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如何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企业内向国际化模式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走出去论文,绩效论文,模式论文,引进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企业国际化研究是国际商务的核心问题之一(Dunning，2000；Luo和Tung，2007)。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国际化模式的选择等问题一直是国际和国内学者迷惑的疑团(Buckley、Clegg和Wang，2002；Buckley等，2007)。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实施改革开放，企业才开始学习技术和引进外资。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大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号召下，迅速国际化。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有些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的企业在苦苦地探索和坚持，也有些企业却掩面退出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绩效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
已有研究较多考察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入模式和国际市场区位的选择。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是企业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中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化初期，主要通过国内代理商模式进入国际市场；当企业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市场经验和客户资源后，则更倾向于通过专业贸易中介获取信息扩大在国际市场销售规模(邹刚等，2006)。我国企业应该采用平稳渐进的扩张战略，在市场区域选择上从海外相邻市场向远距离市场拓展，在进入模式方面从直接出口到设立海外销售机构，最后发展到直接在海外生产(马常娥、卜海，2006)。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受贸易、劳动成本、距离和国家类别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何本芳、张祥，2009)。企业对外投资的绩效受企业自身的境外资产存量的影响，国有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存在“门槛”效应(常玉春，2011)。已有研究多假设中国企业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缺乏跨国经营信息和经验。与西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历程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事实上，在出口或海外投资前，中国企业早已通过合资合作、代工接包等内向国际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有些企业迅速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譬如联想在收购IBM的PC之前，早已与微软、英特尔等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了长期的合作，积累了大量企业国际化相关的知识。合作或代工等“引进来”活动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学习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抓住良好的学习机会，从中吸取知识，并利用知识发展企业从而获得所有权优势。那么，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同引进方式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绩效的影响有何不同?中国企业是如何从“引进来”发展到“走出去”的?下文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国际化企业的调研数据回答上述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基于知识观的企业国际化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具有某些特定优势或核心资源(Dunning，1988；Barney，1991)，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Johanson和Vahlne，2009)。折中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国际化是由于该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内部化优势(Internatio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三个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Dunning，1979；Dunning，1988)。所有权优势是一国企业拥有而他国企业无法得到的生产要素，譬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等。所有权优势是企业从事国际经营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企业尚缺乏折中理论所提及的相关所有权优势。例如，在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依然还处于学习阶段，大部分为引进发达国家淘汰的二线专利和技术。许多产品依然要支付高昂的专利使用费，如计算机芯片、液晶显示器芯片等。在组织管理能力方面，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治理制度、所有权制度等方面还未完成改革。很多企业还由于所有权不清晰等问题，导致管理混乱、绩效低下等。此外，中国的资金优势也依然不明显，融资环境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资金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有大量企业“走出去”，其中某些企业譬如华为等已经取得了优良的业绩。根据过程理论，企业国际化是企业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发展的渐进演变过程(Johanson和Vahlne，2009)。企业在国际化演进过程中，不断地获取、整合和利用企业网络和市场中的相关知识，企业逐步进入“心理距离”越来越大的新市场。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一般从偶然的非经常性出口开始，然后通过代理许可形式经常性地出口，再发展到海外销售子公司，最后是海外制造。中国企业并未按照渐进的步骤逐步演进，有些企业如联想和TCL通过并购方式以跳跃式进入海外制造阶段。上述经典理论都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实践出发，且以静态的视角考察企业国际化的动因或过程，较难解释近年来新兴国家崛起后其企业的国际化动因及路径。
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在企业的核心资源中，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Melin，1992)。企业的知识观理论(Knowledge Based View， KBV)认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核心优势在于企业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内各种资源效能发挥的程度。根据企业的现有知识存量，企业行为有两类：一是利用知识存量，有效发挥现有知识存量的作用；二是提高知识存量，通过获取和创造新知识更新知识存量(Eriksson等，2000；Kogut和Zander，2003；葛京等，2009)。企业国际化是以企业所有权优势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在动态多变的竞争环境中，所有权优势不仅是企业国际化的动因，也可能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结果之一。Kogut将优势分为“初始优势”(Initial Advantage)和“后续优势”(Sequential Advantage)(Kogut和 Zander，2003)。初始优势是企业国际化的前提；后续优势是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所获得的优势。新兴国家的企业虽然初始优势不突出，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他们具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新兴国家的企业通过与跨国企业在全球舞台进行合作和竞争，积累的知识存量大幅提高，逐渐获得后续优势。
(二)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
传统西方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从“间接出口”开始的；据此观点，则中国企业国际化只有近10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国际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传统模式。众所周知，中国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非常特殊。1979年，中国才实施改革与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成立经济特区和港口城市开放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且以合资企业为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外商投资从劳动密集型加工拓展到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方面。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逐步向全球开放，中国企业在向跨国企业学习技术和经验的同时还需与他们同台竞争。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积累了宝贵的国际化知识。Welch等亦提出企业国际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内向国际化是在母国参与国际分工，外向国际化是在母国之外参与国际分工。“企业内向国际化过程会影响外向国际化的发展，内向国际化的效果将决定外向国际化的成功”。(Welch和Luostarinen，1993)。
长期的内向国际化学习，使部分中国企业积累了全面、丰富的国际化知识存量。在进口原材料、设备和技术时，不仅可以直接地学习技术，同时也可以间接地获得国外市场的知识。在合资和合作过程中，可以从管理经验与能力、文化影响、执行控制等方面开展互动学习。内向国际化有不同的形式，包括进口和购买技术专利、国内合资合营、代工接包等。根据是否资产相关，可以将内向国际化模式分为非资产内向国际化模式(Non-Equity Mode，NEM)和资产内向国际化模式(Equity Mode，EM)。前者包括出口、代工接包、补偿贸易等方式都是以合同方式进入；后者包括以小股东合资或大股东合资等方式(Pan和Tse，2000)。外向国际化包括出口、许可经营、特许经营、合资合作或独资成立分公司等。Welch和Luostarinen(1993)认为，新兴国家的国际化获得往往是从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开始的。这些活动不仅为企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建立了与国外企业的联系，储备国外产品和市场知识。例如代工Nike产品的企业，不仅获得产品制造、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的知识，还储存了国外市场对运动装备产品的消费需求等市场知识。
已有研究表明，引进技术和建立合资企业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前期准备，内向国际化的形式、程度等因素影响外向国际化的发展。内向国际化的经验积累直接影响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功率。企业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的影响贯穿于企业国际化的全过程(Welch和Luostarinen，1993)。因此，我们假设如下：
H1：中国企业内向国际化影响其外向国际化绩效。
即使假设1成立，知识对企业生产和成长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取决于其吸收能力和适应战略。不是所有采用内向国际化的企业都会进行跨国经营，并成功实现企业国际化。企业如何有效地吸收和消化知识决定了企业能否获得竞争优势。
(三)吸收能力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知识吸收不是简单模仿。Cohen和Levinthal(1990)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新知识的价值(Identity the Value)、消化(Assimilate)和应用(Exploit)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不仅仅指企业获得或消化知识，还包括利用知识。吸收能力来源于企业与外界、企业部门之间的长期无约束的沟通和互动、来自于企业的多样化的知识结构体系。由于吸收能力受已有知识量和知识结构的影响，吸收能力具有累积性特征以及期望形成效应，即领域专门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吸收能力的累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特征要求企业持续关注某个特殊领域的前沿动态，并持续投入企业资源。行业内的技术变化和知识创新往往与单个企业的研发密切相关。投入研发一方面可以提高吸收能力，更有效率地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改变学习环境，导致更多的知识溢出和知识创新。企业研发在生产知识的同时提升企业吸收能力。知识的复杂性、知识可编码性和知识的可传授性等都会影响企业学习知识的结果。知识越难，吸收能力的作用就越重要。一般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在国内或企业内部迁移高复杂的、难以编码的和难以传授的知识。吸收能力应包括获取外部知识、使外部知识内部化、调整外部知识和技术使之与内部特有的流程相适应，并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大量研究表明，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会产生溢出效应(陶锋、李诗田，2008；陶锋，2011)。这是由于国内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学习，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内向国际化过程是组织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过程。企业通过代工和接包等方式，获得了产品生产技术、市场需求等知识，提高了企业国际化的知识存量，从而提高了吸收能力。
H2：内向国际化正向影响吸收能力。
由于吸收能力的差异，知识溢出的程度和效果在企业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最终绩效也不一样。即使企业面临的外部知识是相同的，它们也不能从知识中均衡受益，因为企业对知识的识别和应用能力是不同的。在合资合作、代工接包过程中，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互动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产品设计、技术更新、产品包装和原材料供应等显性或隐性知识(陶锋和李诗田，2008)。企业通过增强吸收能力，可以促进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的获取、同化、转化和利用(Zahra和 George，2002)。企业通过内向国际化，学习了更多的国际化知识，从而提高了吸收能力。企业利用这些国际化知识进行外向国际化，吸收能力越高，其外向国际化绩效也越高。由此我们假设：
H3：内向国际化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影响外向国际化绩效。
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关系框架图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了收集能代表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和水平、且能反映企业自主行为的数据，在行业方面我们选择以制造业为主的公司，排除金融业、自然资源业公司。选取企业的标准有：1)属于制造业(以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为依据)；2)中国企业，或中国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3)有国际化经历。根据上述标准，我们通过制造业的企业名录，从名录随机选取了1132家符合标准的企业。数据收集的执行由广州一家大型国际化调研公司实施，该企业曾与多家高校学术团队合作过，有良好的行业声誉。
问卷调研收集的时间为2009年10月—2010年10月。正式调研前对15家企业进行预测试，根据其结果对初始问卷进行修改。正式调研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将正式的调查问卷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样本企业中熟悉国际化业务的两名高层管理人员。2周后，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提醒未回复的样本。最后回收了338家企业的数据。回收率为21％。在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结束的3个月后，再随机抽取338家样本中的10％进行第二次调查，确认了样本的真实性以及数据的可靠性。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国际化绩效(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IP)。理论上采用企业的财务绩效指标(海外销售额或海外净收益等)比较客观，但中国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客观指标非常难以获取。有文献认为，在无法得到准确财务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主观测量来替代客观评估，且在信度和效度上主观与客观并无差异(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本研究采用Likert—7点计分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4表示中立，7表示完全同意。国际化绩效包括5个测项，如“我们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公司广泛地从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取资源(包括技术、原材料、配件和人力资源等)”；“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国际化的”；“我们公司的品牌国际知名”。在本研究中，对国际化绩效(IP)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绩效因子分析的Bartlett球形检验非常显著p＜0.001，KMO值为0.864，大于0.5的最低标准，解释总方差的63.7％，因子载荷最低为0.743，最高为0.854，Cronbach's值为0.85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自变量
自变量内向国际化模式(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IIM)，内向国际化包括进口、契约合同许可、合资合作企业等方式。根据是否与资产相关可以将市场进入模式分为资产模式和非资产模式；从该角度出发可以将内向国际化分为资产内向国际化和非资产内向国际化模式两种(Pan和Tse，2000)。其中非资产模式包括：(1)进口；(2)销售或代理国外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产品；(3)承接国外品牌订单，代工生产(OEM)。资产模式包括：(1)连锁或加盟经营国外品牌产品；(2)引进国外资金(包括国外风险投资资金)；(3)与国外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由于进口更多是宏观视角的内向国际化模式，对于单个企业的发展和学习价值不高，本研究所指的非资产内向国际化模式为后两种情况。采用Likert—7点计分量表进行测量，0表示企业没有从事该项内向国际化行为，6表示企业非常频繁地从事此种内向国际化行为。非资产内向国际化的测项为：1销售或代理国外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产品；2承接国外品牌订单，代工生产(OEM)。资产内向国际化的测项为：1连锁或加盟经营国外品牌产品；2引进国外资金(包括国外风险投资资金)；3与国外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内向国际化因子分析的 Bartlett球形检验非常显著p＜0.001，KMO值为0.812，大于0.5的最低标准，内向国际化模式的两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71.2％，因子载荷最低为0.664，最高为0.879。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和资产内向国际化的Cronbach's值分别为0.673和0.735，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3.中介变量
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AC)。现有关于吸收能力的测量尚无统一的测量指标或量表。在某些研究中直接用研发投入做出吸收能力的指标(Zahra和Hayton，2008)，但研发投入未能准确测量 Cohen和Levinthal(1990)对吸收能力的定义。Cohen等认为吸收能力包括三个维度即识别评价(Value)、吸收(Assimilate)和应用(Apply)。本文从识别、吸收和应用三个方面测量吸收维度，这三个维度的测量参考Jansen等(2005)的量表。用6个测项对三个维度进行测量：1我们拥有的关键资产、知识构架或能力等资源是独有的；2我们能很好地将资源整合用于公司发展；3我们能在利用和配置以上资源发展市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学习方法、能力并创造出新的预测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我们能将以上资源非常有效地进行重新组合以满足公司海外市场发展的需要；5我们能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加速组织和外部之间的联系；6我们有能力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及时反应。对6个测项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公共因子并用其因子得分来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吸收能力因子分析的Bartlett球形检验非常显著p＜0.001，KMO值为0.898，大于0.5的最低标准，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60.77％，因子载荷最低为0.687，最高为0.833，吸收能力的Cronbach's值分别为0.868，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采用AMOS 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判别本研究中的四个变量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第二阶段，验证吸收能力在内向国际化模式与外向国际化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我们将采用嵌套模型来确认一个最佳拟合模型。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企业年龄、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进行初步描述统计分析。在企业年龄方面，338家企业的平均年龄为19.06年，中值为16年，众数为17年。最短为3年，最长为81年。在企业类型方面，其中25.7％为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45.1％为民营或私营企业；29.2％为中外合资企业。行业类型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所涉及的行业主要有食品制造业(C14)、饮料制造业(C15)、纺织业(C17)、汽车制造业(C36)、电器机械和器材业(C38)、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C39)等。其中15.6％来自于食品制造业，16.7％来自于纺织业，4.5％来自于家具制造业，17％来自于医药化工行业，22.6％来自于机械运输行业，23.6％来自于电子电器行业。在企业规模方面，员工人数从100～100000人不等，其中，500人以下的企业占33.3％，500～999人的企业占35.8％，1000～4999人的企业占16.3％，5000～9999人的企业占5.9％，10000～49999人的企业占6.6％，50000人以上的企业占2.1％。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我们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变量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与其他嵌套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说明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且四个因子模型中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及其t值皆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侯杰泰等，2004)。
(三)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检验吸收能力在内向国际化模式影响国际化绩效中的中介作用。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一个基准模型(完全中介模型)和一个竞争模型(部分中介模型)。通过比较模型之间的拟合指数差异，确定一个最佳拟合模型。根据侯杰泰等(2004)的建议，本文将采用
，/df，NNFI，CFI和RMSEA等拟合指数进行比较。其中/df大于10表示模型不理想，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小于2表示模型拟合很好。NNFI、CFI大于0.9表示拟合良好。RMSEA小于0.05表示拟合良好。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完全中介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2。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显著(γ=0.571，SE=0.183，CR=2.158，p＜0.05)。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吸收能力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路径系数显著(β=0.705，SE=0.09，CR=10.589，p＜0.001)。
其次，我们建立一个竞争模型(加入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效应)，并对其进行修正。竞争模型中，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删除该路径，得出模型。模型2的拟合指数见表2，具体模型见图2。其中，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吸收能力的直接正向效应显著(γ=0.347，SE=0.049，CR=4.523，p＜0.001)。吸收能力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正向效应显著(β=0.662，SE=0.107，CR=8.937，p＜0.001)。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直接负向效应显著(γ=－0.386，SE=0.187，CR=－1.979，p＜0.05)。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正向效应显著(γ=0.597，SE=0.128，CR=3.236，p＜0.001)。
图2 内向国际化模式影响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结构模型图
五、讨论与结论
(一)内向国际化模式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企业的内向国际化经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外向国际化绩效。内向国际化的模式不同，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路径也不一样。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有直接的正面效应。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有直接的负面效应，但以吸收能力为中介间接正向影响外向国际化绩效。在此，我们首先比较并讨论二者直接效应的差异。
资产内向国际化和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资产内向国际化模式主要包括连锁加盟、直接引入外资和合资合作。我国企业通过引入外资或与国外企业合资，发挥各自企业的优势，强强联合，从而尽快提高企业在各自领域的竞争优势。或在加盟合资过程中，直接学习了国外企业的国际化市场知识、技术知识等。总之，我国企业或通过引入外资，或与国外企业合资能直接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的绩效。
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绩效有直接的负向效应。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包括代理和代工接包。代理或销售国外品牌，该模式的主要目标是拓展国内市场。显然会直接对外向国际化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代工接包方面，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代工接包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溢出(陶锋，2011)。但我国大量代工企业长期滞留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凭借低价的劳动力优势获取微弱的利润。代工产业存在过度依赖外部订单、关键部件过度依赖于外部供给等问题。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企业长期处于代工状态，长期依赖外部的技术和供给，不进行全方位的能力提升，企业无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显然企业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外向国际化绩效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企业无法从非资产内向国际化行为走向外向国际化，更别提企业外向国际化绩效的改善。
(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结果还发现，非资产内向国际化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对外向国际化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已有文献发现，新兴国家的企业通过代工、接包，获得丰富的知识溢出效应，为这些企业从一些低附加价值环节入手而切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的知识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机会(Grossman和 Helpman，2002)。但代工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是决定其能否抓住机会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李元旭、谭云清，2010)。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进地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过程。企业通过学习获得外国市场知识和企业运作知识，知识学习过程影响企业在该国的战略决策和资源投入，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外向国际化绩效。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识别、消化和应用内向国际化过程中的外溢知识。一方面，源于知识具有难以编码、难以复制等特点；另一方面，企业原有的知识积累影响企业对知识的吸收。以往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与代工企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知识溢出，这些知识包括产品设计、技术更新、产品包装等知识(陶锋、李诗田，2008)。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就越能从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中获益，缩小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能力和获利能力(陶锋，2011)。
本文拓宽了前人的研究。本文发现，吸收能力在非资产内向国际化(包括代工)和外向国际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企业通过非资产内向国际化提高吸收能力，那么就能积极影响其外向国际化绩效。非资产内向国际化企业能够有效地识别、消化和利用内向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提升企业能力，则对企业外向国际化绩效有正向作用。该间接效益是正向显著的。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仅仅局限于代工等内向国际化活动，不能从该过程中积极提升其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则代工可能还会对其造成直接的负面效应，即代工经历越多，时间越长，代工路径越固着，企业越不倾向于发展外国国际化业务。中国的制造业正是在世界范围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是生产的产品已经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如果中国企业不能从代工或接包中提高吸收能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就很难转型升级。
(三)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用外向国际化绩效的主观指标来替代客观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获得国内企业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客观指标的难度非常高，目前基本不可能获取。为此，本研究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国内外文献亦认为，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信度和效度并不存在差异(Venkatraman和Ramanujam，1986)。其次，本文仅考察了内向国际化模式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对外向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尚未探讨不同模式对外向国际化进入模式以及区域选择的影响。例如，不同内向国际化模式对外向国际化模式的选择是否存在影响?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又如，不同内向国际化模式对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区域选择以及投资额度等存在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尚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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