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道德的分解与继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解论文,道德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道德，需要有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其中有做人的道理，有为人处事的品行，有社会共同生活要求，有为官治国的品德理念态度等。道德一经产生，就有其独立发展的道路，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丰富和发展进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新时代道德，当然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道德，也要借鉴和吸收外来进步的道德思想和规范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使之融会贯通和发展。
中国的传统道德很丰富，也很复杂，其思想观念、理想信条、规则准则和要求很多。诸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从”（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七出”（丈夫弃妻的七种借口：无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亲朋关系），“三达德”（智仁勇）；以及“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的恭宽信敏惠，还有温良恭俭让、勤俭廉洁诚信，廉敏礼让、宽恕诚敬、明智勇毅、刚健信果、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勿谄勿媚、勿横勿骄、勿奢勿贪、勿欺勿盗等等。很明显，其中有诸多精华，也有尘埃杂质或糟粕，这就需要具体研究分析，切忌片面性、简单化。
我们研究思想道德问题，与研究历史、文化问题一样，也应该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实出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具体说，我认为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不要忘记基本历史联系，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有其昨天（近代）和前天（古代），思想道德问题亦然。因而决不能割断历史，随意否定一切，必须看到其连续性和继承性。像过去那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及其道德，是错误的。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很少，也来个“兴无灭资”，众多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受到批判改造或“再教育”，实际是用封建时代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来了个否定之否定，那也是错的。
二、研究任何社会问题，包括思想道德问题，都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事物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即使是合理的有些也会成了过时的，不合理的。因而考察问题不能忘记时间、地点和条件，盲目肯定一切。只讲宏扬，不讲批判（实即分析、评论、批判），那也是不对的，或错误的，总需要分析化解和扬弃。
三、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文化或道德问题，还必须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相联系，并具有全球意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进行考察。是为了进步，而不是向后退，总向后看并不是出路，靠祖宗圣贤过日子也不一定是办法。是否这样，是可以考虑的。毛泽东就曾说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
总之，研究文化和思想道德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同时还应有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方针，通过研究讨论，逐步取得共识，推动学术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是以小生产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宗法社会组织为纽带，适应君主专制政治而产生、发展、停滞，乃至成为君主专制的八股教条、金科玉律而僵化的，并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早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但直到进入近代也未能萌发出来，与中国那时的社会状况及压制个性、轻商观念等，有直接关系。
由血缘家庭家族关系而产生孝和孝悌，又由孝和孝悌联结为社会的网络，宗法家长、族长、氏族部落酋长制演而为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体制，而且是父死子继，长子或嫡长子世袭制。由家族长至乡里长、县府、郡省等长官，以至君主帝王，形成一座金字塔式的统治系统，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书·洪范》）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君主既与“天”相联系，称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运”，号令四方；又与家庭宗法制相结合，君主被称为“君父”，百姓是其“子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所谓“体”是指君主之载体。地方官亦称“父母官”，“视民如子”，“爱民如子”。孝亦延伸为忠，即在家“事亲为孝”，出仕在朝“事君为忠”。忠孝联为一体，而又强调忠孝不能两全，以忠君为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以及“尊尊，亲亲”，“尊尊为大”，“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③]，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早就有“天尊地卑”之说。如《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礼记》发挥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而君主帝王又是“天子”，于是“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④]。尊卑既别，贵贱明矣，大小分矣，上下定矣。这种尊卑贵贱及其纲常伦理，可说是传统道德的核心。
帝王既是“天子”，因而天地阴阳五行之说，又衍生出“三纲”、“五常”及“三从”、“四德”之类的道德戒律。如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德。……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⑤]又说：“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神之灵。”[⑥]朱熹则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⑦]从而使纲常礼教带上神圣神秘色彩，成为天经地义之理，人们必须遵行。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或曰阶级性，也主要表现在这里，并影响和贯穿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君主专制时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社会秩序，这是必要的，难免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延续几千年，与宗法系统和这种尊卑贵贱、纲常伦理的教化，有很大关系。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传统道德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说，或从思想体系上说，是过时了。但在传统道德中有许多好东西，有诸多优秀的、仍具有生命力的成分或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作深入具体的考察研究，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化解的功夫，打破其体系，进行认真仔细的清理咀嚼，拂去尘埃，去其糟粕，继承和吸收其优秀的成分或因素，并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发扬或创造性改造。就是说，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作出贡献。
在传统道德中，尊卑贵贱、三纲伦理、三从四德七出、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主义及愚民说教之类，当然要不得，已过时了。而忠孝仁爱礼义等则须具体分析，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孝是传统道德的基础，儒家强调孝弟、孝道，是为反对所谓“犯上作乱”，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如《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欤）！”只要立好孝这个“本”，就可以稳定统治秩序，使君主专制长治久安。然而，孝敬父母乃人之常情和本性，也是重要的道德要求，人伦之基础。按孔子的说法，“孝”就是对父母：生要尊之，敬之，礼之，养之；死要葬之，祭之，怀念之，都是应该做到的。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在不远行”，“不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⑧]，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⑨]等则不对，厚葬、隆祭及守孝三年不改也不妥。
将忠与事君相联系的忠君，不管是昏君暴君都要尽忠的愚忠，“君要臣死，臣不死则不忠”等，显然是过时了。当然也可以做新的解释，但需要慎重。如我们曾解释为忠于国家忠于党，结果在“文革”中出现对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那就不好。至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人格品德修养，要忠实忠诚，忠信忠厚，忠直忠正，忠言忠心，忠义忠勇，忠而无私，忠于职守，及《论语》所说“主忠信”、“与人忠”、“行之以忠”、“与人谋而不忠乎”，还有“临患不忘国，忠也”[⑩]等等，则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
“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原本是旧有道德、政治和认识论的范畴，《礼记》摘取来加以非类排比，而“道五常之行”。孔颖达疏云：“到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依金木水火土之情也。”即由“五行”之性衍化出“五常”之德，已带神秘性色彩，荀子就曾批评其“幽隐”之蔽。后又与“三纲”相结合，被称为“纲常”，即三纲五常，“为人伦天理之至，无逃于天地之间”，看来也过时了。但是拆开视之，恢复其原有的本意，并加以具体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11)，“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作为一般道德要求自然是好的（毛泽东在抗战时说，要“反其道而行之”，“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那是对敌人而言的）。然而，儒家在提倡“爱人”的同时，又提出“恶人”、“治人”，如“恶居下而讪上之人”(14)，这个“讪”字就值得考究，既可说是诽谤，也可理解为批评指责，但圣人都是反对的。还有《礼记·哀公问》所谓“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中庸》则谓“知斯三者（指知仁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国家天下矣。”也应该仔细分析。
礼的内容很多很重要。《论语》谓“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要求人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要讲礼节，有礼貌，知礼仪礼义，谦虚谨慎，“彬彬有礼”等，既是尊重尊敬别人，也是自爱自重，在社会人际关系中都应该重视的。但作为维护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的所谓“礼不逾节则上位安”(15)；“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16)；“上好礼，则民易使也”(17)；“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8)；“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19)；以及由此而教化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0)的礼制礼教，自然也难于适用了。
义的含义亦多。如“义者，宜也”(21)；“利物足以合义”(22)，是指合理适宜。信义，“信近于义”(23)，“信则民任焉”(24)，“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义无二信”(25)；正义，荀子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注云“苟非正义，则谓之邪恶。”还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情义、忠义、节义等。从适宜、合理的意义说，重义轻利或鄙利固然不适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应当盈利创利；但决不能“见利忘义”，而应该是“见利思义”，义利结合，也就是要合理适宜。
在义利观上，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提出“爱无差等”，“远近周遍”，打破贫富贵贱差别。“虽在家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还有“爱民谨忠”，“利无谨厚”，“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杨朱主张“为我”、“贵己”，“为我”即是“存我”，“存我为贵”，“侵物为贼”。孟子“辟杨墨”，称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实杨墨并非全无道理，而孟子则过分强调了忠君孝亲，连“兼爱”、“存我”都不允许，表现了学术争论中排斥“异己”的倾向，或如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是也。
在传统道德中，民本思想很发展。如《尚书》说的“民惟邦本”、“民视民听”，孟子说的“民贵君轻”等。民何以如此重要？《诗》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没有民也就无邦国和君主，故出现保民重民、爱民抚民、利民惠民等观念。但民并非主体，而是载体。如《尚书》中有“圬索驭马”，荀子有“载舟覆舟”之说，孔子有“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管子有“牧民篇”等论述。这当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在专制时代，能“省刑罚，簿税敛”(26)，给民些“恩赐惠施”，使民能生活下去，还是好的。当然不能把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混为一谈。民主与民本、自主与恩赐、民作主与“作民主”、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是不同的两码事。这是清楚的。
至于勤俭廉洁、诚信宽恕，厚德载物、仁民爱物，发愤图强、勤劳创业，悬梁刺股、勤奋好学，尊师重教、尊老爱幼，乐善好施、乐群敬业，互助协作友爱、扶困济危，和睦乡里、友好相处；特别是自强不息、刚健奋进，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爱好和平、又不畏强暴，公而忘私、公而无私、勿以私害公，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公正廉洁、诚信廉明；以及墨子说的“仁人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精神品格和道德典范，都是后人所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在道德上追求真善美，理应是人们的愿望。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所提出和阐发的民权人权、自由自主、平等博爱与民主主义、民权主义思想，公德、私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及“人贵自由，国贵自主”、“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有民治民享”等观念，反对列强侵略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为救国救民而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意志，勇于追求探索和革新的毅力等等，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增加了新的基因。
五四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其先驱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宣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要求青年树立现代人的精神品格，那就是独立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际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启发国民觉醒，呼唤国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27)，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鲁迅稍后在《无声的中国》中则提出：“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新青年》批判孔子之道，并不是否定儒学的历史地位，且称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而是因为他提倡的政治、道德、礼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不适于现代生活，并联系当时袁世凯、康有为反对民国、复辟帝制的活动，指出复古尊孔与复辟帝制有不可解之因缘；着重批判了君道臣节、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专制主义及其愚民政策；反对定儒学于一尊、排除异己、文网周纳的文化专制；同时肯定勤俭廉洁诚信等优秀道德，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奋发图强，适应世界文明的发展。
当时所说的个人主义，绝不是自私自利主义，而是强调个性解放，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发挥人们的个性主体性和创造精神；并批判了“自私自利主义”、“升官发财主义”，强调要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提出“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28)，士农工商医都应该知道民主科学，都要现代化；还有文学革命、戏剧改革、妇女解放，反对封建迷信愚昧盲从及偶像崇拜等。后来毛泽东也说过：“有人说我们忽视和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29)
所有这些，汇聚成一股洪流，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追求真知，寻求救国救民和革新社会的出路，掀起爱国救亡运动。尽管当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偏颇，但民主科学的方向和精神无疑是对的。用所谓“全面反传统”否定其历史意义，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清理，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新的转机。就是曾提倡“儒学新开展”的贺麟，也承认“打倒孔家店”对清理儒学的“垃圾”具有积极意义。
同样，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归于改革开放引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难说得通。谁都知道，“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不考察内部原因，甚至有意回避古老的“礼义之邦”也存在这些污秽东西，这不是科学态度，而且也不易把问题讲清楚。有一本关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书，将这三种东西冠以“西方”二字加以拒绝和反对，却只字不提中国传统的，不知此主何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这类东西，理应高度警惕，坚决拒绝和反对。中国封建时代和传统道德是否就那么干净纯洁，不会有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里，是早已有之的。这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记载。历代帝王不但修建（或重建、整修）都城、皇城、皇宫，修建诸多离宫御园，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占据许多宝贵财物，恨不得“黄金遍地”，“珠玉际天”，而且修建庞大的皇陵。从秦始皇起，有诸多帝王生前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墓陵犹如宫殿，壁画石雕珍物满布，要几年或十几年的工程。一些皇室贵族、皇亲国戚也多效仿，公侯王府、高官大吏、乃至豪绅巨富的府第，也无不富丽堂皇，妻妾成群，金银宝物无数。从考古发掘看，出土那么多金银财宝、金缕玉衣及各种各样的奇珍异物等等，在世界考古发掘中是少见的。这固然成为今天的国宝，而在那时不正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至于死后亦然吗？自然，这与儒家提倡的“厚葬”也不无关系。古谚语中有两句话，叫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这又说明什么？也是可以探讨思考的。
在古代专制社会，贪污腐败、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是众所周知的。制造贩卖假药和伪劣商品货物，“洗钱”，乃至数量成分都不足的金银锭等，是很不少的。这受什么影响？至今有些地方不仅整修祖坟，而且为活着的人自己抢占“风水”之地，预修也相当讲究的坟墓及墓亭，以备身后之用；还有修建庙宇，烧香拜佛、抽签算命、求仙跳神，甚至利用《周易》相面卜卦问吉凶等迷信活动；各地仍常出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等事件；以及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偷盗抢劫等等，这又从何而来？受什么影响？是舶来品，还是地道的国货相传，也是值得思考的。我们不必回避这些东西及其影响，而是给以正确的分析和认识。
所以，我们反对贪污受贿、腐败犯罪，反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反对道德沦丧、人伦败坏，及欺压人民、欺行霸市等种种恶行，应该把眼光放宽些远些，既要看到外来的恶劣影响，也要看到传统病的复发，传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延续。我们存在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往往都与权有关，或曰权力剥削，大概与官本位传统很有关系。总之，应该具体分析。这对我们认识问题可能要深些、有益些。
在传统道德中，很强调“修身”、“自律”、“慎独”，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要人们、特别是知识者为官从政者加强道德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即使在有可能做坏事或能捞一把的时候，仍然是自尊自爱，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做好事、有益于公众的事，而不做坏事。这是很重要的道德要求。可以说历代统治者有不少人都有这类要求，而思想家们、尤其在经书中则作了多方面的阐发和论述，要求人们修身爱人、明辨义利、分清理欲等，以便治国安民或治民，或曰“修齐治平”。
然而在那专制时代，这主要是一种道德理想和理性要求，而在实践中往往未必然，或者说是另一回事。就以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来说，他在贞观初年曾说过：“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若损百姓以奉己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但其晚年则“业泰而骄”，不听良言，不听劝阻，连续修建三座离宫御园，劳民伤财，加重人民负担。其22岁的妃子徐惠曾上书，指出“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希望他“慎终如始”，“善始善终”。至于等而之下的，就更不必说了。
就知识者来说，“十年寒窗苦”，是为“一举成名”的。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还有“书中自有千钟粟”等，大概是不少秀才举子们所心神向往的。当他们是“士”的时候，考虑问题还比较重视是非，而“出仕”后较多想到的则是利害。这种变化与其所处地位环境条件的变动，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欲望、乃至家族亲朋乡谊关系等，是直接相关的。考察一下这种变化的心态，也很有意思，并能得到些启示。
当然，历史上有不少清官好官或有识之士，关心国事民瘼，为民间疲劳病苦贫困悲冤而请命、呼喊，“爱民如子”，“为民作主”；而更多的则是察言观色，想方设法，以趋利而避害。民谚有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明证。“伪君子，假道学”还是有的，或者说还不少，即民谚所说“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也。鲁迅曾说，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间看到“吃人”二字，恐怕也难于说是梦呓。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知识者本性不好，而是那时的专制社会制度所使然，这是清楚的。
自古以来的中外历史证明，官无监督，权无制约，一定会腐败，成为一种定律。在那君主专制的人治社会，最高权力属于帝王，即使有御史台、察院、谏院、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之类的监察司法执法机构，有师保、御史都御史、谏官言官、理丞给事中等官员，最后也只能由帝王裁决，或是由宰辅、主管长官或督抚大吏定案。在“明镜高悬”的后面，也有种种权力、金钱或人事关系的，即所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也。
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出现这类现象，并不奇怪。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是哲理，也是伦理要求，恐怕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也是很难实践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既要看到那时的道德理想和理性要求，也要看到这种要求毕竟是与那时的君主专制、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密切相关的。因而总是由兴盛到腐败衰落，盘剥加重，道德败坏，人民不满，乃至反抗，引起王朝的嬗替。
1945年7月，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曾与中共领导人交谈。黄炎培谈到，中国一部历史，“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起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卖力，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待到环境好转，精神也就逐渐放松，而惰性发生和发展。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于是“政怠宦成”者有之，“人亡政息”者有之，“求荣取辱”者有之，总难跳出这周期率（律）。他希望中共朋友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放松。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是“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是说能否真心纳谏，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作自我批评，有错误是罪己还是诿罪于他人，是关系王朝盛衰兴亡的大事。这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经验总结。二、毛泽东提出“民主”的“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由人民起来负责，则是对历史发展更深刻的认识，是现代革命领袖所作的经验总结。
这种总结无疑是很重要的、正确的。然而这条“新路”如何实践，如何操作如何走？怎样让人民监督政府，由人民起来负责，如何建设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督制度，实行民主法治，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完整的论证和实际、实践上的解决。在建设年代发生的重大错误或失误，就是明显的反映，教训是不少的。
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种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以致出现“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党政干部中出现的种种特权、以权谋私、以权压法、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及宗法思想等级观念，与此也很有关系。所以他提出：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0)这是非常重要的总结，是应该高度重视和逐步实践的。
正由于这样，我们在努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民主制度、法制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建设，健全民主法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要努力提高全民包括各级领导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主法治观念和思想道德修养教育。这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任务。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民主文明进步美好。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并专门讲到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把先进性思想道德要求同广泛性的道德规范要求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宏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精神，努力贯彻到实际工作和行动中去。要根据决议的基本精神研究我们在道德建设中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并结合传统道德和近代以来道德的优秀成分与积极因素，对社会公德、私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等作出具体的规范，对从事各种事业的公民和公职人员提出具体的思想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或制定公民市民镇民村民公约（如《首都市民文明公约》），或各行各业的公约、守则等，加强和普及思想道德教育，并鼓励公民市民村民互相勉励和监督。尤其要重视党政机关的思想道德建设，整顿好党风，党政领导和公职人员，要带头作出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行为的模范，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要不断总结经验，使道德教育和各种规则、守则、公约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要及时表彰优秀者，违反道德的行为应受到批评或谴责，违法犯法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在中小学应考虑设公民课，从小学起就要知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勤俭诚实，知道家庭美德和公共道德，知道将来作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而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上面着重谈了对传统道德的认识，较多谈到封建时代传统道德方面的一些问题，以便从正负两方面的比较中得到启示。当然对广大公民和中小学生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而研究工作者从多方面观察和思考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也是民主科学精神的要求。
注释：
[①] 《新民主主义论》。
[②](20) 《论语·颜渊》。
[③] 《谷梁传》文公二年。
[④]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无害》，《新青年》3卷4号。
[⑤] 《春秋繁露·基义》。
[⑥] 《贤良对策三》。
[⑦] 《癸未垂拱奏二》。
[⑧](16) 《论语·子路》。
[⑨] 《孟子·离娄上》。
[⑩] 《左传》昭公元年。
(11)(23) 《论语·学而》。
(12) 《论语·雍也》。
(13) 《论语·卫灵公》。
(14) 《论语·阳货》。
(15) 《管子·牧民篇》。
(17) 《论语·宪问》。
(18) 《荀子·王制》。
(19) 《礼记·曲礼》。
(21) 《礼记·中庸》。
(22) 《周易·乾文》。
(24) 《论语·尧曰》。
(25) 《左传》庄公十五年。
(26) 《孟子·梁惠王上》。
(27) 《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
(28) 《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
(29) 《给博古的信》。
(30)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