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文化哲学视阈——兼论对西方哲学技术本质观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马克思论文,技术论文,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 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9）06-0471-06
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知识论哲学到现代文化哲学的转向。文化哲学是在反对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知识论哲学以寻求世界本体、建构严密理论体系为最终目的，结果却使主体与客体相分离、哲学与现实世界相疏离，哲学背离了自己的本性，不再关注人自身的存在。西方文化哲学反对知识论哲学的抽象性、体系化等特点，强调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具有重返生活世界的特征，但终因无法彻底超越知识论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局限而陷入理论困境。马克思文化哲学以“实践”为理论基点，将实践视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以工业为切入点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生存境遇，进而寻找到现代人陷入生存困境的根源以及摆脱困境的途径。这就克服了西方文化哲学的抽象性，成为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在关于技术本质的问题上，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持“手段说”、“工具说”或“劳动资料说”，从纯直观、客体的角度看待技术，不仅不能揭示技术的真实内涵，反而导致了对技术本质的遮蔽；西方文化哲学将技术视为人的在世方式，赋予技术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对澄清技术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却未能看到技术所蕴涵的社会历史关系。马克思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视阈，将技术本质与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相统一，把技术看做表征一定社会历史关系的感性活动方式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文化形式，达到了对技术本质的真实把握，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技术本质观的理论超越。
一、“劳动资料说”：一种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知识论误读
众所周知，马克思很少使用“技术”一词，也从未给技术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不能因此得出“马克思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术本质观”的结论。其实，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是隐藏在他对劳动、实践、生产、工业、分工、机器、机器体系、工艺等问题的大量论述中的，这就需要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提炼和阐释。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形成了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不同看法。其中，一种对于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普遍误解应予以充分关注，这就是广泛流行的“劳动资料说”。
“劳动资料说”认为，马克思将技术视为“劳动手段”、“工具”或“劳动资料”（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把技术看做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或方法，由于这些观点均强调技术的自然属性、客体性，可将其统称为“劳动资料说”）。这种观点流行于前苏联、东欧各国及日本的“唯物论研究会”中。布哈林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A·A·库津也在《马克思与技术问题》（1968）一文中指出：“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质上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手段。”[1]东欧的一些学者也从“劳动资料说”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G.鲍恩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技术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它包括人类社会中通过技术创造（发明）在历史上形成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物质手段和方法的体系，即人为了达到自己所选定和提出的目标，在自己的一切生活领域中使用着的物质手段和方法的体系。”[2]成立于1932年的日本的唯物论研究会也主要以“劳动资料说”来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相川春喜在其《技术论》中对技术的定义最具代表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谓技术，就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劳动的物质资料的复合体，一句话，无非是劳动资料的体系”[3]。“劳动资料说”的理解在国内学界也时有所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等无疑是关于技术的论述”[4]。
实际上，这种“劳动资料说”是站在知识论哲学立场上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一种误读。究其根源，这种误读首先来自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论哲学，执著于探寻抽象本体、建构严密的理论体系，结果脱离了现实生活世界。在这种哲学范式的统治下，人以一种纯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包括技术。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对技术的定义也越来越强调其物质内容，甚至认为技术就是工具、机器和设备，就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说”不仅在培根、霍布斯、狄德罗等近代哲学家那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流行，也存在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同时代的力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及哲学家当中。即使在当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主流趋势中，仍然有一些哲学家以知识论思维方式对待技术，将其仅仅理解为“手段”、“工具”，忽视甚至否认技术的人文历史内涵。这种知识论哲学的技术本质观也影响到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解读。
另外，造成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作知识论误读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对马克思整体思想及理论实质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主要存在于前苏联等东欧国家，以及深受前苏联教科书影响的我国哲学界，其基本观点是将马克思哲学看做描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学说。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哲学作知识论的理解，见物不见人。“它把历史运动和人类解放的内在驱动力从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发自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的批判本性和超越本性，转变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普遍的规律，在历史进程之外寻找历史的原因。这样一来，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相应地，它呈现出忽略实践的主体性、满足于外在的普遍的方法论指导、从历史之外去解释历史等缺陷，就不难理解了。”[5]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知识论误读对人们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直到今天，以“客观主义”、“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哲学本体论中坚持‘自然哲学’、唯客体主义，……在认识论中将具体科学，如现代心理学中的研究成果用哲学语言加以表述。在辩证法中照搬移植自然科学中的概念范畴。在历史观中只看到历史运动的客体结构、逻辑结构，而无视作为运思神经的主体（特别是个体主体）和价值系统。”[6]以此种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也就必然以“劳动资料说”来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这正是“劳动资料说”的深层理论根源。
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知识论解读，恰恰是以马克思所强烈谴责的抽象模式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事实上，马克思从未关心过在人之外、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客体”，他始终关注的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现实的人”。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的意义上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地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实践的基本品格，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哲学。这意味着，只有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视阈，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也只有立足于文化哲学视阈，才能揭示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真实含义。
二、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文化哲学阐释
马克思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视阈，回答了技术本质的问题。在他看来，技术不是单纯的“物质手段”、“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体系”，而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技术本质的这一基本理解。这里只选取马克思两部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来加以简要解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对技术本质的看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性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7]。马克思的这段话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至少表达了他对技术本质的三点看法：其一，技术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和文化形式；其二，技术是确证人的本质的最直接、最容易感知的方式；其三，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对于技术本质的错误理解，强调了技术的人文内涵。根据这三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将技术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感性活动方式或文化形式。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通过这段话阐明了自己的技术本质观与传统知识论哲学技术本质观的区别。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提到的“人们”指的就是传统知识论哲学家，他们以知识论哲学的方式对待“文化”、人的本质和技术。由于知识论哲学崇尚理论和抽象思维，忽视实践，因此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抽象的、纯粹观念的，只将政治、艺术、文学等视为人的文化形式，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这表明他们对人的本质也是作抽象理解的，所以才会把政治、艺术、文学等文化形式看成是“现实性”的类活动。而对于缺少理论思维的技术，按照他们的理解，只不过是人类用以改造自然、改善物质生活的手段和工具，技术与人、人的精神、人的本质无关，它对人的意义仅仅是它的“效用”，而不是理解“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这样，传统知识论哲学就否认了技术的人文内涵而将技术排除在人的类活动之外。与传统知识论哲学不同，马克思从文化哲学视阈出发，将“文化”理解为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现实的生活形式，这样一来，马克思眼中的“文化”就具有了整体性与现实性，它不仅包括政治、艺术、文学等形式，也包括工业、技术的形式，而且，与政治、艺术、文学等其他形式相比，技术是更为基础的，也是最直接、最容易感知的文化形式。同样，与传统知识论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不同，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强调从现实社会生活角度理解和规定人的本质，而技术这一“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自然就成为真正能“理解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开始从文化哲学视阈思考技术的本质，将技术本质与人的本质和文化本质统一起来，回答了这一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技术本质的思考还具有人本主义的抽象性特点，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在已经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对技术本质的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8]409－410。
这是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与手工业工具的本质区别时加的一段脚注，意在说明，力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以简单和复杂或是否使用人力作为划分工具和机器的标准，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毫无意义。他们没有看到技术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因此不可能认识工具和机器的本质，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区分。在马克思看来，要正确区分机器和工具，就必须深入到技术现象的背后，把握其人文意蕴和历史内涵。在对力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划分机器与工具的标准作了这样的批判以后，马克思引用维科的话说明：只有从人类史的角度，即从人的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出发，才能真正揭示技术的本质。他说：“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里的“工艺学”指的就是技术。）显然，马克思仍然是将技术视为人最基本的感性活动方式或文化形式，人在技术活动中直观自身，通过技术活动，人创造了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在内的整个现实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在这段脚注的最后，马克思也继续对传统知识论哲学脱离现实生活关系、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方法进行了批判，突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本质。
对马克思技术本质观作知识论理解的“劳动资料说”，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8]204。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根据这句话得出结论，“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资料（技术）来划分的”（库津语）。甚至有学者根据这句话得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结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这句话的断章取义。联系上下文就会发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别，不是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劳动资料的客观形态，而是“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这才是“人类劳动过程所独有的特征”。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8]204表面上看，“劳动资料的遗骸”指的是劳动资料的物质形态，但是马克思在后面又指出：“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8]204。为什么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呢？显然，这是因为，和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相比，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独特的文化创造性。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的遗骸”，当然就是指更能体现人之文化性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马克思还强调：“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204这进一步揭示了技术作为人的现实活动方式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因素。
三、马克思对西方哲学技术本质观的理论超越
马克思立足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将技术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既突出了技术的人文内涵，从而克服了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技术本质观的直观性、客体性的理论局限，又揭示出技术所蕴涵的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从而达到了对西方文化哲学技术本质观的理论超越。
传统知识论哲学将技术理解为“劳动资料”或“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将技术视为处于人之外、与人相对立的工具性东西，只看到技术的自然属性，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将技术所蕴涵的人与人的关系抽象掉了。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属人”的，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离开人就谈不上技术。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马克思将技术本质与人的本质、文化本质统一起来，揭示了技术本质的深刻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由天生的确定的本能规定的，而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文化创造中形成的，它体现为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生成性和整体性。文化作为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作为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与人具有同样的本质，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化即“人化”。实践是理解人及其文化本质的关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56马克思所强调的，正是从人的“现实性”即从实践出发理解人及其文化的本质。然而，对于“实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虽然表面上肯定“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但仍然以知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实践”，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规定人的本质的活动，不仅体现人对客体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也建构和生成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践是人历史地形成的基本生存活动。
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的本质和文化本质的理解相辅相成。他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做物质手段和工具，而是将其理解为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人确证自己本质的现实的积极的活动，人最基本的文化形式。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56这表明，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活动意义上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当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技术的全部考察都是置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置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立足于人的现实历史活动来思考和回答技术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也关注静态意义上的技术，但这不是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在人的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技术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怎样理解技术与怎样理解实践相一致。如果把实践单纯地理解为改变外在对象的物质性活动，相应地就会把技术仅仅看做物质手段和劳动工具；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把实践理解为超越物质活动的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了解实践范畴所蕴涵的主体间性，那么我们对于技术本质的认识就会更为深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把技术置于人的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就不仅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技术本质的界定中，强调技术是人的“一种文化形式”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认为，技术和艺术、政治、文学等一样，都是人类文化所包含的诸种形式之一，而非文化的全部。当然，技术作为最直接、最容易感知的文化形式，构成了其他文化形式的感性基础，而这样的感性基础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特别强调技术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但不能据此就得出“马克思将技术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而轻视其他的文化形式。在马克思眼中，文化的整体性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是统一的，只有在技术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共存、交融与互动中，人才有可能摆脱片面发展，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
西方文化哲学如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哲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也对技术问题予以充分关注。他们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探讨了技术本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论哲学技术本质观客观主义、工具主义的局限，揭示出技术所蕴涵的价值因素与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他们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却因终未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而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例如海德格尔虽然将技术视为人的在世方式，通过思考技术的本质关注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但却没有揭示出隐藏于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一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现实，而将异化的根源归结于技术本身，并将摆脱异化的途径诉诸抽象之“思”，这就必然陷入困境。与海德格尔不同，马克思思考技术本质的目的，“不是因为出自对技术事物本身的偏好，或者是像其他技术哲学家那样打算阐述一种以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和批判指向在内容上的需要”[11]。这种需要直接来自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现状。正因如此，马克思将技术（工业）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揭示出技术的文化性、历史性、动态性、现实性，特别是揭示出技术背后所隐藏的现实社会关系及其矛盾性，从而找到了技术异化的根源以及摆脱技术异化的现实途径，超越了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困境。
收稿日期：2009－07－10
标签：哲学论文; 知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