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秘色彩在《三国演义》中的艺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演义论文,色彩论文,神秘论文,价值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三国演义》中的神秘色彩，鲜有专文论及，即便有，也只是阐述其产生的历史渊源，而极少涉及其艺术价值。本文从创作与接受两方面着手，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组构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为具体视角，较为系统地论述神秘色彩在《三国演义》中的艺术价值。神秘色彩以其独特的艺术效果，构成了《三国演义》这座现实主义艺术高峰上璀灿的彩云，是高峰美景不可游离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神秘色彩 艺术价值 艺术形象 文化现象 审美接受心向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显然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虚构小说，但《三国演义》却把这些神秘色彩水乳交融地和历史故事粘合在一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二是有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三是作者的主观意识。《三国演义》凝聚着作者及民族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对智、义、勇的阐释与对人生价值的探究，而它卓著的艺术成就是与神秘色彩的运用息息相关的。《三国演义》三分虚而七分实，其艺术的虚构和奇幻的想象在历史小说中独占鳌头，而神秘色彩又是想象和虚构中绚丽的火花。《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神秘色彩同样决不仅是人们惯常所认为的纯迷信，而是重要的文学技巧之一，它以独特的艺术效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组构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当代小说评论家万·梅特尔·阿米斯所说的：“神秘的幻象是审美经验的最高形式……不仅神秘的经验是审美的，而且任何审美的经验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1〕。
一、神秘色彩之于创作
“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猜测。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日常生活里的现实，尽管前者源于后者，这和做梦一样”（外国文学动态）。《三国演义》在创作中正体现了这种虚幻的“梦”般的小说观念。它虽然是以历史事迹为蓝本，以历史人物为角色，然而作者却结合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剪切组合与艺术想象，赋予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以神密的色彩，从而以“梦”般变形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既来源于尘世又超越于现实的艺术形象，其中又以诸葛亮与关羽最具有代表性。
诸葛亮作为《三国演义》中的最重要角色之一，作者创造这个人物，如毛宗岗所说的：“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祈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2〕。 作者便是用浓厚的神秘色彩赋予这个儒家理想人物以“仙”的丰神逸韵。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是一个法家式奖罚严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贞之士，而罗贯中却通过吸收民间传说与故事的丰富养料，通过艺术虚构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只是忠臣，而且是一个以“智”为特征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以至现今诸葛亮仍以“智”为象征活跃在广大人们的心里，沉积在民族深层意识结构中，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疑，这是和作者以多种神秘色彩赋予形象的性格特征紧密联系的。
诸葛亮既然是以“智”与“贤”构成其人格的主要特征，那么凡夫俗子式的“智”便不足以让读者痴情崇拜，故作者便赋予“智囊”诸亮亮以现实所不存在的神奇本领。他擅长阴阳八卦，善观天象，故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与识人的高超才能，以至在一次次军事与政治斗争中稳操胜券。这在刘备入吴成亲一事中得到了集中表现。诸葛亮几乎预测了每一变故的细节，他的三个锦囊妙计使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55回），而诸葛亮却稳得荆州。如果说诸葛亮的这种“智”毕竟还只是一种稍染奇异的超人智慧，那么在“七星坛诸葛祭风”及其采用的“六丁六甲缩地之法”与“巧布八阵图”中，他已是一个非人的半神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诸葛亮以他神化的智慧促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又以他的“缩地之法”愚弄了司马懿，成功地割麦以充军粮。至于“巧布八阵图”更是以神幻的手法表现了他“胸中十万兵”（104回）的才能， 而“武侯显圣定军山”则以置换变形的手法表现了诸葛亮之贤：“数万阴兵绕定军，致便钟会拜灵神。生能决策护刘氏，死尚遗言保蜀民”（116回）。
“死诸葛能走生仲达”（104回）， 连《三国演义》中的另一“智囊”司马懿也感叹：“孔明真神人也，吾不如也”（95回）；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则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诸葛亮身上所积聚的集体的“人”的智慧以及人们理想中的贤相素质固然是形成诸葛亮形象永不衰竭魅力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作者赋予这个形象的那一份“妖气”，即那一层神秘色彩、那一份“神化”的人格力量却是诸葛亮整体形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笼罩在诸葛亮身上的神秘性决不应等同于“迷信”。《易》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核心要素，其中的占卜术在历史的轨道中源流不衰，直到今天仍得到了许多人的默认，并获得了国外异民族的青睐。《易》作为一门神秘的科学正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业余”的占星占卜家，一个入世的“高道”，使他成功地登上了中国最高智慧人化的宝座，成了中国最高心智的象征。至于“祭风”之举，对于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谁能否定古人对于天气的预测能力呢，故祭风只不过是民间智慧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而已。而木牛流马的时代神秘性在现代社会已经彻底消逝了，故更不是一种迷信。即便是真实生活中决不可能存在的神幻之术，如遁甲之法、祈星之术、减寿之说实际可看作一种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或者一种原宗教仪式的文学表现，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这些组构诸葛亮形象的神秘色彩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试着抽去形象所内含的“妖气”与“神性”，诸葛亮便不再成为家喻户晓的“智囊”或“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4〕， 而只是一个仅存于史书中的不为普通人所道知的儒臣。
《三国演义》中的另一绝关羽，这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5〕，作者虽然在塑造这个千古“义”的化身的生前形象时， 只是以“人”的理想赋予这个形象以“人”的性格特征与人格力量，但作者却在他死后赋予了他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当他大叫着“还我头来”的飘泊的灵魂在玉泉山显圣后，他的一腔爱憎分明的义气仍久久停驻在三国的战场上，魂追吕蒙、骂孙权、助儿脱险并杀仇人等。作者用虚化与神幻之笔把一种现实世界所不能拥有的力量赋予了关羽，他的灵魂不正代表他的永不磨灭的精神吗？虽然关羽由人而神乃至逐级上升为中国人灵魂的主宰历程中，封建统治阶级的有意渲染、加诰与利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神秘色彩的利用也是使关羽由一个“义士”化为一个“义圣”，一种恒久不消的中华民族“义”的象征，乃至“关圣大帝”偶象形成的重要原因，而关羽文化现象也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
《三国演义》中的神秘色彩，在人物形象的运用上，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即对鬼神的信与认同，且因此而有损于形象的艺术凸现。如在左慈戏曹操、孙策斩于吉等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情节中，作者仅仅是用鬼神等怪异现象来表现其主观意向，即痛恨曹操之“奸”，突出孙策之性急与武断，然而，其在客观上又很难使读者折服。读者在其中看到的只是左慈与于吉的神术异能，主角曹操与孙策形象反退隐“二线”。无疑，这是作者历史局限与思想局限的集中体现，但这些毕竟不是作品主流，更不能因此而否认神秘色彩对塑造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独特功效。
《三国演义》中的神秘色彩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中情节的组构与连贯以及气氛的烘染与象征意义的运用上。《三国演义》一书中充满了天象、历数、符瑞、图纬等，这些谶纬与灾难虽然是作者“天命有常，死生有命”的消极意识的反映，如帝、妃、将相命相的描绘，重大事故的预兆与瑞兆等，但客观上也在情节的组构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情节沿着作者的伏线缓缓展开，如魏延之反相，衬托出诸葛亮之“神算”。但让情节沿着伏线展开，作者却是以天命论为轴心，这样也有淡化情节悬念，削弱主题思想等不良后果。然而，如果试着删掉书中所有关于神秘因素的描写，那么整部作品将因缺乏逻辑结构而支离破碎。另外，神秘色彩的描写在作品中起着烘托气氛与象征的作用。作者借前兆情节暗示以后的奇峰 突起，给读者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审美感觉：如用洛阳地震、海水泛溢、登莱沂密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雌鸡化雄、五原山岸尽崩裂等八项灾异烘托出汉末大动乱那凄风惨雨、民不聊生的气氛，象征着东汉政权的必然崩溃；以一轮红日象征着孙权皇朝的兴起；以“天愁地惨，月色无光”来渲染“孔明奄然归天”的悲剧气氛。而星坠象征着伟大人物的死亡，这已成了广泛运用的中国现代语言词汇。
《三国演义》神秘色彩在创作上的运用虽然是作者主观意识的真实映象，然而在客观上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对现实世界变形的折射。作者置离奇于现实的情节中，对创造出一个“横云断岭，横桥锁溪”〔6〕的宏阔的艺术世界，对缔造一个理想的审美世界与价值体系， 神秘色彩确实有着纯现实描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如金人瑞所评价的：“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7〕。 “奇”是构成《三国演义》艺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神秘色彩又是构成“奇”的极其重要的成份。
二、神秘色彩之于接受
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尧斯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8〕。 一部伟大的作品得以成功必有读者的主观参与，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整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部杰出的作品也必然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倾向。
《三国演义》中的神秘色彩表现在谶纬、天命、魂魄以及神与仙上。这些色彩其实是远古神话的置换变形，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从《周易》演变到秦始皇的求仙到汉光武帝的信谶一直到道与释对中国文化的渗析，神秘色彩已深植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而大自然及社会人生的复杂多变性与难以完全解析性又加剧了人类的神秘观念，故神秘观念一直贯穿在人类思想的历程中，且参与了民族心理定向即心向的组构，构成了民族阅读的前结构与期待视界。
《三国演义》中所渲染的神秘色彩，虽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实际上却是超越于史实的主观想象。作品内所弥漫的神幻的主观意愿实现了民族长期积聚的没有得到满足的期望和没有体验过的经验，体现了作者本身及民族的理想追求。从女娲原型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再从夸父逐日到《西游记》，神秘色彩已具有了神话的变形意义，而与民族长期逐步形成的审美的心向同一化。
一方面饱经战乱与苦难的中国人祈求大统一的安稳与和平的生活。豪族的割据需要“圣”化与“仙”化的伟人对社会进行治理与监督，故“仙”化的智囊诸葛亮与“圣”化的义圣关羽成了人们渴望出现的理想人物。透过神秘的外纱，我们能够看到形象所孕含的民族之魂，一种德与智相融合且能超越人间苦难的完美意象。当读者的视界随着儒家理想人物诸葛亮在陇上妆神，追随“义圣”关羽的灵魂在三国的战场上纵横，读者的审美情感便在主人公的神化与圣化过程中得到净化与满足，从而沉醉于神奇的艺术世界中。《三国演义》在形象中寄寓的理想与追求，在情节中渗用的神秘因素，与读者的审美理想与阅读时的期待视界相符合，这是作品散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神秘色彩又能表现人们对恶势力的痛恨，如董卓被戮后，当期零碎皮骨被李迁葬坞时：“天降大雪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李候晴再葬，是夜又复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10回）。作者评曰：“天之怒卓，可谓甚矣”。其实岂天之怒乎？实是作者借神秘色彩渲泄了自己及读者对奸臣董卓的愤恨，可谓大快人心。读者的审美情感从中得到了投射。
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领导人布勒东说：“无论什么神奇的东西都是美的，甚至只有神奇的东西才是美的”，便夸张地说明了神奇性在文学中尤其是在其审美接受中的不可缺少性。
《三国演义》中关于灵魂附人，关于星坠人亡，关于天子之气，关于祭风与缩地之法等等的运用不但在作品的创作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表现和趋同了人类喜爱猎奇的天性，与读者的接受心向相符合。当然，由于作者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甚至有时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醒，故神秘色彩在运用上也不乏败笔，而且似有宣扬封建迷信之嫌，但《三国演义》是文学创作，我们不必对此吹毛求疵，甚至因此而否认神秘色彩在读者的审美接受上、在作品对世界与人生的阐释中所具有的现实纯客观描写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
《三国演义》无疑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据实指陈……堪与经史相表里”〔9〕，描写了一个人才济济、 争智斗勇的“时势造英雄”的世界。如果说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一座艺术的高峰，那么神秘色彩则构成了高峰上的彩云，飘飘忽忽，似分而实生于高峰之上，似离却实际是高峰美景的组构部分，摸不着捉不住却是真实的美的存在，虽然虚幻但构成了一种神奇的实在。《三国演义》中神秘色彩的描写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在读者的审美接受中，起着现实客观描写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它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国演义》这朵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的其中一片瑰丽的花瓣。
注释：
〔1〕〔美〕万·梅特尔·阿米斯著，傅志强译《小说美学》， 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2〕〔4〕〔5〕〔6〕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见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303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页。
〔7〕〔9〕金人瑞：《三国志演义序》，见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1页。
〔8〕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