加大对社会科学的投入，增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的作用，这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合作的第五个阶段。从社会科学与政策之间200多年的关系发展史来看，政策对知识的需求构成了社会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动力，而社会科学从形成开始就与政策紧密联系、相互合作，对政策的影响力可以说构成了社会科学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价值。因此，从历史实践来看，政策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一样悠久，它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专业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知识类型，这就为进一步地建构和革新政策社会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与实践基础。
随着知识社会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以权力控制为中心的政治系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生产系统为它提供的智识支持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传统的政治正在被现代性的“政智”所取代，这一趋势在政治实践领域表现得日渐明显。因此，在“政智”时代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分化、建构和发展政策社会科学这一知识类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但是，就目前来看，政策社会科学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无论在组织形态还是运行模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现实需要。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资金的不足甚至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因此，如何在“政智”时代背景下建构和发展一个明确的、制度化的、系统化的政策社会科学，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政策社会科学何以所为
政策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场域的一个重要分工领域，虽然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就目前来看，它还处于不够成熟的初级阶段，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政策社会科学称为传统政策社会科学。它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在研究系统内部形成了初步的学科意识、组织机构和研究模式；第二，与政策组织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机制，形成了一些经典模式，例如布尔默提出的工程模式和石灰岩模式，瑞杰·兰德提出的科学驱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传播模式和互动模式，韦斯提出的知识渐进模式、问题导向模式、互动模式、政治应用模式、启发模式、策略模式、知识产业模式等。(12)这些模式从整体上可以分为知识影响模式和政策运用模式。知识影响模式主要指政策社会科学研究者从自身发展的立场出发，自觉地将政府政策作为影响目标，通过教育、传媒、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途径潜移默化地、自下而上地影响政策的过程，这一模式在政策社会科学的早期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政策运用模式主要指政治系统从自身发展的立场出发，为了维护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理性化、工具化、主动地寻求和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政治实践服务的过程，这一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两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传统政策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它还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内部，对于政策社会科学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和达成共识，突出表现为学者们对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不休。对于从事专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秉持学术的自身旨趣，对学术与政治、市场的合作保持警惕，强调捍卫科学知识的纯净性。事实上，专业社会科学长久地获得了社会科学权力场域中的霸权地位，这在学术系统内部的激励机制和评价制度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体系下，政策社会科学在组织规模上还比较弱势，组织形式较为单一和分散，缺乏合理的布局和有效的整合；在激励和评价制度体系上还不够完善等。
第二，政策社会科学在与政治系统的合作中，由于政治的权力操控性和经济的资本化，导致政策社会科学广为诟病的问题，即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和获取基金资助而导致的知识生产“国家资本主义化”，(13)从而失去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使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庸。虽然当前在发达国家政策研究机构正在不断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蔓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普遍。
第三，在传统政策社会科学的两种运行模式中，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工具交往为特征的，它们注重自身的旨趣和价值，但忽略了对方的诉求，这必然导致研究与政策之间难以真正地沟通和契合，造成双方不断加剧的文化隔膜，形成研究者和政策行为者之间的“代沟”，使政策社会科学变成一种机械的研究，从而降低了政策社会科学的质量和效率。(14)
因此，为了克服传统政策社会科学的问题和弊端，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有机的政策社会科学。有机政策社会科学强调政策社会科学内部的制度化，消解学术与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致力于在学术研究与政策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主体间性关系和运行模式。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内部，推动政策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建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议题：(1)厘清四种社会科学分工类型的边界及功能，确立它们之间平等、合作、竞争的关系，明确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流程和方法。(2)创新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首先，构建以政策为导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专业、跨学科、跨区域的“跨度”研究机构，形成能够覆盖各类公共问题的“政策研究网络”，并使之可以相互联系，形成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其次，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搭建更为广阔的政策社会科学研究虚拟平台，建立能够吸纳更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参与的电子智库(E-think tank)。(15)(3)完善学术系统内部关于政策社会科学的激励制度，设立相应的奖项，在考核和晋升体系中设置相应的条款，鼓励学术系统内部的研究者以及其他对公共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政府官员、业余爱好者等)从事政策社会科学的研究。(4)设计适用于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评价体系，发展一批政策类的学术刊物、网站等传播媒介。(5)按照公益性的逻辑鼓励公共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审视政策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出，为其提供支持。
第二，从外部环境来说，应该建立政策社会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防止权力和资本的操控，维护政策方案的客观和公正。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议题。(1)政策社会科学首先面临的是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政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与政治紧密相关，研究的结果要为政策所用，研究的经费由政府所拨付，同时与强大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政府相比，政策研究机构显得非常弱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对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力操控性。这种操控性表现为政治主导政策研究的议题；强迫研究者的成果符合自身的价值取向或者需求，否则就不予采纳；政府通过控制研究基金来控制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了获取研究基金而甘愿成为政府的“应声虫”；等等。(16)这些操控性损害了政策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可能导致研究质量的降低。因此，政策社会科学的构建首要的任务是捍卫研究的独立性，避免被政治操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国家宏观社会科学政策的顶层设计中，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从法律上推动学术与政治的分开；(17)其次要在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政治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对政策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研究结果和政策方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资金来源上要多元化。(2)政策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系统的关系相对来说并不直接，但它同样会受到市场经济领域的影响。这一影响突出表现为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或者行业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通过运用资本来操纵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得出能够合法化或者维护他们利益的政策方案，从而影响公共政策，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一现象可以称为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资本操控性。它同样扭曲了政策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威胁到政策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为了避免这种资本操控性，首先要从国家的宏观社会科学研究政策上，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禁止和处罚；其次要从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上进行自律和规范。(3)从政策社会科学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性来说，它更应该扎根于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展开更多的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共问题的源泉在公民社会之中，而政策本质上是要维护社会的公正；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既能够为政策研究提供基金，同时它本身不具有权力和资本的操控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研究的客观公正。因此，政策社会科学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建立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体系，拓展研究基金来源的多元化。
最后，建构主体间性的政策社会科学运行模式。传统政策社会科学的两种运行模式在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主体的发展为中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把对方视为发展自身的工具，因而可以统称为主体性模式。主体性模式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日益加剧的文化隔阂，使它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日益工具化和自我为中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建构一种主体间性的政策社会科学运行模式。主体间性运行模式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要建立一种基于平等自由、相互参与、更为关注对方诉求的沟通机制，注重彼此的真诚、真实以及相互尊重和包容，从而使双方能够真正的彼此了解，相互吸纳，共同解决各种公共问题。构建有机政策社会科学的关键在于建立能够吸纳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沟通对话的制度化平台，这一平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建立政策制定过程中专家全程参与的制度。通过法律等手段强制要求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有该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并设立专门机构定期收集、听取政策专家的政策建议；在一些具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建立专门性的政策专家论证机构，进行风险评估。(2)建立开放型的政策社会科学研究制度，在政策研究项目过程中吸纳政策制定者参与的制度，在研究过程中，定期邀请该领域的政府官员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听取意见。(3)建立研究与政策之间日常化的、定期的相互学习的平台。例如，建立定期的公共问题或公共政策论坛、座谈会、报告会等，就一些问题交流意见；组织政府官员定期到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学习相关的政策知识，同时选拔或邀请政策专家到政策制定机构进行一定时期的挂职考察等；建立一些政策社会科学的报刊、网站等，形成双方能够相互认同和理解的话语体系等。(18)(4)建立基于服务精神的、专业化的知识中介组织，为双方的合作搭建桥梁，为知识的传播提供有效的服务，从而弥合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之间的文化隔阂。(5)创新思想库的运行模式。毫无疑问，思想库是政策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模式。就当前思想库的运行机制和效果来说，美国形成的“旋转门”机制(19)比较有效。因此，“旋转门”机制应该成为思想库建设的一种重要模式。
四、结语
在知识社会和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社会问题日益显露出了后现代的偶发性、复杂性、系统性和“蝴蝶效应”等特点，它们给现代政治系统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这一硬币的反面所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政治系统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赖现代科学知识的支持。而作为现代科学知识三大类型之一的社会科学，其与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的联系最为紧密，理应顺应“政智时代”的需要，担负重任。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发展潮流和趋势，从学术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了政策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和分析，并且从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契合以及双方200多年的合作实践史中，指出了建构和发展政策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最后，本文探讨了政策社会科学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初步提出了构建有机政策社会科学的基本路径和一些具体方案。当然，本文的研究还比较粗浅和不成熟，在此仅仅是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对政策社会科学进行研究。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82～316页。
②［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175页。
③汪丁丁：《知识分工与CKO》，《IT经理世界》2002年第2期，第86页。
④⑦［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1～22页。
⑤［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⑥［美］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⑧［德］彼得·瓦格纳：《并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探》，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53页、53～113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1～272页。
⑩［加］阿兰－G.加涅翁：《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曹大鹏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第4期，第25页。
(11)(17)［英］查理斯·帕希·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12)胡春艳：《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制定：影响模式的研究》，《东南学术》2005年第6期。
(1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14)［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80页。
(15)电子智库指运用互联网技术在知识生产系统与政治决策系统之间搭建一个虚拟的网络平台，通过这个虚拟平台的信息交流架构，将各类知识生产系统与各类政治决策系统进行广泛的、无缝隙的联结，从而把整个知识生产系统整合为一个能够为政治决策系统进行大规模知识供给的虚拟组织群体，这就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无边界的、虚拟的电子智库。
(16)黄长著、黄育馥主编：《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政策与管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6～110页。
(18)［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73页。
(19)所谓的“旋转门”机制与美国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主要指学者和官员之间通过思想库不断的、相互流动的一种循环机制，思想库成为容纳学者与官员进行不断的身份转换的“旋转空间”，它建立了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相互转换身份，从而搭建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使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紧密契合，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参见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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