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货紧缩定义、成因与对策的几种不同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几种论文,成因论文,对策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同意“主要是通货紧缩”的意见（吴敬琏、CCER宏观组、胡鞍钢、余永定等），但在通货紧缩的程度、成因与对策问题上大家分歧较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曾较早对通货紧缩公开预警，并一直进行追踪研究，最近借宏观组论文集《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之机，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举行研讨会， 探讨通缩与反通缩问题。现将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
一种意见将通货紧缩视同于物价下降，即物价普遍持续下降的过程（余永定、胡鞍钢等）。会上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较多，但出发点不尽相同：有的强调这一定义的科学性，有的则强调采用这一定义主要是因为物价是便于观察和衡量的指标，而不在于其是否科学。胡鞍钢在主题发言中，再次强调了通货紧缩就是“货物与服务的货币价格普遍地、持续地下降”，并举出英国《经济学家》的定义为例，指出通货膨胀只要小于1，就是通货紧缩， 因为商品的价格受产品质量提高和功能和改善影响，一般官方的估计要高一个百分点。
一种意见认为通货紧缩包含但不止包含物价下降的因素，而要结合“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以及伴随着经济衰退）”来进行判断，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研究人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在代表宏观组的主题发言中，从逻辑演绎及历史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上述定义的正确性。一方面通货紧缩是信用收缩自我实施与加强的螺旋性下滑的过程，因而物价的持续下降和通货的收缩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主要国家200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通货紧缩都体现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
1926～1928年美国的物价持续下降，但货币供应量上升，没有人称它是通货紧缩。1865～1895年美国的物价也持续下降以1865年的价格为100，到1895年仅71.6，差不多以每年1%的水平持续下降了30年，然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经济处于黄金时代，因而人们一般并不将其看作是通货紧缩。1900至1987年，美国一共发生了5次通货紧缩， 分别是1907～1908年，1920～1922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英国在本世纪发生了两次通货紧缩，一次是1920～1933年，一次是1930～1935年。德国和法国在1929～1933年各发生一次通货紧缩。以上公认的通货紧缩均符合“两个特征，一个伴随”。
第三种意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提出的“两个标准”的意见，即价格持续负增长；实际增长率持续低于潜在的增长率意味着通货紧缩。他认为价格下降只解释了通货紧缩的部分现象，而“两个特征、一个伴随”亦难以完全解释通货紧缩的现象，且有的指标难以计量和判断，只有两个标准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和中国历史的通货紧缩。
对于通货紧缩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通货紧缩的定义在80年代就有争论，但意义不大。关键是通货紧缩是否包含了货币量太大的问题。中国的汉语“通货膨胀”就是货币量太多，这是中英文的混淆。他强调通货紧缩更多地和实质经济有关。
二、对中国和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的判断
在对中国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的问题上，与会专家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或者至少是有通缩的压力，但在对通货紧缩的程度判断上有不同意见。
一是认为中国已经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的判断最为激烈，他认为中国不仅出现了通货紧缩，而且通货紧缩十分明显、严重，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通货紧缩，而且各地区普遍进入通货紧缩阶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没有明显提出中国出现了明显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但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与日本1991年泡沫破灭后许多相类似的地方。
二是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多数人的观点与此相近。易纲提醒人们，不能光用1997 年以来物价下降了多少来说明问题， 还要联系1992—1994年物价的大幅度的上升来考察，才能把握通货紧缩的程度。他认为要正视通货紧缩的压力，但用物价下跌来描述中国当前的现象可能更为合适。作为央行、在通货紧缩问题上尤其要小心。日本的通货紧缩发展到现在，日本的中央银行还不承认它陷入了通货紧缩。中国所面临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逃废债的和比日本要多。说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政策含义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有更大的理由要求债务豁免，放松银根，而这种放松有可能对信用制度破坏，破坏之后，会加重我们的通货紧缩，或者导致信用崩溃，而不会帮助解决通货紧缩。
在对于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判断上，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胡鞍钢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观点，认为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从30年代以来，全球价格大幅度下降，出现大量生产过剩，亚洲国家需求锐减，各种能源与非能源产品价格下降，使中国的通货紧缩雪上加霜。
国家统计局郑京平质疑全球的通货紧缩的出现。他指出这两年全球的CPI开始下降，但谈不上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即使按1%左右的上涨率的通货紧缩标准，1998年也只有日本、中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CPI 下降，绝大多数国家的CPI是上升的，其中发达国家1.6 %， 发展中国家10.4%，转轨中国家20.8%。其次他认为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势头已经减缓。部分产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回升。今年前三个月，按美元计价，除可食用的农产品原料价格下跌5%， 非食用农产品原料价格下跌2%以外，工业用原料上涨1.9%。原油价格从低位回升39%，金属材料也上涨9%。至于目前价格水平涨幅降低， 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促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特别是IT产业，每10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每更新一次，产品价格就下降30%。再就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这和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有本质的区别。
世界银行王燕也认为数据不足以支持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的判断。她指出国际上存在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在资本流入的国家是通货膨胀，在资本流出的国家是通货紧缩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国家，由于资本大量流出而出现通货紧缩。
三、对通货紧缩成因的探讨
对于通货紧缩的原因，会上分别出现了“宏观主因论”、“微观主因论”以及“中观主因论”三种不同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则持“复杂成因论”的看法。
“宏观主因论”可以胡鞍钢的观点为代表。他首先提出通货紧缩从成因和类型看，可以分为温和型通货紧缩和危害型通货紧缩。温和型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危害型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是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至于中国的通货紧缩的成因，他主要从宏观政策方面了分析：一是前一时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代价；二是货币政策调整慢和失灵的结果；三是货币供应增长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量的双重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宁宁认为，虽然大家都说通货紧缩是结构所致，但总量才是原因。
王燕指出，通货紧缩的原因还应该考虑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资本大量流出时，可能会造成通货紧缩。据估计，中国每年流出的资金非常巨大，资本外逃程度甚至比俄罗斯还要严重，这不能不加剧通货紧缩。可以预料，由于存在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外流还会加剧。
大多数人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微观主因论”，但所强调的方面和分析的角度又有不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好坏并不都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是否具有活力。
余永定通过一个模型，强调中国的通货紧缩和企业的持续亏损相关（但不排除其它因素）。企业亏损造成的原因不仅是企业的负债率，从存量看，存量不断上升，造成企业负债率过高，也意味着不良债权在不断增加。企业的亏损是造成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易纲承认通货紧缩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强调根源在微观机制。中国通货紧缩的根源是制度与结构，是“赢了归自己，输了归银行（财政）”的投资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长期低效可以说是导致目前宏观经济状态的根本原因。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从企业直接的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货紧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不想承担计划经济的错误和改革的错误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不断将改革成本向居民转移，因而打击了消费信心所致。比如，在银行方面，呆坏帐本应由国家承担，现在却是靠高储蓄来掩盖，实际上是靠居民承担成本，大量降息解决了银行的困难，减少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却减少了居民的储蓄收入。又如，在国企方面，限制投资领域，保护国企的垄断地位，保护国企的落后生产力，使其价格靠垄断而上升，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向国企倾斜，也都是转移改革成本的做法，目的在于迫使非国有企业分摊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也是如此。如果继续加大成本转移的力度，大家的预期将越来越差，从而无法启动内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认为通货紧缩和物价的持续下跌是由于我国在生产高速增长基础上发生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重新调整。这个调整导致两方面的现象。第一是把中国从过去的短缺经济引入到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来。企业之所以出现不适应，之所以出现企业制度机制的不适应，都是和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有关系。第二，生产的内容和工业化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导致增长内容和好多企业找不到好项目、投资找不到好的出路。
“中观主因论”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所提出。他认为分析经济问题不是宏观和微观，而是中观层次最重要。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便是中观，即结构进入重大调整阶段。中国原来是短缺经济，现在竞争日益加剧，效率大大提高，很多产业已经供大于求，老的产品已经没有市场， 新的产品的竞争非常激烈， 严重的结构问题并非类似于美国30年代大萧条，而类似于美国80年代末进行的重大结构调整。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由衰转强有两方面的原因非常深刻：第一，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美国结构调整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微弱，但面向竞争力提高的结构调整政策非常重要。第二，小政府、加强竞争打破垄断非常重要。中国的问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大家有一个共识，即各方面的改革都已经相当地进入轨道，只剩下金融没有改。而金融是和国企连在一起的。多数意见认为是国企拖垮了金融，但其实是金融改革滞后拖垮了国企。现在中国又错误地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但停止了金融改革，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了垄断，加强了风险集中。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那么严重，其实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结构调整的卡壳在金融垄断。
也有些意见兼顾宏观、中观与微观，供给和需求等多个，称得上是“复杂成因论”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米建国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是内生性的。在亚洲危机深度发展的情况下，暴露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暴露出经济的内在收缩性由于改革停滞而凸显。使得在供给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原因，基础货币扩张难；在需求方面，由于物价持续下跌，利润预期不好，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降低，消费倾向也在降低。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消费结构、供给结合、技术结构、二元结构、投资结构等等的不合理。需要中国经济走出目前低水平的买方市场。
郑京平提出，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应笼而论，而应按产品细类详尽地分析。他将GPI16个月的下降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4年1月～1995年7月，物价大幅度上涨。主要是粮食、肉类、 鲜菜大幅度上涨，原因在于国家放开粮食管制；其次是服务、居住、衣着和医疗的上涨。但从1995年5月开始一直下跌， 主要是因为将要入关和国外竞争激烈的正常下跌。第二个阶段：1995年8月～1996年4月，物价继续上升。领涨的先是服务价格，其次是食品价格，再次是医疗、居住（住房和房租）。第三个阶段：1996年5月～1997年3月。从1996年5月开始， 食品价格低于总指数，说明1994年开始的食品价格上涨由于供给的增加已经开始让位于服务和其化产品。这一阶段，价格上涨的次序是：服务、居住、娱乐、医疗和衣着。第四个阶段：1997年4月～1998年1月。从1997 年2月开始，鲜菜的价格也开始下降；1997年4 月开始， 食品价格下降。 1997年9月开始，娱乐、教育和家庭设备等的价格下降。 第五个阶段：从1998年2月～目前。价格总指数下降：这一阶段，从1998年5月，衣着类价格开始下降；从1998年6月，居住类价格开始持平；1998年7月，粮食价格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有所上升。
综合五个阶段看：1.衣着类从1994年以来始终低于总指数。2.娱乐教育类除1996年1月到1998年12月高于总指数以外，一直低于总指数。 3.从1995年12月开始，医疗保健的价格涨幅超过了总指数。4.居住类、医疗类价格始终为正增长。总的说来，如果把食品类价格（占消费价格的45%～50%）从消费指数中扣除，现在的价格指数仍然是正增长，而不是负增长。导致食品类价格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有两个，最重要的是供给大量的增加，从1996年开始，粮食产量都是大幅度地增长。原来预计到2000年才实现的目标：粮食产量达到1亿斤，在1997 年就已实现了。而且这几年始终提高，农副产品的供给都很高。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逐步开放，国内原来的偏低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四、关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
1.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讨论最激烈的还是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胡鞍钢提出治理通缩需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再贷款；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当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贷款保险制；建立中小企业贷款保险制度，谨慎处理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强化国有企业利润约束机制，促使其认真处理防范风险；扩大信贷业务，包括出口、居民消费、住房等消费；将部分货币发行收入转入政府债务收入，发行长期国债；放松管制，允许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要增加透明度和制度化；取消对外资的债务限制。
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吴敬琏指出，用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但在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在政府投资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民间有效投资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稳定增长。
易纲同意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的思路，但指出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不了中国微观机制问题。他讨论了几个具体的政策措施。（1）征收铸币税。 经典的定义是基础货币的增量等于铸币税。他认为挖掘铸币税的潜力，使得中央银行可以拿这块资源给财政花的余地很小。用最宽口径的铸币税的定义，铸币税等于基础货币的增量。中国的基础货币的增量从1994年以来主要用于外汇占款。中国的外汇增加了1200亿，这1200亿对应的是1万多亿的人民币外汇贷款。 这些贷款都是用基础货币的增量买进来的。第二大块是粮食收购。基础货币的放出渠道是给商业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再贷款一大块是农发行的粮食收购的钱，这块也是基础货币的增量。按鲁宾的铸币税的定义，中国的铸币税的口径很小，可能仅仅是基础货币增量的利息——或者中国根本就没有铸币税，因为人民币在海外流通的很少。（2 ）豁免企业债务。大量豁免企业债务，机制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在防止通货紧缩的呼声下，在防止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在各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下，没有设计好机制，政策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道德风险。对那些好的企业，还钱的企业是个打击，豁免债务将摧毁其道德。对那些亏损的企业，每个企业都可以论证它的亏损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不是企业经营的结果。
易纲明确反对胡鞍钢将加大油门作为反通货紧缩中心政策的意见。首先，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时候不能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在这个时候再加大油门，容易出现效率低下。解放以来发生过三次最重大的建筑质量问题：一次是在1958年，塌桥、塌楼，伤人；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洋跃进中。如果不注意建筑质量，中国有可能进入第四次危险时期。其次，中国许多产品的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如粮食竟高出1倍以上， 刺激内需如何能将这么高的价格抬上去？
米建国认为在内生性通货紧缩下，即使财政扩张很大，其拉动作用也不会很大，结果是事倍功半。直接原因是：第一，财政扩张没有货币政策的相配合，挤出效应会自发增强，扩张通道不畅。第二，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得不到微观主体的积极回应。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bel ）博士则提出从内需的结构看，现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大部分是刺激城市经济。而从去年的数据看，农村的消费增加1%，城市增加11%。 再刺激城市的消费没有必要，而农村的消费是个大问题，应该刺激农村消费。
胡鞍钢同意盖保德讲的农村消费不足是个大问题，并提出办大事不等于办大项目。促进农村消费的四大方向，首先是电网，第二是水网。据卫生部数据，全国农村人口仅5.3%的人用上自来水。 这就是为什么洗衣机这么便宜，我们却只达到20%多的普及率的原因。建议扩大水网，提高到60%以上。第三是农村改厕所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境建设，这是最有效率的。涉及到几百万农民，应该搞。可以有助于以工代赈的方法解决农民收入下降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的投资。使扩大内需与农村消费扩大相配合，真正使老百姓、农民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对FDI 能够扩大总需求提出质疑。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FDI下降是一个坏的指标。 从总需求的四大项看，增加投资，但不意味着扩大总需求。如果以实物资本投资，投资同时进口设备，丝毫不会扩大总需求，因为实物投资增加了进口。这种外商投资丝毫没有扩大总需求。只有在外商拿资金，但不拿设备，才有可能谈到扩大总需求。他谈到在通货紧缩的前提下，全社会最重要的是争夺投资机会，很多人不投资，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外商投资投在中国人不投资的地方，当然是扩大了投资机会。如果是投资在中国人也想投资的地方，则挤占了中国的投资，减少总需求。因此他提出在通货紧缩下，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考虑：外商拿资金，但不进口设备。同时必须考虑，它对挤出中国投资的效应到底有多大。如果过大，肯定也还不利于扩大总需求的。
2.扩大内需的供给政策
吴敬琏提出，不仅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政策，从增加需求入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应当采用“供应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目前可供选择的供给政策主要有：（1 ）贯彻“放小”的方针，消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歧视性政策，努力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实现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2 ）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3）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重组， 推进它们的企业制度改革，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银行。4.认真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
3.政府举债支付改革成本并加快改革
任志强针对其通货紧缩是由国家转移改革成本的原因，提出用国家大量举债来支付这些改革成本，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政府改革。现在问题涉及到政府本身的结构问题、政府的决策功能问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政府的计划和行政的主导地位间题；利用外资和民间成本共同分担成本。
4.以金融改革促经济回升
陈平提出，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处于结构调整的重大阶段，在这个阶段，金融垄断拖垮了国企改革。他因此提出：首先应该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建立信用制度，才能使目前灰色经济中大量的现金经过银行来周转，才谈得上信用制度，才能防止金融犯罪，然后收所得税，国有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希望决策者能认识到中国改革目标是改善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唯一的措施是实行小政府，加强竞争，打破各个部门的垄断。他指出，中国不是要恢复罗斯福新政，而是要加入二十世纪，中国需要一个小的政府，强有力的开放性的竞争性的产业政第。
5.短期的宏观政策不应与长期的目标相矛盾
在讨论反通货紧缩的对策时，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短期的宏观政策不能以牺牲长的制度建设为代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认为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制度原则，不应该为短期的事情，破坏一个的长期的功能，并以一个风趣的例子作比喻。（注：张维迎的故事如下：泰国有个皇后出游掉到河里淹死了。因泰国法律规定皇后的身体别人不能碰，因此大家只能用竹竿挑。有人说，这个法律应该修改，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有皇后淹死固然可怕，但更怕的是一旦规则取消，今后皇后的玉体谁都可以碰，问题会更大。张维迎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类似这个问题。有时候市场也会出问题，但市场好比皇后的身体，还是要有一个规则为好。）他还直言批评了前段时期用刺激股市来“刺激总需求”的做法。认为各国的证监会唯一的功能就是保护投资者。但中国证监会在过去增加了帮助国有企业解困功能，从而没法保护投资者。最近又增加了第三个功能，通过股票市场的扩展制造牛市，帮助创造总需求。这是一个制度上非常危险的事。米建国也对政府托市的做法发表了看法，认为政府采取托市的措施，结果只能是虚拟经济的发展。
米建国认为通过结构转换，扩大内需应该成为宏观政策的着力点。而实现结构转换，使微观主体对宏观政策有积极的回应，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即解决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塑造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他感觉遗憾的是，在体制方面，中国近两年来出现了严重的停步，严重一点，是在某些方面出现旧体制的复归。举例来说，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本来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资本的社会化、组织形式的股份化、管理形式的专家化与市场的国际化。但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在批判劫富救贫的情况下，出现了停滞。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在批判不能一卖了之的情况下出现了停滞。银行信贷体制方面，强调银行信贷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实际上强化了旧体制，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20年来，经济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银行信贷向国有经济倾斜，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也是如此，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失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出现旧体制的回归，仍然要失败。这些都强调了旧体制，显然旧体制不能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张曙光分析了中国当前通货紧缩所面临的体制和政策的矛盾，并批评当前中国在反通缩时，有重政策不重体制的倾向。他认为如果只把通货紧缩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自然重政策、重需求。但如果不把它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自然会重微观、重结构、重体制。他认为去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操作其实还是不错的，配合也不错，然而效用却谈不上大，原因就在于重政策，不重体制。当前中国的政策和体制，矛盾表现于政策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很多地方很多政策割袭了二者，只有政策，没有体制。
张立群从改革发展方面讨论企业如何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如淘汰机制。必须发展针对中长期的发展创新机制。机制的建立最关键的是产权，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权责利相衔接的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的支持下，才能使企业适应这种新的竞争机制。适应生产内容的调整和工业化阶段的变化，他认为在发展战略方面必须作一些大的抉择：如深层次的替代进口和主导产业的重新选择，以及这种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通过什么形式让它实现新的发展，政府和企业在这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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