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与财政政策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需求结构与消费不足
我国经济总需求的基本特征是低（居民）消费、高投资和高净出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判定经济是否动态无效率（消费不足与资本积累过度）的方法。
（一）总需求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1979～2007年GDP年均增长9.8%。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形成的高资本积累率，低（居民）消费、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是总需求的基本特征。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资本形成（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处于高位。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由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6年的49.9%。2000年以来，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有加快下降的趋势，同期净出口占GDP比重加速上扬，由2001年的2.1%上升至2006年的7.5%。
从分类型来看（图2），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13～16%区间小幅波动。居民消费支出则从90年代初的50%左右下降至2006年末的36.2%。可见，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是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还呈现出城镇与农村不一致的特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明显要快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图3）。1991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波动较大，然而从CPI进行剔除得到的实际增长率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小额震荡，大大低于同期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明升暗降”，名义同比增长16.8%，比上年加快3.1个百分点。然而从CPI进行剔除得到的实际增长率来看，2007年实际增长率为11.4%，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66个百分点。
图4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1991～2007）
总的来看，近年来消费相对于投资与净出口增长缓慢，消费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消费不足。
（二）消费不足与宏观动态效率。
我们不能根据消费占GDP比重（消费率）下降或者说消费率比别的国家都要高，就判定消费不足。例如，日本经济长期维持高储蓄率，但并没有出现消费不足的问题（Ahn，2003）。
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消费是否不足或者储蓄是否过度的判定标准，即以福利最大化为标准，最优的消费率（储蓄率）是与经济的动态效率概念联系起来的。所谓经济的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从长期增长的动态角度看，其储蓄是否与经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而这里的判断最优增长的标准是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黄金定律（Golden Rule）给出的，即要求一个国家各期消费给家庭所带来的效用总和最大（袁志刚、何樟勇，2003）。当实际经济运行处于由黄金定律所要求的路径上（最优消费率）时，可以给行为人带来最大的效用。
根据Solow模型（1956），在经济实现平衡增长的路径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而与储蓄率无关。Phelps(1961)以人均消费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标准，在Solow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时，经济达到最优的平衡增长（最优平衡增长路径的条件为f′(k)=n+g)。Cass(1965)和Koopmans(1965)在Ramsey(1928)基础上建立了Cass-Koopmans-Ramsey模型，该模型把个人消费的效用函数引入模型，并且把储蓄率内生化。在福利最大化标准下，经济增长的修正黄金定律条件为f′(k)=θ+n+g(θ为主观贴现率)。Diamond(1965)建立的代际交叠模型把生命周期的消费函数引入模型，做了更精确的分析。根据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规则，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小于经济增长率，那么经济就是动态无效的，真实利率小于黄金率水平，这表明资本积累过度了（消费不足）。
实证研究判定资本存量是否过度一般采取几种方法：一是用企业利润率来估计资本的边际生产率（Tobin，1965；Solow，1970；Feldstein，1977），再以它与经济增长率比较。第二个方法是以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第三是Abel(1989)提出的AMSZ准则。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净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那么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反之则是动态无效的（D＜I）。其实这三种方法是内在一致的，资本净收益等于真实利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投资是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因此，比较真实利率（资本边际收益）与经济增长率和比较资本收益与投资是一致的。
Feldstein and Summers(1977)估计美国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约为10%，远高于经济增长率。Abel(1989)根据美国等G7国家的数据，Ahn(2003)根据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果是：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都是“动态有效”的，即使像日本这样的高储蓄率国家也不存在投资过度。
关于中国的消费是否不足（储蓄过度或者动态无效率），已经有一些实证分析。袁志刚、何樟勇（2003）通过比较1978～2001年中国企业资金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和分析1996～2001年的中国资本净收益，得出结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少在大多数年份中，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史永东、齐鹰飞（2002）根据1992～1998年的数据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另外一些实证研究也得出我国资本回报正在下降的结果（王小鲁、樊纲，2000；张军，2002），间接证实了资本积累过度的存在。
本文采用Abel(1989)提出的AMSZ准则，根据1990～2006年的数据分析，得出：199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资本积累过度（消费不足）的状态，但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动态效率出现了好转，这是由于2000年以来资本回报率出现了逐渐的好转（卢锋，2007）。
资本积累过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是相符的。我国长期奉行通过资本积累和出口导向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储蓄率在世界位居前列。为了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增加资源消耗的方法，这种发展战略是以动态无效率和牺牲社会长期福利为代价的。随着资本深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逐渐降低，一直到低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使得资本积累过度。近几年来，国家调整发展战略，从各项数据显示来看，情况开始有些好转。
二、消费不足的微观解释：消费理论
（一）消费理论的基本框架。
当前主流经济学进行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本框架是最优跨时期选择的分析方法。消费理论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LC/PIH）、包含多动机和多约束的一般化个体最优跨时配置模型以及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消费模型。
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认为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并不按同比例增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强调消费支出是当期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C=a+cY(a：初始支出；c：边际消费倾向；Y：可支配收入）。
20世纪60、70年代，以永久收入假说（Friedman，1957）和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为基础，引入动态优化理论，逐渐发展出基于多时期最大化方法下的消费决策理论。这类理论一般被统称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Hall，1978）。该模型认为家庭消费不仅取决于现在收入，而且还取决于未来的预期收入（Friedman，1957）。用持久收入来表示在长期视角内家庭的预期平均收入，今年和以后各年的预期收入的“平均水平”。Modigliani认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和财产收入，是根据一生的收入水平安排最佳的消费和储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使效用达到极大，消费者必须均匀地消费其一生的财富。由于消费者当期和预期收入不均衡，为了均匀地消费，必须进行储蓄以完成跨时期的均匀消费安排。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其中，
是可支配的劳动收入，W是家庭部门的金融财富。
几十年来，主流消费理论的主要发展都集中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的假设条件放宽之后的理论处理和实证讨论之上。这些假设条件的放宽使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耐用品和消费习惯等行为及动机可以进入到消费理论之中，使消费决策成为一般化的跨时配置模型。代表性的理论有：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流动性约束消费理论、缓冲库存储蓄理论。
由于风险的存在，人们（风险回避者）会在生命周期和遗赠储蓄之外更多地储蓄，以抵御可能的收入风险，这就是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s，PS）。预防性动机不仅依赖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依赖于资产状况。高财富水平的人预期未来消费的波动要低，在相同未来收入等不确定条件下，他们可以保证消费的不确定性比低财富水平的消费者小。当消费者预期未来的风险越大时，厌恶风险的消费者会选择将收入更多地储蓄起来，以防备未来收入和支出的剧烈波动。信贷市场不完善会使人们不能无成本地借贷，产生流动性不足，相应的储蓄称为流动性约束储蓄（Liquidity Constrains，LC）。如果把LC理解为一种风险，也可把流动性约束储蓄归入预防性储蓄。由于现实中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到钱，他只能消费当前的财富，因此与无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的消费比较低。
Deaton(1992)和Carroll(1992)提出“缓冲储蓄”（buffer stock）假说。它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是指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消费者一般要确立一个财富与持久收入的目标比例，在消费者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前提下，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消费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如果财富高于目标，消费欲望将战胜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使消费者选择大于当前收入的消费。“缓冲存货”储蓄是消费者应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一种自我保障机制。
（二）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解释。
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政治、历史习惯、社会因素等等。根据消费理论，我们归纳影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因素有：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收入分配、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
1.收入水平低。
消费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整体来说，居民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而我国的经济底子薄，只好通过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来为工业化筹集资金。这反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较慢。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6%，但是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图5）。这种收入分配增长速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经济增长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恶化。以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1.4%下降至2006年的40.6%，营业盈余占比从2000年的19.06%上升到2007年的30.67%。结果是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
图5
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90～2006）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收入水平低还反映在居民消费层次较低，恩格尔系数较高。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约为0.46，而2005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仅为0.15。居民消费结构水平较低，生活性消费支出比例较大，生产性消费支出比例太小。在生活性消费支出中，食品、服装等消费品的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等占较大比例，而耐用消费品、娱乐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的支出所占比例太小。有关消费与收入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消费与收入相关，并且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趋势。姜再勇等（2007）研究表明，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较为敏感，收入仍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杭斌、申春兰（2004）分析表明90年代后消费与收入相关，并且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为持续下降趋势。苏良军等（2006）采用1980～2003年29个省市（不含海南和重庆）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数据，发现城镇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0.71—0.75之间，而农村介于0.63—0.68之间；城镇的收入弹性介入于0.88—0.93之间，农村介于0.79—0.89之间。
2.人口结构因素：“人口红利”。
根据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人们在年轻的时候，收入很低，所以经常举债（动力储蓄），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将挣得更多的钱。在从事工作后，他们将开始为退休后的岁月进行储蓄，一旦退休，工作收入就降为零，人们就要消费他们积累的财富。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依赖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中年）净储蓄就会上升。我们以65岁以上人口加上0—14岁人口之和占总人口比例表示依存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65岁以上人口加上0—14岁人口之和占总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如图6）。自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在1983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如图7）。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儿童抚养比下降，总扶养比从1982年的62.6%已经下降到2000年的42.6%，中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这一时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扶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扶养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轻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中国60年代和80年代“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则会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由于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会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产生额外的储蓄率上升效应。
图6 0—14岁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图7
中国人口总量变化（1978～2004）
数据来源：《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3.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关于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现有的各种消费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中比重就越小，因此如果采用“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提高。
标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认为，人们会根据其一生的效用最大化来规划其消费储蓄，并最终耗尽其财富。根据这个假定前提，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与他的财富无关。富人并不比穷人相对消费得更少，收入分配不影响总消费。
Blinder(1975)修改个人必须耗尽其财富的假定，而假定人们通常会进行一些负储蓄，即留下遗产。这种差别的微观基础是：遗赠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越高，其中用于遗赠的比例也越高，在生命周期储蓄与收入无关的情况下，这会导致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高。根据这个假定，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通过影响遗赠储蓄来影响总消费。高收入者进行储蓄的动机，更多是出于遗赠目的（因为他们的收入很高，不必担心退休后消费水平会降低而进行大量的生命周期储蓄。同时他们有能力进行遗赠储蓄），所以其遗赠储蓄的比重很高；而低收入者则更多出于生命周期动机而储蓄（为保证退休后消费水平不致降低，同时也没有能力考虑过多遗赠），所以其生命周期储蓄的比重较大。可以推断，如果总储蓄中遗赠储蓄的比重越高，收入分配政策对提高总消费的作用就越大。只要把收入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就会增加总消费。
中国人具有更强的遗赠动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仍未开征遗产税，这使得遗赠没有任何成本。因此，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可能是造成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许多实证研究都证实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根据赵人伟等（1999），陈宗胜、周云波（2001），臧旭恒、刘大可（1999），刘福垣（1999），王珏（1999）研究，我国的基尼系数在逐渐扩大，财富及储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赵友宝、张越玲，2000；刘文斌2000；朱国林等，2002；袁志刚等，2002；吴晓明、吴栋，2007）。
收入差距扩大还造成消费需求“断层”（金晓彤、杨晓东，2004）。我国前期的消费主流是轻工、纺织、家电等产品，这些加工工业推动了经济增长。虽然当前鼓励住宅、汽车、旅游等消费，但高收入阶层对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已趋向于饱和，而中低收入层是由于收入限制而不能扩大这些产品的消费，造成消费结构的失衡。
4.不确定性预期增加居民预防性储蓄。
根据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造成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医疗保障体制的变迁、预期教育支出的增长、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养老方式的变化等经济转型增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强了其预防性动机。
刘建国（1999）对农村消费的研究表明，由于产权模糊、政府干预以及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大为提高，造成农村地区较低的消费倾向。袁志刚和宋铮（1999）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不仅加大了居民所面临的系统风险（即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加剧了居民个人所面对的个体风险。根据对上海居民储蓄目标的一项调查，他们认为推动储蓄比率不断上升的主要力量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谨慎储蓄的上升。肖争艳、马莉莉（2006）基于预防性储蓄消费模型，以利率的波动条件方差表示利率的不确定性，发现利率风险对经常性消费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商品房的消费有显著的滞后影响，总体上利率风险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具有滞后的抑制作用。姜再勇等（2007）研究表明，实际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物价水平及其变动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反向作用，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同样具有负面影响。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得居民没有必要进行谨慎储蓄，并形成一条平滑的消费路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都从不同方面证实了我国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宋铮，1999；龙志和、周浩明，2000；万广华等，2001，2003；孙凤，2001；孟昕，2001；罗楚亮，2004；曹和平，2002）。
5.流动性约束。
根据流动性约束的消费理论，当金融体系不完备，或者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时，居民会进行流动性约束储蓄，消费减少。李焰（1999）研究表明由于流动性约束以及较低的收入水平，我国50%以上的居民储蓄是用于未来特定的支出。袁志刚和宋铮（1999）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造成了居民住房和教育消费水平缓慢增长。万方华等（2001）研究发现，经济改革导致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本质变化。改革以后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不确定性因素则成为决定消费变化的另一因素。同时，消费者的异质性以及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导致了现期消费水平与预期消费增长率的下降。金晓彤、杨晓东（2004）认为我国即期的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不起作用，但远期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仍起很强的作用。
在我国，信用消费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提供信用消费的机构一般是商业银行。由于国民信用体系尚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能够享有信用消费的额度和群体都受到较大的限制，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还不能享受信用消费的便利。因此可以肯定，流动性约束是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要点
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总量来看，适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刺激消费需求。从结构来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初次分配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调整收入再分配、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并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以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等政策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促进消费。
（一）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
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就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适当减少企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及适当减少政府税收。分配结构是与生产结构——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及价格体系相对应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要素价格是市场形成的，企业会根据市场信号决定其生产结构。目前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存在一定的扭曲，非人力性生产资料（土地、原材料等）远没有市场化，资源品价格被低估，造成企业大量投资，很多投资项目效率低下。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关键是调节要素价格体系，让市场形成更高的资源品价格。进而改变企业及行业的成本结构，调节企业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
1.增租、收利、减税。
增租是指通过加快推行资源税改革和征收环境税，增加征收要素使用的租金。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收入进行要素价格体系改革，不仅有利于要素节约和环境保护，而且可以纠正整个价格体系链条的错配，通过更合理的价格机制引导资源更有效的流动。资源税的调整可以提高投资品价格，征收环境税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成本，这两项政策都可以纠正企业扭曲的投资行为，增加劳动要素的使用，从而达到增加劳动者报酬比重，促进居民消费，改善国民经济收入循环。
收利是指加快国有资产收益改革，收回国家资产的经营收入。国有资产收益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收益权的正当实施，它对于促进公平竞争、改善初次分配有重要作用。
减税是指推行增值税转型和所得税改革。两税合并以来，企业的所得税负下降，税后利润普遍增加。增值税转型对于降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加快创新有较大作用，在东北及中部地区试点很好，可以考虑全面推开。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
促进服务业发展可以减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就业，促进居民消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包括：专项资金采取奖励、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等支持方式，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营业税的改革，以促进服务业发展。营业税的改革主要包括税目和税率的调整。
（二）统筹城乡发展。
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财政政策在具体运用时，可以向农村倾斜。当前的一些重点可以放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对土地拆迁中的农民加大保障，加大农民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
（三）调节收入分配。
财政政策在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具体政策包括：开征遗产税、赠予税、高消费税；提高目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提高其累进程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
（四）调节居民不确定性预期。
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为了应付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居民减少了即期消费。2000年到2007年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图8）。2007年，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等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33.1%，且逐年提高，这大大挤压了居民对于其他消费的支付。在1998年之前，这些服务性支出大量由国家承担，具有一定的公共福利特性，199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使这些服务的支付由居民承担。对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世界银行专家也提出，由于社会保障网络的欠缺，未来养老、医疗及教育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储蓄，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才能促进个人消费。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严重滞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图8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医疗、教育、居住等支出占比（2000～2007）
为有效地改变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财政应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关系民生的支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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