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国家利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国家利益？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奥斯古德把国家利益具体规定为四个要素：（1）国家的生存和自保，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持续；（2）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在国内外有足够的威望；（4）国家具有对外扩张的能力。伊沃·杜查希克，指出国家利益包括五个要求：（1）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和国土的存在；（2）基本价值的存在，如民主、自由、独立、平等；（3）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4）经济的发展；（5）领土和主权完整。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的所有行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生存。印度学者辛德认为，国家利益应包括：（1）国家安全；（2）维持国际现状；（3）改变国际现状；（4）保护外交；（5）威望。①
尽管大家的定义见仁见智，但对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一般学者都是持肯定的观点。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桑德曼在其著作《国家利益》中这样描述国家利益：“当我们谈到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② 厄尔·弗赖伊等在谈到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时说：“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念只是个人价值观念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答案。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③ 我国学者王沪宁教授认为：“决策的过程受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制约。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政治意识形态对决策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的。”④ 刘建飞也指出：“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遵循着某种本民族、国家、政治集团所信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在国际竞争和冲突中，有时意识形态在使一个国家作出敌友判断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⑤ 刘金质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一文中说道：“维护并坚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信仰，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部分。”⑥
我们在这里参考诸多学者的观点，从三个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侧重于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是从冷战中得出的结论。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减少摩擦、形成共识、孤立敌手、争取朋友都有很大的好处。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在没有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促成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得的最大胜利。
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主题，在各国的和平交往中，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往的对象、深度等因素。如果双方的意识形态比较相近或者能够对接，那么彼此的交往和合作也就比较容易；如果能通过交流让对方接受本国的意识形态，那么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就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于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开始兴起。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的基本原理是：观念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其代表作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玛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和康多利萨·赖斯的《促进美国国家利益》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约瑟夫·奈。这位曾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部长，目前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国际政治专家，在1990年最早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
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他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利用软实力，增强美国文化的同化力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从而最终在全世界确立其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地位。
在此之后出版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中，他详实地阐述了“软实力”的定义，“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纲领计划和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奈把一国外交政策同文化、政治价值观念一道，列为软实力的三大源泉之一；不仅如此，在《美国霸权的困惑》这本书的前言中，奈写到：“如果我们高傲自大，对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⑦
这种“软实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关键的秘诀就在于“吸引”的力量大于“强迫”。“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经常与软实力，就是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相联系。如果我能让你想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无需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了。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软实力也不仅仅是说服。它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而吸引经常导致默许或模仿。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像爱情一样，软实力很难测量和把握，不触及任何人，但这并不降低它的重要性。”⑧ 在他的眼里，美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是包括文化、民主政体、自由市场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等的软实力。
在1999年7—8月号《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一文中，他指出在全球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影响力。”他认为，对美国来说，反对专制、推进民主是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在这方面利益和道义的要求是和谐统一的。“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人权和民主这类价值观……美国人民显然认为他们的利益包括某些价值观以及在国外推进这些价值观，如反对巴尔干的种族清洗。民主国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不承认以道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和以利益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⑨
约瑟夫·奈的观点在学术界中很有代表性。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被侵蚀》一文中也这样来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愿以鲜血和珍贵之物予以捍卫的利益。通常，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他威胁了获得波斯湾石油的可靠而又省钱的途径，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悍然入侵并兼并了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⑩ 约瑟夫·乔菲则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与几个世纪以前不同——那时战争是伟大的仲裁员，今天，最有趣的力量并不是从枪杆子里产生的……今天，‘让其他人想要你所想要的’，将会得到更大的回报；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制定议程以及对愿意合作者的奖励力度，比如开放美国的巨大市场。在这张赌台上，中国、俄罗斯、日本，甚至西欧，都没有美国那么大的筹码。”（11） 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桑德曼在其著作《国家利益》中这样描述国家利益：“当我们谈到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12）
这样的观点显然也得到了政府和主流社会的认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13）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过：“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4） 美国国务院官员唐纳德·E.纽查特兰在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举办的第六次美国国家利益讨论会上则将美国在20世纪的国家利益概括为：“1.国家防卫；2.经济福利；3.有利的国际秩序（国际安全），这包括美国的联盟，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安全互助条约，世界粮食短缺和人口增长等问题……但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盟国是否愿意与美国拥有共同的关于国际安全利益的理念，它们的国家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一致……4.推广价值观（意识形态）。”（15）
早在1992年9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就提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实力。（16）
1998年《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生命攸关的重大利益——对美国生存、安全和活力的重要性非常广泛的和压倒一切的利益，其中有美国领土的实际安全及盟国的实际安全、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的经济利益和保护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等。第二类包括重要的国家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的局势。这些利益并不影响美国的生存，但是确实影响美国的安康和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第三类是人道主义利益和其他利益。（17） 这里所讲的第三类实际上就包括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利益。所以每届美国总统上台之后，总是要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推进民主进程，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一切视为自己国家利益中当然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借口反恐和对付“无赖国家”，美国加大了对国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灌输的力度。这为其全球霸权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意识形态影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判定
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决定、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一个合力的作用。除意识形态外，还有该国的安全和民族利益、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一般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等因素都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其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选择和确定是以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的。因为“决策的过程受决策者的价值体系的制约。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政治意识形态，对决策过程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的”（18）。
正因为此，美国历史学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或）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里尔·罗赛蒂也认为：“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思想力量——即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极大影响。”（19） 王晓德先生在《美国文化与外交》中也指出：“这些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他们的言论或行为符合了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了反映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这样，他们在制定或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20） 迈克尔·亨特指出，“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21） 丹尼尔·贝尔指出：“美国政治的特殊方面之一是，尽管国内问题用醒目的、实际的术语来进行辩论，并且以妥协告终，但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却常常使用道德术语。”（22）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出了意识形态在许多时候超越纯粹的权力和均势的考虑，影响到国家的外交决策的实际案例。“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立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23） 这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越南战争。这是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对意识形态的过分执着和过激反应导致对于国家实际利益的误判。越南战争是一场远离美国本土的战争，很难找出任何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当时美国企业界在越南几乎没有任何投资或其他任何种类的经济利益。越南也没有对美国的地区利益有任何重大的影响。但在当时，美国的统治阶层都浸透在战争结束后引起的对社会主义的恐慌之中，害怕越南成为东南亚国家效仿的榜样，成为被社会主义攻陷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因此不惜先派军事观察员，派雇佣军，最终亲自投入大量兵力，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地面战争。而战争结果正如罗杰·希尔斯曼所说，“从整体上看，战争对美国的工商企业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增加税收和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使许多企业破产，并使许多其他的企业濒临破产”，然而，“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工商界一般都支持这场战争”。（24）
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呢？为了达到“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之目的，美国在越南进行了“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屠杀”，使“1/3的南越人逃离了他们的村庄，90万孩子成为孤儿，50万人变成残废”。然而，这场战争却使美国遭受了严重创伤，一方面使美国经济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使其在同苏联的争霸中转为劣势。这里有一组数字是惊人的。“这场十字军式的征伐也许注定要让56000名美国人死在那里，另有25万人受伤；它还耗费了超过1000亿的美元。”现在看来，战争的真正借口“东京湾事件”很可能只是一个捏造的事实，而战争的最终结果也没有实现美国的目标，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却收获很少，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上看都是不理性的。“越南战争提出了一个浅显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仰’二字。”（25）
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政治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遵循任何本民族、国家、政治集团所信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评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时说，分析他的外交努力的动力就是“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因而要“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26）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动力也作过类似的分析，他认为：“长达500多年之久，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积累俄国的土地’著称的政策……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推行，甚至加强了这种谨慎的、但却不断扩张的总战略……莫斯科的总战略3/4由传统的俄国战略、1/4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27） 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其回忆录的开头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总是遵循着某种法国的观念。”（28） 这句话是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三、意识形态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首先，意识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对手，起到超越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作用。国际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国家的权力，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国际政治一如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如何，权力总是眼前的目的”。他说，政治家和民众可能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但是只要他们力求通过国际政治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就总是要争取扩大权力。十字军战士要从异教徒统治下解放圣地；伍德罗·威尔逊要使世界成为民主主义的安乐之乡；纳粹要打开东欧的门户，听凭德国实行殖民化，要统治欧洲，征服世界”（29）。一句话，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国家间的最根本利益就是权力。军事和政治斗争固然是权力斗争的主要途径，但如果对手在意识形态上投降了，那么其余的斗争也都会迎刃而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是美苏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苏联要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破坏自由，而美国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张，扩大自由的范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30）
所以，历届美国统治者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怀有极高的兴趣。美国驻太平洋军队总司令查尔斯·拉森海军上将1993年在《美国在太平洋面临的挑战》的讲话中说：“有人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独特的，所以与我们无关。情况并非如此。任何地方的民主国家都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我们之所以关心太平洋是因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社会扩大，是符合美国切身利益的。”（31）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32）
其次，意识形态还可以掩饰本国的真实利益目标，鼓舞本国人民的斗志，削弱敌国的士气。赤裸裸的权力争斗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但加上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就能赋予其崭新的理想主义色彩，调动更多的社会支持。汉斯·摩根索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用来掩饰政治真实目的的虚伪的面纱”，认为意识形态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穿人类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党的有意无意的欺骗和掩饰。他认为，“政治家都有一种无法更改的倾向，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要欺骗自己，不是根据权力的含义来提他们的政策，而是根据伦理和立法原则或生存需要。换言之，尽管一切政治必然是权力的追逐，但意识形态却使这场角逐，对于角逐者和旁观者，在心理上和伦理上都能够接受。”（33） 这不仅仅是面子上的需要或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在实际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自己政策的阻力。他对这种尽力掩盖权力真实目的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进一步分析说，“与人作为政治动物所具有的矛盾心理相对应，是他对这种状况进行道德评价时的矛盾心理。他会认为自己的权力欲望是正当的，而又谴责别人想要支配他的权力欲望是不正当的。所有国家对权力问题所持的态度，也带有这种评价的矛盾性，而它同样是国际政治的特性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如果哪个国家舍弃意识形态不用，直言不讳地是说出它希望要权力，因此，也反对他国要求权力的愿望，它就会立即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许对它的兴衰会起决定作用。这种坦率的自白，一方面，会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拼死抵制如此明确陈述的外交政策，从而迫使执行这种外交政策的国家动用更大的实力，其实，这样明确的表述，本来是没有这种必要的。另一方面，这种坦白也无异于公然藐视国际大家庭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因此，该国只可能半心半意地执行其外交政策，并感到内疚。”“意识形态同一切观念一样，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国民士气，并随之增强一国实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削弱敌国的斗志。”（34）
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的，打出的旗号是“解放主的坟墓”，自109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291年，先后进行了八次之多，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次东征才建立了教皇专制，客观上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促进了商业发展，推进了文明的交流，也使得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大大加强。
但这次东征的实际目的是什么呢？对教皇而言，他想要达到的是四个目的：第一，把希腊东正教会拉回来；第二，使教皇最大的敌人德国皇帝陷于困境；第三，派出一大支军队，能有助于乌尔班二世取得教皇国内部的和平；第四，夺取耶路撒冷圣地本身。（35） 可见都是实际的权力争夺，并没有多少信仰和宗教的考虑。
而这次征伐为什么对普通的民众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主要是11世纪时欧洲经济状况凄惨，荒年连连，人们无力改变现状，便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刺激下，整个十一世纪是宗教感情日益深刻的时期。其表现形式是隐修和禁欲，其特征是一种强烈的‘修来世’的意识，认为今世充满不幸，追求天堂至福。”（36） 所以，整个社会被一种近乎狂热的宗教感情所笼罩。一旦教皇宣布要去解放主的坟墓，同时在克勒蒙会议上许诺，参加东征者将被赦免教会所施加的所有其他苦行。一些宣传东征的教士甚至许诺给参加东征者叫作全免罪罚的报偿。他们许诺，所有参加东征者来世完全不受炼狱的惩罚，如果他们死于东征途中，他们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赠予。何况，东征之中还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满足冒险的需求。所以，正是在宗教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幌子之下，各种利益主体得以聚集，共同完成了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所以，汉斯·摩根索总结道，“有时人们会以宗教信仰的狂热，信奉一种政治哲学，凡是这种哲学同一种帝国主义政策互相合拍时，它一下就会成为意识形态伪装打扮的工具。在阿拉伯扩张时期，阿拉伯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理由就是要履行宗教职责。拿破仑帝国主义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横扫欧洲。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在觊觎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时，曾经先后或同时使用了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世界革命、防范帝国主义包围等招牌。”（37） 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在科索沃问题上，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维护人权”等意识形态工具的掩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提出的“消除暴政”、“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借口，都是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利用意识形态的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38）
注释：
①参见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②（12）转引自朱炳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110页。
③转引自王晓德《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思考》，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2期。
④（18）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144页，第143—144页。
⑤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
⑥刘金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载于《外交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⑦⑧（11）[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10页，第43页。
⑨Joseph S.Nye,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9,pp.23-25.
⑩Samuel P.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in 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p.35.
（13）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5月10日英文电。
（14）赵长茂《全盘透析中国软实力》，载于《环球》2005年第19期。
（15）Donald E.Neuchterlei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1980s:Observations and Conclution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 States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1981,pp.184-188.
（16）参见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参见《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17）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2月1日英文电。
（19）[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20）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1）[美]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2）[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24）[美]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韦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7页。
（25）[德]科特·施尼本《越南战争和冷战》，载于[德]《明境》周刊1999年2月8日。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91、397页。
（27）[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28）转引自[法]皮埃尔·哈斯纳《思想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载于《外交政策》季刊2000年3—4期合刊。
（29）（33）（34）（37）[美]H.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第125—126页，第127—128页，第132页。
（30）[美]里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3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32）转引自陶文钊等主编《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35）[美]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36）[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3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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