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述评_生态危机论文

生态马克思主义述评_生态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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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广阔的活动范围,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影响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在创造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人和人类未来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促使资本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领域和规模,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限度的开发、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所以生态运动被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七十年代以来,北美等西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危机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中,深刻地揭示了其必然趋于灭亡的规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概括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表现形式——经济危机。“由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集中和积累的趋势、产业后备军队伍的相应状态及工资下降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意味着将导致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决定性的大变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利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迫使资本家解散工人,为此,不能容忍失业、贫困甚至饥饿的工人会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革命上,进行自身解放的斗争。无论何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主要是劳资矛盾)依然存在,所以,存在着利润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内在趋势。这种经济危机是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根本动力。

2.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今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社会生产与消费,危机趋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样,固然有利于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但又出现了新的危机趋向。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和异化劳动带来的社会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物质需要的满足,用无穷无尽的商品流动供应人们,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资源浪费,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生态危机论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环境的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以求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动力由于环境对生产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阐明了人们在危机情况下从事自我解放行动的能力,认为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使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使需求适应某种品牌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结构理论表明人们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和闲暇生活,因而会对商品匮乏作出反应,愿意采取一种以规模小、民主组织起来的生产为特点的激进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外表就没有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重要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和确立,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陷于崩溃。为此,他们认为需求理论是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理论。

3.“异化消费”和“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都论证道:生态危机将迫使资本家削减商品生产,将迫使人们通过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碎了的辩证法去调整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并向人们提出创造劳动的前景,从而使人们从不必要且有害于生态系统和人类未来的消费中摆脱出来。阿格尔提出了两个分析性的概念范畴:“异化消费”和“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表现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使人把满足、快乐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又支撑了异化劳动。”[①]这个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而是完全从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获得意义。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要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在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把专注于商品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这种消费是异化的。打破异化消费的关键,在于把生产改造的较不异化,这个过程包括三个相互联系步骤:第一,生态系统没有能力支持商品生产的无穷尽的增长,需求降低、放慢工业生产速度;第二,增长速度的放慢,要求人类降低自己的需要,重新思考需要的范型,不再把快乐和消费完全等同起来;第三,对需要范型的反思和调整,使人们重新进入劳动领域,不再把劳动看成被用于外来消费的财富源泉,而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重新认识自己的主要需要价值。

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阻止工业生产的无限增长,改组生产和消费使消费者过一种合理的物质消费生活。通过管理消费的途径,改造阻碍人们实现自由和创造性活动的社会制度,从而达到社会主体需要的合理化发展。

“所谓‘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待得到无穷无尽的商品的消费中取得其合法性,但是,生态危机却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繁荣和物资相对丰裕时起发生供应危机,从而使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期望破碎,重新考虑满足需要的可能性,重新组合其价值和欲望,重新评价满足的手段,重新构造人类对好的生活的本质和素质的期望。”[②]

正是在这种被称为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强大动力。阿格尔是主张用这种辩证法的变革模式来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论的变革模式。期望破碎了的辩证法导致人的需求的重新表达,使人们重新认识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

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分析论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出:重新思考我们的需求——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人们有理由要求缩减其消费需求,打破受独裁主义协调而导致的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全面依赖;缩减工业生产;劳动不再只是获得用于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且还是实现自我价值,保持自然平衡的源泉。

4.“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在对异化消费及其所引起的生态压力的分析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更具体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两个概念:“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他们认为通过“使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即如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③]。这种危机理论认为: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就其经济行为还是就人的动机和意图来看,都已为进行社会根本变革准备了成熟的条件,走向生态激进主义变革已成为一种可能。对此,他们强调分散技术及其官僚主义的基础结构,从而把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权直接交还给各个民众小团体,他们重视为重新控制环境、工作场所和地方群体而做的种种努力。

阿格尔坚持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分散化才能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恢复一种适于生存的、非扭曲的关系。这并不是需求倒退到前工业化的不受丰裕“困扰”的时代去,而是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找到一种中间的组织形式,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的确定。同时他认为巨大而集中管理的政治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化和使工人从属于高度破碎化的生产过程,它具有独裁主义协调和操纵的特点。应当把劳动分解成无数独立工序,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

在具体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变革模式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可归纳为:第一,要求实行一种把生产的某些方面的自动化,同某些方面的小规模的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第二,要求重新考查生产和消费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即认为社会必要劳动要求抛弃个人的创造性,自发的思想和活动,工人同其伙伴之间的非独裁主义关系,由此产生劳动闲暇二元论。第三,生态危机的解决反馈到产生过程,将使产生过程沿着小规模技术和工人管理的道路实行非官僚化的民主化,粉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官僚主义集中,摧毁某些类型工作的强制协调性,同时把生产中那些抵制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部分实行自动化。第四,把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同工人管理结合起来。

阿格尔设想沿着这条非集中化、非官僚化的道路去重新组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在性质上改造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他要求应沿着使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和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抑制一致起来的方向,去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利用生态危机产生的激进主义变革的动力,全面改造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

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简评。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不同于当年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社会危机的形式和趋势却有了重大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生活作用的强化,已给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把危机的场所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领域,出现了社会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因危机等四重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补充,它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对立这一高度,认为有限生态环境是制约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主义动力的主要因素。考察资本主义国家作用所形成的危机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权力结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小规模的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超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涉及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从需求变革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因,这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思索。它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趋势等的一系列分析是深刻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该理论本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在需要和异化消费之间存在着理论断层,论述中所提到的需要多是指物质需要,没有涉及精神需要及其消费形态,从而使异化消费概念的内涵显得贫乏,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

其次,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设想过于理论化,推理在逻辑上也不够严密,所提出的分散权力、分散经营,以及由工人对生产过程进行直接管理等主张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的,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出的社会生产的扩张性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增长很快,环境污染在某些地区已相当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有重要启迪作用。

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现时代实现社会物质需要、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既是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区域生态系统尚未失衡,因此,绝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蹈导致“生态危机”之覆辙,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把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纳入人类生态系统之中,实现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交换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人口增长过快是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加剧生态危机的根源。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直接引发社会物质需求量的扩张,社会需求的扩张必然要求经济的超常增长,从而加重生态系统的负荷量,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因此,抑制人口增长速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基础环节,必须加强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使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手段。产业技术形态的发展,必然会降低产品物耗和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从而减轻生产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同时,环保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是实现清洁生产的技术基础。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同时,应从具体国情出发,重视对社会需求及其实现方式合理化的研究,避免发达国家所建立的与“异化消费”相对应的高度集中的庞大的社会产业体系。以求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化的生态标准为依据,以社会内部调节功能为依托,正确引导社会消费和生产活动,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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