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及其当下价值
张 红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邓小平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从1973年复出工作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前，是邓小平时代观形成的准备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时代观达到成熟的阶段。邓小平时代观内容丰富，涵盖了他对当今时代的主题及其基本特征、时代的基本任务与党的历史使命、时代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基本认识，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回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时代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通过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拨乱反正，准确把握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对时代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并相继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战略问题、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战略不动摇等一系列重大判断和重大观点，引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颇具创造性意义的时代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邓小平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形势变化、分析我国基本国情、揭示时代主题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他对时代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即邓小平时代观。
从1973年复出工作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前，是邓小平时代观形成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分析战后国际形势和时代问题，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相继提出他对时代问题的一些看法。早在1973年7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中国还很不发达，还要当好多年的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以后也不会称霸。1974年4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思想，并明确提出，希望会议“将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做出积极的贡献”。[1]1975年6月，他在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又指出：“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霸权主义，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2]还提出世界大战五年内打不起来，表明他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后，又基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美苏争霸局势渐趋平稳的情况，明确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的重要判断，并从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美苏没有做好备战两方面详细分析了延缓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他还进一步把反对、抑制霸权主义作为延缓战争爆发的重要手段。1979年初，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又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3]并针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提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时间。1980年1月，邓小平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并强调指出，“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4]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随着国际形势在总体上进一步趋于缓和，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世界上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于是开始改变对于世界大战爆发的过分担忧。1982年8月，他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5]“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6]这一阶段，邓小平相继提出的中国坚定反对霸权主义、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推迟世界大战爆发、争取较长时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等重要判断，表明他对战后国际形势和时代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进而为其时代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战略问题等重要观点，并将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相衔接，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1982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是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7]1984年2月，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提出要寻找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8]并提出中国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同年5月，他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首次将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提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9]“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10]随后，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讲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1]并提出解决南北问题有两条基本途径即“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5月，他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又联系到美苏裁军谈判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明确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2]党的十三大依据邓小平的相关论述，正式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表明邓小平的时代观已经基本形成。
从党的十三大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时代观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在整体把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大势，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制裁的同时，深刻揭示了霸权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强调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战略，使其时代观达到成熟。1989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的原因时曾尖锐地指出，它“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3]这是因为一些西方国家仍旧在奉行其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年9月, 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14]并强调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但是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必须按照“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5]11月，他又讲到，西方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6]“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17]“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8]这些判断不仅深刻揭露了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本质，还突出强调了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结合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对时代基本问题进行了集中性阐述。他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9]又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20]他还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21]这些重大判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和平发展论”与“初级阶段论”紧密衔接起来，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前提，标志着邓小平时代观的成熟。
二、邓小平时代观的内容体系
邓小平时代观内容丰富，涵盖了他对当今时代的主题及其基本特征、时代的基本任务与党的历史使命、时代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基本认识，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1.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战略问题的新判断，改变了以往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观点，实现了党在时代主题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一是对和平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22]更因为世界上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的逐渐壮大，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列举出四种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即：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不希望战争的；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是不希望战争的；美苏两国人民不支持战争；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使战争危险减少。二是对发展的认识。发展也是指世界范围的发展。邓小平之所以做出南北问题或发展问题是世界性核心问题的判断，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领域转向科技、经济领域，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发展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23]发展问题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三是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一方面，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和保证。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就会受到破坏，各国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发展又是保持和平的重要因素，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已形成了荣损俱承的利害关系，为遏制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重要条件。
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解体，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东西方两大集团争夺与对抗的终止，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局面以及过去那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已不复存在；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过去经济危机的教训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作出的某些调整等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这些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由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逐渐获得独立，原来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同时，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也向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尖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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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战略问题的新论断，在明确指出当今时代主题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和平、合作、发展正在逐渐代替冲突、战争、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2.邓小平对时代基本任务的认识
邓小平关于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最大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最根本任务”等重要观点，为党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的重要论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2]“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33]等重要观点，既明确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又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我国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时代任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但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也是适应时代主题所必须承担的任务和使命。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霸权主义行径和政策，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中国不仅坚定地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还同世界和平力量站在一起，坚决顶住霸权主义的各种压力，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邓小平还反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重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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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尽管有其内因,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其重要原因；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固然与科技进步和经济体制有关，但他对第三世界的国际掠夺也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的，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发达国家对它们的剥削、掠夺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主要矛盾也未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31]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生产资料和市场的激烈争夺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当今社会也变得更加突出，这些都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表现。同时，当代资本主义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更多地直接诉诸武力进行军事侵略，而是更加注重通过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实现其垄断意图，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因为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使垄断更加有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掠夺最主要的就是采取经济领域的手段，不仅进行金融垄断，还进行技术垄断、贸易垄断等，现代的经济危机、南北差距以及局部地区的冲突和动荡问题等，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本性直接相关。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承担起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代任务。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要进行的三件大事中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25]为了完成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任务，邓小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进行了总体设计，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时代本质是反映时代总体趋势走向、揭示时代根本性质的范畴。邓小平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提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9]“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0]等重要观点，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霸权主义的本质。
3.邓小平对时代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
邓小平关于“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26]以及“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7]“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8]等重大论断，在指明当今时代基本任务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的历史使命。
我国作为尚未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国，必须承担起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的时代任务。在邓小平看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24]为了实现祖国统一这一重大任务，他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及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而扩展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运用于祖国统一的实践，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开辟了正确道路、提供了最佳方略。
综合考虑各方面可能影响多列车运行的因素，选取发车间隔、停站时间、旅行时间和安全距离等多个重要的约束条件进行分析。
三、邓小平时代观的当下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回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邓小平时代观的重大理论意义。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指出了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为人类认识时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20世纪初，列宁在分析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时代观。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关于时代的基本理论，坚持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提出必须反对美苏争霸，坚决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等主张，维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与安全，为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时代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和发展的理论成果，指明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本质和基本特征，为党在新时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李方振等[33]对不同砾石含量的宽级配砾质土进行了一系列的三轴渗透试验。根据砾石含量不同，将宽级配砾质土的结构分成悬浮-密实、密实-骨架、骨架-空隙三种形式；渗透系数随砾石含量的增大，呈现出先略微减小后又逐渐增大、最后显著增大的变化规律，并认为宽级配砾质土的渗透系数与含水率、干密度均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邓小平时代观的重大实践意义。认清世情、国情特点，把握时代主题、本质和特征，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制定和执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战略的客观依据。“文革”结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度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34]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党及时调整各方面的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成功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封闭僵化到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历史性转变。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实践证明，邓小平时代观是指引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行动指南。
第三，邓小平时代观的当下价值。“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的基本国情、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未根本改变，我国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运用邓小平时代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36]“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37]的战略思维。这就不仅为我们在新时代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而且也揭示了邓小平时代观的当下价值。邓小平在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时代、怎样适应这个时代等方面所进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以及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陶瓷艺术是通过造型和装饰的形式特征表现的，也是利用材料和技术为基础实现的。众所周知，中国绘画是独领风骚的，所必需的工具是毛笔、墨、砚和颜料，线条和笔墨死基本构成要素，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画中意及韵味在陶瓷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表现，且中国绘画对于陶瓷装饰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与众不同的装饰理念和表现方法。而陶瓷绘画是指在只有两度空间的平面瓷板上进行的纯绘画创作表现，是作为一幅画而独立存在的，不是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它和一般的中国画本质是相同的，不用考虑对器物造型的适应，只是在瓷质的表面上去探寻符合工艺特点的处理手法。
目前，高校医院缺乏明确的预算执行控制流程及有效的控制措施，缺乏事前和事中控制，仍以事后控制为主，没有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预算编制与执行相脱节。大部分高校医院预算只编制到医院层面，没有进一步分解落实到各科室，对各科室没有任何控制措施，预算目标的实现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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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3-0040-06
本栏责任编辑 朱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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