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从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收入看扩大内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论文,扩大内需论文,分配制度论文,腰包论文,鼓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我们在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收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对症下药，抓住扩大消费需求的牛鼻子——调节收入分配制度，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进而提高其购买力。让老百姓的腰包迅速地鼓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内需的预期目标。
扩大内需，重在扩大消费需求，在提高购买力上下功夫。在投资和消费两个需求中，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意义。投资拉动如果得不到消费的导向和支持，这样的情况将在所难免：消费品大量积压、消费品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和扩大无法进行。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都难以优化，投资的经济效益也难以保障。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之上，共同拉动经济的增长，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在我国GDP增长中历来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可以拉动GDP增长零点六个百分点。目前， 消费需求只存有一定量的结构性潜力，在需求总量上增加乏力。现时的供大于求，已不仅仅是属于产业结构或商品结构问题，而是供求总量失衡，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长时间和较大量的总需求不足，购买力不足必然是主要因素。如果不在提高购买力上解决问题，消费长期启而不动，我们的许多努力都不会有明显效果，将会抵消扩大投资的一些效应，使消费与投资的双轮驱动变为单轮驱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提高购买力的重点应放在广大老百姓身上。消费需求包括社会集团消费需求和个人消费需求，社会集团消费受国家政策和政府的有效控制而受到抑制，不可能也不应成为扩大内需的主体。个人消费不能依赖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来大量增加消费。高收入群体的家庭“基本建设”早已完成，该买的商品都已购置齐全，“住房、汽车”等消费升级已经实现，出现“有钱而无需购买新商品”的状态。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小于普通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1997年城镇居民20%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92（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20%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83，20%的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73。因此，启动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大众消费上。而且，社会大众确实蕴藏着支撑扩大内需的强大购买力。在全国12.5亿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虽然只有三成（3.8亿人），但其消费额却占社会总消费额的50%以上。 城镇居民这一“主流消费群体”的消费状况如何，对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影响甚大。遗憾的是，城镇居民这一“主流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尽如人意。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历史低水平，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且，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一问题不断积累。在农民身上反映得尤为突出，据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万多农户的常规调查，1998年， 观察户人均纯收入为2412.6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减少2.4%， 农民人均纯收入负增长是1986年开展常规调查以来首次出现的。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比收入还大，减少了3.4%，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其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动也不一样。贫困户减少了1%，温饱户增长0.34%，小康户减少3%，富裕户减少4%， 低收入户购买的多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收入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减少，借钱也要支出。而高收入户的收入弹性较大，在收入下降的同时，也相应减少了消费。正因为农民人均购买力水平不仅很低，而且还在下降，所以，农村市场份额近年一直在缩小，1997年仅占39%。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950元，比上年减少27元，即使考虑到价格因素，也几近零增长。显然，消费需求难以扩张、出现通货紧缩与老百姓购买力下降，有主要关系。为此，就要把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提到重要议程。
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居民原有收入水平基础上减少积蓄，增加开支；另一个是增加收入水平，再增加开支。第一个选择行不通。靠调低利息以减少积蓄，使居民的银行存款转化成现实的购买力，潜力并不大。不少人喜欢把居民的银行存款当作现实的购买力，以巨大的银行存款数字说明城镇居民消费能力的巨大，用它去同市场上的供给相平衡，这是不实际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经高达5.3万亿元， 不过这笔巨款里的相当大的部分是高收入阶层的存款，还有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性存款以及公款私存等，真正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并不是多得不得了。据测算，城镇居民储蓄约有50%左右被20%高收入户占有，1.8万亿存款分散在80 %的储户手上，20%的低收入家庭户均存款不足万元，大约有1.6 万亿存款分散在60%的中等收入家庭（约7000万户）手中，户均2.3万元存款， 加上国债、股票等其它金融资产约3万元左右。由于市场不景气， 一些生产经营者将资金暂存入银行。据人民银行测算，1998年当年新增储蓄存款的14.6%（约1113亿元）为个体私营企业经营性资金。应当看到，普通老百姓的存款不仅不多，而且收入在下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量，近年来逐年下降，收入的存量也因下岗人员的增加、乡镇企业效益的下降和部分农产品价格的下滑而停滞不前，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增长缓慢，预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增长堪忧。还应当看到的是，老百姓的消费信心下降，其消费支出的预期不乐观。随着改革的深入，老百姓在即期消费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后顾之忧。经济增长不旺、下岗失业增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的定职、定编、裁员等等，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收入预期，与此同时，人们预期支付的项目越来越多。改革的初期，改革的成本多半由国家（包括财政和尚未商业化的银行）及企业承担。而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城镇居民不可避免要为改革的成本掏腰包。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取消住房实物福利式分配，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个人负担工资总额的6%；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负担2%，部分医药费个人负担10%；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负担8%，失业保险个人负担1%，子女教育费用绝大多数由家庭负担， 而住宅价格上涨、医药费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了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影响居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是在居民个人收入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的。种种突变因素致使居民面对未来支出的增长预期持观望态度，强化了其谨慎消费的心理，如果没有适当的补偿，肯定不敢大量即期消费，必然会将现期收入转化为延期消费，把增加储蓄作为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降低利率，以减少储蓄提高购买力是不现实的。事实表明，90年代以来，无论存款利率提高或下降，居民储蓄均保持高速增长，利率下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较80年代已大大减弱，今年一季度储蓄存款超常增长更是有力的佐证。因此，第一方案不仅不可取，正相反，我们要特别注意把握银行存款利率下调的“度”，防止由于降息而导致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从而带来制约消费的“反挫”效应，加剧消费者的谨慎消费心理，延长新的消费高潮。
第一个选择行不通，就应当采取第二个选择，即实行直接提高居民收入的收入扩张政策。收入扩张的独特启动力一旦得以释放，将产生其他任何间接扩张消费的政策所不可能有的突破性效果：有利于削弱或扭转当前普遍存在的未来预期收入下降或不稳定的心理，直接提高人们的消费信心，促使人们普遍增高消费热情，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与此同时，货币收入大幅度增长了，会促动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将使人们的通货紧缩预期改变为价格上涨预期，从收缩消费开支转变为扩大消费开支，产生增加当前消费支出的效果。当然，增加居民收入所产生的收入及需求扩张效应，要大到足以抵消、超过导致当前消费低迷的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才能起到作用。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必须足够大，大到足以使很多居民当前收入下降的缺额得到弥补并有余；收入增加的面必须广，激发起广大居民一呼百应的购买热潮，推动起消费品物价的普遍上涨；工薪的增加必须显示出持续的制度化趋势，使工薪收入者未来收入不稳和未来支出增大的预期心理负担得以消除。否则，增加的居民收入会变成银行储蓄，使扩张消费需求的政策目标落空。
有人也许担心，收入增长快了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是多虑的。过去，收入增长快了会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那时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增加收入正好可以恢复和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促进消费热点的形成，缓解通货紧缩，消化过剩的商品。增加收入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是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项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增加老百姓收入的基本作法可以是：
第一，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城镇居民收入在近期有实质性的提高，尽快改变城镇居民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连年停滞的局面。在以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历程中，我们进行了两次分配制度的改革，然而，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分配体制没有重大突破，依然是以满足福利性消费需要为主要目的。随着改革深化，福利性消费不断转化为商业性消费，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市场化程度急剧提高，必然与原有体制内居民的“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分配消费方式发生剧烈冲突，因而，重新设计和调整工资结构势在必行。为了使居民收入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幅度，并保持良好的收入预期。在城镇，首先，应增加用于救济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的财政预算，大幅度增大城镇失业下岗人员的补贴，有效拓展社会再就业渠道，保障下岗、待岗、失业人员和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改善低收入公职人员和困难职工的收入状况。改革企业工资制度，撤除过去传统体制和防通货膨胀时期国有企业中设置的工资收入控制线，改行收入扩张政策，提高职工基本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应尽快使职工收入和福利工资化、货币化，逐步将暗补变为明补。逐步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年薪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组成。现在企业内既存在约束不足的倾向，也存在激励不足的倾向，主要倾向是激励不足。经营者资源是经济资源中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是一种“价值量”极高的生产要素。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有60.4%的企业经营者希望实行年薪制。其次，应给全国700万各级公务员和3000 万各类事业单位人员提高工资。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制度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调整得及时合理，能够形成激励机制、提高公职人员的信心、促进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如果滞后，必将对经济体制与经济形势整体形成阻力。必须改变福利型、供给型、实物型和集团型的分配方式，实行收入的工资化、货币化。
第二，增大城镇居民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收入。根据“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科技和信息工作者以提供技术和信息取得技术收入；鼓励房产所有者利用房屋和级差地租取得房地产收入；鼓励资本持有者利用资本要素取得股息和红利收入。这不仅是体制改革的内容，而且本身是提高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重要手段。
第三，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农村市场的潜力和作用是巨大的，如果把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现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如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达到现在城市百户平均拥有量，那么这些产品的生产量要翻几番才能满足需求。目前农村居民每实现1000亿元最终消费，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的购买力。增加农民收入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一个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从目前的农产品结构及市场供求关系看，全面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不现实的，而个别产品价格上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要靠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近期看，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利用农业产业化，充分发挥农户家庭经营的潜力；扩大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提高农副产品商品率，增加现金收入；扩大乡镇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增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减轻农民负担，放活农产品购销流通，使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扩张效应扩散到广大农村；发展农村金融，促进消费信贷。
第四，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工薪阶层的储蓄，有60%是为了免除养家、养老、养命等后顾之忧，是在衣食住行用健乐等基本消费需求尚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强制储蓄”或“压制消费”的性质。对于这类居民而言，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能够免除预期支出突然增大的后顾之忧，起到“收入效应”的作用，从而具有最大的刺激消费需求的效应。按照目前储蓄存款量，如果其中60%的存款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而得到释放，那么消费需求将会增加36000亿元左右，相当于1998 年居民消费总量的93.68%。当然，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 实际消费需求的增加额可能没有这么大，但即使增加50%也足以对内需形成一次大的推动。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由于他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已经满足，消费倾向极低，指望在短期内通过收入分配手段来实现降低过高收入和提高消费倾向的目标，显然不现实。因而，可以将这些人的收入引向购买社会保障债券，为社会保障基金融资。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机制将这部分沉淀资金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以社会保障支出和工薪阶层支出的方式刺激需求增长。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还具有两个意义上的促进就业的功能，一是通过加快企业机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一体化，促进就业方式的市场化转型；二是通过扩大市场总需求、鼓励企业创新和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而扩大就业容量和降低总体失业率。在就业问题上，我们面临的其实是两方面的困难，即就业容量的扩大和就业方式的转型。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有助于同时解决就业容量和就业转型两方面的困难。可以考虑将出售国有小企业资产收入的一部分，不再流回国库，而用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对于社会保障基金中属于“个人帐户”的部分要尽快“量化”，以便使居民对增加的个人支出能统筹安排。国家还可以把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有计划地用于积累，选准项目，用投资拉动需求。也就是把部分个人消费基金转为积累基金，把远期消费转为即期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