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政策工具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二维框架分析
肖 鑫1，王以宁1，李晓航2
(1.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2.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 自1983年以来，美国教育部、社会组织及团体先后发布62份关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政策文件。通过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强弱比较以及领域内专家的论证，筛选出33份有效政策文件。研究通过建立的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的二维度分析框架，以横向X轴二级指标维度“信息技术支持”“金融支持”等核心关键词为主题，再以纵向Y轴二级指标维度进行再次分类，并辅以软件Nvivo 11 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的整理，呈现对政策文件中编码内容单元整体归类分布状态与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应用层面，美国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整体比例的45.10%，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整体比例的47.90%，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整体比例的7.00%，表明美国侧重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较为忽视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在生命发展周期层面，知识获取准备期占21.97%，知识创造开发期占43.82%，知识应用实施期占15.61%，知识转移推广期占17.34%，表明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侧重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弱化实施期与推广期的发展。美国应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均衡协调应用，视发展需要多样化、差异化、组合化应用政策工具；科学、系统、合理布局状态，保证长效发挥政策工具效能。为我国的政策布局提供了如下借鉴经验：一是完善与深化倾斜性、补偿性政策的顶层设计，促进基础条件、基础资源的区域均衡发展；二是完善政策审查与评估机制，开发与完善科学、有效的评估标准和工具，提升信息资源的质量及服务水平；三是鼓励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团体力量多元参与决策，建立权责分明的管理体系，保障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 信息技术素养；政策工具；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文本编码与计量；Nvivo
一、引言
如何预测和把握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这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要议题，也是众多研究者、教育家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几十年以来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超越传统学习形态、学习方法的新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突破传统的教育范式的可能。2019年，美国教学思想(Teach Thought)研究组织发布了《2018年美国教育趋势》报告，该报告分析了美国教育者关注的二十个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如成长型思维、创客学习、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及其应用目标分类法、信息素养、个性化学习等[1]。可见，其中大多数教育发展趋势，都是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相关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离不开美国对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大力推进。美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直接促使美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素养教育。自1983年以来，美国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教育技术背景，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如《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对美国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纲领性规划，美国历届政府均在这一原则下不断推陈出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更是打破常规、历史性地将政策更新周期缩短至一年。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团体等不断更新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相关的政策、标准及措施，不断完善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整体布局与规划，美国政府对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就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体系来说，美国如何进行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类型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布局的？这三种类型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布局特点是什么样的？美国是如何保证这三种类型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长效地发挥政策工具效能？这一系列问题是研究的关注点。因此，研究尝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建立二维框架，来解答这些问题，对1983年至2018年之间美国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可视化呈现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布局特点及未来趋势，为我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体系的完善及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1983年以来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变化
自1983年美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发布《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以来，美国便全身心致力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改革,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学会启动了致力于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2061计划”项目，项目的目的在于普及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同时，“2061计划”项目前后发布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科学素养的基准》[2],以及与学校科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科标准《技术素养标准:技术学习之内容》等，来促进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同时，美国教育部为了顺应全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趋势，加快美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美国教育水平，陆续在1996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了《让美国学生为21世纪做好准备：迎接科技素养的挑战》(NETP1996)、《数字化学习：让所有孩子随时能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NETP2000)、《迈向美国教育黄金年代：因特网、法律和当代学生展望》(NETP2004)、《改革美国教育：技术赋能于学习》(NETP2010)以及《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NETP2016)等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
通过分析，对于细菌总数最优组合为A3B3C3；对于挥发性盐基氮最优组合为A3B3C3；对于pH值最优组合是A1B1C3。综合评定，确定最优组合为A3B3C3，即乳酸链球菌素0.50%，茶多酚0.30%，植酸0.20%。
面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对教师的教育技术素养提出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非营利性的专业组织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陆续在1993年、1997年、2000年、2008年及2016年制定了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NETS)，由单一面向教师的教育技术标准，发展为面向学生的美国教育技术标准(NETS·S)、面向教师的美国教育技术标准(NETS·T)以及面向管理人员的美国教育技术标准(NETS·A)等多个标准。1994年10月，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助下, 开启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技术项目”(TFAAP)，以促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课程的实施。TFAAP项目在其实施的三个阶段研究规划中，前后出版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技术: 技术学习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研究报告及《技术素养标准》等相关政策。其中，项目的第三阶段着重编制了技术学习领域的评估标准、大纲计划标准和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在美国教育部、社会学术组织及其它组织的共同参与决策下，美国逐渐建立起基础设施完善、制度体系健全、信息标准规范、学科课程标准系统及人才标准和培训科学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体系。
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权威性、科学性，研究样本均来自美国政府网站公开的数据资料以及部分美国图书馆馆藏的政策文件复件。研究样本的选取遵循如下几条标准：一是遵循政策文件的权威性、公开性等原则，政策文件全部选自美国政府部门正规发布的相关政策；二是研究以“信息技术素养”为主题的相关政策，旨在分析研究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布局情况；三是政策文件出台的时间全部介于1983年至2018年之间。因此，研究以“技术素养”(Technological Literacy)、“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技术运用”(Technology Use)以及“信息技术素养”(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核心概念为主题词，共搜集到与之相关的政策文件62份，剔除与主题相关性较弱的政策文件，最终筛选出时间在1983年至2018年之间的33份政策文件(见表1所示)。为保证样本内容分析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准确性，研究还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予以论证与确认。
三、理论基础
(一)政策工具理论
研究采纳了罗斯韦尔和齐格韦尔德(Rothwell & Zegveld)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框架理论。他们认为，政策工具包含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等三种类型[5]。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提供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所需的相关要素，具体又可分为人才培养(Talent Training)、技术支持(Technical Assistance)、资金支持(Financial Support)和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等四类[11]；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通过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间接推进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战略部署，具体可分为金融支持(Financial Support)、税收优惠(Tax Preferences)、法规管制(Regulation and control)、策略性措施(Strategic)和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等五类[11]；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对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持续的支持和关注，具体可分为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服务外包(Outsourcing of Services)、经营壁垒(Operational Barriers)和海外交流(Overseas Exchange)等四类[11]。三种工具类型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直接为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发展提供推动力与拉动力，环境型政策工具间接影响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发展，见图1所示。
三螺旋概念最先于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 Etzkowit和Leydesdorffs 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三螺旋理论。所谓三螺旋就是指高校、产业、政府三个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促进[1],三者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三螺旋结构，共同推动创新过程深入发展。该理论认为：
(二)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
技术标准化是一个纵向的，历经标准准备、开发、产品开发、执行、使用和反馈等发展阶段的标准化演化过程[9]。姜红等将技术标准生命周期划分为准备期、开发期、实施期和推广期四个阶段[10]。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是知识在经过获取、处理、共享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激活、碰撞、扩散、整合及创新，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10]。姜红等整合野中郁次郎(Nonaka)所提出的SECI模型，即S(Socialization，社会化)、E(Externalization，外部化)、C(Combination，组合化)、I(Internalization，内部化)四个螺旋上升的知识转化阶段实现知识价值增值，构建了面向技术标准化的知识创新螺旋模型[10]，进而建构了基于知识获取的准备期、知识创造的开发期、知识应用的实施期及知识转移的推广期的技术标准化知识创新的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借鉴采纳姜红以及野中郁次郎等的理论框架作为研究纵向Y维度，分析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分类的标准。
(三)基本框架建构
1.横向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教育政策是针对教育工作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的总体规定，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制定的行政准则[3]。政策工具则是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之间的联结机制，也就是说，政策工具的最终落脚点是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荷兰经济学家科辛(Kirschen)等所归纳的经济政策工具分类研究。20世纪90年代政策工具研究不断发展，并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4]。政策工具会因为标准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分类形式。如罗斯韦尔和齐格韦尔德(Rothwell & Zegveld)根据政策影响的不同层面，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类型[5]。麦克唐纳尔(McDonnell)等则认为，政策工具应划分为命令性、激励性、能力构建、系统变迁等四种类型[6]。伍尔苏斯(Woolthuis)等则根据政府运用资源的不同，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权威型、信息型、财政型和组织型四种类型[7]。豪利特(Howlett)等则根据强制程度不同，将政府工具划分为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三种类型[8]。因此，研究在综合考量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借鉴罗斯韦尔和齐格韦尔德(Rothwell & Zegveld)经典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作为研究横向X维度，分析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分类的标准。
图1 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工具作用图
2.纵向Y维度：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
研究借鉴国内研究者姜红等建构的技术标准化的知识创新螺旋模型理论作为研究的纵向Y维度分类标准。研究认为，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应包括四个阶段。其中，知识获取准备期，是个体或企业之间隐性知识交流、分享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而社会化活动具体化为知识获取，为技术标准化提供知识源和信息源；知识创造开发期，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技术标准作为经过编码的显性知识，其研制和开发实际上是知识外部化的过程，外部化活动具体化为知识创造，为技术标准化奠定技术基础；知识应用实施期，是将各种表出化的显性知识综合为更为复杂的知识体系的过程即组合化过程，而组合化活动具体化为知识应用，是技术标准商用的必要途径；知识转移推广期，是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即内部化过程，而内部化活动具体化为知识转移，推动着技术标准的扩散和升级。
油光红润的炖排骨飘着诱人的香气，一桌人吃饭有说有笑。赵明月有些恍惚，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这样一顿饭了。
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政策工具总体比例的7.00%，需求型政策工具整体较为薄弱。工具应用中经营壁垒(占58.33%)、技术认定(33.33%)较为频繁，但是海外交流(占8.34%)较为薄弱(见图6所示)。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采用海外交流、经营壁垒、技术认定等工具形式以减少美国信息技术素养变革发展的不稳定性，其对美国信息技术素养变革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比环境型政策工具更快捷、更直接。但是，美国信息技术素养变革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明显不足，经营壁垒、技术认定、海外交流等维度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回顾这些年阶段性的收获，不禁感慨“何其有幸，成为教师”。身为教师的我，岁月永远年轻，时光总有明亮的眼睛去见证，在童心未泯中无限循环着寄怀未来。今后路上还会持之以恒地内省和热爱，用巨大的决心、自律及努力，让心灵常与原点相伴，在无限循环的童心未泯中，不忘专业的支撑，花期常在、始终善良。
1.横向X维度政策工具应用布局情况
四、研究过程与方法
(一)政策的样本选择
在公式中，S1(i)是第1个因素的第i个水平的取值，S1m为第1个因素取值范围的上限，S1l为第1个因素取值范围的下限，n为水平数目。
图2 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表1 1983年至2018年之间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部分节选)
(二)政策文件的分析方法
研究根据前文所建构的政策工具理论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X-Y二维度分析框架，对所筛选出来的33份政策文件，以“技术素养”(Technological Literacy)、“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技术运用”(Technology Use)以及“信息技术素养”(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核心概念为主题，将其进行了具体单元划分、具体编码标记，同时，辅以软件NVivo 11 进行政策文件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的整理，以“政策编号+政策具体章节/条款序号+具体条款”样式建立编码，汇总、管理与统计。同样，二级指标维度的分析单元整理及分类，皆是以指标维度为主题词进行具体单元划分、具体编码标记的，如信息技术支持(Investment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目标规划(Technology Goal Technology Plan)等。研究的样本皆来自美国官方网站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网站，皆是英文政策样本，因而，在翻译上与其它研究存在着差异，但整体并不影响本研究主题及各级指标维度应用频次分布情况。最终，研究绘制了基于前文X-Y二维度政策工具为框架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的政策分析编码表(见表2)。
五、研究结论
(一)数据分析结果
研究整合政策工具理论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将X轴界定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及需求型政策工具等三种类型，将Y轴界定为知识获取准备期、知识创造开发期、知识应用实施期及知识转移推广期等四个发展阶段，最后，建立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X-Y二维度分析框架(见图2)。
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政策工具总体比例的45.10%，工具应用分布比例较大，其中信息技术支持(占33.34%)、公共服务(占29.50%)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占19.23%)应用较为频繁，但教育培训(占8.97%)、资金支持(占5.12%)、保障机制(占2.56%)以及人才激励(占1.28%)较为薄弱(如图5所示)。可见，美国信息技术素养变革着重于信息技术的支持，改善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建立基于完备基础信息设施的信息技术素养环境，塑造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意识，注重社会层面的信息生态建设。
表2 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列表(部分节选)
注：NETP1996a: Gettin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 : 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 NETP 2000b: E-Learning: Putt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 All Children；NETP2004c: Toward A New Golden Age in American Education: How the Internet, the Law and Today’s Students Are Revolutionizing Expectation; NETP2016d: Future Ready Learning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表3 横向X维度政策工具应用频率分布(部分节选)
注：A:信息技术支持；B:公共服务；C:基础设施建设；D:教育培训；E:资金支持；F:保障机制；G：人才激励；H:法规管制；I:目标规划；J:金融支持；K:策略性措施；L:税收优惠；M:经营壁垒；N:技术认定；O:海外交流；P:服务外包；Q:技术采购；N/A代表不适用。
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信息技术支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资金支持、保障机制以及人才激励)占政策工具整体比例的45.10%。环境型政策工具(法规管制、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策略性措施以及税收优惠)占政策工具整体比例的47.90%。需求型政策工具(经营壁垒、技术认定以及海外交流)占政策工具整体比例的7.00%(如图3)。由此可见，三者应用情况呈现较大差别，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信息技术素质教育发展政策布局上，较为侧重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两者存在政策工具应用过溢。而较为忽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工具应用明显不足。因此，政策工具整体应用布局上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
4 有水痘疫苗，进口的效果为20年，国产的为10年。任何疫苗不可能100%有效，水痘疫苗也是,但打过疫苗的症状相对较轻。
因此，新经济环境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进步的共同结果，技术和市场对于中小制造企业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技术环境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的发展状况，是中小制造企业制定战略的思维基础。
从微观层面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政策工具总体比例的47.90%，法规管制、目标规划以及金融支持应用分布较大，策略性措施以及税收优惠较为薄弱(如图4所示)。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数据分布表明，美国政府着力推进美国信息技术素养变革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素养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制定国家层面战略性信息技术素养指导性政策，为信息技术开发人员、教育管理人员及教师提供顶层战略设计，同时提供制度体系建设所需的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及策略性措施等。
图3 三种类型政策工具应用比例整体分布
图4 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分布
图5 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分布
图6 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比例分布
通过横向X维度政策工具分类标准，研究对33份政策样本进行了归类分析与数据汇总。研究依据前文理论中的横向X轴三类政策工具的具体指标分类，对文本具体单元划分、具体编码标记。如供给型政策工具二级指标中，与信息技术支持(A)相关的内容单元出现频率为26次；与公共服务(B)相关的内容单元出现频率为23次；与基础设施建设(C)相关的内容单元出现频率为15次等。依此类推，环境型政策工具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二级指标相关维度的具体频次见表3所示。从宏观整体应用布局来看，美国政府宏观考量了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全面应用布局。
3.X-Y二维度：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分析二维框架
首先，采取开放合作的态度。搭建党史院系与高校交流合作平台，加强制度对接。不同系统之间的通信的党史研究会议上，形成长效机制，促进党史研究通过研讨会和其他形式的各种系统之间的人才流动，构建人才就业机制有利于党史研究和开放系统的发展，不断加强和有关部门，社会力量和党史研究的多方联动，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实现党史研究的联动，形成合力。二是加强党史教育培训。深化全面普及，教育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通信系统和部门，真正使党的历史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军营，进入校园，进入社区，以便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活力党的历史，党的历史的力量。
2.X-Y二维度政策工具应用布局情况
本研究基于整合政策工具理论与知识创新驱动的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理论，建构了X-Y二维分析框架。基于横向X轴与纵向Y轴构建的二维度分析的政策文件分析单元的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同时也得到了纵向Y轴技术标准化生命周期的发展分布情况。其中，知识获取准备期占21.97%，知识创造开发期占43.82%，知识应用实施期占15.61%，知识转移推广期占17.34%。可见，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侧重知识创造开发期，即信息技术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与教育科研研发，实施期与推广期较弱，表明美国在生命周期的布局上，刻意弱化实施期与推广期，可能是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考量。
图7 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分布(部分节选)
注： N/A代表不适用。
(二)美国信息技术素质教育发展政策应用布局特点
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在信息技术素质教育发展历史变革中，宏观政策考量了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全面应用，促进政策工具对信息技术素养变革的拉动与推动作用。但在政策工具整体布局上，侧重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较为薄弱，整体应用布局上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在信息技术支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力度较大，而在教育培训、资金支持、保障机制以及人才激励等方面相对较弱。环境型政策工具在金融支持、策略性措施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有所欠缺，应加大支持力度而促使各影响因素均衡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在技术采购、服务外包等方面尚未全面考虑。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布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视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需要，科学、系统、合理布局政策工具，促进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内在与外在价值平衡。信息技术素养改革发展政策的制定应协调均衡发展，应视工具发展需要适度调整，政策工具应用过溢或是缺失都不是政策工具应用的最好选择。良好的政策工具布局，应视政策发展的主观目标与客观情境需要，合理选择政策工具应用类型与政策工具使用量的程度，避免造成政策工具应用过溢或者政策工具缺失致使部分政策工具功能过度强化或者弱化，最大程度上发挥政策工具应用的功效。从美国政策工具应用的分布来看，美国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在政策上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改善信息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改善信息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旨在解除原有的信息技术产业的管制，调动社会资源，激活信息技术的市场竞争。其二，加大信息技术研发投入。美国政府不断加强信息技术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尖端信息技术、国家战略性信息技术和影响未来技术发展的技术。其三，推动信息技术普及化。如由商务部、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出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中的目标，即扩展“普遍服务”就是推动信息技术普及化，促进信息技术纵向和横向发展。视政策工具动态发展需要协调政策工具应用均衡发展，依据国家发展形势、环境变迁、社会资源丰富程度、人力资源发展样态，适时、适量、适度进行科学动态调整，科学布局政策工具。
第二，视政策工具功能适用需要，多样化、差异化、组合化运用政策工具，保证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有效、长效地发挥效能。政策工具应用分布情况表明，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经验在于：其一，着力于信息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与科研技术研发。具体表现在，在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中，美国政府加大信息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如《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连接K-12学校与信息高速公路等。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目标规划、法规管制及金融支持等方面，如《高等教育法修正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五年战略计划：2011-2015年度财政计划》等。其二，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应以政策工具的功能适用为依据，选取多样化、差异化、组合化的手段运用政策工具。多样化、差异化的政策工具为达成教育目标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达成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改革目标，有赖于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政策的支持。组合化的政策工具运用所指向的是多个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是参与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改革的利益群体的共赢，这是单一政策工具难以达成的。组合化的政策工具运用在于组合内博弈的利益群体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政策功能的互补、运行机制的协同以及内部结构的合理优化，形成不同政策工具间的资源共享、机制互动、优势互补，进而实现不同政策工具间的适度平衡，最终保证政策工具有效、长效地发挥效能。
六、研究启示
通过建构基于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政策二维度框架，可视化地呈现了1983年以来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政策布局特点和现状。这为我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政策的战略性布局、完善评估机制及政策有效推进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亦可为我国迎接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的挑战提供启示。
(一)完善与深化倾斜性、补偿性政策的顶层设计，促进基础条件、基础资源的区域均衡发展
深化与完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倾斜性、补偿性政策的顶层设计，在促进教育区域间均衡发展的同时，也是对教育公平取向的一种回应。因而，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顶层设计，在注重作为政策内容的信息技术素养及教育普及推广的同时，应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实情，给予偏远地区、落后地区及农村地区教育的倾斜性、补偿性的政策关照。如美国在1999年的“教育折扣”计划中，以提供补助的方式为中小学网络接入提供优惠条件，具体折扣程度依据不同地区贫困程度而定，分为20%至90%不等[14]。2002年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统筹调控，为网络带宽普及提供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给予特殊补贴。“全民联网”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每个月9.25美元的上网补贴，在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上保证财政投入均衡。这都是美国政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表现。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制定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对部分落后地区、偏远乡村给予了关照，但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仍然十分严峻[15]。因而，信息技术素养及其教育的普及，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以政策导向、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基础条件、基础资源建设较弱的地区给予特别关照。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顶层设计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资源、特别是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发展阶段有充分的考察、调查与成本效益评估，促进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变革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间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两者应有效兼顾，协调均衡共同发展。
(二)推进政策审查与评估机制的完善，开发与完善科学、有效的评估标准和工具，提升信息资源的质量及服务水平
完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评估机制，有利于检验政策运行结果和科学诊断政策效果；利于检验政策效率和公平程度；是政策继续执行、调整或者重新制定的依据；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16]。其一，国家从战略层面设计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评估的基本理念、基本框架及基本思路。其二，从政策评估的操作层面，国家应就政策评估的组织参与、评估标准、政策实施及审查监督等做出具体规划，不断完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评估机制，为推进与落实发展政策提供机制保障。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及其教育的发展，是以信息技术素养相关优质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及服务水平提升为基础前提的。尽管我国大力推进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与开发，但其质量及服务水平仍需改善。因而，应建设国家层面的资源信息服务平台，协同地方政府、学校及企业共同提高资源服务水平。经过数年来的资源建设，优质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仍然存在，导致优质信息资源、数字化资源、信息技术素养资源服务水平质量较低，因此有效的审查与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能够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引导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资源建设以及考核制度逐渐向系统化与标准化方向发展[17]。建立国家、地方、学校及企业等多层次的审查监督机制，开发优质资源，提高资源供给的质量以及优质资源供给的服务创新水平。
(三)鼓励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其它团体力量多元参与决策，建立权责分明的管理体系，保障信息技术素养教育发展政策的有序推进
政策的有序推进、有效执行，一方面是政策自身的科学性、目标性符合信息技术素养培养及其教育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力量的参与，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有了组织保障、社会力量的推进及人们对政策的主观与实践认同。如美国建立了“教育技术办公室”“首席信息官办公室”“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等管理部门，以协调多个政府部门及调动社会力量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其中，“教育技术办公室”负责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定推进教育技术规划与项目；“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协调美国教育部长及其它各级管理人员提供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以解决技术问题；“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美国联邦层面收集、分析美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数据，为美国的教育决策提供全面系统的数据支持[14]。这一系列管理措施，实现了美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权责分明的组织管理，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信息技术素养教育的深度发展。目前，我国提出“政府政策支持、企业参与建设、学校持续使用”的推进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旨在充分调动网络运营商的积极性，鼓励各地各有关部门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14]，但权责并不分明，没有形成独立的、完善的保障体制。美国以企业垫资建设、融资租赁服务、外包托管等多种形式将社会资本转化为政策推进的主体力量等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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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00(2019)04-0068-09
【作者简介】 肖鑫，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教师；王以宁，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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