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台湾论文,军民论文,原因论文,军事斗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将中国的台湾、 澎湖割让给日本。5月27日， 日本派主力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两路进攻台湾：一路从三貂角强行登陆；另一路攻占基隆。自此起至10月21日台南陷落，台湾军民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军事斗争。五个多月间，台湾军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与日军接仗大小百余次，抗击日军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余人， 写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极其壮烈的一页。
对于1895年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军事斗争的一般进程，史学界各类史著均有叙述，但未见有专文探讨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原因。鉴于此，本文拟对1895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原因作粗略探析，旨在加强近代台湾军事史的研究。
综观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全过程，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主持台湾防务统帅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这是导致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军事原因，也是导致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首要原因。
唐景崧于1894年10月起由原台湾布政使升任署台湾巡抚。时清廷因台湾防务吃紧，令唐对台湾防务“与杨岐珍、刘永福会商布置，不得意气用事，自以为是”〔1〕。根据朝廷谕旨，唐景崧至翌年4月对全台作“三路分守”的布置：“移永福于台南，会台南镇总兵万国本守南路。景崧自任守台北，自张兆连一军以外，专倚广勇，命知县胡友胜（广西人）统广勇守狮球岭，而移林朝栋（所部皆台湾土勇）守中路彰化，其南路则责成刘永福。”〔2〕
这种布防具有严重的“重南轻北”的倾向：台北基隆，唐景崧所倚广勇，是由“胡连胜、陈国柱、陈波、包干臣等各募数百人，均号统领，无所系属”〔3〕。对此， 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一文中说道：“二月，广勇陆续至，喧扰无纪律，不可统驭，台湾兵事益坏。 ”〔4〕显然，台北防务力量单薄。而台南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恒春统领五营区声；旗后统领二营刘成良，管带一营杨德兴；凤山管带一营叶某；东港统领三营吴光宗；白沙墩统带五营张占魁，布袋嘴统领三营某，又分统两营李韦义，宵隆圩五营，四草湖五营，另民团二十余处分驻各要塞地方。”〔5〕而就保台战略全局而言，应台北重于台南。 台北是省会所在地，是台湾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欲保台必先保台北，失去台北必失台南。这一点，诚如时任基隆前敌营务处候选同知高尔伊在《上唐中丞（景崧）书》中所说的：“台湾粮饷、军械萃于台北，台南赖此转运，弃而不守，赍为敌用，台南孤立，不啻以台北之资攻台南也，又何以答刘军门？”〔6〕因此， 唐景崧在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前夕的布防，显然是失当的。
唐景崧之所以作出这种布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意气用事”，“与僚属动辄龃龉”。唐景崧在任台湾布政使时就与台湾巡抚邵友濂“素不相能”。唐景崧与刘永福曾“同军事于粤西， 后积不相能”〔7〕。唐景崧任署台湾巡抚后，刘永福遵旨赴台北与唐会商防务，对唐的布防提出不同意见，唐“自以为是”，断然加以拒绝。对此，《刘永福历史草》〔8〕一书这样写道：
光绪二十一年，日本遣各兵舰陆续进台，旋又增进巨舰。时台抚兼督办军务在台北，乃为邵友濂。缘唐景崧奏邵办理不善，奉上谕：“邵友濂撤任，台湾巡抚着唐景崧署理兼督办军务事宜。”接篆后，公（指刘永福——引者）往台北与薇卿（指唐景崧——引者）会商，并偕往踏营盘人马，所布置各项，诸与公意见不合。回署谭论，公曰：“中丞这个驻所，建筑不妥，且人马多有懦弱。何不我亦过来与中丞同住，更改营盘，裁去老弱，添补精壮，且得近与商量办理，岂不两有裨益耶？且中丞办理民政，日不暇给，其军政事宜，千头万绪，如丝之乱，鄙意过来相帮，尤为妥善。不知公意以为然否？”唐曰：“老兄在台南独当一面，节制南方各统领，任使行事，已成专阃；弟虽督办之名亦不为遥制，且鞭长莫及。台南地方实为扼要，非有威望大员不足以资镇摄；老兄既系台南，毋庸再多一样思想。又说老兄顾台南，弟顾台北，南北两处皆有备敌之对付，声势大壮。谚云：‘先声夺人’，日本岂无闻风而生畏乎？弟意已决，兄勿多疑为是。”于是公回台南。
可见，刘永福主张台湾防务重点在台北，他本人应在台北帮办军务。唐景崧拒绝采纳刘永福正确设防主张，酿成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最终的失败。对此，时任刘坤一的军幕、曾两度赴台为反割台斗争奔走的易顺鼎作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余考刘之功名实成于唐，唐之功名亦成于刘，刘一介武夫，事唐甚谨；唐则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刘之声威著于天下，尤为外夷所畏，唐欲举大事，正宜引为臂助，乃不能推心置腹，以至如此，有一良将不能用，而所用将佐专择逢迎巧滑贪鄙嗜利之小人，欲不败其可得乎？”〔9〕
易顺鼎的分析告诉我们，唐景崧的布防失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任用非人”。而唐“任用非人”的直接后果还造成军队军纪败坏，遇敌即一触即溃。江山渊在《丘逢甲传》中这样记载台北守军在日军进犯之际的状况：
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军士多外省人，非土著，于台湾之得失，漠然无所关其心，日以嬉戏为事。自什长李文奎杀方副将于抚署，景崧不能正文奎之罪，反令充营官以安之，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为，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纹乱无纪律矣。……城中闻日军将至，互相惊扰，老幼纷纷逃窜，军士蠢蠢有变志，景崧束手无一策。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士勇互相斗，积户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焰烛天。景崧大戒，舍奔逃外无他术，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妄易男服随之，杂难民中窜出城，疾附英轮（应为德轮——引者）至厦门，置台湾事于不顾矣。
日军于5月29日在基隆东的澳底登陆，6月3日，日军占领基隆， 台北遂陷。台北守军一触即溃，其源盖出于唐景崧也。台北沦陷，台中、台南之失陷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故，笔者认为，唐景崧布防失当，调度乖方，任用非人，治军无方，确是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首要原因。
第二，外无援助，内无捐资，饷尽械绝。这是台湾军民尤其是台南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甲午战争爆发后，台湾防务吃紧，台抚曾奏请清廷调拨饷械济台。清廷亦曾令户部筹饷、令粤督拨解枪弹。然，后因清廷允准《马关条约》等原因，台抚所请均无着落。故，至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展开之际，“台湾藩库尚储银四十万余，火药库储炮药土药共四万余磅，各炮台储药尚资每炮击三十出，枪弹存者尤多，毛瑟枪弹尚储二百八十余万颗。”〔10〕至6月初，台北失陷，“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 “尽入游兵手”，其余“军储、电线、铁路、机器局”等“遂举为倭有”〔11〕。这样，使台中、台南尤其是台南在反割台斗争尚未展开之时“饷械源已涸”〔12〕。
在台中，反割台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徐骧、吴汤兴、姜绍祖、胡嘉猷等领导的义军、民团。台中反割台斗争极为悲壮激烈，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反割台斗争的主力。然而，台中抗战终因饷尽弹绝而告失败。8月下旬，徐骧所率义军在彰化失守后，所部仅存20人， 刘永福“命入蕃薯寮、打鹿埔一带募军”，终因“饷械缺乏，止收三百人”〔13〕。台中知府黎景嵩所部因无饷械，求助于台南刘永福，“极言台中富民尽去，无饷可筹，尚欲台南接济”，然“台南正苦饷绌”，“自顾不暇，何能顾人”〔14〕。
应该指出，台中义军、民团所需饷械多采取“就地取材”方法以解决。然，战火一起，富绅或藏或逃，饷械无所出，必然造成台中义军、民团反割台斗争难于长期坚持下去。
在台南，刘永福所率防军号称60营，“每月需饷十一二万两，所入则海关、盐局、厘局各项，每月不过四五万两。”〔15〕显然，台南军饷入不敷出。为解决急需的军饷问题，刘永福曾作过艰苦努力。一是向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求援。早在割台之前，清廷曾饬两江总督调拨饷械，割台后，清廷则明令张之洞等断绝对台援助。6月2日，清廷“著张之洞、奎俊、谭钟麟、马丕瑶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饷、勇丁之事，设法禁止，以滋口实”〔16〕。面对清廷的禁令，刘永福曾请刘绅一军幕道员易顺鼎居间说服，但南洋慑于朝命，不予接济。易顺鼎在《盾墨拾余》〔17〕一文中记载道：
时南洋义款仅拨万余两济刘，尚存十余万两在南洋。南洋欲先进兵后付饷，刘意欲先付饷后进兵。余调停其间，正苦无策。……而湘帅急电迭来，……望余速离厦门，万勿再管台事，以免烦言。如必不肯速行，惟有奏明请旨，饬令回藉。一日之间，连来三电，不啻十二金牌；而南洋义款之十余万金，丝毫不肯发矣。……不意天之断送台湾如此其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为摆脱“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的困境，刘永福还曾令文案罗绮章至厦门电求沿海督抚助饷，然沿海督抚均不予理睬。
二是就地筹饷。就地筹饷主要采取设议院，劝民捐输。劝民捐输虽得少数款资，但无济全局。易顺鼎在《盾墨拾余》〔18〕中这样记载道：
虽开设议院，劝民捐输，而富民多已内渡，或潜匿不出，议院绅士又不免藉公行私，党同伐异，大失人心，以致捐数寥寥，无济于事。方议设官票局，用钞济银，亦朝三暮四，苟且无术也。当此之时，惟有裁兵就饷，以少敌多之一法。余议汰二十营，留四十营，兵则兼用民团，饷则兼发印票。又言旷日持久，饷愈不支，迅速赴机，饷尚可节。
与此同时，刘永福派员在台湾省内“四出筹饷”，其结果，“不得丝毫助台南”。另外，还曾设邮政局发行信票“以济饷需”，终得洋银5000余圆而已。
求内地几乎分文无着，筹当地寥寥无几。刘永福无日不为筹饷奔波、发愁。10月初，“前敌诸军求饷益急，无策搜括。永福谓‘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旁皇莫能应。”〔19〕“二十七日（公历10月15日—引者），台南戒严，永福移驻平安炮台。二十八日，各军饥哗，徐散去。二十九日，倭攻城外炮台，永福自发炮击之，毙倭数十人。九月一日，城中无食，饥军悉溃。”〔20〕
台南之失，失于无粮饷。诚如黄海安所撰的《刘永福历史草》一书所云：“公在台南坐镇，原期力保领土，护卫人民。无如财政困难，日迫一日，四处之罗掘俱穷，百般之设法亦尽，张谭之接济已成面饼，番奴之进逼急若燃眉。盖未动兵先筹饷，兵家为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粮饷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势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21〕
第三，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军心、民心动摇。这是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5月20日，清廷“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解职来京， 并令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22〕。清廷的这道谕令，对于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无疑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台湾文武官员内渡，对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算台北。唐景崧接到朝廷内渡“谕旨”后，即“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公历5 月28日——引者）为断，欲去者听”〔23〕。台北率先内渡者为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杨岐珍于5月30 日即日军在澳底登陆第二天乘“南琛”号内渡，其所部12营自5月26日起开始内渡。杨岐珍及其所部内渡， 致使台北防务空虚，加速了台北的失陷。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24〕所载：
初三日（公历5月26日——引者），福建提督杨岐珍撤兵内渡， 于是前敌兵备益单。基隆防兵仅绍良所部及土勇四营，其东路三貂岭、澳底诸处无兵驻守。
初五日，倭兵轮、运轮二十九艘驶抵台北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坎，迤逦至沪尾，凡可登陆处，皆有倭轮。
初六日，倭兵轮并力击我金包里（值基隆澳西岸）张声势，作欲登状以缀我（我师驻金包里者六营）而潜结教匪，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澳底本驻有岐珍防营，至是撤兵去，易以曾喜照（张兆连部分统）。喜照新募土勇两营，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战溃。
显然，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地在澳底登陆，并很快占领基隆，其原因就在于杨岐珍及其所部率先内渡。
对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影响最大的要推唐景崧。5月23日， 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唐不得已而任之。5月25日，唐景崧上奏清廷称：“四月二十六日奉电旨， 臣景崧钦遵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25〕唐在奏折中“惟臣先行，民断不容”、“臣再相机自处”云云，表明唐是不得已而权宜充任“总统”，随时准备“内渡”。6月3日，日军进犯基隆，唐景崧在混乱中携巡抚印奔沪尾，遂于6日化装乘德国船逃回厦门。
唐景崧在日军进攻基隆之际逃亡的直接后果是：一，顿时造成城中一片大乱，“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占领这座城市的日军“不过八十名”〔26〕，唐景崧潜行被“日兵知觉，遂进台北如入无人之境”〔27〕。二，使一些爱国士绅失去了反割台斗争胜利的信心。这里，丘逢甲是一个典型。丘逢甲是台湾爱国士绅的代表，在清廷割台之际，他三次刺血上书，“拒倭守土”；他首创“台湾民主国”，推唐为“总统”，起草“台湾民主国”有关章程、宣言和临时宪法，出任“台湾民主国”的“义军统领”。当丘逢甲得悉唐景崧逃亡之时，他悲痛欲极，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28〕唐景崧既逃，丘逢甲深感无力收拾败局，便孤身遁避乡间，不久，被迫离开台湾退回大陆。临行时，他写《辞台诗》中有“孤臣无力可回天”诗句，折射出丘在唐景崧逃亡后已失去反割台斗争胜利信心的心迹。
唐景崧在反割台军事斗争方兴未艾之际逃遁内渡，随之，台中、台南的一批文武官员纷纷内渡。其中，有些是军事要员。在台中，林朝栋先前“以功保道职”，反割台斗争开始时，率劲旅驻台中。基隆失陷后，他慨然曰：“我战而朝廷不我赏，我遁而日本不我仇，我何为乎！”〔29〕唐潜渡后不久，即“弃师潜逃”。台中之失，与林朝栋直接有关。易顺鼎云：“台中之失，由于林朝栋、杨汝翼、邱逢甲之弃师潜逃。汝翼、逢甲皆不应治军旅之人；朝栋则本台中人，世号将家，兵皆佃户，保卫乡里，气力有余，乃以病风偏废，竟行内渡。”〔30〕
台中失守后，署台中府知府黎景嵩、署平安县知县忠满皆相机内渡。在台南，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台湾兵备道陈文騄早在台北失守时即西遁内渡。
毋庸置疑，台湾文武官员纷纷内渡，严重削弱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领导力量，动摇了军心、民心，加速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
说到台湾文武官员内渡，读者会注意到刘永福的内渡。我认为，刘永福的内渡与唐景崧、杨岐珍等官员内渡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差别。刘永福是在饷械俱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内渡的。当然，如果刘永福在台南失守后继续留在台湾，与台湾军民一起展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那就更完美了。不过，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刘永福，他毕竟是个封建社会中成长的农民出身的反侵略斗士。
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的失败，就其主要原因来说，如上所述三个方面。倘若在台湾被割让之际，台文武官员与当地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日军至少要花更大的代价才能占领台湾，甚至不能占领台湾，这诚如易顺鼎所云：“若能集兵力，得将才，结民心，通饷运，徼天之幸，未尝不可恢复保全。”〔31〕 当然，这种假设是脱离历史实际的。故，我以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图存，决定了台湾军民反割台军事斗争必然要失败。
注释：
〔1〕《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49。
〔2〕〔4〕〔7〕〔10〕〔11〕〔12〕〔19〕〔20〕〔23〕〔24 〕〔2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
〔3〕〔25〕俞明震：《台湾八日记》，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5〕〔8〕〔21〕〔27〕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6〕袁昶辑：《于湖题襟集》，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9〕〔28〕江山渊：《丘逢甲传》，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13〕〔29〕洪弃父：《台湾战纪》，《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
〔14〕〔15〕〔17〕〔18〕〔30〕〔31〕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
〔16〕《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67。
〔22〕《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