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讨会论文,妇女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9月6日至8日， 由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20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自1992年启动以来的第三次专题会议，经过六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和探索，项目组成员与德国口述史专家济济一堂，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就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认真交流和探讨。
一、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
口述是本世纪下半期史学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它打破了单纯以文献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将历史还原到个人，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历史认识偏差，扩大史学研究范围，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这一新兴史学方法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已有介绍，很快便与正在中国勃兴的妇女研究相结合，“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即是这一结合的产物。
作为一种新兴史学，口述史的定义与界定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项目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指出，口述史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李小江从三个方面对口述史进行了界定和解释：首先，口述史是通过口述完成的，但口述资料并不同于口述史，口述资料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及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课题的选择和把握这些资料的史学家的素养。具有史料价值的口述资料大致有两类：一类具有档案资料性质，可供研究者广泛查阅；一类具有直接入史的价值，可在一定专题研究下编撰成书。其次，口述是史学研究中可以普遍使用的方法，但仅仅是引用口述材料做专论的史书还不能看做是口述史，它只是将口述方法纳入传统史学，史学家仍然是撰写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代言人。而典型的口述史应是史学家退于“幕后”，让事件的参与者本人直接进入历史（文本）前台，扩大史学研究的话语空间。让普通人进入历史，在文本形式上也应呈现其“历史的主体”的特点。口述史应是一个体现口述特点的完整过程，研究者在采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过程中，应将口述人或口述所反映的事实放在重要位置。
对于如何处理历史学家与口述人在口述史中的位置，吕美颐教授（郑州大学历史系）认为，在口述史研究中，口述人具有双重身份，相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客体，相对历史活动和历史本身来说又是主体。其口述资料往往是口述者的亲身经验，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它可以补充或修正文献资料的不足和谬误，校正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使之逐渐趋于完善。然而口述人在口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其对历史的价值认识，这些认识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主观偏差。因而，为了保证口述史的成功，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具有深厚的口述史学的理论修养，重视发挥自身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每一个史学家都有其特殊的主体意识结构，然而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中有其共同因素：其一，哲学因素，历史没有哲学是盲目的。其二，政治立场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它给主体的认识活动以很深影响。其三，知识基础，大体包括史学工作者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其四是生活经验，整个理论认识的发展是“立足于经验基础的”，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助于沟通对历史上生活经验的理解，经验认识往往成为历史认识的突破口。其五，情感，它是主体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一种潜在的认识因素，我们应当将其置于理智基础之上。其六，性格气质是显示人的主体意识个别差异的生理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认识活动，主体意识的诸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共同发挥作用。正是因为主体意识诸因素有其合理性、必要性、能动性，它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活动从机械反映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趋于完整、客观。口述史工作者应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理论修养，能动地发挥主体意识的合理性，指导自己的口述史研究。
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开展，项目组成员开始关注妇女口述史与正史的关系问题。秦燕（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副教授）指出：口述史与正史不是对立的两种史学，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二者的关系，妇女口述史研究应注意两点：（一）在历史研究的每一阶段，我们对所研究的妇女问题应有哪些新的理解？（二）通过对妇女问题的研究，我们对特定的社会又有什么新的理解？若要妇女口述史与正史接轨，便不能就妇女讲妇女，而应将妇女纳入整个历史长河，纳入整个人类社会去研究。
经过长期实践，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会者相互交流，取得以下共识：
（一）口述史研究并不排斥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得越充分，访谈者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口述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料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
（二）口述对象的选择应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以往的历史多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英雄的历史，普通百姓的事迹多被认为不值一提；以往的历史通常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妇女被置于历史主体之外。将普通人载入历史，为妇女重建历史，不仅是史学真实完整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人生基础的必要基石。口述对象的选择还应具典型性，口述史虽为个人体验或小部分人的经历，但它是从个人角度深入历史事件，以个人的命运折射历史的发展，通过对口述者的研究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历史与个人的相互关系。“20世纪妇女口述史”课题正是以普遍性和典型性为原则确定研究内容和采访对象。
（三）以挖掘事实为原则，采取灵活的访谈办法。口述史研究的主客体皆为活体，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口述者的生活经历、文化层次和个性特点各有不同，所以采访交谈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不同，所采取的访谈方式也会不同。Dorothee Wlerling 博士（德国北威州科学研究中心文化科学研究所）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谈到她在口述研究中采用的三个步骤。第一，先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请被访者自由口述；由于一些被访者可能被多次采访，其答案已成定型，故采取第二步，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出来或根据其讲述提出问题，请其回答，打破其固有叙述模式；第三步，针对口述者在讲述过程中表达不清、漏讲，或自相矛盾之处，进行补充提问，让口述者做进一步讲述。Ina Merkel博士（德国洪堡大学）则根据自身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介绍了她用心理分析法进行口述史研究的经验。
（四）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口述资料是以记忆为依据的，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第一手口述资料之时，切忌主观删改，应保持资料原貌，同时加以注释论证。若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抵触，难辨真伪之时，应使两种观点在资料中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史学家不可依据自己主观的价值制定标准来决定原始口述资料的取舍。对于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语，史学家也不可任意删除或更换词汇。保持口述资料的原始性，既是对口述者及其口述资料的尊重，也是对口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及感受这一历史活动的尊重；同时也给日后的资料使用者留出一个可供“继续被阐释”的开放空间。
（五）注重把握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口述过程是在访谈人与被访人通过语言交流达到心理沟通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准确合理地把握与被访人的关系，是访谈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有的项目组成员提出，应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来取得被访者的信任和支持。也有人认为，访谈者不应居高临下，而应努力做被访者的朋友。王国红（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提出，访谈人应避免与被访者心理距离过近，失去自己的角色意识，而不自觉地在访谈中加以价值判断，影响真实材料的获得。Ina Merkel博士认为，不论被访者是令人接受的还是被人排斥的，访谈者出于职业道德，必须与之建立近距离感。那么如何把握采访者与被访者关系远、近的“度”的问题呢？Merkel认为这个“度”在实践中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统一的标准。但可以掌握一点：在采访中，尽量拉近距离，使访谈在坦诚、信任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而在资料分析中则要尽量拉开距离，以确保做出客观冷静的理性判断。
二、“20世纪妇女口述史”课题报告
20世纪是全世界妇女（包括中国妇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全面参与社会的世纪。长期以来，妇女的历史和她们的经验同其它非主流文化一样，未受关注。今天，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女性文化与历史面临着重新被淹没、永远消失的危险。抢救历史，特别是抢救妇女的历史，是妇女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献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妇女研究工作者及时运用口述史方法，将妇女研究与口述史方法结合，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次开拓性的尝试。
“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自1992年立项以来，国内外参与者逾千人，已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至今， 基本成熟和独立立项的选题有30余个。
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经历以1949年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以前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及1949年以后妇女与政治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历史全过程的两个主题。由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文化课题自成体系，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色彩，该项目还辟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专题。尽管“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涉及广泛，但基本包容在上述四个方面，成为四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板块。
此次会议，各选题承担人向会议汇报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基本切入点。
林颂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承担江西苏区红军家属命运研究课题，课题名称为“十送红军之后”。两位课题承担人曾从事“中央苏区妇女与土地革命战争”研究。1993年2月—3月间，她们到江西的南昌、瑞金、兴国等原中央苏区所在地采访了76岁—86岁之间的8 位老人，其中有苏维埃高级领导干部，有县、区、乡的干部，有女革命者，有普通平民百姓，代表苏区不同层次的妇女。已整理出录音资料8 万字。她们的研究课题分三个部分：（一）革命战争给苏区妇女带来的解放和新生；（二）苏区妇女对革命的奉献和牺牲；（三）红军转移后妇女的人生命运，以及几十年过去后她们对战争的认识。
“汇集在宝塔山下”课题的承担人岳珑（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副教授）和秦燕介绍了她们的课题情况。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她们将陕甘宁边区妇女分成三部分，一为“九一八”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地妇女，二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西安妇女，三为本地婆姨。利用口述方法逐类进行采访，她们已获得了18万字的文字资料。通过这些口述资料来反映陕甘宁边区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和妇女对革命的参与。同时，她们还收集到大量当地的女性文化民俗资料，拟做进一步深入的社会史研究。
赵爱素（河北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承担的课题是“拉锯战中的‘堡垒’”，该课题以抗日战争中的冀中为背景，研究中国妇女参战的特殊方式。
赵宇共（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承担的课题是“三访‘剪花娘子’库淑兰”。他从地域文化、历史发展和妇女心理等角度对库淑兰艺术现象进行了剖析。
河南“妇女口述史项目组”负责人梁军副教授介绍了她所组织承担的若干选题，如“天足的命运”，打破了从文献资料中做缠足研究的惯例，以缠足女人为主体进行采访和研究，记录了大量难能可贵的民俗资料和妇女心理感受。又如“旧俗”课题，通过采访近百位70岁以上普通妇女，记录了旧社会被弃女婴、童养媳、妾、奴婢、妓女等的人生体验，采集了大量诸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方面丰富的民俗历史资料。
“少数民族妇女”是“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中重要的单列课题，具体课题的研究尽量选择本民族人士主持或协助采访。云南“口述史项目组”负责人刘夏虹（云南工青妇干部学校妇联教研室主任）介绍了她所负责组织的若干个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课题。她认为对研究没有自身文字的民族和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妇女来讲，口述方法尤其重要，它几乎就是记录该民族历史和妇女生活的惟一方法。针对各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特色，他们除采访不同类型的妇女之外，还采访了当地民族文化人、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多为男性），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力图通过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经历，全面展示该民族妇女的历史变迁。
《嘎曼——苗族女人》课题的承担者是苗族知识女性张晓（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她选择了外婆的家乡——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作为自己的研究区域，以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访谈为方法，通过对妇女生命史的研究来展示苗族的发展史。她先后访问了50多位苗族妇女，从苗寨这一特定区域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在利用口述方法进行研究过程中，张晓不仅访问苗族妇女，也访问了一些苗族男性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苗族妇女口述史资料的补充。
80年代以来，卖淫女的出现成为社会的热点现象。卖淫女出现的原因和卖淫女的命运已经引起了妇女工作者的思索。王金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先后采访了49位卖淫女，收集了大量口述资料，以社会变动为大背景，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除上述课题之外，项目组主持人还介绍了一些其他选题的进展情况。如“火柴女的兴衰”，由广西梧州某火柴厂兴衰看早年女工生活；“第一次解放”，研究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大田野上”展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变迁和感受；“准‘右派分子’”，记录“右派”妻子及其家属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探究政治运动对妇女的影响；“风雨计划生育20年”力图全方位地展现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运动；“生生不息”研究汉民族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传承与变迁；“女书的发现”记录湖南江永“女书”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江村女人”研究近代至今苏南民间纺织业的发展与女人生产生活的关系；“世代链条”通过若干家庭三代或四代直系亲属女性的命运追踪，反映妇女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变化与感受；“自梳——超脱婚姻”意欲对两广一带自梳风俗及自梳女命运进行研究；“先锋女学与女生”旨在探讨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带知识女性开办女子教育的情况。
德国学者介绍了她们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德国妇女历史的情况。
三、妇女口述史研究中的经验与问题
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经验，与会者讨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妇女口述史的功用
林颂华认为：口述史多为被访人口述亲身经历，使口述史料更真实可信：口述史料不仅包含客观史实，而且反映了当事人的亲身感情体验，口述资料往往更生动，更具可读性。口述史可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岳珑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妇女口述史的功用：1.口述史使历史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将历史记载从英雄推及普通人，将历史的解释权从男子推及妇女。2.口述史为当事人谈及历史事件的发生经过，并包容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使历史事件更具真实性。3.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往档案欠缺太多，口述资料的补充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4.通过被访者的回忆和感受来反映历史，使历史更为立体和生动。5.客观反映口述材料，为读史者提供判断空间，使口述历史具有开放性。6.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的工作甚为艰苦，口述史研究为访谈者提供着极好的锻炼机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妇女口述史的贡献主要有两条：妇女近乎无史，将妇女载入史册即是其价值体现；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二）口述史与一般口述资料的区别
李小江编撰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操作手册》对此做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解释。1.口述史与自述的区别：（1 ）口述史的访谈因有“他人”参与，可以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2 ）研究者的访谈提问可以帮助被采访人追踪和挖掘已经淡忘或丢失的记忆；（3 ）访谈和对话可以增加“反省”的角度。2.口述史与新闻采访的区别：其操作方式相同，但是新闻采访的特点是：（1）是即时的， 没有预设前提，没有研究“史”的目的；（2）不必文献资料的鉴别和补充；（3）要求即时观感和事实，没有“记忆”参与。3.口述史与纪实文学的区别：纪实文学的特点是：（1）不必核实口述人所说是否是“真”；（2）允许当事人和编者合理想象和虚构；（3）可以与“时代背景”相对分离；（4）访问对象可以“个性化”，而不必是“典型”。4.口述史与人类学口述材料的区别：与口述史不同，人类学口述材料可以是片面的、局部的、零碎的、自在的，重在“自圆其说”，不一定要求与外部社会或“历史”发生关系，它特别要求“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尽可能避免“他质”因素的介入。5.口述史与社会学口述方法之间的区别：研究目的制约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社会学访谈不怕材料重复，重复（量的积累）即为它的目的之一；口述史则不同，其材料避免量的重复，它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在时间段上完成从一个质到另一个质的跳跃，以此展示出历史的演进过程。
（三）口述资料的真实性
长久以来，人们对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多持怀疑态度，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口述资料的原始、质朴，难免不够严谨，时间的推移和口述人记忆的偏差也可能使口述资料与事实相出入。但口述资料为历史当事人对所见所闻所感的亲口叙述，与史学家记载的历史相比，无疑更具体，更生动。对于口述资料的真实性，王国红认为，从史学角度来说，真实表现为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两个方面。史学家有必要鉴别史料是否客观真实，若口述资料与客观事实相左，就必须分析口述人为什么会提供错误资料。一般来讲，可能性有三：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口述者有意作伪；口述人主观认为是历史事实。王国红强调，即使口述人提供的主观资料在客观上并非真实，这一现象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影响，值得分析研究。与会者一致强调，对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严肃、认真地加以鉴别。
（四）口述研究中的语言特殊性
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而语言又带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社会人群，其语言范畴会出现极大差异，某一语言范畴中反映历史事实的词汇很难用另一语言范畴的词汇去完全替代或准确地解释。在地域性课题研究中，对陕甘宁边区和江西苏区妇女的研究，对卖淫女及自梳女研究，语言特殊性都是重要的问题。对此，与会者提出两个建议和意见，一是采访者应尽快地接受并融入被访人的语言体系，以表现采访人的诚恳和对被访者的尊重，尽可能地与被访者达到心灵的沟通。二是保持语言的特殊性，在采访中或整理口述资料时，不可随意删除或更换语言，只需从旁作读音和意义注释。语言的特殊性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汉族口述史工作者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很难深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口述史工作者成为“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妇女口述史资料使用权
妇女口述史研究是在征得主述人同意并积极配合下得以完成的。对主述人口述资料的记录、录音和拍摄，皆以主述人同意为前提。当口述资料的录音和文字整理完成以后，被访人要通过书面方式或录音方式，对口述史资料的使用表示意见，即，同意收藏、引用或发表与否。如何对待和处理口述人不愿意公开的历史事实和个人隐私？张晓的经验可供借鉴：1.将不愿公开的口述资料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2.在征得主述人同意的情况下，更换人名或地点（须加注释），保持基本史实不变。在口述资料的使用上，充分尊重主述人意见，访谈者不得擅自使用，更不得同意他人随意使用，这是口述史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六）被访者的非工具性
在口述采访过程中，采访人与被访者之间产生“互动”，这一互动关系对被访者往往产生重大影响。访谈的过程实质上成为主述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这一反思往往使那些历经磨难的口述者产生激烈的情感动荡。一些访谈可能给接受访谈的妇女带来精神痛苦。项目组成员认为，被访谈者绝不是“被利用”的工具，口述资料的获得并不表明访谈任务已经完成以及与被访者的关系到此为止，应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被访谈者医治心灵的创伤。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对待被访人的职业态度，得到了中外与会者的首肯和赞扬。
（七）在访谈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在国内外口述史学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李小江专门针对妇女的访谈中一些属于细节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发表了她的意见。1.交谈时，要求女性与女性做“一对一”的访谈，尽可能避免男性或家人介入，以保证被访人在“无人代言”和“无人监听”的环境中畅所欲言。2.注意两种相关的叙事偏差，一是按宏大叙事和社会价值评判，而认为自己一生平淡，“无话可说”；一是由于“历史感”的淡漠，过多叙述个人经历，与社会大背景脱节。3.事先充分准备，访谈时需在历史细节上多做文章。4.避免套话或意识形态性语言，同时避免访谈成为被访人的“感情宣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