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新闻——专访里昂证券董事总经理李慧“中国不是一个对利率敏感的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昂论文,中国论文,利率论文,专访论文,董事总经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月13日－15日，“里昂证券2004年论坛”在香港召开，里昂证券(CLSA)的董事总经理、中国经济研究部的主管官员李慧于14日在题为《转型的尝试》演讲中，谈到了中国宏观政策转变的信号及进一步的收入增长问题。她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对利率敏感的国家，另外，她继续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鼓励投资者关注主要的消费领域、房地产开发以及交通领域的上市公司。演讲结束后，李慧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调整利率意义不大
《21世纪》：如果现在政府采取加息措施的话，对中国企业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慧：现在大家好像谈到加息问题时，都觉得加息以后中国经济会出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我觉得即使加息，中国经济也不一定会出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对息率非常敏感的国家。
我认为加息以后的主要问题是会出现政策方面的不协调。这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政策而言。现在国家一方面说要支持民营企业，但事实上另一方面很多民营企业却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自有准备金的条件。
相反，加息是对于有大量净现金的国企有好处的。现在大部分的国企都在海外上市，香港大的H股，有3/4是净现金的，对于这种公司，增加利息率对它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的利息收入增加了。
《21世纪》：加息在中国其实并不必要，也并不会起到应有的抑制投资的作用，相反可能会有副作用，是吗？
李慧：事实上，现在的最低的自有资金的要求已经起到了抑制投资的作用。你就拿香港的土地融资和内地的区别来说，其实中国内地的土地政策和香港等地不一样，在香港，土地融资是独立的，土地上的开发融资也是单独的；但在内地，房地产是包括了土地和土地开发的。这样的话，基数就很大。如果是导致项目的负债率往上升，企业的成本就会增加。内地所谓最大的万科上半年也不过3亿元的利润吧，而今年上半年，它的融资成本已经是在增加，这样它有的项目就必须要放缓，项目一放缓，随后的问题就是供应又跟不上去了。
要是加息的话，必然要把按揭利率也加上去，把汽车贷款（利率）也要加上去，这样实际受害的可能是把一个正在萌芽中的消费增长压下去了。因为加息起不到压制投资的作用。
从现在来看，为了农村土地供应，6个月暂停暂缓土地供应这是对的。但同时，建设部又说希望房地产价格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大家的心理预期是价格要上涨的，何况再加上我们又出台银行政策，要求最低要有35%的自有资金，这实际已经导致供给的减少。
其实从宏观调控来看，把自有准备金的标准提高，这个方向是对的，这样把行业的门坎提高了，能限制一些企业的进入，但是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毕竟没有到那个程度，除非国家不想搞跨所有制的经营。当然国企并不是都不好，但毕竟要有一个竞争机制嘛，这样才能带动经济，实现资源优化和效益优化。而在这种阶段，我们却设立了35%的自有资金，还有的行业高达45%，根本是做不到的，这事实上已经把很多企业排除在（竞争之）外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加息的意义不大。
关键是国企民企资源之争
《21世纪》：按你刚才的意思，加息可能会加剧国企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之争，对吗？
李慧：现在国家能借到钱的，能达到最低自有资金要求的就是国企，而且国企最近利润好转，如果加息，他们绝对能够承受这些（息率）。
所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对利率不敏感的中国而言，这种（利率）成本的变化相对能不能拿到贷款并不是最根本的；第二点，现在最根本的不是银行没有钱借，而是银行有钱借不出去，这种借不出去是由于对自有资金标准定得太高造成的。
现在的政策已经对民营企业不利了。一些在民企下不能投的项目，在国企下就可以投了，这实质上反映一种资源的争夺，只是这种争夺对民企肯定是不利的。
现在国家说新增的贷款额度对石化、电力等企业会扩大，但你可以去问问三石化、电力企业，他们都不想借，而银行是求着人家借钱。像北京大唐，他们70多亿的贷款根本不要。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私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他们还是苦苦挣扎，靠着一点点的流动现金生存下去，但我们也都知道，这种流动现金、地下钱庄的贷款利率是很高的。
再举个煤矿的例子，现在国内有市场用煤和计划用煤，而计划内用煤要便宜得多，有了它，怎么会不比别人做得好？而对于小电厂，买的是市场煤，价格就已经贵了30%到40%，然后运输还拿不到国家的车皮，没法竞争。这种做法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做法，我们不应该对国企和私企分别对待，应该让他们公平竞争。本来这两方就不是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的，现在的做法是使不公平更进一步加剧了。
《21世纪》：就你刚才所说的两种企业的资源之争，你是否觉得国家在资源的价格方面放开的话，能解决国企和私企的竞争不公平问题？
李慧：应该是啊。但现在国家又有一个问题，说放开的话，主要放开的是计划内的价格供应，还有车皮等等，而这种做法可能对一些地方是不能接受的，还有涉及社会安定等因素——中国有它的难处，它还不可能彻底地把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些东西全部放掉。但现在这么严格的条款本身也是不合适的。
片面根据CPI调整会出错
《21世纪》：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我们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5.3%，仍为历史最高，你觉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有所行动了？
李慧：中国如果单纯根据CPI来作政策，可能会引起某些偏差。对于这个CPI，里面30%是粮食，主要是粮食价格上涨。现在国家等的是秋收（都说是10月底的事），等待粮食的丰收，所以暂时不采取什么措施。从这个CPI来看，主要是粮食，如果剔除粮食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增长。我觉得中国迟早会有通胀的，但不会是现在。
CPI反映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粮食比重占得过大，这不能真正反映问题，现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是持这样观点，认为这个CPI的构成已经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经济的现状了。
《21世纪》：这么说，可否理解为这个CPI以及其构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农民收入有所增长？
李慧：可以这么说。所谓广东的“民工荒”，从负面看，似乎是制造商的成本要增加；正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农民收入的上涨。
但中国粮食供给问题仍存在（这造成当前粮食价格的上涨），更深一层原因是在于粮食收购系统有问题，农民得不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正是这种粮食收购系统的腐败才导致农民的“荒耕”，并进一步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
不过，也不能单纯认为中央如果继续执行现行的农民政策，CPI就会继续高攀，因为等到粮食的量上去了，价格就不一定会大幅度上升。现在的粮食价格跟从去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供应量下降得很厉害有关——其实从1998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供应量一直是下跌的。等供应上去了，粮食价格很可能不会再保持当前的上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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