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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1-0014-08 高考加分政策自1950年实行，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高考加分项目也由最初以补偿性为主的几项发展到200多项，尽管在社会舆论的呼吁下，加分项目从2014年开始瘦身，但仍有近百项之多。繁多的加分项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导致加分乱象丛生，腐败滋生，因而高考加分政策备受诟病。如果说高考是考生在考场内进行的实力对决，高考加分则是考生家长在考场外进行的社会资本的较量。既然除了考试之外还可以加分，而且加的幅度还不小，一般可以加20分，个别的还可以加50分，于是家长无所不用其极，有钱的用钱买，有权的动用关系，加分几近异化为场外舞弊。① 获得加分的人数众多，2010年重庆、北京和河北省获得加分的人数分别为3.37万、1.08万、5.83万人，占该地高考报名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7.19％、13.33％、11.59％。在重庆等地，平均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获取加分。[1]据粗略估算，2010年全国获得加分的人数达五六十万人之多，那么这些获得加分的学生究竟是什么人呢？ 高考加分就是通过额外的加分把一部分人送入高校或者送入优质的高校。不论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初衷如何，关键都要看哪些人是此政策的受益者。即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进入高校的机会，还是为强势群体子女开辟了进入高校的第二条通道？是为弱势群体子女提供了不利求学条件下的教育救助，还是给强势群体提供了社会资本运作的机会？谁因此政策而得以进入高校特别是进入了优质的高校？ 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从理论上指出其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由于数据搜集较为困难，缺乏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为此，本研究基于对全国高校的抽样调查，通过数据呈现高考加分政策受益群体的真实状况。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2年在全国高校展开的有关“高等教育公平”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全国东、中、西部共22所高校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学校包括重点高校、普通高校、高职高专三个层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85份，回收有效问卷6580份，回收率为95.6％。数据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样本中获得高考加分的有1334人，占总样本的20.3％，其中男女生性别占比分别为56.1％和43.9％。 本研究主要通过翔实的数据呈现高考加分政策的获益者是哪些人，来自哪些家庭，即探讨家庭背景和高考加分的关系。家庭背景主要通过父母的职业、职务、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来考查。在当代中国，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大为提高，但男性对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等还是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用父亲的职业、职务和文化程度来代表父母的状况。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职业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不同职业的人，其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受教育状况、权力拥有状况等都不同，一个人的职业基本上决定了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分层学说是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阶层划分，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大阶层，由高到低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但考虑到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在资源拥有状况、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的相近性，同时也为了便于研究，把二者合而为一，统称为工人阶层。目前的大多数研究用父母职业来呈现家庭背景状况，但这只是较为近似的呈现。为了更具体地呈现家庭权力、文化、经济状况，本研究还加入了父母职务、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 作为高考制度的一部分，高考加分政策的首要社会价值是公平。为此，本研究将探讨高考加分对高考的公平性有何影响，即看其是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更公平还是相反。 2.理论基础及其修正 本研究主要采用资本理论进行阐释，同时针对中国社会状况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以适合本研究。“资本”原来是经济学的词汇，舒尔茨最先提出人力资本概念，这一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其内涵也不断延伸。布尔迪厄等人提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第二，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第三，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面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到，资本最终指向的是经济，不管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最终都转化成金钱——经济资本。 本研究探讨出身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如何利用其既有的资本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获取高考加分，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同社会阶层拥有的资本状况不同，如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拥有文化资本，私营企业主主要拥有经济资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主要拥有权力资本。本研究不使用社会资本而使用权力资本，因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结构性的社会网络资源，或者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能够接触到并动员的资源[3]，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的权力阶层，可以接触和动用的资源较多，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可以利用其社会网络为子女获取更多的机会。但是，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资源的调用都是基于手中的权力，权力是其资本的核心。[4] 二、结果和分析 1.获加分考生的来源中学及其进入的高校层次 获得加分的考生来自什么样的高中，进入了什么样的高校？如表1所示，高中的层次越高，学生中获得加分的人数就越多，其中，省重点高中的学生占54.9％，各级重点高中的学生共占90.5％。
如表2所示，获得加分的考生集中在重点高校，占98.1％，其中进入“985”高校的考生占比为76.7％。也就是说，通过高考加分，这些学生大多进入了一流高校。或者说，通过额外的加分，这些学生抢占了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高职高专成为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的子女的聚集地。[5]因为省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鼓励性加分的名额一般不会分配到普通高中，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等拥有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一般也不会到普通高中就读。另外，高考招生录取顺序是先本科后专科，进入高职高专的是高考成绩较差的考生，在以学业成绩为主要参照的评价体系中，这些考生和优秀学生、三好学生等荣誉无缘。 2.高考加分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 获得加分的考生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为了呈现高考加分和家庭背景的关系，本研究从高考加分者的户籍、户籍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父母职业、父母职务、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高考加分和户籍及户籍所在地行政级别的关系。 从户籍来看，城镇户籍考生占75.3％，而在“985”高校，城镇户籍考生所占比例为78.0％。占全国人口35.3％(2012年全国统计数据)的城镇户籍人口子女占去了将近八成的高考加分名额。从辈出率来看，在全国高校中，城镇户籍学生是农村户籍的7倍，而在“985”高校中，城镇户籍学生是农村户籍的7.3倍(见表3)。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不只是居住地的差异，更代表着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有钱有权、具有丰厚社会资本的群体聚集在城市，而农民身份意味着无权、无势、无钱。因此，在高考加分的竞争中，城乡差距巨大，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子女处于不利地位。
如表4所示，户籍所在地的行政级别越高，获得加分的考生所占比例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如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获得加分考生的比例比农村高出3.7％；农村户籍的考生人数最多而获得加分的人数所占比例最低，仅为12.0％。 从辈出率来看也是如此，户籍所在地的行政级别越高，高考加分的辈出率越高，反之则越低。户籍所在地为地级市以上的辈出率均高于1，县镇和农村都低于1。直辖市高考加分的辈出率是县镇的3.8倍，是农村的10倍。由此可见，高考加分具有城市化偏向，考生户籍所在地的行政级别越高，获得加分的可能性越大。
资料来源：不同行政级别人口辈出率由笔者推算得来。其中不同行政级别人口数参照公安部治安管理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2年)》，群众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223-319页。 注：户籍所在地人数相加不为100％，因大学在校生除了大陆居民外，还有港澳台地区学生和国外留学生。有个别研究和媒体用居住地的行政级别来区分，其实不太准确，因为根据2012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前的高考招生政策，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故对2012年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用户籍所在地较为准确。 从户籍性质、户籍所在地的行政级别和高考加分的相关性来看，城镇户籍尤其是户籍在大城市的考生有更多的高考加分机会，农村考生则处于被剥夺的不利地位。 (2)高考加分和父母职业的相关性。 如表5所示，在获得加分的考生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人数共占57.8％，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三个阶层的子女人数占19.9％，仅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这一阶层的子女所占比例相当。可见，强弱社会阶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有很大差距。是否加分与父亲职业类别关系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概率p＜0.01，这也说明是否获得加分与考生父亲的职业有显著关系。 从辈出率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差距。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均高于1，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几个弱势阶层的辈出率均低于1，辈出率最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辈出率最低的农民阶层的43.5倍(见表6)。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拥有权力资本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辈出率最高，其次是拥有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再次是拥有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官本位和商品经济社会，这些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通过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高考加分竞争中获胜，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因为缺乏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其子女在高考加分的竞争中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可见，高考加分的竞争已演变为家庭社会资本的竞争。
从表5来看，在重点高校中，父亲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强势阶层子女人数所占比例为47.7％，工农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比例仅为34.9％。这表明，在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竞争中，强势阶层子女通过高考加分得到更多的机会，由此挤占了工农等弱势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而被排挤下来的弱势阶层的子女则进入底层次的高校，在高职高专中，这些阶层的子女人数占比高达69.7％。 从辈出率来看，父亲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强势阶层子女的高考加分辈出率高于重点高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而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几个弱势群体阶层的高考加分辈出率低于重点高校、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 家庭资本在高考加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比较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获加分考生在各层次高校所占比例可以发现，强势阶层子女获得高考加分的人数比例都是最高的，弱势阶层子女都是最低的。可见，高考加分更多地依赖家庭资本，因为高考加分没有高考那样的刚性标准，有更多可以进行资本运作的空间。在获得加分的考生中，父亲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占19.9％，其在重点高校所占的比例为15.0％，随着高校层次的降低，这部分人的占比也在降低，直至高专降到0.7％。由此可见，强势阶层利用社会资本在尽力获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其子女通过加分在竞争中获胜，大学具有符号效应，进入高水平大学就等于拥有了精英的社会身份，完成社会身份的代际传递。与此相反，工农等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高考加分的人数所占比例低，从重点高校到高职高专，其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大。高职高专聚集了工农子女，成为未来的劳动者的培养基地，他们也通过高等教育完成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因此，高考加分政策对于强势家庭子女来说可谓雪中送炭，而对弱势家庭子女来说则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在分层次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考加分政策使这种竞争变得更加不公平，助推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3)高考加分和父母职务的相关性。 考生父母的职务状况能直接反映考生家庭的权力资本状况。如表7所示，获加分考生的父母具有行政职务的比例为58.4％，同时在重点高校的学生中，父亲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为34.6％，而在高职高专，97.6％的学生家长是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老百姓。这一方面说明权力资本在高考加分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高考加分并不公平，已经异化成了官员的福利。笔者在某地级市的访谈也证实了这点，访谈的一名高中女教师，因其丈夫在市教育局工作，故而知道许多高考加分的内幕信息，她说：“本市获得高考加分的很少有老百姓的孩子，基本上是官员子弟，市教育局员工的子女基本上都加分了，连局里司机的儿子都想办法弄了省优秀团员。许多加分没有什么标准，比如优秀干部、优秀团员等，什么是优秀？有关系就是优秀，没有关系的话，即使再优秀，也不会给你证书，高考也不会加分。”由此可以看出，权力资本在高考加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高考加分和父母文化程度的相关性。 获加分考生的父母文化程度反映了考生家庭的文化资本状况。如表8所示，获加分考生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占57.1％，父亲为高中或(职)中专学历的在各层次高校中所占比例比较接近，父亲为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其比例随着高校层次的升高而升高，父亲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其比例随着高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这表明，一方面，获加分考生拥有家庭文化资本优势；另一方面，父母学历越高，其子女就读大学的层次也越高，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现象凸显。因此，在高考加分中，文化资本能发挥较大的作用，高考加分也助推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5)高考加分和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 如表9所示，73.0％的获加分考生的家境不困难，家境有些困难和非常困难的只有27.0％。在不同层次高校中，家庭经济条件不困难的，其所占比例随着高校层次的降低而逐渐降低，与此相反，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其所占比例随着高校层次的降低而逐渐升高，在普通院校和高职高专中，超过70％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这表明，绝大部分获加分考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拥有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反映了拥有经济资本的强势阶层的子女有更多获得加分的机会。而且通过额外的加分更多地进入了重点高校，而经济资本匮乏的弱势阶层子女则被排斥到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中就读。
(6)高考加分与家庭资本的关系。 为研究家庭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高考加分的关系，探讨这些因素对高考加分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多重对应分析。多重对应分析的核心目的是“力图在低维空间展现两个或多个分类型变量之间的关系”[6]。图一清楚地显示了父母职务、父母学历、家庭经济条件间的关系及其对高考加分的影响。可以看到，父母为科局级以上干部并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家庭经济不困难的是获取高考加分的主要群体；父母不是干部且学历为中学、家庭经济有些困难的不是高考加分受益者；父母不是干部且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也不是高考加分受益者。这一方面说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高考加分的竞争中共同发挥着作用，高考加分已演变为家庭资本的竞争；另一方面说明，社会资本聚合的状况加剧了高考加分竞争的不公平，强势阶层子女获取了更多的加分机会，弱势阶层子女获得的机会更少，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强化了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当前，社会资源聚合的趋势决定了资本聚合的状况，拥有一种资本的同时也会拥有其他资本。比如，现在要求干部知识化，一般来说，科局级以上干部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因此，只要是科局级以上干部，都既拥有权力资本也拥有文化资本，作为改革的受益者，其收入也不错，又具有了经济资本；相反，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一般是工人或农民，其收入低下，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经济资本都十分贫乏。
图1 高考加分的多重对应分布图 三、结论和讨论 1.高考加分异化为强势阶层的特权 “特权与平等相对，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势力、身份等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利或权力。”[7]当权利或权力为某些人或者集团所独享而不为大众平等拥有的时候，就成为特权。当前，强势阶层赢者通吃，获高考加分者大多出自强势阶层家庭，高考加分已异化为这些家庭的特权，是特权行为在教育中的延伸。比如，实行奥赛、航模竞赛等鼓励性加分政策就是为强势阶层子女制造加分的机会，因为那些连子女上学都倍感经济压力的家庭并无多余的钱财和精力做这些事，鼓励性加分不过是以素质教育的名义为强势阶层子女获取额外的加分机会进而实现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抢占而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其实质是权贵阶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拥有的特权。高考加分由于缺乏刚性指标，为强势阶层抢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了便利。 2.高考加分异化为强势阶层的福利 高考加分政策源于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救助。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工农优先的加分政策，旨在改变工农及其子女进入大学的弱势地位，增加其入学机会。现在高考加分已成为强势阶层的一种福利，有的地方甚至把这种教育福利政策化，比如，黑龙江省规定博士子女参加高考可以获得加分。[8]高考加分成为强势阶层的福利意味着对弱势阶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剥夺，因为在招生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强势阶层子女获取额外的加分就意味着弱势群体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减少。因此，高考加分侵蚀了高考公平，强化了大众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增强了社会公众的不公平感。 3.高考加分使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加不均等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等表现为阶层间的不均等，如何消除这种不均等是高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高考加分政策不仅未能减少阶层间的不均等，反而加大了这种不均等。虽然各国国情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均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以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比如，美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主要是种族间的不均等，因此，美国采取逆向歧视的政策，给黑人青年更加优惠的政策，以改善其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中国也应针对现实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但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状况雪上加霜。 4.高考加分强化了高校中的阶层隔离 研究发现，高校分层已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隔离现象[9]，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强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进入高层次高校(重点高校)，而农民、工人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进入低层次的地方高校。而高考加分政策又助推了高校中的社会阶层隔离。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高考加分事实上成了对强势阶层子女的特惠，对弱势阶层子女造成了排斥和歧视。因为在招生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对一部分人特惠就相应地对另一部分人形成了限制，惠及一部分人就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高考加分政策把强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送人了重点高校，把弱势阶层的子女更多地排斥在重点高校之外，使得高校中阶层聚集和阶层隔离更趋严重。 高考加分政策本是出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弥补高考制度缺陷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补弱助优，即对弱势群体进行出于正义的补偿，对优秀学生和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行出于扶优目的的优待，以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价值追求。然而，就补弱来讲，高考加分政策事实上不仅未能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反而给其造成了损害，使弱势群体的子女在高考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就助优来讲，随着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自2003年开始实施的高校自主招生已为偏才、怪才和优秀学生开辟了进入大学的通道，因而高考中的鼓励性加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从逻辑上来讲，助优也存在问题，既然“优”，那就可以凭实力在高考竞争中获胜，不需要“助”了。事实上，高考加分政策弊端甚多，强势阶层的子女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使得高考加分政策背离了高考的价值目标——公平，而且在公众的感知上，高考加分政策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政策，因此必须进行改革。目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应该对这些地区的所有考生进行出于正义的补偿，同时，为了防止产生腐败，要保证高考加分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并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基本实现均衡后废除高考加分政策。 注释： ①关于加分高考、加分腐败的新闻报道和论文甚多，如浙江高考千余项加分赛事权势家庭动足脑筋[EB/OL].(2010-07-29).http://edu.people.com.cn/GB/116076/12280725.html；辽宁本溪高考加分明码标价：足球4万游泳8万[EB/OL].(2014-07-03).http://edu.qq.com/a/20140703/005538.htm；马书平.荣誉造假：高考舞弊新热点[J].中国社会导刊，2003，(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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