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规律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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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国四十五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全国粮食总产连攀高峰,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伴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已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北粮南调”。南方过去的主要商品粮基地现在不少已经成为粮食净调入区;而一些原来生产条件较差的北方低产地区,却崛起为新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因此,研究和掌握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规律,对指导我国粮食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粮食增长中心的转移呈现“北上”、“西进”的趋势

建国几十年来的粮食发展史表明,不论是全国还是某一地区,在粮食生产的每个发展时期总有一个区域十分活跃,粮食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量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一个时期的粮食增长中心。它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呈现出有规律的转移。

1、南方地区粮食增长中心逐渐西进。1978-1994年,整个南方地区增产25.1%,沿海仅增产18.0%,而长江中部地区表现十分突出,增产35.4%,增加量占南方地区的比重达47%,比1949-1978年间水平高出11.4个百分点;总产所占比重达36.1%,比1978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成为这段时期南方地区的粮食增长中心。1984-1993年,南方地区粮食生产下滑,尤其是沿海地区,下滑幅度很大,总产下降了12.4%。而长江中部地区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西南地区增长趋势更加明显,总产上升了7.2%,成为南方地区新的粮食增长中心。

2、全国粮食增长中心逐渐北上。1949-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增长1.7倍,其中55.6%来自南方地区。1978-1984年,南方地区虽然仍占居全国粮食生产的主导地位,但地位已逐步下降。而此时东北的粮食生产地位逐步提高,增产幅度为35%,比全国水平高5个百分点;增加量占全国比重达18.3%,比1949-1978年间的水平高6个百分点。1984-1989年,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继续北移,在南方地区减产情况下,黄淮地区异军突起,仍增产了15.7%,总产在全国的比重达28.5%,比1984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1989-1993年,黄淮和东北地区共同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北移倾向更加明显。全国粮食增产12%,一半来自黄淮,一半来自东北。1993年它们的总产在全国的比重已达46.3%,比1989年增加了6.3个百分点。此时南方地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总产继1989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滑,在全国粮食总产中的比重已跌到46.1%,分别比1978年和1984年下降了10和8.7个百分点。

二、粮食增长中心的转移具有“双重性”

粮食增长中心的转移具有双重性:一是自然特征,受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转移的范围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但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塑料薄膜的应用、耕作制度的改革、新品种的推广等等,这种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二是经济特征,受价格、成本、利润等因素的推动,转移存在趋向低成本或高利润地区的现象。具体来说:

1、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腾飞,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家庭收入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江苏的苏锡常地区来说,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2000元,农户年纯收入一般在1万元左右。而每个农户承包的三、四亩耕地,生产粮食的纯收入只有600-700元,粮食生产在农民家庭纯收入中的地位,已变得“微不足道”。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几年虽然也开辟了一些新的收入来源,但从其总体结构上分析,目前农民从事粮食生产仍然是主要就业门路,由此获得的纯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一般达1/2-2/3,而且比较稳定,因此,仍然是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几年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十分重视,花了大量精力组织生产,粮食价格又多次提高,但东南沿海地区的粮食生产仍然在萎缩,全国的粮食增长中心一再向黄淮和东北地区转移,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对粮食价格补偿生产成本的要求不同。

2、受耕地资源的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耕地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粮食增长中心“北上”、“西进”的客观因素。1993年末,东北和黄淮人均占有耕地2.63亩和1.31亩,而东南沿海只有0.69亩。同时,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化的速度还远低于沿海地区,耕地资源被占用较少,局部地区近几年出现的粮食面积减少,也主要是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中被经济作物挤占,而其耕地总资源并未下降很多,恢复种粮的难度较小。如1993年与1989年相比,长江中部地区粮食面积减少1703万亩,而用于发展棉花和油菜的面积就占其2/3以上。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被工业、交通和城镇建设所征用,已很难或不可能再用于粮食等农业生产。

3、受耕作制度改革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过去粮食主要是一年一熟,近几年随着新科技的推广,特别是塑料薄膜的普遍运用,不少地区已形成了一年两熟的新型耕作制度,复种指数明显提高。如山东省复种指数1978年为147.2,1985年为154.3,1992年为158;河南省1980年为151.0,1985年为166.0,1993年为175。新的耕作制度的形成带来了复种指数的提高,扩大了我国北方地区粮食生产的时间跨度,成为北方地区扩大粮食面积的重要原因。

4、受作物品种结构的影响。我国南方地区以生产水稻为主,所以在南方地区占居全国粮食主导地位的较长时期内,全国粮食的增产主要依靠稻谷,如1978年前的三十年间,全国粮食生产的46%来自水稻。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水稻在粮食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到了1993年,水稻在粮食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45%下降到39%,而小麦和玉米的比重却从36%上升到45%。北方地区小麦、玉米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如黄淮地区1993年粮食单产已达263公斤,比1978年提高了80.1%,而同期南方地区单产仅提高了40%左右。北方地区单产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品种的更新换代。特别是玉米,由于育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单产从八十年代初期1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公斤以上。

三、大力培育和扶持我国的粮食增长中心

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粮食增长中心,虽然目前提供的商品粮不多,但耕地资源比较丰富,单产水平低而增产潜力大,对将来的全面粮食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具有战略性意义,必须大力加以扶持和培育。

1、制定有利于粮食增长中心发展生产的粮食价格,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这是粮食增长中心形成的动力。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但终究是一种商品生产,应当遵循价值规律,因而可以运用价格手段,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国家粮食价格政策首先体现在国家的收购价格上,这是联结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关系的主要纽带,应该成为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手段,它的制定首先应考虑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但粮食增长中心是我国潜在的商品粮产地,对粮食供给平衡的大局具有战略意义,他的价格应该成为国家制定定购价的主要依据。同时,应该允许不同地区进行适度浮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品种差价和质量差价。

2、走“粮食生产-养殖业-食品加工”的路子,发挥粮食生产的综合效益。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产优势高效农业,是粮食增长中心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保证,国家需要粮食增长中心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支撑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行。因此,农业结构调整必须寻求新路子,协调好国家与地区的利益。国内、国外的实践都证明,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养殖业,种养加贸相结合,走“粮食生产-养殖业-食品加工”的路子,是保障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最佳途径。国家在安排粮食发展资金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时,应重点向粮食中心倾斜,向食品加工业倾斜,切实引导这些地区进行结构调整。要坚决纠正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的讲调整结构就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

3、加强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现有中低产田9亿亩以上,占耕地总面积70%左右,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如果能够改造1/3,亩产提高200斤,即可增产粮食600亿斤以上。因此,加强以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高产、稳产的能力,是扶持和培育粮食增长中心形成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旱涝灾害取得了很大成就,旱涝保收面积明显增加。但与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相比,大部分耕地生产条件差,单产水平不高,抗灾能力低,粮食生产年度间起伏很大。国家应从农业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加强中低产田改造,进一步把开发中西部地区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4、理顺商品粮产销区间的利益关系,调动生产区政府的积极性。粮食增长中心是我国未来的商品粮主要产地,因而国家目前的产销区政策对其具有很大的引导效应。粮食的跨区域流动最根本的是一种商品交换行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国家在理顺产销区关系时,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并配以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不再发生吃粮不给钱或逾期不付粮食货款等现象,健全批发市场。实行场内交易是建立新型产销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销区所需要的粮食可通过批发市场公平购买、成交,而不应到处抬价抢购,扰乱市场。产销区合作建立商品粮基地是新型产销区关系的一种形式,通过签订购销合同,互惠互利,形成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

应当看到,粮食增长中心在短时间内还不能提供很多的商品粮,因此,国家在扶持发展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其它地区的粮食生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人民生活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而耕地资源减少的幅度又大,粮食已不能实现自给。因此,这一地区粮食发展的策略,应主要是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反哺农业,努力扭转粮食生产下滑的趋势。目前商品粮主要产地的中部地区,由于正在左右着全国粮食供给平衡的大局,短时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发展的策略主要应是通过发展经济,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从而巩固提高商品粮生产,以稳定商品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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