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误区——“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给我们论文,误区论文,启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经过20年的努力，目前已到了寻求质的飞跃、步入辉煌的“关键时刻”。但是，在创造出巨大成就的过程中，也出现和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有可能继续成为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羁绊。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对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继承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一度作为社会主义“样板”的“斯大林模式”。从理论上讲，要真正理解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斯大林模式”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评判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在实践上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绕过的重大课题。如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难题，当不仅仅会给我们以历史的启示。
一
社会主义的真正实践是从列宁开始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开始了对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过渡过程的曲折与斩折，表明列宁的探索是极为深刻的。其科学精神实质就在于：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列宁逝世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所致，苏维埃俄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渐停止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提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退却”路线，忽视了列宁晚年提出的关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始了在生产关系领域内进行旨在彻底消灭私有制和建立纯粹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动，形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斯大林模式”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种模式也当然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科学地反思“斯大林模式”，对支撑这一模式的思想支柱——“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出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是最直接的突破口。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很快转化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的诞生。在随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中，列宁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即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其社会主义的建成却有待于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列宁看来，由于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面对各个资产阶级国家联合形成的世界性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也只有联合起来，形成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力量，才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列宁仍忧心忡忡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页。）
列宁的这种思想当时在俄共（布）党内是主导性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文中也指出：在一个国家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斯大林的观点发生变化是在1924年秋以后，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斯大林在解释列宁“一国胜利”学说时认为，“一国胜利”既是指在一个非西方落后国家中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指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1926年，斯大林对“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消灭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服从工业领导的农业以及工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在本质上是可以独立获得发展的；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苏联一国完全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从理论上看，斯大林“一国建成”的思想是有自己的贡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方面作了更充分的估计，从而深化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能够团结、改造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社会主义者曾有过这样一种错觉：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落后国家，只有在大工业占绝对优势和无产阶级占全体人口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取得政权、保持政权；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不能长期坚持下去。鉴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认为农民小生产劳动者的地位就决定了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阻力，无产阶级革命或专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农民的反抗。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影响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而且也影响到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理论针对俄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指出：非西方国家的农民与西方国家的农民在选择代表他们利益的先进阶级时有差别的，西方国家的农民大多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挣脱封建枷锁并获得土地和自由的，而俄国农民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获得自身解放的，因而较易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与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不同，俄国的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具有可选择性，既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把它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对建立大工业基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了适时的强调，推进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只有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思想。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虽然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在政治制度方面取得了飞跃，但却不得不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沉重经济包袱。从这种意义上，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并得以巩固。斯大林时期，面对更加复杂的形势，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环境，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对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4页。）
其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性及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作出了符合客观形势的清醒估计，深化了列宁关于两种经济相互依存的思想。
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全球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不过，长期以来，这种一体化是以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掠夺和压制为前提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初，由于多种原因，社会主义苏俄同资本主义主要大国间经历了一段尖锐对立、激烈对抗的时期。1920年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苏俄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的均势”，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列宁曾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主张。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对俄国与西方国家经济的互补性也作了充分的说明。尤为深刻的是，斯大林认识到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必须以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独立性为前提，这样才能避免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小螺丝钉”，避免把自己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的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国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为切实遵循“经济合作原则”、反对“奴役性条件”，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基础是很有必要的。
很明显，斯大林“一国建成”思想与理论的形成，最主要的根据是当时的特殊环境——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压力与现实的冲突。一方面，国际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国内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期盼，都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要求经济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力落后，农业仍是主导产业，且处于小生产状态，发展工业的财力、物力又极其有限，因此，斯大林选择借助国家力量强行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工业基础的道路，应在情理之中。“我们不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高速度的政策”。（注：《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历史确实没有留给斯大林多少和平时间，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若按布哈林等人的意见行事，苏联工业化进程在初始时期进展必然不会很快，前景也难以预测。只要不存偏见，按斯大林的理论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曾证明了这一点。
二
既然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基本合理，“斯大林模式”在落后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原始积累”起过巨大的作用，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斯大林模式”能成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存、且向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蓝图演化的稳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呢？历史并没有匆忙地下结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作为对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客观存在的反映，其适用的范围不能不受到反映对象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制约。对这种理论学说的运用一旦越出其适用的时空范围，就必然出现错误，甚至使之由真理变成谬误。斯大林“一国建成”的理论在特定的环境支持下是有合理性的，但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于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斯大林模式”初始阶段，工业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高度集中，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的增长率：“一五”计划期间年增长率达19.2%，“二五”期间为17.8%，“三五”期间为13.2%。然而，工业上的巨大成绩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严重问题：农业生产一蹶不振。1933年苏联农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23%，以后也一直不景气。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业中也因管理不善，资源浪费十分严重。而且，经济结果的双重性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由于斯大林陶醉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始胜利，思想上逐渐产生误区，并由此导致在战略选择上出现严重错误，不顾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低下，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僵化的体制模式，严重妨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建设，而且还程度不同地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使照搬照抄这一模式的国家也饱偿了现代空想的苦果。
导致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斯大林“一国建成”的思想及“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同时，又逐渐形成了两大误区：
一是把苏联于1936年建立的社会主义误作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产生了现代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和科学预测，从时间上主要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特征，从空间上则主要着眼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基本上是从对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虽然马、恩有过关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跨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和思考，但这在理论上并不占主要位置。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马、恩的设想完全错位。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发生在非西方落后国家，使得马、恩所分析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与现实明显对不上号。而“斯大林模式”理论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脱离了俄国的具体国情，把马、恩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第一阶段）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硬套到经济技术文化相对落后的苏联，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人为地缩短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最终招致实践中急躁冒进等一系列“左”的做法。
二是偏离了世界历史总规律，片面夸大“超越”的限度，把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误作为可以超越现代文明，主张尽快在苏联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恩在提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时强调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现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这就是说，各国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事实和过程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结论就应该相应地修正和补充，对社会主义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认识。反观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俄国是作为一个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而跨入社会主义门槛的，单纯政治关系的不断革命并不能使落后的小生产一蹴而就上升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社会主义主要奠基在前资本主义或封建制度的废墟之上，因而有许多先天不足的方面。其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基数太低，是制约新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只有从其生产力的现有水平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促使其经济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完成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超越。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空谈政治革命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会破坏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然而斯大林却不恰当地把马、恩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原封不动地套用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把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等，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列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用“迂回”方法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战略，错改为向资本主义发动直接的“全线进攻”、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脱离了苏联的具体国情，这种做法非但不能促进反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理论上的误区同样主要源于支持这一理论的客观环境，决定斯大林“一国建成”理论和模式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环境的背后，隐存着对理论和实践进行负性干扰的因素。帝国主义包围下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环境，在促使斯大林及苏联党和国家制定出应急性措施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非常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在制定计划和推行政策时，把应付战争这根弦绷得过紧，“非常感”即成为种种超正常政策能顺利推行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也成为种种超正常政策的制定者说服民众无条件执行的政治借口。
俄国是经济发展落后型的农民国家，虽然小生产者正处于被激烈改造的过程中，但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势力仍然在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生活。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或者使他们长期充当社会变革的阻力，而一旦被调动起来，又极易使得整个社会急于求成。当斯大林提出要在10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用50年和100年所走过的路程时，长期处于落后贫困状态的国民被鼓动起来。为尽快实现美好的社会蓝图，全社会都企图寻找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径。由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文化水平低，缺少科学分析的头脑，加之无现成的道路可走、无现成的经验可取，凭主观愿望、长官意志、政治热情办事等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表现出来。苏联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一统国家集权的民族意识、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等，也不仅是“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土壤，同时又成为这一模式得以生存的条件。
所有这些非正常现象在推行过程中因被视为一种“模式”而渐趋根深蒂固，即便发现了已经与新的时空环境极不适应，也不去积极调整，反而消极应付，甚至强求现实去适应理论，理论上的误区遂化为实践中的“禁区”，无人敢越雷池半步。二、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充斥着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以致于在客观现实距离马、恩设想的未来社会还非常遥远的时候，许多人仍在按图索骥，结果最终走入死胡同。
三
“斯大林模式”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种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并丧失了必然性。但“斯大林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已成为后来人宝贵的思想财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即建立在对“斯大林模式”分析、解剖的基础上。
“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的启示之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在制度上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社会基础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任何超越社会阶段的认识和实践，都将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
在马、恩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涵义是一致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1917年，列宁在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写成《国家与革命》一书，首次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1936年11日，斯大林在修改苏联宪法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并特别解释说，这就是“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09页。）苏联在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又认为进入了新阶段，即进入了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伴随着“斯大林模式”的输出，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党中央曾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启端，中国已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5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地掀起高潮，到1956年，即已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苏联的“模式输出”使中国在跨跃社会发展阶段上的“雄心壮志”丝毫不逊色于“老大哥”，1958年“大跃进”中便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提法。实践对人的教育和惩罚是残酷的，随后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使我们结结实实地栽了个跟头，也终于使人们认识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技术上的落后，而在于理论和政策的失误。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和基本特征，特别是我国到底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何种历史阶段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20世纪的历史事实表明，现实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但是从社会基础上说，社会主义却处于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地位。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变异性相统一的规律要求人们既要承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又要承认通常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以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为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已成功地走出了误区。
“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的启示之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着与苏联当年同样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八大”根据对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的理解，曾作出过较合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决策。遗憾的是，这条路子没能坚持下来。由于对新条件下的社会脱节矛盾的原因产生了误解，把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相脱节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制层次不高，把社会组织的集中化态势与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相脱节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组织程度仍不够集中，于是出现了追求“大而公”、人为拔高公有制、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等背离历史主题的取舍。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和与苏联相似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另外两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一方面，二战后到50年代初，正值世界社会主义“凯歌行进”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政治经济制度自然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斯大林模式”也逐渐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样板”，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不容置疑的信条，在稍有改动即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政治背景下，承袭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虽然新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但在以农业文明为蓝图的历史演进中，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儒家思想经济伦理精神中的“均富公利”的追求，已逐渐渗透到公众文化心理之中，儒家经济伦理的潜在影响不仅使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被局限在宗法人伦的制度范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原则也被规定为宽泛的群体目标，“均富公利”的追求也与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的误解相吻合，使“斯大林模式”越发成为天经地义。与之相适应，几乎全社会都觉得公有制程度越大越高，社会组织形式集中程度越强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最终排除了建树价值理性的必要形式和基本手段，选择了绕开市场机制开辟历史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无序的经济行为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由于思想方法出了毛病，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时间里，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盲目、混乱和困顿之中。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出现问题的事实，说明以往对公有制的理解及建立公有制的指导思想等方面是有误区的。诚然，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过一些设想，诸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等等，但能够具有这些特征的社会毕竟始终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来构成的。人的现阶段历史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进步需要）决定这些特征表现的现实形态，而决不能用这些特征的某些设想原则来限制人的各种历史需要，更不能将关于这些特征的设想原则同人这个主体脱离开来、对立起来。在“斯大林模式”下，之所以出现脱离现实经济过程、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现实生活的错误做法，实源于对社会主义历史内涵的误解。特别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最终目标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更是人为地把社会主义扭曲为不可理喻的抽象而空洞的东西。
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的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其配置结构只能由生产力决定。当生产关系不变革，生产力即不能发展时，变革生产关系就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这方面，关键在于对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进行再认识，要完整地认识并运用这一规律，不能只强调政治制度与生产关系的相适应，而必须端正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要特别重视生产力具有始初决定，包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越大越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调整和重新配置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对各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原因，却仍有许多人在理解上有失偏颇，比较典型的即是把它们理解为生产力低下的产物，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只是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这种认识既与事实相违，又同我们党依据事实强调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思想及政策方针不相适合。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而且也是这一历史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所有制配置格局是否合理，判断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依照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关键标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有着客观必然性的。因此，“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是我们党在成功走出第一个误区后的又一次明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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