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上古论文,方法论文,动结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动结式”辨析
“动结式”（又称“使成式”）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在学界引起重大分歧的问题。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为之定义如下：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现代汉语里常见的一种结构形式。从形式上说，是及物动词加形容词（如“修好”、“弄坏”），或者是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如“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用一个动词性词组表达出来。[1][p367]王力的定义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是缺乏细化的观察和分析。①该定义把“动结式”中表“结”的成分（以下称为“下字”）分为形容词和不及物动词两类，分歧主要集中在下字为“不及物动词”的一类。因此这一节重点考察这一类。
从理论上说，及物动词能带宾语，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如果这种区别是清楚的，那么这一类就非常好办，只需“按图索骥”，在意义不变的条件下，下字是不及物动词的，就归入动结式；下字是及物动词的，就归入及物动词并列式。汉语确实有不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犹如一张显影模糊的底片。吕叔湘说：“动词分成及物（外动，他动）不及物（内动，自动），是很有用的分类，可也是个界限不清的分类。”“问题在于‘宾语’的范围：是不是动词后面的名词都是‘宾语’？要是这样，汉语里的动词，就真的像有些语法学者所说，很少是不及物的了。”[2][p40]“汉语的及物动词绝大多数都能进入第一格局的两成分句。”[3]（按：指“中国队胜”这样不带宾语的句子。）胡附也说：“汉语中大部分动词（尤其是单音的），的确具备两用的能力，带不带宾语比较自由。”[4]
上古汉语情况也是一致的。据李佐丰统计，绝大部分及物动词都有不及物用法（只是程度有差别），这与吕叔湘是完全一致的。李佐丰说：上古汉语的“及物和不及物动词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明晰的界限，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5]太田辰夫也说“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6][p196]
不及物动词的及物用法，也就是所谓“使动用法”，已成为常识，不必多言。及物动词的不及物用法，所表现的是不及物动词，甚至形容词的性质。正如吕叔湘所言：“一个具体的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施和受的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7]略举几例：
以上句子中的及物动词只系属于主语这一个事物，“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从另一角度也未尝不可以看作“表状态”，类似形容词。
由于这种模糊性，所以一个表达“动结”意义的结构，无论其下字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一般说有两种可能：如果下字表现出及物的一面，该结构就相当于两个及物动词的并列式；如果下字表现出不及物的一面，该结构就是动结式。例如：
“胜”是及物动词。但例（1）“战胜”的“胜”究竟及物性的还是不及物性的，决定于两种理论上可能的选择路径。第一种，“胜”向例（2）那样不及物性的“胜”看齐，“战胜”于是就是动结式。第二种，“胜”向例（3）那样及物性的“胜”看齐，“战胜”于是为两个及物动词并用。再说下字是不及物动词的。例如：
例（4）“击破”的“破”究竟及物性的还是不及物性的，同样决定于两种理论上可能的选择路径。第一种，“破”向例（5）那样不及物性的“破”看齐，“击破”于是就是动结式；第二种，“破”向例（6）那样及物性的“破”看齐，“击破”于是为两个及物动词并用。
事实表明，两种选择路径都存在，只是发展势头很不相同。先看第一种路径：
（7）煮麦，麦
（熟）。（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这一例的“熟”显然是不及物的。“煮”和“熟”之间隔着两个“麦”。省略其中的一个，就成了下例：
（8）煮麦
。
虽然《五十二病方》中没有“煮麦熟”，但有与其类型一致的“煎之
（沸）”“燔饭焦”“穿其断”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煮麦熟”是可以存在的。中间的受事名词再发生移位，即有动结式“煮熟”：
（9）以南（男）潼（童）弱（溺）一斗半并口，煮。（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这一例，受事名词（“男童溺”）处于“煮熟”之前，“煮熟”已为一体。受事名词既然可以处于动结式前，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处于动结式后（说见下），形成这样的句子：
（10）煮麦。（比照“激怒襄王”（史记·楚世家））
以上例（7）―（10）显示的是动结式“煮熟”可能的形成过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成书年代比《黄帝内经》要早，[8]“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9]其“煎之（沸）”、“燔饭焦”、“穿其断”之类句子，与同时趋向成熟的动结式，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类似“煮麦，麦孰（熟）”这样导致动结式产生的句式，在上古汉语中是常见的。如：
以上各例，后一个动词都“只系属于一个事物”，其前面的名词都有可能通过省略和移位，形成动结式，像“煮熟”的形成过程一样。
以上展示的是下字为不及物动词的动结式的一种形成过程。至于下字为及物动词的动结式，其具体形成过程如何虽暂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种动结式是存在的。（见下文）
再看第二种选择路径。例如，《史记》中有大量的“击N，破N”（前后两个名词“N”同指。如：“击王离军，破之。”），如果前一个“N”发生省略，就有可能形成“击破N”这样“击”和“破”并列连用的情况。如：
这一例前面用“击N，破之”，后面用“击破之”，至少我们有理由怀疑后面的“击破”是前面“击”的宾语发生省略而形成的，“击破”为两个动词并用。
“击N，破N”这类句式，在上古也是常见的。例如：
有时甚至两种选择路径发生在同一个结构上。例如“攻破”，《史记》中凡9见，既有体现第一种路径的句子，如“燕攻齐，齐破”；又有体现第二种路径的句子，如“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
以上事实提示我们，对于表动结意义的组合，无论仅依据第一种路径，一概推定为动结式，还是仅依据第二种路径，一概推定为动词并列式（像太田辰夫及梅祖麟等学者那样，见下文），都是片面的。两种路径不仅是可能，而且都是事实。
面对这种“同义异构”，历史将如何选择？显然，历史选择了动结式。魏晋以后，并列式几乎不见了踪影，动结式一统了天下。那么，当年的并列式为什么会被统一为动结式呢？原因可能与汉语双音形式越来越高的使用率有关。一个并列式，如果有了高使用率的“振荡”，就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从而被业已存在的动结式所同化，重新分析为动结式。正如蒋绍愚所说：“有许多动结式‘
’是由动词并列式‘’发展来的。”“并列式中两个动词或是并用，或是相承，语义重心通常在后一动词；动结式中动词和补语结合紧密，语义重心通常在前一动词。”[10]动结式其实发源颇早（说见下），结构紧密，有成词倾向，许多学者认为是“复合动词”，[6][11]因就在这里。它的强势发展，体现了汉语词组的词汇化进程，是符合汉语词汇双音化大势趋的。
《史记》中就有“击破”被同化为动结式的迹象：
以上“击破”是不及物动词的性质，后面无需梅祖麟所谓“宾语的支撑”[11]（以下所引梅氏观点皆出自此文，不再注明。），依理是很接近真正的动结式的。
总之，上古汉语以动词作下字的动结式的产生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由“煮麦，麦孰（熟）”一类的句式，通过名词省略直接形成。另一种是由“击N，破N”这样的句式，通过名词省略，先形成动词并列式，然后被同化为动结式。这种“同化”的重要基础，就是上古汉语不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界限的模糊性，不及物动词的不及物性且不必说，就是及物动词也有不及物性，所以容易发生转变。
鉴于上古汉语词类问题的特殊性，下字的词性便难以作为判定动结式的标准。那么，标准究竟应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意义上，必须是把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用一个动词性结构表达出来。二、下字常有不及物用法。三、形式上，该结构的两个成分结合紧密。以上第二条意味着，一个及物动词，尤其是出现频率高的，如果没有或极少有不及物的用法，那么由它充当下字的组合即便意义上很像动结式，也宁可看作并列式。如“杀”和“取”，上古非常多，极少有不及物的用法，相应，“禽杀”“伐杀”“攻杀”“袭杀”，“伐取”“略取”“攻取”等也基本未见不带宾语的用例。这类组合中古以后或消失，或被同化为动结式，但在上古都暂不看作动结式。
判断是否结合紧密，有以下几点：第一，该结构是否有高使用率。如果是，则基本可定为动结式，而不必担心其为并列式。即便其下字在单用时可以带宾语，或这两个成分在别的情况下又并列使用，也不影响这个结论。例如“击破”，据统计，在《史记》中就有46例，[10]“破”字单用时也常有不及物的用法，所以尽管有“击N破之”之类的说法，我们依然认为“击破”或已是，或很快变为了动结式。第二，如果一个成分能广泛充当表结果的下字，由它构成的组合也可认为是动结式。例如“伤”，可以组合成“击伤”“鬬伤”“格伤”“刺伤”“射伤”“殴伤”等等，类似构词成分，这也说明“V伤”结合得很紧密，可以认为是动结式。第三，因为上古汉语材料有限，越是往上，掌握的材料越少，尤其是殷商、西周时期的语言材料，与后来相比，数量上少得多。所以“经常、反复出现”这个概念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现有材料中的少数不一定意味着当时实际语言中也是少数。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局限，就要有一定程度的具体分析作为补充。即，如果一个“动结式”虽然出现不多，但是其下字经常单用，且从不带宾语，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有一例，只要是可靠的，也应该认为是动结式，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例如“张皇”“饮食醉饱”“离逖”等（见下文）。
此外，作定语也是动结式的一个标志。如果一个表“动结”意义的结构作定语，那么它一定是动结式。例如“阴干黄牛胆”“饿死人”“战死之赏罚”“战胜后”“折伤兵器簿”等（见下文）。
如果一个表“动结”意义的结构出现很少，其下字单用时带或者不带宾语都很常见，这时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确是动结式，只不过现有的材料没有反映它的活跃程度；二是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临时的并列组合，不是动结式。凡是这种情况，我们都归于“疑似动结式”。
下一节，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考察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情况。
二、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
据现有材料，动结式最早见于西周时期，其下字为形容词。例如：
“张皇”，“皇”作形容词，“大”的意思，这在西周时期极为常见，例如“皇祖”“皇考”“皇天”“皇王”等等，且“皇”几乎从不带宾语，所以“张皇”应是动结式，“张大”的意思。[14][p1851-1852]没有别的选择。虽然仅有一例，也不应忽视。“六师”即皇家御林军。“离逖尔土”，诸家皆以“离远尔土”相释。[14][p1867]“逖”独用时训远，《尚书》有多例，都不带宾语。所以“离逖”可以认为是动结式。“饮食醉饱”，采用的是古汉语“分承”的修辞方式，实际就是“饮醉食饱”。[15]“醉”和“饱”在西周时也经常出现，只作谓语，从不带宾语。以上四个动结式，三个的下字是形容词（皇、逖、饱），一个的下字是不及物动词（醉）。“动+形”式的动结式是最典型的一种动结式，它的出现非常重要，对于其他动结式的形成，会有示范效应。
西周时还有一些疑似动结式，如《尚书》（今文）就有：扑灭、乱明、遏密、平章、延入、戕败、变乱等，均只出现一次，而其后一成分则多见，且常带宾语。所以暂归为“疑似动结式”。
东周以降，下字为形容词的动结式继续存在。例如：
“阴干”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凡十九见，既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阴干”还有多例作定语，这是它为动结式的有力的证据。“阴干”至今犹存。“阴干”的反面是“曝干”。最后三例是一组以形容词“正”为下字的动结式。
东周以降，下字为动词的动结式开始增多，其功能也趋于齐全。
下面分为“下字为及物动词的”和“下字为不及物动词的”两大部分举例说明。每部分又分为“可带可不带宾语的”，“基本带宾语的”，“基本不带宾语的”等三种情况。例子按带宾语（A），不带宾语（B），作定语（C），下字独用时的不及物用法（D）顺序排列。所列动结式一般是反复多次出现的，但限于篇幅，每种用法一般只举一至二例。必要时辅以说明。
（一）下字为及物动词的
可带可不带宾语的，有“望见”、“战胜”：
“战胜后”即“战胜之后”，指战胜的那一方。“战胜”作定语，是动结式的确证。
基本带宾语的，有“射中”：
“射中”一般要带宾语，不带宾语者极少。
“克”作为及物动词而带宾语是很常见的，如“武王克商”之类。但“战克”两见，都不带宾语。这究竟是从不带宾语，还是既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因例子太少，尚不好断定。但及物动词既有不及物的用法，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其充当下字的动结式不带宾语的可能。
（二）下字为不及物动词的
可带可不带宾语的，有“逃归”“V灭”“V伤”“V下”“V去”等：
“V灭”多见，除上例外，还有“翦灭此”（左传）、“击灭布”“烹灭强暴”“禽灭之”“夷灭宗族”“伐灭鲁”“袭灭虞”（史记）等。“V伤”也多见，除上例外，还有“鬬伤人”（睡虎地秦墓竹简）“击伤戍卒”“格伤不知何一男子”“殴伤之”（居延汉简甲乙编）“射伤桓王”（史记）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V伤”还可以作定语，这一用法在居延汉简中常见，除上例外，还有“折伤牛车出入簿”“折伤兵器簿”“折伤弩”等，这是“折伤”为动结式的确证。“V下”还有“诎下之”（晏子春秋）“引下其皮”（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用例。“V去”还有“溍去其宰（滓）”“扬去气”“劙去其巢”“择去其蔡、沙石”“移去其疾”（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用例。
基本带宾语的，有“伐败”“击破”“V怒”等。如：
以上“饿死”“战死”作定语，是为动结式的确证。另外，上古经常有“……而饿死”，连词“而”处在“饿死”之前，“饿死”显然是一个结合紧密的单位，不宜理解为并列式。②“V死”还有“经死”（睡虎地秦墓竹简）、“焦死”（墨子）、“病死”（晏子春秋）等。
总体看来，上古动结式，不及物动词以及形容词作下字，其数量远高于及物动词作下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古汉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毕竟还有大致的区别。但某些及物动词也可以作下字，体现了汉语的“模糊”特点，其理论意义不可忽视。依理，“既可带宾语又可不带宾语”应该是动结式的普遍功能，为什么会出现三种情况呢？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不足以反映某些动结式功能的全貌。随着所掌握的材料的扩大，一些属于另外两类的可能会被证明其实也是“既可带宾语又可不带宾语”的一类；其二，各个具体动结式，其功能发育齐全有一个过程，有的功能早出，有的功能晚出，并非“步调一致”，这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历史语言学有一条原则：“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道理就在这里。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例如“V死”，上古时期也许的确不带宾语，但中古以后，便合乎逻辑的发展出带宾语的用法。
东周以后还有许多疑似动结式，如“纠合”“刈亡”“禁止”“剥脱”“开通”“耀明”“擢乱”“审端”“凝止”“来至”“散越”“化卑”等。[13]
三、研究方法的检讨
动结式问题是汉语语法史研究中一个影响巨大，分歧突出的焦点。几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无数论著，但分歧依旧。在这一节里，我们讨论一种影响最大的研究方法。
太田辰夫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因此今天看来像是动补关系的一个组合，在古代就是“等立的复合动词”。在唐代“两用动词已经逐步固定为自动用法，因此，可以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他还提出，“可以选择不论在古代汉语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两用的动词，来查明一个词的复合方式。例如用‘杀’和‘死’那样的词。”因为“‘杀’从古到今都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6][p196]
梅祖麟继承太田辰夫的精神，修改王力关于动结式的定义，形成了如下定义：“1.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前一个成分是他动词，后一个成分是自动词或形容词。2.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3.动补结构的意义是在上列句型中，施事者用他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使受事者得到自动词或形容词所表示的结果。4.唐代以后第二条的限制可以取消。按照这个定义，‘V死’在五世纪以前是复合动词，但不是动补结构；五世纪以后，才变成动补结构。”上述定义，依照第三条，“战胜”“食饱”“饮醉”等都不算动结式，因为它们的“结果”体现在施事者而不是受事者上。道理何在？梅氏没有解释。我们依然按照王力的定义，认为这类形式都属于动结式。第四条是梅祖麟一系列论证的结果。因此，核心是第一、二两条。
梅祖麟的方法可以通过他对待“带宾语”的态度来说明。即一个“动结式”（姑且先称为“动结式”），其下字如果事先被梅氏认为“他动词”（包括通常认为具有使动用法的自动词），那么“带宾语”就成为了否定其为动结式的理由（不符合第一条“后一个成分是自动词或形容词”，即应该不带宾语才成其为“自动词或形容词”），如“射伤”“伐灭”“烧绝”“禁止”“击败”等；而其下字如果事先被梅氏认为“自动词”，例如刘宋以前的“V死”，那么不能带宾语又成了否定其为动结式的理由（不符合第二条，即应该带宾语才成其为动结式）。这种标准后面的逻辑是上古汉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严格对立：及物动词因为能带宾语，所以由它充当下字的“动结式”即便带上宾语也不算动结式，而只能是两个及物动词的并用。非要等到其及物动词“自动词化”以后（语音标志是“清浊别义的衰落”，句法标志则是后面不需宾语“支撑”）才能算作动结式；不及物动词因为不能带宾语，所以由它充当下字的“动结式”即便不带宾语也不算动结式，非要等到能带宾语了（其表现为所谓“施受关系的中立化”），才能算作动结式。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汉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之间的模糊性，脱离了汉语的实际。事实上，上古汉语无论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充当下字的动结式，都分别存在既可带宾语又可不带宾语，基本不带宾语，和基本带宾语这三类情况。只是分布不均匀这从上一节已能清楚看出。
梅祖麟认为汉语动结式有两个来源：一是下字为及物动词的（包括通常认为具有使动用法的自动词），一是以“V死”为代表的下字为不及物动词的。他对于前者，只注意基本带宾语的一类，而忽视了其余两类“不利证据”；对于后者，则只注意其基本不带宾语的一类，也忽视了其余两类“不利证据”。说到底，还是“及物动词带宾语，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这种印欧语眼光在作怪。
例如，尽管《史记》中有“射伤”“伐灭”“烧绝”“禁止”“击败”等用例，但梅祖麟认为：“‘灭’、‘伤’、‘败’、‘绝’、‘止’五个字都是他动（或使动）用法比自动用法多，这是先秦的情况。前汉离先秦不远，这些字仍是他动性比较强，因此‘V灭’、‘V败’、‘V伤’、‘V绝’、‘V止’在前汉都是并列结构。”这样推理有道理吗？为什么一个词只要“他动性比较强”（或如太田辰夫所言：“也可以是他动词”），它与别的他动词结合就一定是并列的，而不可以显示其“自动”的一面，构成动结式呢？就以现代汉语为例，谁都承认“打伤”“扑灭”“杀绝”“禁止”“击败”是动结式，但同时它们的下字“他动性”也并不弱，如“伤了心”“灭了灯”“败了家”“绝了户”“止了血”等等。既然现代汉语中这些词单用时的他动性并不应影响它们充当结果补语的资格（因为它们单用时常常还另有自动性），那么，同样的情况到了《史记》中，为什么就不行了呢？更何况，“诛灭”“刺伤”等在上古就可以不带宾语（例见上），即便按梅氏的标准，也是不折不扣的动结式。只是梅氏忽略这些事实。再例如，他否认上古的“V死”是动结式，最主要的理由是“V死”尚不能带受事宾语，但是，“怒”是堪比“死”的典型的不及物动词。据梅祖麟转引李佐丰对先秦《左传》等9部作品的统计，“怒”单独使用时，“不带宾语和补语”83例，“带使动宾语”13例。又据梁银峰对《史记》等六部西汉作品的统计，“怒”的自动用法460例，带使动宾语用法6例，比例是77:1。[17]由此可见，“怒”的自动性有时甚至比“死”还强。（据梅祖麟所引，“死”的自动、他动比例是43:1）然而，“V怒”却几乎全带宾语。（“激怒”《史记》5例，4例带宾语，另“感怒”《史记》2例，都带宾语。《战国策》1例，带宾语。）
太田辰夫认为“死”这个词“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因此选择来作鉴别动结式的标准。但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死”带宾语都有例可寻。宋绍年就列举如下一些古汉语中“死”带宾语的例子：[18]
（1）邾娄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
（2）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韩非子·奸劫弑臣）
（3）（吴王）赐子青属镂之剑以死（之）。（史记·吴太伯世家）
（4）买臣深怨（汤），常欲死之。（汉书·朱买臣传）
李平也指出：“我们仅在《韩非子索引》（中华书局1982）和《春秋经传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中就找到六例‘死’作外动词用的。这些例子都不可能是后人的窜改，因后世更无此用法。”[19]
现代汉语，如：你就死了这颗心吧！/在那场灾荒中，村里死了不少人。“死”还可以作动结式的上字：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红楼梦）
由此看来，如果严格依照太田辰夫的办法，“V死”作为动结式，就成了问题。进而，整个动结式的存在也都将在逻辑上发生动摇，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汉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极少有绝对不可带宾语的自动词，甚至形容词。或者说，“两用”性是汉语不及物动词、形容词乃至及物动词的一个特点，而学者们偏要拿单用性，即“不可带宾语”，作为充当动结式下字的先决条件，这就脱离了汉语的实际。
事实上，太田辰夫自己明明知道下字“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既是“两用”，为什么在论证时却偏偏只考虑“他动”一面，而不考虑“自动”一面？这是十分奇怪的。几十年来，因为受太田辰夫的影响，语法学家们只要发现动结式下字单用时能带宾语，哪怕是“使动宾语”，就立刻断定该结构是两个他动词的并列使用，而非动结式。这就走入了极端。
汉语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很常见，与此相应，汉语的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现象也很常见，这一性质使得某些及物动词也完全可以充当动结式的下字。例如“胜”，单用时带或不带宾语用例都很多，而“战胜”仅《战国策》就有33例，其中不带宾语22例，带宾语9例，作定语2例，其为动结式无可置疑。
梅祖麟的论证方法还体现了一种主语、宾语对立的语法观念。例如“V死”，他认为只能带受事主语（所谓“乙型”）是不算动结式的，非要等到也能带受事宾语才算动结式（所谓“丙型”）。这种语法观念，对于汉语研究来说，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吕叔湘说：“必须认清的第二点，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主语和宾语不是互相对待的两种成分。……不能成为对立的东西。主语和宾语既然不相对立，也就不相排斥。……不但是宾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宾语和主语可以互相转化。……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好比一个委员会里几个委员各有职务，开会的时候可以轮流当主席，不过当主席的次数有人多有人少，有人老轮不上罢了。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2][p72]这段话透过纷繁的表象，牢牢抓住了汉语“主语和宾语”的本质，内涵深刻，意义重大。这也就是我们上文说受事名词（“男童溺”）既然可以处于动结式前，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处于动结式后的理论依据。
“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因此，上古“V死”的受事即便只处主位不处宾位，并不值得奇怪，不过“老轮不上罢了”，这时不妨看看“V怒”；相应，“V怒”的受事即便不处主位，只处宾位，也不值得奇怪，也是“老轮不上罢了”，这时不妨看看“V死”。事实表明，吕叔湘的观点是正确的。而用某一个特定结构的一时表现（主语宾语的对立）作为标准来推及其余，这个方法影响虽然十分大，但却是不正确的。
梅祖麟还认为“推堕”、“激怒”、“攻下”等所谓动补结构在前汉只出现于（甲）型句，不出现于（乙）型句：（甲）施事者+复合动词+受事者；（乙）起词+复合动词。梅祖麟分析说：“为什么‘推堕’、‘攻下’、‘击败’、‘射伤’等复合词在两汉时代后面一定要带着宾语？这是因为‘堕’、‘败’、‘伤’等下字在复合词中仍是使动（或他动）用法，后面需要有宾语撑着。”所谓（甲）型句，就是既有主语又有宾语的句子。所谓（乙）型句，就是只有主语没有宾语的句子。两者的对立，实质还是主语、宾语的对立。因此此说也必然不符合事实。上文已经指出，上古汉语，无论由及物动词或是不及物动词充当下字的动结式，都分别存在既能带宾语又能不带宾语，基本不带宾语，基本带宾语这三种类型，因此不能以偏概全。
关于形容词作下字的动结式，据梅祖麟说，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是“感染”动补结构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据我们考察，此类动结式在西周时期即有其例，东周以后也延续不绝，（见上文），它当然不可能为梅祖麟的观点提供支持。
梅祖麟说：“从先秦到唐代，汉语有个‘自动词化’的趋势。”“上古有使动式，把名词，自动词，形容词放在表示施事者和受事者的两个名词之间。这种依靠语序的‘使动转换’在中古消失。”这个观点又表述为“使动式的衰落”，被梅祖麟认为是导致“‘他动+他动’的并列结构转成‘他动+自动’的动补结构”的因素之一。这个观点源于太田辰夫。太田辰夫说：“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但是时代往后，产生了两用动词固定为自动用法的倾向。因此，作为古代他动功能的继承，使成复合动词就成为必要的了。”[6][p194]
事实是，使动用法是汉语不及物动词、形容词甚至及物动词的一个固有特点，从来不曾“消失”过。上古汉语如此，现代汉语也如此。（据常瑛华研究，现代汉语可表使动义的不及物动词有65个[20][4][21]）何以唯独在中古以后“消失”了，而到现代汉语里又变了回来了？这可能吗？梁银峰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文献后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使动用法无论其用例的数量还是其所构成的句式类型，都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衰落态势。”[22][p139]显然，所谓“消失”、“衰落”说，是对使动用法相对减少这一历史现象的夸张，其目的是迎合所谓使动用法在中古以后的消失导致了动结式的产生这一观点。其实，一种语言形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时候使用多一点，有时候使用少一点，是任何语言发展史的常见的自然现象。
实际情况是，动结式与动词的使动用法，是汉语关系密切、并行发展的两种表述方式。时代远，动结式相对少，因此使动用法相对多；时代近，动结式相对多，因此使动用法相对少。是动结式的自主发展壮大的“因”，挤压了使动用法的使用空间，造成它相对减少的“果”。太田辰夫以及梅祖麟的说法是倒果为因了，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
被认为曾经“消失”的使动用法，至今依然广泛存在着；而被认为与这种用法密切相关的，曾经广泛，甚至是唯一存在的表“动结”意义的动词并列式，至今却踪迹全无，这种背离不是反常吗？合理的解释是，那种动词并列式即使有，也很弱势，行之不远，而真正的动结式则历史悠久，表现强势，具有很大的同化力，最终“一统天下”。所以今天并列式的踪迹全无，使动用法的依然存在，就不难理解了。
梅祖麟曾举出“啄雌鸽杀”“打汝口破”等一系列“‘隔开’型使成式”，并据此推断“萧齐以前该有‘动+名+死’这种‘隔开’型的使成式，也该有‘施+V死+受’这种‘不隔开’的使成式”。
然而，如上所引，“隔开”型使成式（“煎之（沸）”“燔饭焦”“穿其断”等）至少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产生。因此，“不隔开的使成式”也应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产生。这种推断，与我们上述关于动结式产生的论证，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区别只是，“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比梅祖麟所说的“萧齐”时期，大概要早近千年。
这近千年的时间跨度，就使得梅祖麟的“清浊别义的衰落”，使动用法的“消失”（与太田辰夫先生所谓唐代“两用动词已经逐步固定为自动用法”相呼应）等据说与动结式的产生直接相关的现象完全失去了依托。
事实表明，动结式发端于西周时期，东周以后逐渐增多。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各内部成员性质略有差异，这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以后世的某种动结式为基准来裁量动结式历史上的一切，甚至用某一个词的某一种用法作为标准来裁量一切，这恐怕就削足适履了。动结式的下字独用时不能带宾语（所谓“自动词化”），一带宾语，动结式就不成其为动结式，而只能是并列式，这种认识没有照顾到汉语的特点，是不可取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动结式”的下字，完全可以向其独用时不及物的性质看齐，形成动结式。即便有时下字向其带宾语时的性质看齐，形成并列式，也会很快被同化为动结式。
总之，太田辰夫和梅祖麟有关汉语动补结构研究的方法论缺陷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印欧语观念来对待汉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关系，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即或有所注意（所谓两用性），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却只考虑其中的一方面而不考虑另一方面。二、忽视了“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语言学原则，忽视了统一体内部各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只讨论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动词及相关的“动结式”，便据此对全面的情况作出推断，以偏概全。三、对这几个经过挑选的动词及相关的“动结式”，则以“主语宾语对立”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忽视了主语宾语之间的统一性，从而导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四、把汉语使动用法在中古时期相对减少这一正常的历史现象主观夸大为“消失”，以迎合动结式在中古以后产生的观点。
几十年来，关于汉语动结式历史发展的研究，太田辰夫和梅祖麟两位外国学者的影响特别大，国内主流的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人们依照他们的思路，极力想找出一个确定后一成分为自动而非他动的说一不二的办法，以致不同的看法纷如聚讼，几乎一家一说。其实，如果站在汉语自身的立场上，从汉语自身的事实出发来思考汉语，而不是用印欧语观念来硬套汉语，汉语动结式问题本来并没有那么复杂。这是值得深思的。
①例如，该定义把动结式的上字规定为及物动词，实际上非及物动词也能充当上字。朱德熙说：“值得注意的是述补结构之为及物的或不及物的跟充任述语的动词及物不及物没有必然的联系。举例来说，‘哭’是不及物动词，可是述补结构‘哭哑’却是及物的，因为可以说‘哭哑了嗓子’。”（朱德熙《语法讲义》，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99）朱德熙的话是有道理的。上古汉语情况也是如此。本文主要讨论上古汉语上字为及物动词的动结式，有时也涉及上字为非及物动词的动结式，如“战胜”“离逖”等。
②上古既有“饿死”，又有“饿而死”，有时甚至记述同一件事而二者互见。例如：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庄子·盗跖）。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庄子·让王）“饿而死”显然是并列结构。于是一些讨论动结式的文章常用它来证明“饿死”也是并列结构。这样的论证也许不妥。一般说，一个句法结构在基本语义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变化，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扩展和变换。扩展前与扩展后，二者的结构关系基本一致；变换前与变换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16]判定这两种方式有一个前提，即事先知道变化前后两个对象各自的结构关系。例如，只有事先知道“饿死”是并列结构，我们才能够判断“饿而死”是它的扩展式；相应，也只有事先知道“饿死”是动结式，我们才能够判断“饿而死”是它的变换式。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饿死”是什么结构，那么单单依据“饿而死”，对于判定“饿死”的结构性质，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既不能主观地从扩展的角度把“饿死”理解为并列式，也不能主观地从变换的角度把它理解为动结式。现在我们从其他渠道知道了“饿死”为动结式（作定语，有众多“……而饿死”句式等），因此有条件进一步判定“饿而死”是“饿死”的变换式。这种变换，在现代汉语中依然有孑遗。如动结式“打不倒”（“打倒”的否定式）与并列式“打而不倒”，后者显然只能是前者的变换式。如果有人依据“打而不倒”来论证“打不倒”也是并列式，大概没有人会同意吧？在上下文中变换句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这在语言运用中是很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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