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社会网络特征界定与测度问题探讨——基于效率和效果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特征论文,效率论文,效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鉴于社会网络(以下简称网络)对于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创业学者围绕网络的效应机制和形成机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Hoang和Antoncic,2003)。现有的效应机制研究(如Uzzi,1996、1997和1999; Singh等，1999)把网络作为自变量，围绕机会识别、资源调用、新企业生成等创业里程碑事件以及创业绩效(如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等问题来考察网络对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既有的形成机制研究(如Hite和Hesterly,2001; Greve和Salaff,2003)则把网络作为因变量，试图通过探讨影响新企业网络的主要前置因素来剖析网络的形成、变化和演进。
尽管已有研究在剖析创业者个人和新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影响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却没能充分阐释新企业特别是初创期新企业网络的本质特征，而网络的本质特征是连接网络形成和效应机制研究的核心媒介。侧重于效应机制的研究反复论证了网络对创业和新企业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揭示网络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但却忽略了新企业如何构建自己的网络这个重要问题，影响网络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不仅直接关系到网络的形成，而且还间接与企业行为、绩效相关；而侧重于形成机制的研究尽管论及了网络的形成过程，也分析了影响创业者个人及新企业网络形成的主要内、外部因素，但大多从单一维度或要素来描述或刻画他们的网络，测量指标也过于零散，无法全面、系统地呈现新企业网络的创建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更重要的是，创业领域的网络研究比较侧重于创业者个人网络，或用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取代创业网络(Witt,2004)。然而，新企业的网络并不局限于创业者的个人网络(Larson和Starr,1993)。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在Hoang和Antoncic(2003)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创业领域的网络研究进行了评价，论证并强调了深入理解新企业网络形成过程的重要意义，呼吁从过程视角对网络的相关概念进行操作化测量，运用过程逻辑来解释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来描述和刻画网络的形成过程(Van de Ven和Poole,1995)。总而言之，侧重于形成机制的研究聚焦于网络的建立，而侧重于效应机制的研究则聚焦于网络所产生的结果，但两者都不关心“如何建立”和“如何利用”的问题。
针对相关研究现状，本文立足于初创期新企业的网络，借用组织管理领域处于基础地位的“效率”和“效果”概念来描述和刻画新企业建立和利用网络的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情境化地提出、界定并测度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这两个重要概念。认识研究对象，是深化研究、剖析研究对象内在机制和机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刻画新企业网络的特征，是深入研究网络特征与企业行为、绩效之间内在联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必要前提。本文首先简要回顾组织管理领域有关效率和效果的研究成果，然后对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情境化界定，并从效率和效果的角度来描述和测度新企业网络的主要特征，最后在简要总结本文观点的基础上对后续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二、组织管理领域的效率和效果探讨
效率和效果是组织管理领域两个基础而又重要的评估维度。德鲁克(Drucker,1966)在其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一书中指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善于区分效率和效果：效果是成功的基础，而效率则是在取得成功以后维持成功的最低条件；效率涉及如何正确地做事，而效果则涉及做正确的事。德鲁克不仅精辟地强调了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而且简明扼要地辨析了两者的关系，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定义来看，效果和效率特别是后者，是用来衡量生产、工程或项目的指标，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首先被运用到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目的在于寻求提高、优化工作质量的方式(Katz和Kahn,1966; Goodman和Lawler,1977)。后来，相关的探讨逐渐拓展到公共组织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总体来说，组织管理领域的效率和效果研究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同时探讨效率和效果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管理或工程管理方面，侧重于解决工程和项目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纵向或横向比较来衡量生产能力、工程项目的优化情况。其次，公共组织或企业等其他组织情境下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组织层面，往往偏重于对组织效果的讨论(Scott,1977; Pennings和Goodman,1977; Ostroff和Schmitt,1993)，一小部分研究也提及了组织效率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Katz和Kahn,1966; Campbell,1977; Scott,1977)。再者，在有关组织效果的研究中，学者们就组织效果的定义、边界、性质等概念性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但没能达成一致，这与研究所选择的组织情境、所关注的主体密切相关(Pennings和Goodman,1977)。最后，由于有关组织效果的概念性探讨未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致使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陷入困境。现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往往是一些便利性研究(studies of convenience)，因而不利于理论拓展(Seashore和Yuchtman,1967; Ostroff和Schmitt,1993)。
从研究内容看，既有的效率和效果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围绕组织效率和组织效果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包括两者的定义、边界、测量、前置因素分析以及研究方法探讨等(Katz和Kahn,1966; Pennings和Goodman,1977; Campbell,1977)。这类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但随后就逐渐风光不再。究其原因，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并且采用繁复的标准或指标来测量，当然无法达成共识(Campbell,1977)。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迫使学者们在70年代后期放弃难有定论的纯概念性探讨，基于先前的研究提出一些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和思路的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承前启后的研究。Campbell(1977)在回顾组织效果目标模型和系统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步骤和策略；Scott(1977)从三个宽泛概念的角度提出了由理性、自然和开放模型构成的研究框架。这类研究的战略性探讨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来自组织管理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们把效率和效果看做是组织管理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并把它们置于不同的组织情境以解决不同方面的特殊问题，如人力资源管理(Gist,1987; Tsui,1990)、教育机构或组织绩效管理等(Schmitt和Ostroff,1987)，从而形成了第三类组织效率和效果研究。事实上，这三类研究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第一类研究是后两类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框架的提出还是不同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的推进，都离不开最初的概念研究。其次，第二类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通过打破僵局、开辟新的视野来补充先前的概念研究，而且为第三类研究奠定了更加符合研究需要的理论基础。最后，第三类研究不仅继承、沿用了前两类研究的成果，而且通过融入情境因素丰富、完善了一般性理论探讨，赋予抽象的概念以具体的内容，使得各种测量方法更加切实可行。
以上三类循序渐进的研究使得组织管理领域效果和效率的概念界定逐渐变得清晰。学者们选择不同的情境、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的效果和效率进行了界定。在组织效果界定方面，Georgopoulos和Tannenbaum(1957)从组织目标的角度出发，认为组织效果的定义至少要考虑组织的目标以及维持组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两个方面；Argyris(1962)从投入和产出动态变化的角度对组织效果进行了定义，认为组织效果就是组织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增加产出，或者在投入递减的条件下取得同等甚至更多的产出；Seashore和Yuchtman(1967)从资源获取的角度进行了界定，认为组织效果是组织从环境中挖掘稀缺、宝贵资源以保持自己的运营能力；还有一些学者从组织和环境匹配的角度展开讨论，强调组织和环境因素匹配的重要性。关于组织效率，有学者(如Pennings和Goodman,1977; Ostroff和Schmitt,1993)认为组织效率是组织生产或取得的单位产品与为生产或取得单位产品所投入的资源及成本之比。有关组织效率的研究往往拿组织效率与组织效果进行比较，有学者(如Georgopoulos和Tannenbaum,1957)甚至把组织效率当做衡量组织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尽管已有研究未能就效率和效果的定义、边界等问题达成一致，仍存有较多的争议，但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组织效率和组织效果之间的差异与一般意义上的效率和效果之间的差异基本相仿，两者都是衡量组织状况、特征或绩效的指标，相互影响，但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组织效率是指组织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中实现成本最小化的技术能力，强调成本与产出之比和组织运营的过程和方式；而效果是指组织实现回报最大化的能力，指的是单纯、绝对的产出(Katz和Kahn,1966)，强调组织运营的结果。简而言之，组织效率强调成本最小化，而组织效果强调收益最大化。这对于我们理解、界定、测量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效率和效果视角的新企业网络界定
(一)基于效率和效果视角的新企业网络界定
组织管理领域有关效率和效果的探讨是提出本文核心视角——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理论基础，而这两个视角的情境化基础则来源于已有的网络研究。
已有的相关研究从纵向审视了新企业的网络演化问题，并且认为新企业的网络形成过程既是创业过程的组成重要部分，伴随着创业活动的不断推进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的演化轨迹(Larson和Starr,1993; Greve和Salaff,2003)。创业者个人的网络不仅在创业构想和孕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又是新企业初始网络的基础和雏形，在新企业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Hite和Hesterly,2001)。因此，初创期新企业的网络是主要由创业者已有的二元强关系构成的身份基础网络(identity-based network)(Hite和Hesterly,2001)，但这种网络存量并不能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因此，新企业必须把原来的创业者个人二元关系转化为社会经济关系或直接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新关系(Larson和Starr,1993)。原有关系的转化及新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均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包括时间、人力和资金等的投入，因此，资源有限的新企业在构建自己的网络时必须考虑效率问题。
创业领域的既有网络研究从横向考察了网络的特征和属性，一般围绕网络内容、网络结构和网络治理三个问题展开(Hoang和Antoncic,2003)。其中，网络内容是指网络参与者之间进行社会经济交往的内容及性质，具体是指网络所能带来的有形资源(Zimmer和Aldrich,1987; Uzzi,1996)及无形资源(Bruderl和Preisendorfer,1998)；网络结构由网络参与者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系所决定，可以用网络规模、强度、密度、结构洞等多种结构性指标来衡量(Burt,1992; Uzzi,1996、1997和1999; Baum等，2000)。创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对网络内容和结构的探讨大多是围绕创业者个人网络展开的，但根据两者的内涵不难判断，新企业的网络中同样也存在这两种要素。尽管两者的表现形式和衡量指标会因为网络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都能反映网络的主要特征、状态和性质，与网络的效果问题密切相关。
基于此，本文对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情境化界定。新企业的网络效率是指新企业建立自身网络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其中投入主要包括构建网络所用的资金、时间、人力等成本，而建立网络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会导致成本差异。在网络构建层面，产出有两层含义：一是新企业是否建立起以其为核心的网络；二是所建立的网络能带来的资源产出。效率视角主要针对第一层含义，因此构建过程中的成本是新企业网络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而新企业网络的效果视角则进一步关注第二层含义，即新企业能从网络中获取的收益，这就主要取决于网络的内容、质量以及所能带来的可用资源。网络效率着眼于网络的建立过程，而网络效果则聚焦于网络的利用过程，因此，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就能一方面关注现有网络效应机制研究所忽略的网络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又能丰富现有网络形成机制研究中的单维度思考。此外，效果视角还能较好地融合网络内容与网络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网络元素。
(二)基于效率和效果视角的新企业网络分类
根据定义及内涵不难判断，网络效率和效果是描述和刻画新企业网络的两个重要视角，两者既有不容忽略的联系，又有重要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辨析两者之间的联系。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的关系是相对成本与绝对产出的关系。效率的本义是投入与产出的相对比例，强调成本最小化，而效果的本义则是产出的绝对结果或影响，强调收益最大化。在新企业网络研究中，两者的侧重点没有变化。网络效率关注网络的建立问题，并且把作为投入比较对象的产出设定为是否建立起以企业为核心的网络，因此，网络效率中的产出主要取决于企业创建网络的投入成本和速度；而网络效果则关注网络的利用问题，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网络对企业获取资源及其后续发展的影响。
其次，从行为的角度看，两者之间是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的关系。新企业网络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为创建网络而采取的不同方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同成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所创建网络的产出和结果(即网络效果)，此为网络效率与效果两者的联系。但是，网络效率强调的是创建网络这种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和所花费的成本，而网络效果则更强调利用所创建的网络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总而言之，作为考察新企业网络的两个重要视角，网络效率和效果是准确描述企业网络状况的必要元素。尽管两者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难以同时兼顾，但事实上，两者的主要区别仅在于不同的关注点或侧重点。据此，按照网络的效率和效果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新企业的网络分为(效率、效果)“双高”网络、(效率、效果)“双低”网络、高效率(或效率型)网络和高效果(或效果型)网络四种(参见图1)。
图1 新企业网络分类
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审视这四种不同类型的网络。从静态的角度看，这四种网络分别代表某个时点上不同的企业网络状态。“双高”网络是企业网络的理想状态，即在效率和效果两个维度上都达到高水平，不仅能够满足新企业对网络的短期需求，而且还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双低”网络则正好相反，表明企业网络的欠佳状态，尽管投入较多，但所建立网络的产出在内容和质量上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显然，这是两种极端的网络状态，在现实中更常见的是效率型或效果型网络。效率型网络成本较低，企业以较少的投入就能较快地建立网络，多是为了满足短期资源需求；而效果型网络尽管投入较高，但网络内容和结构较为理想，可以较好地满足企业的短期和长期需求。
从动态的角度看，以上四种网络分别表示企业不同的网络行为或网络决策。如果说企业构建网络是一种选择，那么，所有的企业主观上都会选择“双高”网络，即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建立起效果较优的网络，而不会选择“双低”网络。但在客观现实中，效率和效果往往难以两全(Mahoney,1998)，这就要求企业做出取舍。一般而言，自身资源十分有限又迫切需要通过网络来获取资源以缓解生存压力的企业往往更加关注如何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或困境，即更加关注网络效率，趋于建立效率型网络；而自身资源相对充裕、生存压力较小的企业则希望通过网络来获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特定资源，它们会更加关注网络的效果，特别是长期效果，因而会不惜以较高的成本逐步建立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效果型网络。由此可见，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络行为和战略。
四、基于效率与效果视角的新企业网络测度
围绕效率和效果这两个核心问题对新企业网络的主要特征进行测度，是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操作化基础。尽管前文已经对新企业的网络效率和效果进行了清晰的情境化界定，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和比较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要从效率和效果出发，对新企业网络的特征进行操作化处理并非易事。在有关组织效率和效果的讨论中，学者们在测量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甚至比在定义上的分歧还要多。Campbell(1977)回顾了关于组织效果衡量指标的既有实证文献，梳理出30种使用频率较高的测量指标。尽管这些指标在提炼方式、普适性、准确性等方面各有千秋，但内容上的交叉重叠较为严重。因此，Quinn和Rohrbaugh(1983)在此基础上，邀请多位专家和学者根据客观标准对Campbell梳理的30个指标进行了评选，最终提炼出三个衡量组织效果的维度：控制—灵活性(control-flexibility)维度、内部—外部(internal-external)维度及手段—目的(means-ends)维度。他们的研究表明，对效果的测量，必须根据研究设计的需要选择较为合适的角度，而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效率的测度。
在创业研究领域，已有的网络研究(如Hoang和Antoncic,2003; 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 Jack,2010)主要从经济学、关系、结构和内容等视角去刻画新企业的网络特征，这些各具特色的视角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网络效率和效果视角下的可操作化网络特征。从定义和内涵来看，网络效率强调成本最小化，网络构建及维护过程中投入的成本是其主要的决定因素，这就启发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对新企业网络效率的测度；而网络效果强调收益最大化，网络能给企业组织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为企业通过它能获取的各种资源。在既有研究所论及的三大网络要素中，网络内容和网络结构均与资源获取密切相关(Hoang和Bostjan,2003)，这就启发我们综合结构和内容视角来考虑对新企业网络效果的测度。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新企业网络效率测度
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研究以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1985)为理论基础。一方面，大量研究证明，基于信任、依赖甚至依存关系的网络可以有效地避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Granovetter,1985)，简化繁琐的交易过程，从而降低交易成本(Baum等，2004)，与市场交易相比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Granovetter,1985; Venkataraman,1997)；另一方面，网络的构建和维护本身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人力和资金投入等(Greve和Salaff,2003)，是该视角下网络效率特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效率的测量就转化为对网络成本的测量，而经济学视角下的部分研究可以为成本测量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参考。
我们以时间、资金、人力成本作为基本考察指标。首先，时间成本可以从网络构建时间投入和网络构建速度两个方面来理解。Granovetter(1973)建议用互动频率(即个体花费在关系建立、维护上的时间)来衡量关系强度。诸多后续创业网络研究采用个体交往频率(Ostgaard和Birley,1998)及主体建立和维持关系所花费的时间(Aldrich和Reese,1993; Hansen,1995)等变量来描述网络活动特征，这种思路在本质上涉及个人在网络构建及维护方面所投入的时间成本。对于新企业来说，创业者构建和维护个人网络所花费的时间是网络时间成本的重要考察指标(Greve和Salaff,2003)。网络构建速度可以通过计算从新企业创立到新企业网络基本形成的时间间隔来度量，这是从时间上衡量新企业网络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次，资金成本主要指的是网络构建、维护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或间接费用。张玉利等(2008)、杨俊等(2009)在研究中国情境下创业者个人网络时将主体的资金投入额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利用方式的指标，这就启示我们可以使用李克特量表来设计调查问题，要求被调查者对新企业在网络构建方面的资金投入做对比性程度估计，估计结果可作为新企业网络资金成本的代理变量。主观估计数据在准确性上不如企业公关费用、企业网络资金投入额等客观数据，但后者较为敏感，不仅难以获取，而且真实性也同样难以保证。最后，新企业网络的人力成本同样可以采取客观和主观两种指标来测度。一方面，受有关企业特定活动人力投入的既有研究(如Cowton,1987; Brammer和Millington,2003; Saiia等，2003)的启示，我们认为可用新企业是否设立专门部门或职位管理网络关系以及为此投入的专职人员数量作为测量新企业网络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可以要求被调查者就网络人力投入或成本做主观估计。
(二)内容视角下的新企业网络效果测度
网络内容主要是指网络关系各方之间交换的各种资源，因此，内容视角下的新企业网络研究以资源基础观(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资源依赖观(Thompson,1967; Pfeffer和Salancik,1978)为基础，将资源作为网络的核心元素。在个人网络层面，有学者(如Lin等，1981; Lin,2001; Alder和Kwon,2002)提出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的概念，直接把网络与资源联系起来，其中社会资源是指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物质、精神资源的集合；而社会资本是指网络中能够被主体调动和利用的嵌入性社会资源(张广利和陈仕中，2006)。这两个概念在企业网络层面同样适用。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如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6; Ahuja,2000; Katila等，2008)表明，资源需求是促使企业建立关系、构建网络的重要动机，而二元层面的资源依赖是组织间建立关系、缔结联盟的决定性因素(如Gulati和Gargiulo,1999; Greve和Salaff,2003; Greve等，2010)。同时，在有关企业网络效应机制的探讨中，有学者(如Baum和Oliver,1991)指出，企业网络通过传递、分享、调动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对企业行为及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新企业网络中的资源是衡量新企业网络效果的最基础、核心的指标。
那么，如何从内容视角来测度新企业网络的效果特征呢？既有研究(如Lin,1982；边燕杰，2004)表明，可以通过考察网络主体关系联系人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等特征来衡量网络主体个人网络资源的丰裕程度，因为这些特征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联系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及其获取资源的能力；而在个体参与的社会活动中，最能普遍体现这些社会特征的是其所从事的职业，因此，有学者(如Lin等，1981；边燕杰，2004)已经尝试从联系人职业的角度测度网络主体个人的网络资源。国内的相关研究借鉴并综合了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方法，把创业者拜年网中联系人的职业划分为20类，用职业、职业声望、工作单位和单位地位来测量创业者拥有的网络资源(杨俊等，2009)。我们认为，可以借鉴测量个人网络资源的思路来测量新企业的网络资源和效果。但是，情境化的困难在于：新企业网络中的关系伙伴不再是可以通过职业特征来描述的个体，而是其他企业或组织，尽管它们的资源也可以体现在其相对应的“财富”、“地位”和“权力”等社会特征上，但具体如何表示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我们认为，规模和性质可以作为组织社会特征进而作为其资源持有或获取能力的代理指标。其中，这里的“规模”是指组织所持有的资产、员工等(Li和Kwaku,2002; Beckman等，2004)，这一指标尤其适用于企业这样的营利性组织。一般来说，组织的规模越大，财富就越多，地位和影响力等也越高。这里的“性质”是指相关组织的性质，如企业这样的营利性组织以及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等，并可以根据所有制进一步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更细的类别。在具体测量中，组织规模既可以通过客观数据来度量，也可以要求被调查者按照一定的参照标准进行比较性主观判断，而组织性质可以用较为明确的客观标准进行逐层分类。
(三)结构视角下的新企业网络效果测度
结构视角下的新企业网络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结构，关注网络规模、密度、多样性、结构洞、中心度等结构性因素(Bruderl和Preisendorfer,1998; Baum等，2000)。结构性因素不同的网络会对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可以用部分结构性因素作为测量新企业网络效果的代理变量。
首先，有关创业者个人网络的研究表明，网络规模直接影响网络知识信息的丰裕程度(Coleman,1990)、创业资源的获取(Aldrich和Reese,1993; Hansen,1995)以及创业机会的识别(Coleman,1990；张玉利等，2008；杨俊等，2009)。一般而言，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创业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信息和资源，并且越能把握较好的创业或商业机会(张玉利等，2008)。拓展到企业层面，以企业为核心的网络规模越大，同样意味着企业获取有用资源和信息的途径越多、可能性越大，越有利于企业把握机会获得更好的发展(Uzzi,1999; Burt,2000)。因此，网络规模可以作为测量新企业网络效果的指标之一。在测度方面，个人网络规模可以直接通过个人所接触的联系人数量来衡量(罗家德，2005；赵延东和罗家德，2007)；拓展到新企业层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接计算新企业与之建立关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数量来衡量新企业的网络规模。一般来说，与之建立关系的企业和组织越多，新企业网络的规模就越大。
其次，网络多样性会影响网络主体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Lin,1982)。网络多样性是指网络参与者或主体的异质性(Witt,2004)，具体可以用网络主体特征及其所建立的关系的异质性来表示。单一或高同质性的个人中心网络会造成信息或资源冗余，而异质性主体可带来有价值、非冗余的信息和资源，并且可以有效提高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广度，这也能体现弱联系的力量(Granovetter,1973)和结构洞的作用(Burt,1992)。企业网络的多样性同样重要。Uzzi(1999)在研究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时将网络关系分为较为紧密的嵌入性关系和较为疏远的间隔性关系(arm's-length ties)。与单一构成的网络相比，由嵌入性关系和间隔性关系构成的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而且融资成本也更低。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异质性合作伙伴可以带来互补性资源、市场、技术等(Mitsuhashi和Greve,2009; Bian,1997)，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网络多样性可以作为衡量新企业网络效果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在具体测量上，已有个人网络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思路来测度网络多样性。第一种思路受Granovetter(1973)的启发，从关系强度上把联系人分为不同的组别，如家人、亲戚、朋友等，并分别计算不同组别的人数，以考察关系强度和联系人的多样性。Uzzi(1997和1999)用类似的方法把创业者的网络分为由嵌入性关系或间隔性关系主导构成的单一结构网络以及由这两种关系相对均衡构成的综合型网络。第二种测量思路受Lin等(1981)观点的启发。他们认为，社会地位相同的联系人只能提供基本相同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可以从联系人的工作、职业特征入手，通过计算个人网络中联系人的职业、工作单位类别总数来测度网络多样性。这两种思路启发我们在测度新企业网络多样性时，既可以把新企业的关系按照强度、交易频率和时间进行分类并分别计算各类关系的联系人数目，也可以按照所处的上、下游位置、所有制和主要职能等对新企业的关系伙伴进行分类并计算不同类别的数量。以上两种思路都能帮助我们对新企业网络的构成多样性进行有效的测量。
此外，由于不同强度的关系作用各异，结构视角下的网络关系强度也可以作为考察网络效果的指标之一。在个人网络层面，Granovetter(1973)以西方劳动力市场为研究情境，指出了弱联系在信息流动与获取中的重要作用，Burt(199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结构洞的概念，有力地补充了弱联系强度观点。但Bian(1997)却认为，在中国情境下，强联系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企业网络层面，Uzzi(1999)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的嵌入性关系越多，越容易获得融资，而且融资成本也越低，从而肯定了强关系的突出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网络关系强度可以作为衡量网络效果的指标，但在采用之前，必须根据研究情境、以已有文献的发现为基础进行初步推理判断，如在中国情境下，较多的强关系代表较好的效果。在具体测量上，我们可以借鉴Uzzi(1999)的做法，把关系的持续时间和内容多样性作为关系强度的代理变量。其中，关系的持续时间可用双方保持关系的年数来表示，而关系的内容多样性则可表示为双方进行交流、合作的范围。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组织领域有关效率和效果的探讨为基础，探索性地提出和界定了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概念，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对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操作化测量的问题。本文对于创业管理实践的贡献在于强调了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并运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新企业网络的主要特征，从而不仅促使创业者和新企业管理者在构建和维护网络的过程中重视效率和效果，而且提醒新创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具体的需要和客观条件采取合适的网络行为及网络战略。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把组织研究领域的效率和效果概念引入新企业网络特征研究，并进行合理的情境化界定，从而既拓展了网络研究的视野，也为开展新企业网络实证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围绕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问题，我们可以挖掘出多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首先，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前端问题，深入探讨影响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企业网络的形成机制，挖掘出了各种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层面的高管团队规模和经验，企业层面的规模、资源禀赋、发展战略等，企业组织间的资源互补性、相似性、依赖度等，产业层面的竞争强度、市场发展阶段及产业增长，以及宏观环境层面的环境不确定性、制度、国家文化等。这些因素可能同样会对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应该多层次地挖掘、分析影响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关键性因素，以回答为什么不同的新企业具有不同的网络效率和效果、哪些因素会影响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等问题。
其次，未来研究当然还应关注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后端问题，深入剖析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的效应机制。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是否并如何影响新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以及新企业的相关决策和行为如何影响它们的其他行为、成长与绩效，是值得未来相关研究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分别推导、验证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对其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二是比较两者的效应机制，以探明两者的效应机制是否存在差异；三是从不同视角解释两者的效应机制。由于效率和效果是两个侧重点不同的衡量视角，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兼得。因此，如果能够从理论上辨析两者的效应机制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和条件，那么就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企业网络的理论研究，而且还能够有效指导管理者的网络活动。
最后，在探讨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前端影响因素和后端效应机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还应该注重挖掘影响因素和效应机制背后的中介因素和边界条件。具体而言，未来研究不但要从静态、横向的视角去考察网络效率和效果的影响因素及效应机制在不同新企业中的不同表现及其内在逻辑，而且还应该从动态、纵向的视角考察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以及新企业的相关行为。此外，未来研究不但要继续探索新的影响因素和效应机制，而且还要用权变的思路动态地审视业已提出甚至已经被验证的影响因素和效应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完善已有研究，而且还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必须指出的是，未来研究应该重视研究方法的完善和拓展。本文属于探索性的理论概念探讨，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方法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尽管创业领域的现有网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问题做好了基础性的铺垫，但基于效率和效果视角的新企业网络特征研究还只是探索性的尝试，因此，定性研究特别是纵向长时间的定性研究是理论构建的有效方法，而定量研究则是检验理论和提高理论普适性的有效工具。同时，由于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是两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概念，具有较高的理论复杂性，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采用单一的方法进行单层次或单视角的研究，而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