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读者与先锋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读者论文,青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埃斯卡皮曾经指出：“如同作家心目中会创造出读者的形象一样，读者心目中也会创造出一个作家的形象。……文学交流要以双方创造的神话为先决条件。”①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潮流的更替，与一次次阅读热中读者的阅读期待直接相关。伤痕小说的出现，与“文革”中遭受磨难急需心灵抚慰的读者期待相吻合；知青小说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及其亲朋好友组成的庞大读者群为基础；改革小说直面社会焦点，与读者大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虽然从数量上远远赶不上上述小说潮流的读者，但是先锋小说的生成，同样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圈子化的读者群，具有特殊的“时尚”色彩。相比其他小说潮流，先锋小说更需要专业读者的批评阐释。青年批评家通过专业阅读行为，对自己的文化象征权力进行了想象性表达。以阅读为中介，圈子化的青年读者呈现了对自身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位置的判断和他们的文化焦虑。 一、青年学生的阅读“时尚” 读者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上，从文学生产的角度看，文学思潮的涨落是随着读者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的，在此意义上，文学史就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在娱乐活动相对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阅读成为人们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由于社会生活的均质化和文化分层的单一化，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有着很大一致性。读者群研究在文学生产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阅读大一统格局逐渐被打破，信息封闭带来的阅读饥饿感很快释放出巨大能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学阅读热潮中，既有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文学热，也有与“哲学热”、“美学热”、“心理学热”相伴出现的西方现代文学热。在阅读热潮中兴起的青年读者群，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伊泽尔认为作家创作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隐含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写作过程就是与“隐含读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本文的每一个具体化都表现了对‘隐含的读者’的一种有选择的实现”。②“隐含读者”实际是作家在文本结构中预期的读者阅读能动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般会有对预期读者接受状况的估测，会考虑作品是与哪些读者交流获得意义和价值的，进而使自己的作品与读者的审美心理和知识结构相互对应。多数作家的创作，“隐含读者”贯穿了从构思到完成的整个过程。 读者群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特征，他们的价值观和阅读方式，是理解一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因素。王晓明曾经用过“青年知识分子族”的概念，指出：“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现象，都与这一‘族’人有关。”③这个群体大多有着长期的基层生活经验，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文革”式的意识形态普遍厌弃，同时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经世济国的抱负。他们对现代世界充满好奇，但了解并不系统和深入，所以特别渴望研究各种最新的学说和理论，培养自己在改革大潮中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当时，“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④因此，其中的青年学生读者群，很自然以文学为纽带构建起一个非常有效的交流网络，对文学思潮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群体对文学有着高度热情，无论是在文科院系还是理科院系，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有过文学发烧友和业余写作的经历。课外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在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份针对北京大学文科、理科、外语等不同专业，包括二十多个系的调查显示，本科生课外阅读占总借阅量的1/3到1/2，其中文学在学生课外阅读内容中所占比重：理科生为75%，文科生为85%。⑤阅读文学作品成为青年学生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上海十几所大专院校学生的调查表明，课外阅读几乎成为大学生扩大知识面的主要途径。每天阅读时间不低于一小时的达到66.1%。在“请推荐您最喜欢的五本书”的调查项目中，学生们共推荐了279本各类图书，其中外国小说占111本，中国小说占70本。⑥从阅读状况来看，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占绝对多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场中，青年学生形成一个个阅读群体。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在这样的阅读热潮中，成为富有挑战性的阅读“时尚”。 读者阅读接受状况和文学创作是息息相关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977—1983级大学生中，尝试诗歌写作的不下十万人，各地高等院校有诗社近四百个”。⑦很多大学生在校期间被接纳为作协会员。马原回忆说：“当时辽大中文系收了5个班，共200多个人，分数都不低。我们班37人，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作家梦而来。”⑧上大学之前马原就已经写了近200万字的小说，同龄人中甚至有人写了2000万字。与之相应，青年学生的阅读量同样是惊人的。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喜好，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遭遇到的意识形态限制，加剧了青春期突破禁忌的文化冲动。同时，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一度整合了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读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正是在这样的接受情境中，出现了先锋小说读者群。这个群体和先锋作家的互动，构筑了先锋小说的接受网络。格非曾经描述过青年学生刚见到马原时的情景。1986年秋末，身穿绛红色风衣的马原走进华东师大，受到如饥似渴盼望的大学生的隆重礼遇。虽然很多学生是第一次听到马原的名字，但是文学社团的骨干分子们“早已将他视为真正的大师”。可以想见，在如遇神明般崇拜心理的暗示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接受效果。“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尽管他们到底也没弄清马原那天下午都说了些什么，但无疑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仅仅是一种氛围即可打开一扇尘封多年的窗户。”⑨格非略带调侃的叙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流情境对接受者的控制和影响。那些渴望大师的文学青年并不在乎马原到底说了什么，或者说马原说了什么对于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原提供给大家的氛围和情境，触发了读者无限的想象力。 读者对作家的想象取决于时代的接受心理和阅读风尚。经历长期精神空白之后，青年学生对未知领域的敬仰达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契约。由于知识储备的不足，这种敬仰又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独断色彩。复旦大学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调查显示：为提高自身修养而阅读的学生占46.2%；为扩大知识面阅读的学生占32.4%；为消遣而阅读的和为寻找吹牛资本而阅读的分别占10.7%和5.8%。在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一些学生为后两类学生进行辩护，认为在社交场合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也是知识面广的体现。⑩作为先锋读者主体的文学青年无疑会进一步放大对未知领域的强烈渴求。在唇枪舌剑彻夜长谈的狂热文学时代，文学青年们渐渐悟出了扮演文化英雄应该具有的招数。在短兵相接的交流情境中，对文学新潮的需求和出演文化英雄的渴望急剧增加。西方“现代派”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场的。可见对“现代派”的推崇不完全是满足内在需求的理性抉择，有时成了追求震惊体验的文学青年的一种“时尚”。处在追求先锋“时尚”路上的青年读者，一方面满足了先锋文学圈子被追捧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想象性地参与了先锋文学。这种“现代派”时尚与对西方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是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力量，所以这种“时尚”以突破各种文学禁忌为标的，对文学既有规范的公开冒犯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识。 分属不同文化谱系的作家之间的代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代际差异的本质是文学观的差异，在作家身上表现为自我认同方式的差异。年轻一代的成长只有在代际关系中才能发生，实际是一个反控制和再选择的“谈判”过程。“每一代人只能参与历史进程中一个有限的片断，因而提供一层‘经验层理’。”(11)在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的时代氛围中，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代际关系虽然紧张，但因为提供的是不同的“经验层理”而共存。先锋文学圈子在这样的代际关系中获得了足够大的文学空间。在文学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年代，先锋作家同样被作为新生力量获得了最初的社会认同。由读者和作家共同构造的先锋文学，在代际“谈判”中很快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资本。 二、青年批评家的阐释冲动 先锋小说的接受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接受过程是从中心到边缘层层展开的，位于中心位置的是专业化阅读。通过阅读阐释，这一接受群体对自己的象征权力进行了想象性表达。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如果把一篇作品作为文学阅读意味着‘非实用地’阅读，那么任何一篇作品都可以被‘非实用地’阅读，这正如任何作品都可以被‘诗意地’阅读一样。”(12)先锋小说被接受和其后的被冷落也不能仅仅从文学自身解释，其背后是社会意识形态实践自身不断变化的结果。 先锋文学运动本身是鱼龙混杂的，其经典化过程存在虚张声势的理论氛围，进而加剧了先锋小说的神秘性。如果没有专业化理论批评的摇旗呐喊，其文学史地位肯定会大打折扣。先锋小说的经典化是被作家、编辑、批评家这些“利益攸关方所刻意维持的一个文学神话”。(13)背后有青年人文学占位的利益考量。就连为先锋小说擂鼓助威的批评家李劼事后也承认：“那些如今自以为是的新潮作家，当年没有我们那么卖力地给他们作评，谁知道他们到底新潮在什么地方。”(14)新潮批评家虽然比普通读者更倾向理性阅读，更具有专业化色彩，但他们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阐释，同样有着渴望经典化的阐释冲动。 先锋作家声称拒绝普通读者虽然有风险，但从历史效果看却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文学策略。其实，没有任何作家真的不在意读者，正如王蒙所说：“与一些创作家口头上的轻视评论的标榜相反，我倒是知道许多作家拿到一本刊物常常是先翻开评论文章看的。”(15)先锋作家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召唤的是理想读者。他们并非仅仅在展示自己的文学技巧，而是不断在和心目中理想读者的关注点相呼应。朗松认为一部作品里总有“两个人”：“一个是作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一个是读者，除了例外的情况，这个读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公众。”(16)先锋作家对自己小说读者“公众”有着理想化的预期：“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17)这些模范读者作为小说潜在的“收件人”，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操控作者。先锋作家对模范读者预设反应的捕捉，影响到小说的形式策略和文体风格，成为一种无形的规范。看似远离普通读者的作品并不是作家异想天开的产物，而是受制于文学场中理想读者的喜好。 如果说模范读者是先锋作家理想化的想象和创造，那么一批有专业素养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介入，部分实现了模范读者无法完成的现实的生产能力，使作品意义不断增殖。作为内行的读者，先锋批评家与先锋作家保持密切联系，掌握了作家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相关信息，并且具备一般读者所没有的历史意识。面对新潮迭出的先锋写作，先锋批评家通过分类、鉴别、判断与评价，让这些作品变得可以理解。他们“创造一个由概念、关系和理解组成的世界”，(18)完成了对先锋小说的第一轮经典化。 专业化的先锋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范式转换的推动力量，也是文学场域自主性的结果。“方法热”引发的批评群落分化与先锋小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当代文学批评长期在“斗争论”、“工具论”等观念控制之下，用一元性的政治说教随意宰制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变成了教条化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批评，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身份和品格。当它以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时，无论是望文生义的粗暴指责，还是文学广告式的廉价褒扬，都令读者大倒胃口。作为对这种局面长期泛滥的反拨，文学批评的本体性追求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一追求与先锋作家的探索实验一拍即合、互相确证。 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文学批评借助大学教育的兴起完成了话语权的转移。大学师生构成的交流圈，使得先锋文学的接受和传播多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场域，大学的学术生产方式又使得先锋文学的知识再生产得到了保证。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先锋批评家一度热衷于西方现代主义，在和时代潮流的互动中，很快完成了知识谱系的更替。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前卫文化摇篮的华东师大，就形成了一个青年批评家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得益于中文系搭建的首屈一指的学术平台。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率先在高校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等四个全国性学会，又先后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等四种刊物。以学会和会刊为依托多次主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同时，中文系还聘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吴一弓、吴强、王元化等人担任兼职教授，不断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19)在良好的学术氛围内，通过这些学术交流平台，青年批评家有效确立并维持了群体的良好形象，保证了自己在场域中的有利位置。 宽容活跃的学术氛围产生了良好的连锁反应。老师们的鼓励和推荐，对于文学批评新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不但与学生分享文化资源，而且为学生进入文坛提供了重要通道。导师们宽容到近乎放任的姿态，使学生们得以自由发展天性，保持一种可贵的叛逆精神。这种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由于群体效应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构建了先锋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与师生交流相比，在青年学生相对松散的人际网络中，文学交流规模更大，汇聚的能量也更强。“当时的华东师大几乎成了先锋小说家的中转站，一方面是因为华东师大的先锋批评家多，先锋主义气氛浓重；另一方面是因为先锋派作家之一的格非在这里当老师。马原、余华、苏童、北村，三天两头打这里路过，程永新、吴洪森更是长期待在这里玩”。(20)圈子中的这些人以“文学”为纽带，可以分享共同的文化资源，并在讨论和批评中培育出相近的文学趣味。 从文学社会学来看，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需要，每一种文学也都拥有各自赖以生成的交流系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文学身份最清楚的是文化群体。批评家、编辑和作家等人表现得更明显，“文学事实以封闭方式在这个群体内展开着。”(21)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来说，自由生长的人文环境和生态氛围，培养出华东师大作家群和批评家群两个互相影响的文化群落。由于精神装备和意识形态装备的差异，其各自认同的文学谱系并不一致。在批评家内部，也由于学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各自的专业研究和批评风格同样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夏中义执着于艺术心理学研究，宋耀良兴趣点更多在岩画，方克强集中于神话原型的阐释，南帆、殷国明更多关注文学创作现象，李劼、朱大可则明显带有先锋批判色彩。(22)但他们几乎都下力气写过小说创作评论。以《当代文艺探索》等批评杂志为华东师大青年批评家群体编辑专刊为标志，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群体效应，改变了文学批评的风貌。 学院批评的兴起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华东师大，就上海来说，复旦大学有以陈思和等人为代表的青年批评家，在北京，有季红真、黄子平等青年批评家，甚至在福建，也以《当代文艺探索》为中心，出现了以林兴宅等人为代表的闽派批评家。这些由青年学子构成的新潮批评家大多在大学工作。学院环境本身更能保障文学世界的相对自足。他们的批评方法、批评体式都有很大不同。随着各自批评个性的形成，相互竞争促进了文学批评内部的结构性渐变，一个分化的场域结构渐渐显形，逐渐发展为两大群体倾向：“作协群体的追踪式批评和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学院式批评。”(23)不同的批评群体，占据着条件不同的等级和权力位置，由文化资源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文学立场。其中，上海新潮批评对先锋小说抱有更大热情。 当学院青年批评家进行批评操练的时候，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正到了呼唤文体自觉的关口。两者在文学意识上一拍即合，很多刚出道的批评家把目光转向了“形式”。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挣脱高度政治化的一元化束缚，自然要寻求自律性。对文学本体的呼唤使得批评家们坚信：“只谈论内容本身决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24)从文学场域来看，对文学自觉的强调和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化是一致的，同学院批评确证自身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对形式本身的专业化认同，包含着学院批评某种自我肯定的逻辑。通过对一般读者阅读先锋小说能力欠缺的印证，新潮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知识上的优越感。正由于此，学院派批评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先锋小说脱离普通读者的趋向。 三、阅读的“政治” 知识谱系的接近使得先锋读者和先锋作家有一种“家族相似”性。这个范围相对较小的文学圈子，对先锋文学理解的共识较多。文学圈子是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公共交流领域。在圈子内部，人们感到的是友情和诗意，而在圈子之外的人，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圈子化的交流中，过上了一种真正的“文学生活”。这种情况下，“文学圈子”不仅是特定年代的文学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虽然先锋文学读者文化水平较高，但是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城市和高等学府却是事实。散居各地的文学青年，很多也成立了文学社，编辑出版自印刊物。身在偏僻县城的余华，周围就聚集起一群文学爱好者，“余华的那间小屋，差不多成了海盐县城的一个民间文学沙龙。”(25)据刘继明回忆，他1985年在县文化馆工作时，“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文朋诗友，其中有县政府的公务员、师范学校教师、卫生防疫站的化验员、县总工会的小报编辑和爱好诗歌的退伍兵等等，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26)这些圈子在当地几乎集中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可见文学影响之广。由于当时社会分层并不特别明显，所以各地文学圈子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比大城市的人落后多少。“现代派”刚刚兴起，就经常挂在这些文学青年的嘴边了。 从总体数量来看，先锋小说读者肯定是很少的，但是他们代表了小说读者的一种类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小说形式创新的阅读期待与“现代派”在中国的传播互相渗透，形成了具有先锋倾向的文学圈子，在圈子内部表现为互相发现、互相激赏。先锋批评家和先锋作家成为同谋者，甚至一些相互支持的文字让人看到如遇知音式的惺惺相惜。在听完李陀对自己小说形而上力量和绝对意志崇拜的分析后，马原激动地说：“我顿时感到被打中了。很少有这种时候；很少有人这样一语破的，道出我深在的感受或想法。”(27)先锋作家对批评家有着同样的内在影响。李劼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转向时，明确表明自己在与朋友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在与青年作家马原和孙甘露的交谈中，受到了一些启发。比如马原谈到的他小说中的文学语言，孙甘露谈到的在创作中的语感，对于我形成文章的观点都有很大帮助。”(28)如此的交往方式在先锋文学圈子内部是常态化的。 对先锋小说的阅读阐释具有某种策略性。这一文化策略是先锋小说接受群体和作家们共谋共享的。批评家对先锋小说的形式分析有着强烈的生命体验色彩。他们往往会以小说秘密掌握者的身份和作者争辩，探讨应该如何处理和不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而把细致的阅读感受融入学术性语言之中。南帆、李劼、许子东、王晓明等人的批评，将感觉印象化为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使批评具有某种文学色彩。对小说深层内蕴的提炼和对作家精神轨迹的揭示，建立在对小说叙事特征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显示了批评家运用审美批评的内行和有效。同时，不同语体风格先锋小说的出现，让迷恋语言分析的批评家们获得发现的惊喜。他们意识到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意识到语言方式变换和世界改变的内在关联。李劼甚至认为：“衡定中国人摆脱过去的标记就在于他们能否构建新的语言。”(29)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由此得到更大的理论支撑。 先锋小说的接受不仅仅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个人选择，也是特定时代群体愿望和焦虑的想象性表达。先锋文学并不仅仅是美学沉思或文本游戏，也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密不可分，呈示了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不断变化的过程。詹姆逊认为：“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30)在此意义上，先锋小说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实验的改写版，实际上更是本土文化意识自我更新的体现。正是这种体验，将青年读者和先锋作家的文化诉求扭结在一起。他们对现代主义的推崇，并非要远离现实自娱自乐，而是要让文学摆脱对各种现实权力的依附，进而维护作家精神上的独立。这种文化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先锋文学的话语建构是在政治抗辩中展开的。所谓形式试验、叙述冒险、自我表现、个人经验等都具有某种权宜色彩并体现出象征意义。实际上，它的纯文学化建立在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之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先锋作家所建构的文学“自主性”并非本质意义上的，这种文学“自主性”在起源上有着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体现了多重现实焦虑。在历史进化论的逻辑之下，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度分享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方案赋予的历史价值。在当时人们的现代化想象中，改革的成败不仅仅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更为根本的还在于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革，因此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被编织进了历史前进的齿轮中。在“主动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意识支配下，先锋小说同样承载了人们的现代化梦想，只不过是从文学层面为这种现代性诉求寻找出口。 问题是中国的历史语境和西方是错位的。西方现代主义有在宗教衰落以后寻找替代性精神信仰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国现实的剧烈变动使得现代主义运动无法有效展开，一度激励过先锋小说的现代精神意向不断滑落。放弃了终极价值的先锋小说陷入了一种精神悖论：“彻底抛弃现实却又以嘲弄的方式认同现实；彻底抛弃自我却又幽遁到空洞的自我中去隐蔽起来。”(31)很快，对后现代主义的部分认同取代了现代主义的寻找和反抗，对现代主义意识的后现代改造一度焕发了文本的活力。小说往往以激进的句式和结构，表达自我的错位和历史的中断，甚至沉迷于幻觉、暴力和逃亡主题的极端表达。作家试图用虚构对混乱的现实进行重新编码，以感觉化的方式重构已经损毁的象征秩序，但是实际效果是后现代文本实验仅仅局限于观念层面，因缺乏精神意向和现实境遇的支撑而面临深层困境。 先锋小说的历史困境并没有妨碍青年批评家将其写作实践纳入到文学史逻辑中的努力。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批评家，很自然会把作品放置在文学史谱系内进行历史评价。这种为批评对象赋予某种意义使其合法化的行为，不能完全从文学内部解释。在文学场域内，不同位置之间的权力关系潜在地塑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专业批评家在突出自身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和自己所处群体保持某种默契，从而构筑了一种群体精神，使群体中的成员分享其他成员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象征资本。由此，专业批评将自身与其他批评相区别，从而构建了自身的精英形象。 先锋小说固然依靠专业批评的有效阐释，但之所以产生社会影响却是圈子化的青年阅读群体选择的结果。对先锋小说的接受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在实际阅读中这些不同的接受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文化氛围里，会出现一批批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抗争英雄。先锋小说的构建者共享这一抗争性文化资源，不可避免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由批评和创作的历史合力共同建构的先锋小说，就具有了某种精神突围和文化历险的象征意味。只不过在形式技巧被广泛接受的同时，早产的先锋精神很快遭遇深刻的历史危机。 ①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页。 ②W.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③王晓明：《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酒井直树等主编：《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钱竞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④许纪霖：《我的大学年代》，《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⑤董小英：《大学本科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分析》，《大学图书馆通讯》1984年第1期。 ⑥上海第二医学院八一级哲学自学小组：《八一级大学生业余生活情况调查》，《当代青年研究》1983年第8期。 ⑦潘洗尘、杨川庆：《开放在校园里的诗花》，《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3期。 ⑧马原、朱慧：《马原：文学面前，男欢女爱不值一提》，《新周刊》第207期。 ⑨格非：《十年一日》，《塞壬的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⑩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3期。 (11)克洛迪娜、阿蒂亚·东福：《代际社会学》，管震湖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1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3)刘复生：《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天涯》2009年第4期。 (14)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93页。 (15)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16)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17)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页。 (18)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6页。 (19)陈大康：《徐中玉先生和华东师大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20)孤云：《文化精神的解剖学——访文学批评家张闳》，《山花》2004年第8期。 (2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第100页。 (22)毛时安：《徐中玉先生和华东师大作家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第50页。 (23)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74页。 (24)马克·肖勒：《技巧的探讨》，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25)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26)刘继明：《我的激情时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93—94页。 (27)徐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 (28)李劼：《我的理论转折》，《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29)李劼：《中国当代语言革命论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3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31)陈晓明：《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标签：文学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马原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