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有感
史 璇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生存》中介绍了东南亚人们为了生存而反叛的整个过程。其中几个关键词：安全第一、互惠原则、退却方案、现金饥饿等关键词对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特别是城市化的进程中的征地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互惠原则；安全第一；退却方案；三农问题
斯科特的一系列关于农民的著作，是大学生学习、了解农村社会学的经典。他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教授。他的一系列关于农民的著作为我们了解东南亚农民的状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将主要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出发，论述斯科特的一些思想。这本书从农民的视角出发，道出了东南亚农民反叛的一个过程。文中斯科特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理论叙述与个案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特色。从农民的互惠、安宁到受世界格局的影响而陷于危险的境地到最后达到反抗的结局。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关键词汇，就能了解书的内容梗概。例如：互惠原则、退却方案、自我剥削、依赖性危机等。
一、传统观念下的清苦安宁
东南亚农民在没有进入世界经济格局，即殖民地统治时期之前，一直过着虽然清苦但也安宁的日子。当时的农民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观念影响下，进行农业生产，尽量使自己家的生活居于灾难线之上。受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一般不敢进行大的冒险去采用新技术。因为如果遇到好的年景还行但是一旦遇到相反的条件或者达不到良好的条件，他们就可能陷于灾难，从而家庭破碎。正如斯科特在导论中介绍的那样：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情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关于这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理念，并不同于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经济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利益最大化，但是从斯科特的分析来看，由于受到自然气候条件和外部剥削的影响，农民根本没有计算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想的就是安全第一。斯科特正式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东南亚农民行为的道义经济学解释。[2]
正是为了生存保障再进行一年里的更重中遇到不好的气候条件时，农作物就会欠收，这时在安全第一原则的影响下，有地农民会求助于自己的亲朋或者利用平时的小手工业挣些养家的钱，尽量帮助自己度过困难时期。而租地的佃户把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自己所租种的土地上，一旦遇到灾年，他们所想的解决之道是求助于地主，希望地主可以免除租金或者减少租金，以帮助自己度过灾难。以上这些措施正是关于退却方案的描述，从这些退却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数都是围绕在自己的周围，而很少将自己的诉求伸向遥远相对发达的地方。因此传统农村地区有关于自己内部的一套退却方案。这些方案可以帮助自己度过一般的灾难。除此之外，互惠原则也在安全第一的伦理观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互惠原则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它根植于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至少不损害他们。它是传统社会中友谊和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础。[3]这里所涉及到的互惠原则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双方都不是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去提供帮助。因此这里的互惠原则不同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从中能够看出在东南亚农村中，情感性行动是多于理性与非理性行动的，也能够看出情感性行为在传统农村村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重要意义。在面对地主剥削的过程中，东南亚农民更希望地主可以考虑到自己生存的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内，农民是可以度过这一时期，而超过这一最低限度，将会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在农村社会中的风险分配，那些倾向于提供内在的生存安全以及在这一意义上又能适用于农民的经济困境的剥削类型比起那些无视最低限度的农民生存标准的强行索要和善一些，农民的感受也是如此。在农村中的地主和精英只有从最低限度出发，才能安全的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论述了当农民遭遇到不公民的待遇时会采取的行动：偷懒、开小差、装糊涂、怠工等。这些斗争形势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表现为一种自发性、象征性的对抗。在传统的东南亚农村，当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已然存在，当互惠原则与退却方案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地主和精英也能够按照最低限度原则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传统的农村就能够保持安宁。但是当殖民统治到来，殖民地经济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所吞并时，这种暂时的安宁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观念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观念形成冲突。作为利益最大化一方的力量要强于另一方，导致安宁状态不再。
二、压迫下的风险
进入20世纪，在殖民地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迫下，东南亚农村社会呈现出风险。殖民和市场的入侵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使农民丧失了维持生存的手段或者维持手段大大减少。他们所处的社会就因为这样一些因素失衡，变得风险随处可见，随时都可能爆发。
殖民统治和市场入侵改变了原有的平衡，许多农民用于维持生存的手段被取消或者被禁止。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退却方案”丧失。退却方案是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时用于补救的手段。原本的退却方案包括：手工业产品、公用土地以及地主减租减息和提供帮助等。殖民统治的到来，地主不再考虑自己的义务，精英同样如此。山林与河流被禁止，就连从事手工业都是去了自由。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补救措施可以运用，已经淹到脖子的水在细浪来临时就会给农民带来灾难。他们期望风调雨顺，但是天公不会总如人意。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等着灾难的降临，于是不安定因素就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为了应对灾难的发生，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只能靠小块土地维持家庭的生存，为了增加一点点产量，其劳动强度和时间都令人难以想象—好像是在精明的资本家的压迫下干活。这种现象被查耶诺夫称为“自我剥削”。看得出农民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在没有退却方案的条件下，只得去增加那不可能再增加的粮食产量。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种情形：头顶烈日，脚下淤水，稻苗已经被呵护的很好，但农民还是在不停的劳作，生怕做的不足。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来一阵狂风暴雨，农民就可能陷入绝望，反抗的系数就会成倍的提高。
农民在退却方案减少甚至消除的情况下，努力的维持自家的生存，一些手段往往是穷寇末路的选择。饥饿地租、现金饥饿、依赖性危机，都是农民为了生存而达到的一些恶性结果。这种恶性结果会给农民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此时的农民为了获得生存将自己的剩的更多的部分用于获得土地机会，而地主则会把地租提高很多的程度。出于此更高的地租不仅侵占了农民生活的口粮，还可能因为没有能力找到钱纳税交租而使自己陷入“现金饥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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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迫的反抗
当农村社会的成员失去了生存的机会，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等着走向死亡；一是反抗。底线公平是现在中国比较热的一个词汇。它的政策效果是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利益上。它直接处理的是社会与个人以及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底线以下的部分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具有的，就像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在于保护人的生存权。底线是不能含糊、不能推卸、必须坚持、必须做到的。但是当时的东南亚社会还没有这种观念，但是公正观念是存在于农民的精神结构中的，因此当地主和精英侵犯了民间的公正观，打破了所谓的“底线公平”，农民当然会反抗。
东南亚农民的反叛是在被侵犯后所做出的反应。反叛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下，根据斯科特的介绍了解到，反叛的结构性背景包括：集体冲击性、生态的脆弱性、价格体系的脆弱性。由市场或者农作物歉收所造成的对生存惯例的压力，转化成了同压力的社会发散形式相一致的愤怒和抵抗模式。在这些结构性背景中，农民可以通过退却方案得到自我救助，但是面对市场的作用和殖民统治的剥削，农民显得太过于弱小，似乎除了反叛没有别的方式去对抗。他们的基本权利—生存，被剥夺。互惠与交换的平衡被打乱。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勒索。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只要有人起了领导作用，这种隐藏的怨恨就会爆发出来。两次规模比较大的起义在进行的过程中， 攻击地主是因为地主囤积了太多的粮食而不顾原有的互惠原则；攻击政府，是因为政府是人头税和赋税的征收者。反叛攻占一个地区除了打开地主的粮仓外，还会废除各种税收，这也是反叛前领导人宣称的。而多数参加反叛的成员所持有的观念也是参加起义就不用交人头税了。所以人头税包括各种税收的废除是农民参加起义的重要原因。人头税以及各种税种可能不会造成农民陷入困难的泥沼，但是凶年无情的销毁了农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农民与政府或者地主精英之间的冲突。当地主和精英掌握了权威以后对资源的分配不符合农民的要求，造成在农民眼中地主的义务并没有履行，但是农民又找不到别的释放途径，只有进行反抗。斯科特认为这种正面的冲突是由于至少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民当时面对着一个各方面都更为强大的政府，它拥有坚持征收稳定岁入的手段，几乎对农民的任何困难都不在意；其二，就是以前农民可利用的退却与保护途径都在缩小或者业已封闭。[5]可以说这场东南亚的大规模冲突是由世界市场的合力所造成的。
关于这场反叛的性质，斯科特借用丁.邓恩的一句话：反叛是现实其痛苦的最后姿态，而不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表达。按照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去概括农民的所想：孤注一掷，确实表现了痛苦的最后姿态。
四、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借鉴意义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农村的发展是工作的重点之一。但是不可避免，发展的过程呈现出许多问题。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上行下达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至于在关于乡村土地的征用以及大型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呈现出许多钉子户、暴力抗拆事件。这些不可避免的触碰到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农村的发展，农民是主体，政府建设用地要征收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的，因此需要官方结合道义经济学和理性经济人两个方面的特点，从双方互惠的角度出发，从而不再出现暴力抗拆，或者打击农民发展热情的事件。
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进入瓶颈，突破这一瓶颈也是国家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助推力。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撤村并居的实行，这些利农惠农的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城市化的扩展部分的侵占了农民的权益，征收补偿有时靠的是暴力。当农民觉得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时，当然就会发生反抗。根据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的互惠原则，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存在两个解释：一个是农村根本不想推动政府的建设规划；另一个就是关于补偿的问题没有达到农民的期望值，因此没有实现双方互惠的结果。当安全阀不再发挥作用，一旦导火索被点燃，政府就要出动力量维稳，于是冲突一发不可收拾。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保留了传统道义经济学中农民的部分特性，由于受到理性经济人的影响，部分农民想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一旦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发生有声或者无声的反抗。在斯科特的另一本书《弱者的武器中》，他论述了当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采取的反抗方式。如果部分农民失去了度，将会威胁部分社会功能的发挥。政府不能一心想着前进的路途，是机会放缓脚步反思一下，农民的利益与农村的发展怎么实现平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同样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呈现原子化的状况，农民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是现在看来，农民也在“享受”它带来的不良影响。现在的农村存在诸多因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的新问题，比如：农村社区治理内卷化、“最后一公里”、“治理型干旱”等问题。离开了超越一家一户小农的能够将千家万户小农组织起来的中间组织，搭便车问题便无法解决。[6]斯科特所描述的传统农村，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农民只有少量的土地或者大部分农民是佃户，此时的农民为了家庭的供养会竭尽全力劳作，以求得到足够的粮食。他们与地主之间的互惠是农民期待另外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相等的回报。关于现在的征地问题，国家必须立法加强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只有实现双方的互惠，双方才能顺利进行交换。霍曼思强调社会交换中的公平性问题，当交换的双方进行交换的过程中都参照两条公平性的标准：“行动者过去的经验和行动者认同的比较群体”时，社会交换才会正常进行。
参 考 文 献
[1]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常利兵，生存与秩序—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J]中国图书评论，2006，9
[3]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史璇（1989.2-），男，河南商丘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4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论文作者:史璇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22
标签：农民论文; 斯科特论文; 东南亚论文; 地主论文; 互惠论文; 道义论文; 自己的论文; 《文化研究》2015年12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