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与文化变迁：尼尔#183;波兹曼论技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媒介论文,尼尔论文,文化论文,波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尼尔·波兹曼（又译尼尔·波斯曼）是继麦克卢汉之后媒介生态学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技术影响，分析媒介环境如何创造语境以改变我们思考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它所关注的是技术和传播工具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布和方向，以及信息的结构和偏向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态度”。从技术角度看，波兹曼理论中包含着完整而丰富的技术论思想，尤其是关于媒介技术对文化冲击的研究成果，对技术哲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实际上，他的技术思想已经受到技术哲学家、科学传播学家的广泛关注。
一、技术、媒介决定一切
波兹曼主张技术决定论，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最终归因于技术，他承认：“我意识到我处在还原论错误的边缘，因为我强烈地感到信息结构能解释一种文化中的任何事情。但是，这绝不是胡说。”① 相比于科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对技术知识的认识论优越性强调不多，更多的是推崇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性，主张技术思维、方法和知识在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技术决定论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马尔库塞的“技术的极权主义控制论”，凡勃伦的“工程师治国论”，丹尼尔·贝尔的“知识的中轴原理”，而波兹曼属于媒介决定论，他极力强调媒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
1.技术的自主性、生态性。波兹曼反对技术是纯粹被动性工具的观点，主张技术是自主发展的。“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②。因此，新技术被引入社会之前，必须仔细审视，引入后就很难控制了。并且，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总体性的，波兹曼用“生态”概念来说明这种影响。他认为，技术包含着特定的思想、偏好、态度、议程和意识形态偏向等，能够以隐蔽且强大的力量改造和重塑整个社会。换言之，技术能创造某种社会环境或文化生态，因而技术变化不是简单的工具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性”变革，即新技术的出现彻底摧毁和改变了旧的技术生态。
以对印刷术的生态性冲击为例。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术的出现至少造成了如下影响③：印刷排版导致了学科重组，形成了推崇逻辑、清晰的思维的观念，导致了文学新形式的出现，比如散文和诗歌；印刷术使方言进入公共话语，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印刷机与基督教新教在信息倾向上不谋而合，推动了后者的兴起；印刷术用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兴起；印刷术为科学保存、交流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极大地支持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印刷术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形成了不同人群间的知识差距，为“童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他把印刷术的出现看作当时社会变革的基础。
2.媒介重构信息。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介即讯息，强调媒介对信息传播的重要影响。波兹曼进一步认为，媒介也不等于信息，而是对信息的重构，媒介不仅影响而且决定了信息传播。他指出，信息是对客观世界的事实陈述，媒介并非简单地传播信息，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或模式来重构信息，从而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在波兹曼看来，媒介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媒介技术，但根源于媒介技术，是以它为核心的某种环境或生态。他指出，“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④。媒介生态学就是把媒介视为环境的研究，媒介生态（环境）或信息生态（环境）是人类沟通手段所构成的整体性环境。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媒介技术对人的影响。
从信息的角度看，媒介生态具有复杂的有机结构，即媒介结构或信息结构。不同媒介编码的信息形式（比如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产生的信息数量级不同，传播信息的速度不同，受众利用信息的门槛不同……这些都是媒介结构差异的表现。进一步来看，不同的媒介结构会导致不同的媒介偏向。波兹曼认为，媒介信息编码形式差异带来不同的智力和情感偏向，媒介可获得性和信息传播速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偏向；媒介物理形式产生了不同的感觉偏向，媒介被关注点差异形成不同的社会偏向，媒介技术和经济结构差异催生不同的内容偏向⑤。总之，媒介处理或重构信息是有预设的，媒介结构决定了媒介内容。
3.媒介决定文化。波兹曼指出，媒介生态的影响不为人注意，但对人类生存的影响与物理环境一样是真实的。媒介生态“对思想、社会态度、知识的定义以及智力的种类予以指示”⑥。每一种媒介都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不同的媒介意味着不同的思想基础。他主张“媒介即认识论”，即媒介至少是部分决定了真理、知识。媒介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重构。当媒介生态发生变化，社会的组织、制度、认识论、意识结构、智力倾向等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在波兹曼看来，媒介决定了整个社会文化，他指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⑦。波兹曼把文化视为以媒介为基础的“会话”，而媒介改变了话语结构，因而就决定了文化。对此，他说：“像基因一样，信息模式用一种神秘的方式，决定了文化的一般特征”⑧。他还从“媒介即隐喻”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媒介具有隐喻的功能和特性，而隐喻是文化的基础，因而媒介塑造了文化。波兹曼甚至认为，“每个社会都是被某种传播模式和方法整合在一起的，传播模式和方法决定社会之所是。”⑨ 这显然是媒介决定论。
二、技术发展改变文化形态
根据技术决定文化的指导思想，以技术发展为线索，波兹曼对社会文化的历史变化有着独特的理解。由此，他提出了两种相互关联的、以技术为标准的文化史理论。
1.从口语文化、书写文化、印刷文化到电视文化。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波兹曼对文化史进行了划分，其中有三个时间节点：（1）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从口语方式转向书写方式来传承文化，书写文化在口语文化中萌芽；（2）15世纪中叶印刷机出现，之后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开始，17世纪末印刷（机）文化开始全面替代口语文化；（3）19世纪中叶电报、摄影技术等出现，20世纪电视机发明后，电子文化开始替代印刷文化。
对于口语时代、书写时代，波兹曼讨论得较简略。柏拉图时代书写开始兴起，口耳相传的史诗和游吟诗人正在消逝。但是，在印刷机发明之前，识字仍然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权，因此，文艺复兴之前，西方文化主要是口语文化。中世纪仍然是一个以口语沟通为主的世界，书写文化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
印刷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理性、严肃和秩序。印刷术兴起激发了识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教育，欧洲学校大规模兴起，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印刷文明是以铅字为中心的铅字文化，印刷文字意义丰富，内容严肃，逻辑性强。在印刷文化中，社会话语是清晰、严肃和理性的，阅读、写作是智力的最主要指标。
电子文化以图像为中心，是无意义、商品化和娱乐化的文化。电视是电子文化的“元媒介”。在波兹曼看来，图像传播与文字传播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图像诉诸感情而非理智，诉诸感觉而非思考；图像是具体的，不能提供观点和概念，没有句法和逻辑，无法进行反思。在电视时代，信息成为与意义无关的商品，其价值不在于指导人们的行动，而在于是否新奇、有趣且具有商业价值。无意义信息的商业价值根源于自身唯一的功能即娱乐。电子话语关注的不是意义的陈述和交流，它排斥理性和思考，但重要的是它以图像来吸引人，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在电子文化中，公共话语也变得无聊、无能和无序，智力标准是知道而不是理解。在电子时代，“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⑩。
2.从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到技术垄断文化。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波兹曼把人类文化历时性地划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属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而技术垄断（technopoly）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的美国，标志性事件是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1911）、福特发明流水线（1913年左右）和“猴子”审判（1925）。
在工具使用文化中，发明工具一是解决物质生活中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技术不会侵害文化的尊严和完整，妨碍信仰、政治和教育等，相反，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受到文化的制约。技术并不被认为是自主的，而是受到社会体制的约束，技术与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总体上服务于文化。
在技术统治文化时代，技术开始扮演社会核心的角色，技术的自主性增强，技术统治论开始流行。在技术统治文化中，为人类福祉计，所有技术可能性都应付诸实施，文明进步必须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技术进步是为了获益，技术发明必须遵循客观、效率、专业、标准化、量化和进步的原理。技术没有整合到文化中去，开始向文化发动进攻，试图取代文化。但是，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全面摧毁文化传统，只是将其置于从属地位，视之为落后的、过时的东西。因此，工具使用文化此时没有消失，而是与技术统治文化在对立、冲突中不安地共存着。
技术垄断文化兴起后，其他文化类型开始急速消失。波兹曼指出，技术垄断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它是技术统治文化走向极端的结果，它建立新文化秩序，谋求垄断性和齐一化，强力排斥异己的所有文化样式。技术垄断思想肇始于孔德以及一群巴黎的科学家，但泰勒率先明确地提出了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即技术能代替人思考，人听任技术做主，社会就能达到最佳状态。简言之，技术垄断论的口号就是：一切都交给技术。技术垄断与技术统治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发明机器，并不主张还原主义，前者以还原主义为目的，即人生的意义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
三、对当代技术的文化批判
从时间上看，电子文化、技术垄断文化均指当代文化。对于当代文化，波兹曼总体上持批判的态度，他对电子文化、技术垄断文化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当代文化的批判(11)。从技术角度看，其文化批判是以对当代技术尤其是技术对文化负面影响的批判为基础的。因此，他的文化批判又可以看作当代技术的文化批判。
1.当代技术反文化。波兹曼指出，技术一直都反文化，早期技术无力威胁文化，但是垄断性的当代技术能够并已开始威胁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特别危险的敌人了。当代技术和商业结盟，一切以商业利益为判准，与之相悖的文化因素被排斥。借助技术的力量，技术垄断文化正在铲除传统的符号、叙事，而代之以技术垄断的叙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努力为得势的技术垄断论培养技术官僚”(12)。更为严重的是，技术垄断阻止了一切对当代技术、文化的反思。人们的思考局限在已知范围内，对异己文化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技术傲慢、技术麻木疯狂滋长，人们看不到新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根本性的危险。
2.当代技术贬低人。当代技术垄断导致唯科学主义盛行。波兹曼认为，唯科学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自然科学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必须用社会科学原理来组织社会，科学可以作为信仰系统赋予人生命的意义和道德的满足。唯科学主义是对技术的滥用，把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自然和人事混为一谈；唯科学主义提供的“信仰”是虚幻的，试图以标准化程序构筑道德的基础，但科学根本无法作为信仰和道德的权威，这样做的结果是道德失去指引。波兹曼将科学指导道德、信仰的观点称为“技术神学”，“技术神学”提供的道德、信仰实际上非道德、非信仰。进而言之，技术垄断中对人的研究将人变成了客体，变成了技术控制的对象。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判断失去了信任，也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只能将它们交给机器，于是，机器曾被看作“人的延伸”，而现在人成了“机器的延伸”，成了机械化、模式化的人(13)。
3.信息技术导致文化混乱。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造成了信息过剩和失控。波兹曼认为，当代社会鼓励信息生产和传播，海量的信息开始泛滥。并且，信息流在当代社会已经失去控制。信息控制的主要防线是法庭、学校、政党、宗教、国家等，它们如今都失去了信息控制力。信息过剩和失控最终导致信息、思想和文化的混乱。泛滥的信息不能回答人类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实际上是某种无意义的垃圾。波兹曼指出，为了信息而信息，大量无结果的“伪信息”出现，这本身就成了问题(14)。人们忙于适应新技术创造的电子信息环境，无法思考和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丧失了社会和政治的活动能力——每个人有很多想法，制造更多新闻和信息，却不能导致相应的行动。过剩信息破坏了心神的宁静，生活的意义、记忆和憧憬受到威胁，生活陷入了茫然无措的混乱之中。波兹曼将这种混乱形象地称之为文化的“艾滋病”（AIDS）。
4.电视技术的文化危险。波兹曼对批判电视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电视文化是语无伦次、无聊琐碎的，不存在“严肃的电视”，电视只能发出娱乐的声音。电视主导的当代文化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把娱乐变成了一切的表现形式。“娱乐至死”的当代电视文化存在诸多危险。首先，电视文化是反思想、反理性和感官至上的。娱乐本质上决定了电视必须放弃思想，而且将人吸引到视觉体验上。电视广告攻击启蒙的理性意识形态，电视新闻依靠速度而不是实质内容引发兴奋。其次，电视文化屏蔽了真实世界。电视话语的真实性不是由它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决定的，而是“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15)。演员／报道者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更上镜，而不是挖掘真相。电视展示的并非真实世界。当下的问题是，在电视文化熏陶下，人们已经适应了电视世界，相反，对真实世界却变得麻木了。再次，电视否弃了严肃的对话，隔断了历史和今天的联系。电视世界是没有秩序、意义、语境和连贯性的，一切均为娱乐，不必严肃对待的。电视语境下的交流不是真正的交流。电视让人类放弃记忆，隔断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另外，电视还使人的智力趋向单一化，主要在图像和故事两方面发展；电视提供的不是有用信息，且误导人的行为；电视广告用技术术语打击受众的心理，塑造某种技术神秘。
四、波兹曼技术论的缺陷与启示
技术论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前者用技术方法“中立地”剖析技术，后者用人文眼光批判地审视技术。显然，波兹曼的技术论属于后者，这一点从他对弗洛伊德、本雅明、芒福德、埃吕尔以及辛格等人理论的引用和关注上得到佐证。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在技术中生存的人。技术对人究竟有何影响，这是人文主义技术研究根本性的问题。面对当代技术的巨大威力，人文主义者大多采取了警惕或批判的立场，这是由悲天悯人的理论品格和寻求超越的理论主旨所决定的。
波兹曼的技术决定论深陷于无望的悲观主义中。这里可以把技术决定论划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类，即它们都承认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于这种状况却给出了相反的评价：乐观主义者支持、歌颂，悲观主义者反对、抨击。波兹曼属于悲观主义者，这一点很明显，他曾建议不要相信托夫勒等乐观者的预言(16)。在波兹曼看来，当代技术带来危险，同时又是自主运行。因此，面对技术导致的文化困境，所有对策从根本上都是无望的，因为，它们不能阻止技术按照既定的自主规则改变整个世界。
因此，波兹曼提出的应对当代技术对文化挑战的“技术无神论”（technological atheism），只能是自相矛盾。当代文化已经把技术推上神坛，“技术无神论”要把技术拉下神坛。波兹曼指出，当代问题根源于意义失落与技术神学泛滥，前者是传统超验叙事崩溃的结果，后者主张“通往天堂的路是技术创新”(17)。实际上，他对技术作用的夸大恰恰是把技术看成了“神”。他提出的具体对策也只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对新技术提问”旨在详细反思新技术的影响(18)，但在技术决定的前提下，“提问”不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再比如，以“媒介教育”来使人保持对媒介技术的警醒(19)，但在媒介决定的前提下，如此对抗最终会在技术的强大攻势下瓦解。
在技术的影响力、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波兹曼过于武断。他多次引用一句谚语：对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实际上，这句话正好用来评价其技术论。毫无疑问，技术在当代社会中影响巨大，但它始终是人的技术，还未达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程度。波兹曼把技术放在文化之外，这是很成问题的。技术本身包含着文化因素，技术文化应该被纳入整个社会文化之中。技术负面效应的根源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当代社会价值观尤其是科技观的问题。正如芬伯格所言，当代的文明规划导致了技术的各种问题，可以在新的文明规划下“重新设计技术”，让技术支撑更理想的社会(20)。
从理论建构本身来看，波兹曼的技术论也不乏问题。首先，基本概念含混。波兹曼的“文化”概念将文化等同于话语或对话，这是对话语的泛化理解。但是，他对技术生态的分析又将其视为某种有结构的话语规则。他的“真理”概念则混淆了真理与真理的表达。必须承认，两者是不同的，虽然真理的表达对理解真理会有影响。其次，以偏概全。波兹曼对技术的分析主要局限在媒介技术，而对其他技术涉及不多。波兹曼的当代文化批判主要是以美国文化为主，缺少对其他文化的研究。波兹曼对当代传媒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电视上，而对其他传媒尤其是网络的分析仍很缺乏。总之，波兹曼理论中的直觉判断和道德激情的成分多于理性论证。
然而，波兹曼的技术论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对于技术哲学研究仍有相当多的启示。
第一，技术哲学研究应该借鉴更广泛的理论资源。目前，中国学界学科思维较浓厚，问题意识仍显不足。技术哲学之所以兴起，主要是技术问题凸现，而不是科技哲学学科细分的结果。技术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技术问题，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借鉴不同学科既有的技术反思成果。波兹曼属于传播学学者，但媒介生态学派有大量关于技术的论述，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从波兹曼的理论渊源看，文化研究理论、芝加哥学派、制度经济学、美国技治主义（technocracy）以及当代知识社会学等，均值得技术哲学研究深入发掘。
第二，技术哲学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和具体。相比于技术论的体系建构，波兹曼对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更有启发意义。比如，“童年消逝”理论细致分析了媒介技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深刻影响；“平衡教育”理论详细分析了媒介技术对教育的巨大冲击，同时，作者还阐释了电视技术对当代文化的负面影响，“软技术”理论提醒我们用批判视角——波兹曼称之为“敌对的目光”——去反思当代社会科学，等等。作为直接关照社会实践的哲学反思，技术哲学更应该深入到具体的技术问题当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总体化的宏大叙事层面。在这一点上，波兹曼无疑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技术哲学研究应该在时代关照中丰富其问题域。技术哲学兴起时间不长，关于技术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比如技术的本质、结构、功能、价值与运行等。波兹曼从文化角度研究技术，引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技术与人生问题，技术与传播问题，技术与消费社会问题；电子技术对选举、民主、布道、医疗、娱乐等的冲击，电子环境中的教育、教学和教师问题，电子官僚主义问题，技术决策与专家政治问题，信息过剩与控制问题。等等。它们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丰富了技术哲学的“问题库”，把技术哲学研究导向现实。
第四，技术哲学研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指向提高效率，目标是通过理解技术运行以促进技术管理；二是指向技术中的人，目标是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以改善技术时代人的生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最终也应该指向后者。但是，技术效率与技术幸福在现实中并不完全一致。对于波兹曼而言，重要的是技术中的人而非技术效率，这种人本主义情怀难能可贵。围绕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哲学研究，其宗旨应该是人类福祉，而非如何“科学地”控制人。
注释：
① Nei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1979,p.43.
② 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198页。
④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74页。
⑤ Nel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1979,p.193.
⑥ Ibid.,p.29.
⑦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25页。
⑧ Nei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1979,pp.43-44.
⑨ Ibid.,p.29.
⑩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6页。
(11) 波兹曼对文化的历史回顾充满了厚古非今的意味，将电视文化替代印刷文化称为“危险的退步”。参见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27页。
(12) 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07页。
(13) Nei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1979,p.100.
(14) Neil Postman,“Who,What,Where,When and Wise”,Editor & Publisher,Vol.133,May 2000.
(15) 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88页。
(16) Janet Sternberg,“Neil Postman's Advice on How to Live the Rest of Your Life”,Et Cetera,Vol.63,December 2005.
(17) Neil Postman,“The Information Age:A Blessing or a Curse”,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4(2).
(18) 尼尔·波斯曼：《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吴韵仪译，台北，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4～62页。
(19) Neil Postman,End of Education:Redefining the Value of School,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pp.190-192.
(20)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中文版序言，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