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审美情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趣论文,阮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阮籍是中国魏晋著名的玄学家、文学家与诗人。古今学者对阮籍的研究多囿于文学，特别是限于对其诗的评点，却极少有人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他的审美观，尤其是很少有人系统地谈及其审美情趣，这可谓中国美学史微观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阮籍的审美情趣既体现在他的诗赋，特别是《清思赋》、《大人先生传》之中，也呈现于其生活情致之中。阮籍的审美情趣表现在对超形式的内容美、幽清的纯静美、超物质功利的精神纯洁美及自然山水美的崇尚，显示了魏晋时人们重内心审美体验，强调空明的审美心胸以及恣情山水的审美情趣，这正显示了魏晋人的审美意识的觉醒和审美经验的极大发展。
第一，崇尚超形式的内容美。《清思赋》是阮籍的一篇充满抒情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优美散文。既有奇丽的审美想象，又蕴含着深邃的哲理玄思。在文中，阮籍说：“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8年版，第13页）他认为，形色音声只是事物外在的感性形式；审美主体不能停滞于对这些外在形式的观照，而要超越形式，体悟其美的内在旨趣。他强调美存在于事物的内在本质中；因此只有对美的深层意蕴的观照，才能真正领略美的风光。“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第41首，选自《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著，黄节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正说明阮籍对功名声色的淡泊，不以单纯的声色为真美。对内容美的强调，明确表达了他对美的本体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美的形式与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形式。一般的形色音声并非是美的形式，也不能成为审美对象；只有当这种物质形式符合了美的规律，如和谐、均衡、对称等时，才能被认作是美的形式。从审美主体看，审美观照诚然离不开外在感性形式，但若只流于对形式的观照，这种审美就是表层的、肤浅的。只有透过形式领悟到美的深层意蕴，才是深刻的。所以审美能力、审美经验越高的人，越能体味到美的深层内含。阮籍对内容美的崇尚，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审美能力的高度发展，审美经验的极大丰富，以及魏晋对内在无限自由美的审美主题的追求。从审美客体来看，如果一个审美对象只能以外在的形色音声去吸引人们，不能诱发人们沉潜到超越形式的内在意蕴中，那么，这种美的对象还只是粗浅的，不深刻的美的客体。因而，从审美主、客体角度，从美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看，阮籍“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的观点是深刻而正确的。
阮籍偏重内容美的这一审美情趣，与其自身审美理想人格的建构准则是一致的。阮籍处于魏晋战乱之际，曹室失势，司马氏集团统霸天下。司马氏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大肆提倡名教，但是，他却做尽悖逆名教礼法之事。随意戕杀名士，以翦除异己，这正说明他所提倡的名教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当时有许多人就信守这种虚假的礼教。阮籍对种种夤缘势利，言不由衷，矫伪造作的人格形式极为厌恶，也极憎恨这种虚假的儒家礼法，而勇于坦露自己真淳自然的人格追求。《晋书》本传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邻家有位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常前去饮酒，并醉眠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上，第17页）足见他心地纯洁坦荡，以真淳自然的审美人格形态大胆地坦露出人格本态，毫不做作。又有一次，“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同上，第44页）这表面颇为荒唐悖情的举止，却正是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同上，第17页）的人格表现。他无视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规范，自然真挚地表达对有才色女子早离尘世的婉惜与哀痛，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无限眷恋，以及对美的自然欣赏，对美的凋零的悲怜。不矫情伪饰，不浮华轻薄，行为高雅脱俗而出于真心自然，多么淳朴清雅自然的“初发芙蓉”的人格美！这与儒家“文质彬彬”的传统人格标准是绝相迥异的，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规范束缚，而是任性纵情，放浪无为，情感与神态全出于真心自然。阮籍还在《大人先生传》中虚构了一个奇妙的自喻式的大人先生，他“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同上，第71页）“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同上，第72页）这正是阮籍对自我逍遥越世，与造化为友，自然驰骋的审美理想人格追求的形象描写。阮籍的这种无雕琢痕迹的外在人格形态，正说明他在人格构建上，追求超越外在人格形式的主体内在人格之美。同时也体现出他对个体内在人格价值的肯定，以及魏晋时人的意识的觉醒。阮籍用毕生精力，追求无视世俗，鄙弃功名的无限自由的内在审美人格。“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大人先生传》）如此，在审美遨游中，心灵与自然本体相冥合，个体人与自然大道同体，“与道周始”，“返乎大道之所存”，“直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同上）本体人格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无限自由的人格，正是审美的人格。“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之”。（《阮籍·达庄论》）阮籍的这种不虑外表，而执著地坚守自己内在本质的清洁，对无限自由审美人格的内在追求，体现出他对个体无限自由生命境界的热爱。重视个体本体人格的建构，强调自我个体的审美追求，正是魏晋玄学的主题，也恰是阮籍重内容美的审美情趣，在其审美理想人格建构中的具体体现。
第二，崇尚一种淑清而幽深的纯静美。阮籍在《清思赋》中说：“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即认为真善美存在于无形无声之中，正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老子》第40章）“微妙无形，寂寞无听”，指“大象”，“大音”，亦即“道”。“道”是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无形无声的，是阴阳变化体现出的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体现着生命本体的变化规律。
阮籍对纯静美的崇尚，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审美的极大发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美的观照与政教伦理善的观念相关，审美情趣具有浓重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色彩。阮籍对纯静美的追求，屏绝了儒家善的观念，既是对司马氏及所倡导的虚伪礼法的嫌恶与决裂，也是对世俗功利桎梏的挣脱。阮籍对纯静美的崇尚，还体现出魏晋士人偏爱清幽宁静的审美情调，也与魏晋士人适意恬淡，高洁和谐的人格追求相适应。这标明魏晋时的审美情趣及美感，都进入了纯粹的美的领域，具有了纯粹的追求真美的审美意味，标志着魏晋时期人的美的意识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第三，崇尚超物质功利的精神纯洁美，亦即是清虚的恬淡美。在《清思赋》中，阮籍说：“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其中，“清虚寥廓”，“飘飖恍惚”，“冰心玉质”，“恬淡无欲”，是阮籍所强调的美感心态。挣脱物欲羁绊，以超旷空灵的心境进入到审美对象中，才能体悟到世俗中难以获得的清洁适意、怡然深沉的美。如他描绘的静夜美景：“轻帷连飏，华茵肃清。鼓蚌微吟，蝼蛄徐鸣”。（《清思赋》）就是在这样一个夜虫细语吟鸣，草茵清风吹帷的静夜里，阮籍“望南山之崔巍兮，顾北林之葱菁”，看到“大阴潜乎后房兮，明月耀于前庭”（同上），山林默伫于远方的夜色中，眼前是月影泻清辉，心与物交融了，身心达到了“清虚寥廓”，“飘飖恍惚”，“冰心玉质”的境界。于是，想象插上了双翼，任情地遨游于身心与宇宙相契的境界中。“神物来集”，思绪横溢，时有顿悟，“乃申展而有缺寐兮，忽一悟而自惊。焉长灵以遂寂兮，将有歙乎所之。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同上），这是审美想象在空灵心境中的随意驰骋，以及审美顿悟时的灵感突发，意念丛生。这也是一种近似禅境中对美的体悟的优美描述。
阮籍在其它诗赋中，也曾多次描写这种虚静、纯洁、恬淡的美。如他在《东平赋》中说：“窃悄悄之眷贞兮，泰恬淡而永生。”这是无视世事，超越物累，眷贞适情的纯洁的人格追求。“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阮籍·首阳山赋》），“猗与世上士，恬淡志安贫”，“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阮籍《咏怀诗》第73首），说的都是要守道保真，追求超物质功利的精神纯洁之美。
阮籍崇尚精神纯洁美的审美情趣，深受庄子美学思想影响。庄子美学强调心对物的超越，心与物的和谐。他主张“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即超越物欲功利，达到身心审美的逍遥游。不仅审美心胸要弃功利物欲，达到虚静空灵境界，而且要忘己忘身，忘形去智，即庄子所说的“坐忘”，“心斋”。可见，阮籍与庄子都追求一种以恬淡无欲的心胸而获得的精神纯洁之美。所不同的是，庄子相对强调弃尘世功利物欲的空明心境对悟得真“道”的作用，阮籍却比庄子更强调超功利的心境对获得美感的意义。因而，阮籍比庄子更注重审美想象与审美体验，其审美情趣也更具美学意义。
阮籍的这一审美情趣突破了儒家以政教为中心的崇尚标准，将美从主体身外善的功利世界拉回到个体内心，偏重去世俗纷扰的个体内心深沉的审美体验。这体现出魏晋时期，注重个体精神自由与愉悦，使审美情趣更加审美化的追求，因而比儒家结合善的审美情味更具美学感染力。
第四，崇尚自然美。寄情山水，观光赏景，这是魏晋六朝士人重要的审美活动之一。《晋书》本传记载，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以至于时人多谓之“痴”。（《阮籍·嵇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可见其对自然山水的迷醉程度。著名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更是“相与友善，游于竹林”（《魏氏春秋》），“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说新语·任诞》）。他们在竹林中清谈，对酌，怡然自乐。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也可说是他对在大自然中尽情遨游的一次观光历程的美妙书写。大人先生“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不拘区域，观景游乐的志趣超出常人。“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同上，第67页），先生纵情于天地之外的山水之中，身心与大自然冥合为一了。
阮籍对自然美的迷醉，是在山水中观照自我审美理想人格，并将寄情山水视作纯粹的审美观照。“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即山水可通向圣贤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达到“悟道”，又可以“澄怀”，“畅神”。阮籍对自然美的崇尚，体现了山水观照由“比德”到“畅神”的飞跃。儒家以善的功利目光去观照自然山水，注重山水某种特性与人的德行修养标准的契合，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如此。这忽视了山水独特的审美特性，是“比德”的自然美学观。道家庄子也极推重山水之乐，认为“圣人厚天地之美，达万物之情”，“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他重视了山水物性与人性的相通相乐，但对山水自身审美属性的重视仍不够。只有到了阮籍的魏晋时代，才冲破儒家“比德”山水观，发展了庄子山水观，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强调了对自然美自身的美学欣赏，使人们对山水的观照进入了“畅神”的审美阶段。
注重山水自身的美的特性，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既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拓展了审美存在领域，是美的意识的一种觉醒。因而，魏晋人的山水之乐是审美层次上的感悟，从中领略人生真谛，直观自我审美理想人格，进入无限自由的审美境界。所以，阮籍及竹林七贤的观照山水的情趣风度，风靡了他所处的整个时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