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1937-194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权力论文,结构论文,抗日根据地论文,试述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1-0122-07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学界已有很多论著。但从区域史的角度而言，研究地域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对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尚不多见；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域，对于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的研究尚停留在叙述的层面，未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笔者收集了大量有关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的档案材料，欲以此为分析的主要依据，就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置从基层权力主角的转换和基层组织的再造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乡村权力主角的重塑
（一）抗战前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权威构成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晋西北乡村社会是由阎锡山政权控制的。阎锡山在民国八年实行“村制”，设立编村。“村足若干户而地方适中者为主村，其余小村距离远近适宜者为附村。每编村村长一人或村副一人或二人，二十五家为一闾，有闾长一人，五家为邻，设邻长一人……以编村为施政单位”[1]。新“村制”把“村”增设为官制系统的行政单位，不仅是国家政权向乡村渗透的重要步骤，而且意味着地方权威的官僚化。在阎锡山的“村制”中，对村长、村副都有资格限制，“除年龄满三十岁以外，村长起须有不动产三千元以上，后来虽有降低，也要在一千元以上，村副要在五百元以上”[2]。从以上资格条件我们可以看出在“村制”的施行中，乡村领袖的人选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从对财产的限定来看，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担任的，阎锡山所依靠的对象大部分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权威——地主士绅。“一年一度的‘村选’，经过个把星期就能全部做完。其实不用开票都知道当选的是哪些人。譬如魏家滩一定是裴某某，高家崖一定是高某某……老百姓认为这些‘乡绅’是当然的村长或村副，除了这些人别人干不了，自己连想都不敢想自己可以当村长村副。”[3]“年高望重，有钱有势的”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意即传统的乡村权威集财富、权势、声望于一体，而作为一家之长年高的家长最有可能成为其权力的中心。除此之外，当地民众所认为的乡村领袖的“办事能力”也显得格外重要。一些学者从国民党统治时期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取向研究中得出结论：“农民认为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对这个外部世界村民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4]因此国家的利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与地方社会的利益是背离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晋西北乡村社会，乡村民众将国家视为与己无关的外部世界的意识更为强烈。这里的民众一般把国家的“公事”当成与己无关的甚至危害其利益的但又必须完成的任务，认为在办“公差”中能与上级周旋的人，同时具有诸如“玉石嘴”、“能抗公事”、“会应付”等能力的人是最称职的乡村领袖。如当时的一位乡村干部谈到：“部分群众认为最好的村长是应付上级，长于抗差的，至于派粮、派款多少，是否贪污还在其次。因此有些村长就专靠抗差来维持在落后群众中的‘威信’，如能抗差，首先就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否则廉洁也坐不住。”[5]
撤除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藩篱，唤起民众对国家政事参与的意识，从而取得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是阎锡山“村制”的目标之一。正如阎锡山谈到实行“村政”的原因：“以晋省而言，村民涣散，不闻政治，几至认政治为国家所有，与人民决无关系者，痛痒既不相关，休戚更难与共”[6]。在其“村制”中，把在农村中有钱有势、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地主士绅吸收进其行政统治网中，主要是由于传统的乡村领袖在乡村社会中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阎氏期冀通过这一举措，消除上层政府与地方社会相分离的状态，达到其控制乡村社会，并从中汲取社会资源的目的。结果是，从表面看来，传统的土生土长的乡村权威有了官授的合法身份，并为阎氏的军阀统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税收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地方社会控制的目的。但是，作为国家与地方社会沟通的惟一渠道，这些新进入官制系统的乡村权威，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时，并未成为“通上下壅蔽”的链接，反而因为有了这种官方的授权，利用官方赋予诸如税收之类的权力，在为“公家”办事的过程中贪污中饱，使他们对地方社会的责任感和保护性减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与政府一道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村政权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要’，即要粮、要款、要兵、要差。许多在公费项目下开支的却另行摊派。上级人来吃饭，花五角钱，账上写买酒钱若干，肉钱若干，以超过原价数十倍的数目向群众摊派。什么修理费、购置费等又可以随意出账……摊派不公，有时群众难免要问两句。这时村长或闾长的答复是：‘嫌不公你来办呀！’”[7]在当地的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村公所好比阎王殿，阎王爷就是村长特派员，还有地下三朝官，就是主任协助员，村警好比催命鬼，白天黑夜来催租，闾长好比地方官，不是催粮就催款，家家户户都发慌。”[8]可见尽管“村制”的实行使得阎氏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支持其军阀统治的经济来源，而当地主士绅借助政府授予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时，政府的政策向乡村的贯彻则大大打了折扣，因而，阎锡山军阀政权对乡村的渗透是有限的，“村制”的结果只是将传统的乡村权威从地方社会“剥离”出去，不仅未将上级政府与地方社会的距离缝合，反而由于基层权力执行者的劣行大大毁损了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把政府的利益与地方社会的利益进一步对立起来，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
（二）抗日民主政权对晋西北乡村权力主角的重构
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建立于1940年春，并于1941年初开始了基层政权的正规化建置。抗战以来，晋西北的政权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动。首先，由于抗战的爆发以及受“晋西事变”战事的影响，使地主士绅经济利益受到很大冲击。其次，由于抗战后一般负担的加重及根据地“合理负担”的执行，地主每年负担超过了收入。加之“晋西事变”后，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刚刚正式建立，实行了过左的“四大动员”政策（军鞋、献金、囤粮、扩军），负担主要落在了地主富农身上。再就是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亦大大减少了地主士绅的高利贷利息及地租收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无疑动摇了其权力的基础。因此，“政权结构中从县以上看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扫除了地主富农的把持操纵，惟地主富农把持村政还有些”[9]。抗日民主政府欲通过民主“村选”的方式合法地改造村级权力机构，扫除阎锡山政权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权力基础，使得基层政权和平过渡，从而稳定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权力结构，达到对乡村社会资源控制的目的。而这一过程是经过多次基层的民主“村选”运动而逐步完成的。
首先，我们以兴县蔡家崖“村选”结果为例来看1941年的“村选”结果。“村选中各阶层一般趋向：在今天无论任何阶层，是趋向中农。如地主富农估计本阶级力量已脆弱，但仍不放弃其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就趋向和本阶级利益不过分冲突的中农了。村选中最初这些人替张致全、王元鹏（富农）竞选，但后来估计到他们的失败，所以又转替韩为大、王家保（中农）来竞选，其原因是本身力量的不足和‘基本群众’的觉悟给予他们的威胁。贫农、雇农基本上为获得生活上改善，从封建势力解脱出来，但由于本身的困难，对本身力量的轻视，政治资本不雄厚和在经济上中农与他们的矛盾不大，所以此次试选中，他们趋向中农，一般都选了办事公道，不欺负人的中农王家保、韩为大。”[10]
从1941年的“村选”结果来看，新的乡村权力的主角以中农为主。此时由于抗日民主基层政权的初步建置，地主富农的力量从整体上走向没落，贫雇农由于生活困难，耽误不起工夫，且参政的热情尚未激发起来，多不愿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形成了基层政权结构中以中农为主的权力格局。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1945年“村选”的结果。
1945年兴县六个行政村当选的自然村主任、村代表总结表[11]
试选村
二十 杨家 康宁 贾家 魏家 蔡家 合计
里铺 坡 镇
沟
滩
会
地主
11 2 4
成 富农 2
2 6 3 2 2 17
中农33 46 22 19 26 32 178
贫农14
1 34 8 35 20 112
分 雇农 1
1
2
商人 3 1
4
边区 11 2
英 县
2
2 2 3 9
模 行政村
1
5 5 3
2 16
自然村
6
3 7 4 20
农干 7
8 6 1 2 24
干 分小队长 5 14 3 1 8
3 34
连任主任 2
7 6 4 11
6 36
连任代表15 24 13 7 21 16 96
部 落选主任 8
5 4 3 4
6 30
落选代表 8 15 8 7 31 21 90
在中 在中
农中 农中
新中 新中
备考 农38 农10
人老 人老
中农 中农
8人
9人
从1945年“村选”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乡村的权力主角仍以中农为主，但其内容却发生了变化，如“杨家坡村当选的四十六个中农中，新中农三十八人，老中农只有八人，贾家沟新中农十人，旧的九人”[12]。这是由于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关系民生的各项群众运动，如减租减息、变工互助大生产、春耕秋种、妇女为主的纺织运动等，以及民主政权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基本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加之民主政权大力宣传鼓动，普通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发生了变化，参政的意识有所提高，因而许多新翻身的中农进入到基层政权中来。此外，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基层权力主角的重塑，其意不仅仅在于通过“村选”的方式使“基本群众”的代表成为权力主角，达到对旧日以地主士绅为权力主角的基层政权的改造，还在于通过动员新的基层权力主角领导民众来执行其抗战建国的各项法令政策，因而吸收在运动中涌现出的具有一定威信的乡村领袖加入到基层权力的结构中来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村选”“不仅选进了一大批英雄模范，而且农会、武委会有威信的干部也大部分当选，落选的多半是不负责的，违抗工作及老好人和老得没牙的；当选的一般是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或英雄”[13]。
从上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7年～1945年的乡村权力主角变迁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出其变动的一和清晰的脉络：随着抗日民主基层政权建设的展开，晋西北乡村的权力主角由传统的集“官授的正规权力、地主士绅、家长”于一体的乡村权威转向按阶级划分的中农、贫雇农为主的“基本群众”的代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处于从国民党阎锡山政权向共产党政权过渡的阶段，如何将旧的基层权力结构改造成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权力基础，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这是此时基层政权建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抗日民主政府在基层政权的建设当中，通过民主“村选”的方式将昔日的乡村权威从基层政权剔除出去，代之以“基本群众”的代表，其意不仅在于将其阶级理论付诸实践，也在于希望新的权力主角在行使上级政府所赋予的权力时，不再重蹈民国时期失败的覆辙。其理论依据主要在于新的权力的主角不再是剥削广大民众的地主士绅，而是与“基本群众”出身相同的贫农、中农。民主政权期冀通过吸收“基本群众”的真正代表进入乡村基层权力结构，使他们成为“沟通上下、教育人民，使人民认识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团体的利益，目前的利益要服从永久的利益。同时使上级政府要了解民间的情况，使得政府的政策法令能够灵活地适应于不同的环境，自己要做人民的公差，又要做人民的公仆”[14]，以此获得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
（三）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及其纠正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在从事基层政权工作中暴露出一些偏差，对此抗日民主政权下了很大的力气进行纠正。
其一，由于新的乡村权力主角是以中农和新翻身的中农为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文盲或仅仅粗通文字，因而在传达上级的政策时有时不能全面领会，加之受旧日乡村办事人员工作作风的影响，屡屡发生强迫命令的作法，致使民主政府的一些法令不被民众理解。这种情况在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存在。正如当时一篇社论所评述的：“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都是从来没有问过公家事的工农分子，他们怀抱着满腔的革命热忱，具备牺牲苦干的精神，但是由于文化程度低浅，对于政府的政策往往不能有全面的了解……在工作方式上习惯于直接了当地摊派命令，却不善于适应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去说服教育，因此使得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由县区传到乡、乡传到村，往往沿途丢失，最后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命令，使人民分不清今天的抗战负担跟旧社会的‘完粮纳税’究竟有什么区别，使人民只感到公家跟自己的日常利益是相矛盾的，而不能够认识日常的利益与政治的利益的统一。”[15]为了纠正以上偏差，晋西北民主政府在基层政权建设中非常注重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干部进行教育，如举办干部培训班、开扩干会，以及在“冬学”中对基层干部进行政府的法令政策的教育等，使乡村的基层干部在具体工作中逐步转变工作作风，对民众采取说服教育、民主的方式，从而使民众理解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认识民主政府从根本上是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的。
下面我们从一个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反省”材料可以看出，通过转变工作作风，就可以使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得到较为顺利的执行。“我是郭家墕村主任，我们村里对我有许多反映，说我压迫人家。我心里常想：当了主任是个干部，干部的话，应该说一句算一句，老百姓不听干部的话，还能行？过去旧政府时，我见人家办事人，一遇见灾害，就由他自己给全村摊开，我年时当主任，认为自己有了权了，就用摊的方法，我不晓得什么是个民主。这几天的会，开得我的脑筋有了些开化，越想越不对，往年时冬，要集军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给我们村计划给老百姓自动集一千块，我回去就按户每家摊了五十块，款是集起了，可是下层有反映，说我主任办事不公道，‘枣核桃一类数’，为什么不论穷富一律五十块？我那时心里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见多……这一次开会，我可想通了，前天队伍打开方山圪洞我想应该发动劳军，这次我再没有用摊的办法，我民主了一下，让众人们自动，想不到人家都自动哗哗报上来，你出三斤面，我出一担萝卜，不论穷富都出得干脆，比心里事先计划的多，你们看，不民主，群众有反映，事情也弄不好，发扬民主，事情就办得比想象的还要好。”[16]
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工作方式的转变，在忻县上沙沟村“变工组”活动中也有体现。“忻县检查了春季生产之后，发现上沙沟变工组织得较好，而变工队长张春英领导贯彻调查、说服与民主检讨的精神，则是他成功的原因。在着手组织变工时，他不采用开会动员的方式，而是个别了解与说服。最初他只找了徐二满一个人，根据徐二满没有牛而自己有牛的条件，整整劝说了十来个晚上，说得徐二满愿意了以后，两人又共同说服李二毛和郭从有，他们的情况也是一个有牛一个没有牛，互相需要变工。变工发生问题，也以调查和说服的方式解决。一次开荒以后，郭从有疲劳不堪，第一天说是‘参加变工开会，老婆和他吵架’，无论如何不去了，张春英和徐二满向他老婆作了调查，大家开会教育，郭从有也检讨了自己的不对；又一次李二毛也不说什么就不变工了，问他为什么也不说。向他母亲作调查，才知道是因为给他的豌豆地耕迟了，于是第二天就给他耕，又开会检讨，二毛也作了反省，解决了问题。村里人亲眼看到变工省工有利于生产，连最初骂‘变工是胡闹’的薛银有也认为‘的确不赖’。现在全村已经扩大到四个变工组，包括二十户人家。”[17]
通过上面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民主政权与民国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给予了乡村干部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使其适应新的公共身份的角色变化。新的基层权力主角以从未有过的“民主说服”的工作方式执行上级的政策，使得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在民众认可的状态下得以实行，从而使民众支持和拥护新的抗日民主政府。
其二，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在工作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他们尽管出身大都是贫农、中农，不可能再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对民众进行剥削，然而这并未完全消除新的乡村权力主角利用新获得的职权从事贪污而导致严重脱离群众的情况。如“宁武二区新堡是工作开展得最早的老区，还在新政权正式建立之前，我党即在群众中工作，数年来，该村于尖锐对敌斗争中，始终表现英雄坚毅……可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也发生了干部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最明显的是在买地的运动中，几乎个个村干部都滥用权力，比群众多买了地，而且多是近地好坪地，而群众则是坏地，甚至根本买不到地，如四三年农会秘书周某某，一年就买好坪地八垧。他的买卖方式是这样的：地主周林如欠下公粮，他一面鼓动闾长去叫地主周某限期交公粮，一面暗中告诉地主周某：‘只要你把地卖给我，公粮可缓交。’在如此‘逼迫’下，本值二十元白洋的土地，六元就便宜卖给了他……这样，使得群众普遍看不起干部，干部威信扫地”[18]。这种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如果不对其加以纠正，将会给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建设带来不利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抗日民主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民国以来由于国家政权的扩张所需的大量摊款和税收离不开“赢利型的经纪”[19]，即对赢利型经纪的再生无可奈何。这是阎锡山政府欲维持其军阀政权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正因为此，对于进入官制系统的乡村权威的贪污劣行，阎锡山政府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抗日民主政权在基层政权的建置中，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动员群众的组织方式，摆脱了对乡村“赢利型经纪”的依赖，因而对于其基层政权的权力主角所发生的贪污腐败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抗日民主政权主要是通过发动群众对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行揭发，以及重新改选新干部的方式，将这种行为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村选”等方式，使得中农、贫农为主的广大民众的代表进入到乡村的权力中心，从而根本上消除了地方权威凭借其经济优势与民众产生对立的可能性，加之民主政权对新的权力主角不断地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其在民主政权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基层权力组织的再造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对基层权威的重构与改造，使得新的权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为抗日民主政权在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抗日民主政权欲争夺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势必要同乡村固有的权力组织结构发生碰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的传统权力赖以存在的文化网络在控制社会资源上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它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对立，领导体系得以形成。”[20]民国初期山西实行的“新村制”将村一级纳入正式的官制系统，但村一级地方权威的权力发挥需得要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内生的权力网络的支持，因而，民国以来国家政权的建置给传统的权力组织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尤其在偏僻落后的晋西北乡村社会，村落家族、乡村公社、宗教组织以及秘密会社组织仍具有很强的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功能。任何一种外来的力量欲将其权力向这里延伸，绝非易事。
史料记载了30年代发生在临县和离石县交界处天宫寺，由于官方与民间会社争夺三株古柏而发生的争斗的前后经过，足以说明传统的权力组织在晋西北乡村社会对民众的集结力，以及官制系统对其渗透和控制的有限性。“天宫寺附近28个村落联合举办的寺社习称28社，每年由28社举行庙会、唱戏、祭神。后来东社、墕头退出寺社，只有26社了。民国八年初春，临县派人前来天宫寺砍伐古柏，被寺沟村的乡绅薛庆长等人阻拦，未遂。民国二十年，临县知事马延久批准将古柏打来修建三交高等学堂，并让人用三百银元贿赂薛庆长不要阻拦打树，薛不但拒绝，反而训斥了一顿来人。民国二十年三月初八，知事马延久仍指派人在保安队的带领下砍伐柏树，五六天后，26社在薛庆长带领下堵打柏树，官方打柏树的人被迫撤回。知事马延久并不甘心，又派保安队抓走了26社的农民李正言等人，引起26社的愤恨。民国二十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上午，26社的500多壮丁，人人手拿武器在临县交界处与保安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均有伤亡。民国二十三年，省府判天宫寺柏树是‘公产’，不是‘官产’，撤销临县知事马延久等人的职务，26社最终取得了胜利。”[21]
除了上述的民间会社组织，在晋西北地区秘密会社、宗教组织亦不少见，如兴县石门庄行政村在1940年的调查报告里就提到了哥老会、佛教以及外国教会，其中尤其以哥老会活动为多。[22]而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其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村落家族的组织形式较为普遍。这种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如民间自发的变工互助“锄地变工，是土地较远的农户，自己人少，因此找家族、亲友或相好的变工，一天锄完，他再给人家还工；捞麻晒麻捞出后不管多少都要在太阳出山前全部铺开，人少是不能做到的，一般的人家全是变工，他们是家族亲友关系……”[23]而值得注意的是，村落家族的政治整合功能亦较为突出，如1941年根据地“村选”时，一些农民习惯于以村落家族的组织形式参加竞选。“王家坡有‘分散户’（外来人）与‘坐地户’（本地人）两个‘封建集团’，一部分上层分子领导基本群众，互相对立，为他们效劳，双方斗争非常激烈，连80岁的老太太都到场，你提一人，我亦提一人，不管提的人好坏，专为意气用事，互相打击，直至在一块候选区名单上硬把一个人写成两个名字。石佛山是刘户与张王户按户族地区分成两个派别，双方几个头目不时地斗争。杨家坡马有福联合同姓的马有贞、马有禄、马有祥等数家结成姓马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在村中自己宣传村中要选的人，同时通过其党羽发动群众选姓马的。”[24]
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组织结构还在较大的范围内存在，仍具有很强的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功能。民国建立以来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渗透，抗日民主政权在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的建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沿着民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的轨迹向前发展的，这样，被定义为“现代化的敌人”的各种“封建迷信”意识和组织无疑是革命的对象。然而，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动中，破除各种“封建迷信”思想、瓦解其组织，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在政权过渡的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各种有利于抗战的社会资源，而乡村内生的权力组织大大抑制了基层政权扩展的空间，如何冲破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对基层组织进行再造，使得抗日的各种组织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是抗日基层政权在乡村社会得以立足的关键。这一行动是由三个互为因果的环节组成的。
其一，对传统的“封建意识”的改造。
共产党定义的“封建意识”包括“家庭观念，讲人情、讲面子，封建的亲属关系，群众之舆论，命运论，自私自利，迷信等”[25]，这里面有许多是基于血缘地缘组织而形成的一些农村中自生的传统观念。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向乡村扩展，为了求得农民对新的基层组织的认同，就力求削弱民众中的种种“封建意识”，从而否定传统权力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基层政权又将“阶级的观念”通过各种通俗的方式逐步注入民众的意识当中。如史料记载：“边头村是王、田、郭、石几姓共15户的小村子，其中王姓12户，田、郭、石各一户。王姓户族大，是所谓‘在地户’，势力相当大，其他三家都是所谓‘外来户’。80年前，王姓户内某某（现已成绝地户）将边头村坪地58亩押给债主石某（现已绝户），当时未作死契。隔十余年，田某之祖父即由石某手中承种此地，一直种到民国三年。田姓因石姓户绝，无人经营，即将此地向当时政税契写了个‘申告书’。今春王姓以王一为代表、王二为帮手，组织王姓一族提出理由种种向田姓要地，而田姓拒绝。王姓势大，把地夺去，田某全家无奈，告到政府。经过政府思想法令政策的教育，让群众明确了此地是绝户地，应归公代管。并且教育群众打破王田两姓的界限，认识到‘天下农民是一家’，并从受压迫的方面让群众诉苦，启发两家从劳动发家方面反省。田某的父亲讲述了起早爬黑的劳苦一生，感动了王家，使王家的‘基本群众’认识到田家不是斗争对象，王一才是真正的斗争对象，因为他暗中反对减租。于是人们开始酝酿向王一的减租清债斗争。”[26]
上述案例使我们看到民主政权往往把宗族之间、村落之间的冲突引向阶级斗争，从而削弱民众的村落家族意识，并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来教育民众，达到弱化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村权力组织的目的。
其二，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网络凝聚力的松动。
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由于偏僻闭塞，这里民众的“封建意识”浓厚，对传统的权力组织的依赖较强，因而民主政权在基层权力的建设中，除了不断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及“阶级的观念”取代人们的各种“封建意识”，还通过各种群众运动使普通农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从而使民众摆脱对传统的权力组织的依附。“就五寨几个村子的情况说来，农村中一些迷信组织是为地主所操纵着的，一些什么‘点拳师’、‘坛主’几乎都是一些地主的人。他们向农民灌输什么‘命运’、‘良心’，‘挨人的打，不要打人；吃人的亏，不要占便宜’等宿命论观点。”如“小寨村，这个村子完全由一些封建迷信组织来掌握（他们笼络上村干部）。去冬反贪污成果未分给农民，斗争出的好地几乎全调剂给一些迷信组织人员，贫苦农民只分得二三垧的‘狼不吃’的地……杜县长和孙善文同志在这村工作，耐心与一些正派的农民亲近，发现了此问题，即由农会讨论，把好坏地打乱重新分配……紧接着，向群众教育，贫穷不是命运，而是由于地主剥削，于是又清算义仓，在清算中有人提出地主吕应宪转嫁负担，于是即领导群众与之清算，并把此清算出之款项多分给受苦的贫苦农民。此时某某会中就有了矛盾了，一些一时被欺骗参加的群众要向头子算帐，并纷纷自动脱离该组织，李五参加某某道十二天，花了四元白洋，他说：‘你快还我那四块钱吧。’斗争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这村工作同志一直努力为群众谋经济利益，从中启发群众的觉悟。”[27]
其三，基层组织的再造。
抗日民主政权在晋西北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中，使旧有的传统权力格局逐步瓦解，以阶级划分标准逐步取代了村落家族整合社会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层组织再造。新的基层组织是超血缘和地缘的新型组织，以农会为中心，包括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组织等，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各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中坚的作用，并在领导民众运动中提高了其在群众中的威望，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从而使得民众对旧有的权力网络和昔日的乡村权威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由于新的群众组织逐渐成为了团结群众的中心，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对基层组织的再造逐步达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如“临县一、三、五区三十九个自然村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召开了减租大会。到会佃户六百余人，地主二十人。会议开始，由群众选出县农会薛广大等九人成立减租委员会，以领导大会进行。先由薛广大报告政府减租法令，接着群众纷纷提出地主非法夺地，不减租等问题。在农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下，对个别不明大义的地主经过劝解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大会解决了夺地问题及佃户提出的许多要求，农会的威信大大提高，未参加农会的农民，当场要求加入农会的，有三四十人”[28]。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对民众“封建意识”的改造以及传统的权力组织形式的不断瓦解，代之以超血缘和地缘的群众组织，并在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要和领导民众进行各项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并进而逐步达到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
结语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为巩固其权力基础，获得晋西北乡村社会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提出了“一切工作在于村”的工作口号。本文从乡村权威的角色转换和基层组织的再造两方面阐述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改造，达到对社会资源的逐步控制并将其纳入其施政的范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可以看作新民主主义国家基层政权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的一个实验，该区域的基层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今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向乡村的延伸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乡村权威角色的转换来看，抗日民主政权从阎锡山军阀政权依靠乡村精英转向依靠普通民众，乡村权威由地主士绅及其代理人转变为基于阶级划分的“基本群众”的群众领袖。民国以来阎锡山的“村制”，将村一级纳入国家正式的行政单位，使得地方权威获得官方的正式授权。然而同时，地方权威也利用了国家授予的权力，在办“公事”的过程中从中渔利，使得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政权建设在阎锡山军阀政权失败的基础上展开，对新的权力主角不断进行各种政策和法令的教育，使其在行使权力、完成上级的各项任务时多用说服教育民主的方式，从而使得民众对民主政府的抗战建国的法令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接受，消除了政府与地方社会的隔膜，最终取得了民众对抗日民主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另外，民主政权还通过发动群众，对基层干部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斗争，从而避免了国民党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失败重现。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要想在乡村社会立足和发展，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必须摧毁乡村传统的权力网络。由于晋西北乡村社会的落后性，在三四十年代传统的内生的乡村权力组织活动仍较频繁，极大地抑制了民主政权的扩展空间。为了突破传统的权力网络，民主政权通过削弱民众的“封建意识”，代之以“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阶级观念，并且在群众运动中弱化传统权力组织的凝聚力，同时进行基层组织的再造。超越传统的以农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通过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各项斗争树立了威信，发挥了重新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各种基层群众组织不断壮大，民主政权对晋西北乡村社会资源得以逐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