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谐社会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胡锦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63;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99(2008)02-0014-05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和谐社会，特别是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对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脉络
（一）邓小平同志为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社会基础的准备
和谐的反面是冲突，因为冲突引起社会动荡，即社会的不和谐。回顾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和谐社会建设是从邓小平的实践开始起步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在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情况下，由于康乾祖孙在治理国家上拾残补缺、修旧理废的特点，埋下了以后民族衰落、家国动乱的祸根。鸦片战争，被外夷欺负，国家瞬间跌入低谷；甲午海战，被“学生”打败，民族顿时陷入绝境。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八国联军，外夷犯京；武昌起义，军阀混战；日寇侵略，烽烟遍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利益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而奋斗的可歌可泣、壮丽辉煌的历程。
但是，一个新生的政党必然有自己的不成熟性，何况它是要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有着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前所未有的革命。当其艰难地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影响下，一系列的“折腾”就开始了：抓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搞“四清”，这一折腾的过程终于以“文革”的十年内乱而达到“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的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协调发展。虽然邓小平同志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但所有上述思想和实践，莫不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莫不为此后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进行了社会基础的准备。
（二）江泽民同志为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理论前提的准备
“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年动荡，很难一朝平息。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我国面临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改革开放受到抑制，生产下降，国内自然灾害频仍，经济生活困难重重；与此同时，极“左”思想开始回潮。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把和平演变视为最大危险，放纵“左”倾思想的泛滥（如批判股票、压制乃至否定个体私营经济，乱扣“资本主义”帽子，一事当前先问姓“社”姓“资”，动辄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等等），把社会主义教育作为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党面临着发展问题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党又处在了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关于“主要是防‘左’”，“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给我们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坚定地执行了邓小平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基础上、理论上、根本上解决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社会和谐的先导——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社会和谐的主体——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诸问题。
理论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理论又必然会指导我们的实践取得成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恰当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波动和阿富汗战争、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等国际事件，妥善地处理了“撞机”、“炸馆”和“9·11”事件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坚决地反对“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且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社会更加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的努力方向，这就为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社会基础的准备和理论思想的开拓。
（三）胡锦涛同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落实和谐社会建设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200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从当前来看，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个重要着力点。
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概念，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总要求。
2005年10月中旬，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第一次明确了提高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是加强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领导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5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欢迎金正日的宴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正确道路，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第一次明确地把和谐作为同富强、民主、文明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以此为基础，十七大把“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一起写入报告，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努力的基础上，正是胡锦涛同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和谐社会建设绘制成具体的宏伟蓝图并开始了切实的践行过程。
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比较
（一）邓小平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1 以思想解放为行动先导 这是邓小平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首要特点，这一特点是由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的思想禁锢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穷革命，富变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违背常识或颠倒是非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却被人们视为真理。社会的和谐是以思想的和谐为指导的，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带领我们开始新长征的，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行吗？“真理标准”这一命题纯粹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对其有了明确的结论，在大学的教科书上它早已是基本原理了。而“真理标准”的讨论之所以会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就在于当时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就在于“真理标准”的重新提出对于当时的“迷信”盛行是一种醍醐灌顶，就在于彼时彼刻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社会实践意义。
2 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 “文化大革命”被我们叫做“十年动乱”，其特点就是“乱”：“乱”了社会生活的基础，“乱”了人民的思想，“乱”了革命的队伍，“乱”了基本的秩序，“文革”最后成了“武斗”，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要做的，首先就是社会稳定工作。20世纪整个80年代，邓小平同志都在强调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稳定，就更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
3 以发展经济为根本任务 “文化大革命”从“抓革命、促生产”，到“只‘革命’、不生产”，最后发展到“‘反革命’、搞生产”，一个社会在价值选择上糊涂、混乱到如此程度，能不乱吗？没有最基本的经济作为基础，能和谐吗？邓小平同志是唯物主义者，他最重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作用，“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都体现了他对发展经济的高度重视。正是有了整个80年代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才能顺利地度过那次政治风波，也才有了90年代以后的社会持续稳定和新世纪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江泽民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1 以创新为旗帜 和谐是一个对社会运行状态进行描述的概念。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是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的要害是创新、动力是创新、本质是创新。江泽民同志从理论上对创新的作用、地位和内涵等进行了科学的阐释，把我们党的创新思想和创新传统发展到一个新境界。“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2]250早在1995年，江泽民同志就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244这为此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铺垫。
2 以开拓为基础 过去，市场经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被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但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下，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唯物主义原则，把市场经济这个被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创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为和谐社会建设作了最重要的体制建设。
3 以党建为支撑 20世纪90年代，由于那场“政治风波”的后遗症，我国经济跌入低谷，在政治上也面临着西方制裁、国内保守思想、极“左”思想的回潮、“炸馆”、“撞机”、台海风云、“法轮功”、东南亚经济危机、香港民主风潮、社会上部分人对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质疑等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创新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这就为和谐社会建设在领导核心、主导力量等问题上作了创新性的建设和开拓。
（三）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1 以利益调整为纽带 新世纪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有了新变化。在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等基础上，新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冲突。一个和谐社会不仅是各方面相互配合与协调的社会，而且是和衷共济的社会。只有在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相互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的对象是利益，目的是社会和谐。合理的利益格局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特点是以利益调整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纽带，这是唯物主义的必须和必然。
2 以人民需要为根本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科学发展是战略，社会和谐是目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幸福为根本，让人民享受发展的成果。幸福是什么？是生活富裕，是价值实现，是人格尊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样可以说，“每个人的幸福，是一切人幸福的条件”，是社会和谐的条件。“以人为本”，必须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和利益需求，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3 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社会的基础；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就迷失了发展的价值定位；发展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也就难以发展；做不到统筹兼顾，就不可能有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决定了它必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根本保证，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的辩证关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纵观改革开放的过程，回顾民族复兴的历史，在走向小康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同志开创了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江泽民同志在其基础上坚持和继续了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而胡锦涛同志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是传承与递进、丰富与发展的关系。
（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是传承与递进的关系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在我国历史上，从古代的孔子、墨子、孟子，一直到近代以来的洪秀全、康有为等，对社会和谐都有过不少描述。和谐社会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古代思想家对和谐的理想社会做过许多设想，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等。“大同世界”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劳动共享、天下太平的美好图景。孔子在《论语》中将其具体表述为“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自古就以大同社会为理想。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正是受传统大同社会理想的启示而提出来的。在西方，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也对社会和谐有过美好的憧憬。马克思更是全面论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在邓小平的心中，积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情感。“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82邓小平继承了前人的和谐思想和理想，从“文革”结束伊始，他就开始着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平的世界、合作的环境。
江泽民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政13年，不但是对邓小平事业的继承，更是对其思想的继承、精神的继承。他所提出和施行的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以德治国等战略和理念，就是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重要文献里第一次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提出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全面、深入、系统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举措，是对邓小平、江泽民等事业的传承、理想的传承，也是理论的传承。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时，列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辉煌业绩，其实这也是他们为构建中国和谐社会所作的贡献。胡锦涛同志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全面的开拓，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是丰富与发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迷的形势下，在“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拖入思想迷茫、价值错位、信仰缺失、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民心涣散的危急时刻，以“真理标准”讨论为突破口，以“生产力标准”为切入点，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坐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先导，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江泽民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苏东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经济震荡的形势下，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为和谐社会建设夯实了社会基础，并初步明确了社会发展的目标。2002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问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城的乔治·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说道：“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5]522把“和谐”作为“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是江泽民同志在继承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基础上的一个哲学贡献。
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时期，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理论上深入探索、从战略上全面推进、从政策上具体落实和谐社会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发展到一个新境界、新高度，也使得和谐社会建设走向了一个新起点、新层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举世关切的台海问题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并提出商谈中“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的原则。这两个十六字方针，是胡锦涛同志和谐社会思想在处理国家民族重大问题时的具体体现，它为台海两岸的炎黄子孙指出了共同发展的复兴之路，是胡锦涛同志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彩一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思考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作了“破题”的准备，奠定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则直接“破题”，把和谐社会推向前进，而胡锦涛同志是在“承题”的基础上“起讲”：全面开始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蓝图已经绘就，“起股”正在进行中。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建设日新月异，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胜利。
收稿日期：2008-04-16，修订日期：2008-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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