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迈向参与式民主——麦克弗森民主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民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0）06－0015－03
一、为何迈向参与式民主
麦克弗森以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分析而闻名。他的参与民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发挥，其核心是认为现代西方引为自豪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有着深刻的缺陷，而历史和社会根源便是它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在他看来，“在西方的社会和思想中，自由主义优先于民主，占有性个人主义优先于（并形成了）自由主义。但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因此，这种现代综合是不稳定的，它的民主成分因为那个强大但又与它不相容的同伴而严重失效”。[2](P123)
麦克弗森指出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是“占有性个人主义”，他描述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17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其特征：“（1）使一个人成为人的是摆脱对他人意志的依赖。（2）摆脱对他人的依赖意味着，除了个人依据对自己利益的看法而自愿加入的关系以外，摆脱任何与他人的关系。（3）个人本质上是他的自身和能力的所有者，对这些东西他毫不归功于社会。（4）虽然个人不能让渡他自身这个完整的财产，但是他可以让渡他的劳动力。（5）人类社会由一系列市场关系所组成。（6）由于摆脱他人的意志是使一个人成为人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人的自由只能受到这样的义务和规则的正当限制，这些义务和规则对于保障他人的同样自由是必要的。（7）政治社会是一项人类的发明，目的是保护个人对他自身和他的财产的所有权”。[3](P43)与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社会类型，麦克弗森把它称为“占有性市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权力保障契约，但和早期社会不同，它并不强制性地分派工作或报酬，而且土地和资源归个人所有并可通过市场自由转让。按照他的说法，占有性个人主义是17世纪直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据此，他提出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已先后出现了三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较后出现的模式都是对前一种模式的修正或改进。
第一种是保障式民主模式。按照麦克弗森的观点，这种模式是19世纪初由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构建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模式。19世纪初，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主要关注的是改革贵族政治，通过投票权来使政府保障私人的利益，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功能。他们“并不热爱民主，也不认为民主能够有提升道德的力量；它只是假定天生自利而相冲突的个人，无限追求个人私利，所必然推导出的统治方式”。[1](P43)因此，他们设计的民主模式只是用来改进富人作为统治者的表现，保障公民不受政府压迫，提高生产力而已，偏离了民主对于平等的要求。
第二种是发展式民主模式。麦克弗森提出，这种模式是19世纪中叶由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构建的。当时，阶级分立的西方社会剥削性质日益明显，劳工生活日益恶化，这使得必须修正原始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密尔并未忽视投票权的保障功能，只是更为关注保障改善人类的机会，“他所强调的不是维持民主的运转，而是强调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民主政治”。[1](P47)因此，这一模式蕴涵着道德的含义。麦克弗森认为，密尔之后，巴克（Barker）、林赛（Lindsay）、杜威（John Dewey）等英美思想家抛弃了密尔的复票制思想，但是接受了发展式民主的理想，甚至更具有道德色彩。但他们过分肯定人的善意和理性，过于理想化，极少涉及经验世界的事实。于是，出现第三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对此进行修正。
第三种是平衡式民主模式。平衡式民主又可称为多元精英平衡模式。麦克弗森认为，这一模式最早由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它将政治社会看作经济市场，将公民当作政治市场上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并发现类似市场运作的民主机制产生了稳定的平衡作用。麦克弗森指出，即使此模式是良好的政治市场模式，但仍不够民主。他认为，这一模式“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民主：它产生的平衡是一种不平等的平衡；它声称要提供的消费者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而消费者真正享有的主权，实际上是违反了民主的要旨，即每个人都有权去运用和发挥自己的能力”。[1](P86)在麦克弗森看来，这一模式伴随着寡头政治、不平等与冷漠等问题，“民主最根本的目标——平等和人民主权——受到了扭曲”。[5](P204)
因此，到20世纪，占有性市场社会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现时的市场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提供一种必要条件，从这一条件中能够推断出正确的政治服从理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得不继续建立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之上，因为这一假设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仍然正确，个人仍然像以往那样是自己人身的占有者、使用者，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市场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市场社会结构在私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破坏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大多数人因失去接近劳动工具的可能而不再服从于维护市场社会的政治秩序，自由国家的整合遭到了空前的侵蚀。这一两难对占有性社会而言是致命性的。而且，随着占有性市场社会发展的深入，这一两难就有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6]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模式来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修正，在麦克弗森看来，这就是第四种模式——参与式民主。
二、迈向参与式民主的道路
在麦克弗森的理论中，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发展的第四种模式，参与式民主是对多元精英平衡模式的修正。面对当代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挑战，惟有在一种更加人道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参与的渠道并改善参与的作用，才能实现更民主的、更公平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一个更强调参与的体制本身就能够祛除我们社会里所有的不公平，而是说低度参与和社会不公平是如此地相互蕴涵，因此，一个更公平的、更人道的社会需要一种更强调参与的政治体制”。[1](P94)
麦克弗森认为，要想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实现参与式民主，必须满足以下两项前提条件：一是改变人是消费者的观念。人民必须从视自己本质为消费者而行动，转变为视自己为自身能力的运用者和发展者而行动，这种新意识包含了一种尊重他人并与他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感；二是大量地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就只能通过非参与式的政党制度来防止阶级对立的表面化和社会的全盘解体。在上述两个条件下，由自由主义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化难免会面临这样一种悖论：“如果不先改变社会不平等和人民意识，就无法实现更多的民主参与；但如果不先增进民主参与，那么我们也无法实现对社会不平等和意识的改变”。[1](P100)对于走出这种悖论，麦克弗森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他看到了三个有利的趋势：一是人们日益意识到经济成长的代价；二是人们日益意识到政治冷漠的代价；三是人们日益怀疑不断造成不平等的法人资本主义是否有能力满足消费者的期望。[1](P106)这些构成了参与式民主实现的良好契机。
为了能够迈向参与式民主，麦克弗森强调民主应该是指一种社会类型，而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但民主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特定的政府形式，而能够满足参与精神的可行的体制乃是一种结合底层的直接民主和上层的代议民主的金字塔式体系，再加上竞争式政党制度。具体来说，他提出了两种参与式民主模式：
模式一，金字塔式议会制。在麦克弗森看来，想象中最近似参与式民主的模式就是一种“基层采用直接民主，基层之上采用代议制民主的金字塔体制”。[1](P108)民主从邻居和工厂层面的直接民主开始，在这之上选举代表组成议会，议会将一层一层组织至最高层，整个体系呈现金字塔结构。任何一个层次上的政策问题或议案都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来。但是，专门委员会成员、决策者与议案的形成与提出者们都是由下一层次的选民来选举产生，并对下一层次的选民负责。下一层次的选民对于他们的控制方式有两种，即重新选举或是罢免，以使当选的制定决策者和拟定问题者对选民负责。
麦克弗森承认，这样一种简单的参与式民主模式，无论书面上多么清晰地规定上一层次对于下一层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甚至是这些内容写进了宪法，也不能保证全民有效的民主参与和控制。但是，麦克弗森并不认为这种简单的金字塔体制在其本性上必然就缺乏民主责任与民主控制。他指出，导致这种体制失效是一些具体的情况：一是反革命的威胁；二是潜在的阶级分化与对抗；三是基层民众政治冷漠。麦克弗森认为这三个原因都可以追溯到那些国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因素那里，这些因素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消除的。
模式二，金字塔式议会与政党制结合模式。在麦克弗森看来，上述简单的金字塔式议会制过于理想，没有考虑所有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与实际情况，其中，最重要就是多个竞争性政党的存在。所以，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来说，实行参与式民主的模式就不可能是简单的金字塔式，而是将金字塔议会与竞争性政党体制结合起来的模式。
麦克弗森认为，将金字塔式议会民主机制与政党体制相结合是极其根本性的。一方面，参与式民主政治当中必须存在相当程度的直接民主，而金字塔结构可以在底层实行直接民主，只有金字塔式体制才能把直接民主整合进入全国范围的政府结构当中；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自由主义民主都需要竞争性政党的存在，因为，“即使是在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仍旧存在一些诸如资源的整体分配、环境与城市规划、人口与移民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等方面的争论”，[1](P112-113)而竞争性政党是表达民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意愿的渠道。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当竞争性政党抛弃它在阶级分化的社会当中的功能之后才能实现这种结合。“在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竞争性政党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模糊阶级之间的对立，持续安排对立阶级间的妥协与和解”。[1](P113)在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竞争性政党的这些功能将会失去。正是由于抛弃了这些功能，它才能与参与式民主相结合。
在抽象层次上，麦克弗森认为，竞争性政党与金字塔式组织有两种结合方式：第一种是可以有两个以上政党存在的苏维埃模式。但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太可能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实现，很难想象可以用它来取代现在的西方议会制或总统与国会制的政府结构。第二种保留现有结构，依赖政党以金字塔式参与来运作。也就是说，在西方议会制的或总统制的政府结构基础上，仅仅把政党自身加以改造，使政党成为前面所说的金字塔式的参与式民主性政党。麦克弗森认为第二种结合方式比较可行。
三、简要评价
麦克弗森民主理论的核心目标是说明“当前西方民主社会在基础上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困难，以及我们又该朝什么方向去重建一个更可欲的民主社会”。[5](P248-249)为此，他理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即占有性个人主义，揭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从兴起到成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且，他发现了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内在困境，即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实现每个人能力最大化之间的背离，这一背离进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之根基，极有可能导致占有性市场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6]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参与式民主体系，进一步扩展了民主的内涵、范围，指出了民主与参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民主必须通过参与来体现；另一方面，参与必须在民主的框架内才能显现更完整的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看到了抽象地探讨自由及个人权利这种思考途径的限制，同时，他也提示了民主的拥护者唯有在更牢固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屏障底下，而不仅仅只是在改善民主的政治程序，不正确的民主决策才不会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5](P263)也就是说，仅仅只靠民主是不够的，民主需要同其它政治价值，尤其是自由、平等、信任和宽容等相互联系，才能提高民主决策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当代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的困境，迈向参与式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麦克弗森的思想特征是既批判资本主义但又保留并捍卫自由主义价值，使其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一是他在参与式民主模式中赋予政党政治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安排有他自己的理由，但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困境越来越明显，“他对政党的依赖——同时却未能深入检讨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得欠缺他所一再标榜的民主的想象”。[5](P260)二是他强调参与式民主模式是一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阶级分立是自由主义民主产生的基础，但事实上他的理想民主社会是一种无阶级社会，只有在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参与式民主模式。可见，他的民主理论中存在着矛盾性，而这一矛盾性实际上是由于他对自由主义的暧昧态度造成的，“他政治理论的许多面向已大大超出自由主义所含摄的范围，同时呈现出清楚的社会主义色彩，然而他却要守住自由主义的格局”。[5](P262)在北美与西欧著名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当中，只有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与麦克弗森接近。不过，马尔库塞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态度不明确，而麦克弗森则从未攻击过自由主义价值。而且应当指出的是，麦克弗森对待技术的态度也不同于马尔库塞。“在马尔库塞看来，我们的技术本身就是奴役我们的心理状态的因素之一；而麦克弗森则认为，它是获得解放和拯救的一个可能的手段”。[2](P142)
因此，在麦克弗森的理论中，参与式民主只是自由主义民主发展的一种模式，是对精英民主的修正，是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公民积极参与。正是从麦克弗森等人的民主理论开始，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逐渐趋向温和，少了激进色彩，更多从实际出发来探讨如何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这使参与式民主理论框架逐渐清晰，为协商民主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收稿日期：201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