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塔纳的《艾菲#183;布里斯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特论文,布里论文,冯塔纳论文,艾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先后产生了三部以已婚妇女的失足为题材的不朽名作，那就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其中，《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所走的道路在某些方面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的相似，即她们都对自己的丈夫感到厌恶并执着地追求强烈而美好的爱情，只是前者的追求是虚幻的，后者的追求却实实在在。她们两人的悲剧是个人的追求与周围环境或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德国作家冯塔纳笔下的艾菲·布里斯特却是一个较为安分守己的女子，她既不讨厌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什么个人主义的追求——包括爱情上的追求，而她却同样因失足而饱受折磨并最终走向毁灭，其悲剧性质与前面两位女主人公截然不同。《艾菲·布里斯特》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虽逊于《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并且至今鲜为中国读者所知，但它确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台奥多尔·冯塔纳于1819年生于柏林附近的诺伊鲁平。他的祖先是定居普鲁士的法国胡根诺教徒，父亲是药剂师，冯塔纳小时候也曾在药房当学徒。后来他对文学发生兴趣，以写诗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作为记者又写了一些旅游印象记，普法战争后长期为一家报馆作戏剧评论工作。将近六十岁时，冯塔纳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暴之前》(1878)，以后又写了二十多部小说和自传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小说《沙赫·冯·乌特诺夫》(1883)、《迷惘、混乱》(1888)、《施蒂娜》(1888)、《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施泰希林》(1899)等。
从1878年《风暴之前》发表到1898年去世，冯塔纳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创作的现实的社会小说，是他漫长的作家生涯的光辉的顶峰，也是二十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冯塔纳因而被称为德国现代小说的发明者、实现者和完成者。
从文学史上看，冯塔纳的创作丰收时期恰恰是十九世纪德国现实主义文学接近尾声，而自然主义已经登上文学舞台的时候，因此他的晚年成就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不无关系。虽然当时有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也共同经历了文学史上的这一转变，但他们大多对此持保留态度。冯塔纳对新时代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以剧评家的身份赞成自然主义，他是同辈人中唯一对自然主义给予理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晚年的冯塔纳毫无保留地置身于现实之中，对社会进行忠实地描写和批判，他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而又深刻的联系也正表现于此。然而，冯塔纳的创作又是深深地扎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传统之内，尤其是尊崇现实主义的“美化”原则，他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都和自然主义有一定的距离。冯塔纳在德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当自然主义奏响凯歌的时候，他以他的晚年成就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推向顶峰并超越其上，他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架起了相通的桥梁，为二十世纪德国的小说艺术开辟了道路。他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具欧洲水平的德国小说家，并且也没有一位同时代的德国小说家象他那样，身后的名气与日俱增。
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普遍被认为是冯塔纳的最佳小说。它在当时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而且至今也是冯塔纳最受人喜爱的一部作品。托马斯·曼在1910年给友人的信中称《艾菲·布里斯特》始终是自歌德的《亲合力》以来最优秀的德国小说。
二
同《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艾菲·布里斯特》也取材于当时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娘家姓普洛托的埃尔莎·冯·阿登内男爵夫人和她的丈夫－骑兵上尉阿曼德·莱昂·冯·阿登内男爵。男爵夫人和杜塞尔多夫法官埃米尔·哈特维希相好，两人计划着各自离婚，然后结为夫妻。但是，已生疑心的阿登内用私配的钥匙从一个保存的小匣子中获取了哈特维希写给埃尔莎的情书，并以此作为证据起诉离婚，同时要求和他过去的朋友哈特维希决斗。哈特维希在决斗中身负重伤，不久便死去。这事件在当时的新闻界引起极大轰动，因为两位情敌都是卓有功勋的知名人士。1887年阿登内夫妇离婚，一对儿女判给了父亲。阿登内后来不仅步步高升，而且一直是位享有盛名的军事作家。他于1919年在柏林逝世。埃尔莎在离婚后致力于护理事业，于1952年九十九岁高龄时去世。
冯塔纳是在女友莱辛夫人那里听说这个故事的。他在创作中以埃尔莎·冯·阿登内男爵夫人为原型，描写了普鲁士贵族女子艾菲·布里斯特的婚姻。但《艾菲·布里斯特》绝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或婚姻小说，而是一部社会小说。在这里，作家对生活中的普通事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使个人的婚姻故事上升到具有社会性、普遍性的高度。
小说的女主人公艾菲，是一个美丽善良的贵族女子，她聪明伶俐，热情奔放，她喜好玩乐、冒险，也爱慕虚荣。十七岁那年，艾菲由父母作主，嫁给了母亲青年时代的情人，已为凯辛县长的殷士台顿男爵。这一出于门第考虑的婚姻一开始就有令人担心的地方。首先艾菲自己并没有爱上殷士台顿，他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在阅历、教养等方面都高于自己的长者，她尊敬他，甚至对他那种不以感情用事、而以原则办事的作风感到陌生和害怕。此外，布里斯特夫妇认为：殷士台顿的才干和事业心可以满足艾菲的虚荣，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殷士台顿不会满足年轻的艾菲对娱乐和消遣的需求，这可能会造成他们夫妻之间的不协调。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艾菲随殷士台顿到凯辛后，日子过得索然无味。凯辛是一个偏僻的海滨小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人也大多不讨艾菲喜欢。殷士台顿虽然亲切善良，但他不是一个情人，对艾菲缺少殷勤、激情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常因公务而将艾菲冷落一边。不仅如此，他还固执地不愿搬出闹鬼的屋子，弄得艾菲常常胆战心惊。艾菲后来和克拉姆巴斯少校的私通，可以说是对这种寂寞无聊与担惊受怕的生活的一种下意识的逃避。按照艾菲的性格，沉闷无聊的生活是她最受不了的，这时候只要有一个比较了解她的心情，善于投其所好的人闯到她的生活中来，她就难以抗拒了。况且克拉姆巴斯是一个极为聪明、多才多艺而又很懂得女人心理的花花公子，他很快看出艾菲不悦的原因，并处心积虑地引诱她。年幼无知的艾菲受到迷惑，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在的心理必然性。多年后她承认，她从来就没有爱过克拉姆巴斯。
殷士台顿在小说中没有被刻划成一个普鲁士精神的赤裸裸的化身，相反，作家并不想抹煞他身上的人情味。这位年轻的县长相貌堂堂，为人正派，精明能干，但他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被一种荒谬的社会准则牢牢禁锢住了，这种社会准则已侵入他的骨髓，构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并常常压抑着他身上的人情味。他虽然为艾菲的活泼美丽、单纯可爱所吸引，但是他决不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办事原则，相反倒有意无意地在妻子面前扮演教育家的角色，希望她将来能使自己在竞选中争取到多数票。艾菲和克拉姆巴斯的私通事件，殷士台顿是在六年以后偶然发现的。六年以来他和艾菲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亲密了，他要不要再去算这笔陈年旧账呢？为此殷士台顿内心的两种力量进行了较量。一方面，从自然情感上讲，由于已经事隔多年，他没有丝毫憎恨的感觉，也不渴望报仇，况且，他仍然爱着艾菲，愿意宽恕她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已经深入他内心的普鲁士荣誉观念却又要求他为捍卫名誉而决斗。结果，原则性和荣誉观念压倒了自然情感，殷士台顿最终认为旧账非算不可。他在决斗前同友人维勒斯多夫的一席谈话极为透彻地阐明了他的决斗动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仅是单独的个人，他属于一个整体，我们得时刻顾及这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如果和人群共同生活，那就必然接受某种教育。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习惯于按照教育人的条文来评判一切，评判别人和自己。违反这些条文是不行的；那样的话，社会就要看不起你，最后你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直到无法忍受这一切，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为止。”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是社会的要求迫使殷士台顿去决斗，这要求此刻并不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他的内心。他所谓的“整体”、“社会”、“条文”，已从外部侵入他的心灵，控制着他的思想感情。因为，即使殷士台顿将发现的秘密永远埋在自己的心底，不让世人知晓，他也是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他将在自己面前无法挽回体面，他对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也会产生怀疑。尤其是当维勒斯多夫成为知情人后，殷士台顿就更是后退无路了。尽管维勒斯多夫向他保证：“一切秘密埋在我的心里就象埋在坟墓里一样”②，但精于人情世故的殷士台顿明白，荣誉观念同样也在这位朋友心中占据着位置，不管他是否愿意，他将和自己一样看不起逃避决斗的行为。于是，本打算阻止决斗的维勒斯多夫也终于不得不承认殷士台顿的话“确有道理”、“非这样不可”，他还说：“世界的面貌没有改变，事物并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却是按照别人的意愿发展。”③这里的“别人”不是指具体人，而是指整个普鲁士社会的道德戒律，它俘虏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大批人。所以确切地说，这个“别人”已经移植到了“我们”自己身上。
布里斯特夫妇虽然非常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却也一度忍痛拒绝将她接回家。对此艾菲的母亲在信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并不是他们害怕同外界断绝来往，而是他们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要对艾菲的过失行为表示谴责。可见在布里斯特夫妇那里，社会准则也同样深入人心，他们和殷士台顿一样，成了普鲁士道德戒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捍卫者。
殷士台顿在决斗前和维勒斯多夫的对话是小说的高潮和转折点，它使整个故事无可挽回地走向悲剧结局：克拉姆巴斯一命呜呼，家中情形惨不忍睹。殷士台顿虽然一时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决斗和离婚却使他内心空虚，意志消沉。他感到过去同艾菲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而今他已经没有了幸福，今后也不可能再有。艾菲则一度无家可归，只剩下昔日的女仆罗丝维塔与她相伴。亲生女儿的冷淡和疏远更是给她致命一击。最后，身患重病的艾菲被父母接回娘家疗养，不久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冯塔纳在书中没有责备任何人，他只是以冷静、平稳的笔法客观地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使事态的发展成为合乎逻辑的必然，成为事先所能预料的那样。作家在一封给他妻子的信中曾说：“我的整个工作就是进行心理研究和批判……”④这句话道出了冯塔纳创作的一大特点。在小说《沙赫·冯·乌特诺夫》中，作家对骑兵上尉沙赫的自杀动机进行了极为透彻的剖析，无情地嘲笑和批判了沙赫所崇拜的普鲁士虚假荣誉观念。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冯塔纳深入人物的心灵，向我们展示了个人内心基本需求同社会道德习俗之间的冲突，从而揭露了普鲁士道德的冷漠和空虚。
贯穿《艾菲·布里斯特》全书始终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殷士台顿在决斗前的重要谈话精辟地阐明了在这一矛盾中社会对个人的塑造、约束和评判作用，而作家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表现当时的普鲁士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冯塔纳的世界里，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它不仅从外部包围着个人，迫使个人服从、就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触及到个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种第二天性往往压制、扭曲着人的自然天性。艾菲一生的遭遇就充分体现了自然人性在一个具有极端道德约束性的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艾菲从小在霍恩克莱门乡下长大，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也就是说没有受过多少社会教育。她喜欢游戏、爬杆、荡秋千。老布里斯特说过，艾菲是“自然的孩子”。她的自然本能超过了她的社会教养，她甚至天生具有与社会秩序和原则格格不入的无拘无束、渴望冒险的性格，但艾菲自己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后来她按照社会习俗和一个跟自己的母亲年纪一般大的男子结了婚，“自然的孩子”就这样完完全全走进了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艾菲在婚姻生活中与殷士台顿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自然天性与社会原则性之间的矛盾。和安娜·卡列尼娜不同，艾菲不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女子，她也不象爱玛·包法利那样竭力想把幻想变为现实。相反，艾菲是一个还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天真、单纯的女子，她不自觉地压抑着自己，努力按照社会的要求生活。她虽然隐隐地感到自己的婚姻不够美满，但丈夫在她眼里始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出色的男子汉，她尽量迎合他的意愿。为了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贵夫人，她不得不经常读书看报，练习弹钢琴，离婚以后为了打发时光还学过绘画，可是最后在霍恩克莱门养病的日子里她又将这一切完全放弃了，她只是默默出神地欣赏大自然。可见贵夫人的生活方式与艾菲的自然天性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她永远把霍恩克莱门看作是她真正的家，那儿才是她的自然天性的乐园。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社会的力量无所不在，霍恩克莱门也非一个世外桃源，而是社会的一个角落，艾菲正是在这里接受了符合社会习俗的婚姻，这里也曾经和整个社会一样对艾菲关闭大门。在凯辛，艾菲经历了周围环境对她的自然天性的沉重的压迫，这自然天性为逃避压迫而误入歧途，被人引导破坏了一种公认的社会法规。冯·帕登夫人（她在艾菲和克拉姆巴斯同乘雪橇之后的那个舞会上看出了艾菲内心的苦恼）曾好言告诫艾菲“要经常和‘自然的人’作斗争”⑤，可是在艾菲身上，“自然的人”力量太强了，她没能胜任这种斗争。艾菲的私通不象安娜和爱玛那样主动、执着，她几乎是身不由己，而且很希望获得解脱，这就使她后来的遭遇更令人同情。
艾菲是一个倾向自然天性的普鲁士社会的受害者，但她同时又和殷士台顿与布里斯特夫妇一样，具有经过社会塑造的第二天性，并且她也同样经历着由此产生的内心分裂的痛苦。艾菲在同殷士台顿订婚时心情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本能地意识到她和殷士台顿之间的性格差别，并为此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按照社会习俗与观念认为“不论谁都相配。只要这个人出身贵族，有地位。长得漂亮”。⑥艾菲对自己的失足也同样怀有一种动摇不定的态度，这体现在第二十四章最后她的一段内心独白中。她承认自己有过失，却不因这过失感到心灵的重负或羞愧难当，而这一点又使她非常难受，她觉得自己可怕，缺乏正常的感情。在这里，并不真正具有过失感的是艾菲身上的“自然的人”——因为她的行为与她的自然天性是协调一致的，承认过失的则是艾菲身上的“社会的人”，而后者正在对前者那种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和感情进行谴责。
早在十八世纪，甚至从十七世纪开始，人们就逐渐注重儿童、妇女、农民和野蛮人，感到这几类人的精神生活不象受过教育的成年男子那样受到社会习俗和礼仪的重压。冯塔纳对于比男人具有更多的自然本能的妇女怀有偏爱，因而妇女在他的小说中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长久以来，这种自然的人把我迷住了。我重视它，感到自己被它吸引，这就是我笔下的女性全都遭受创伤的原因。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她们可爱。我爱她们，不是为了她们的德行，而是为了她们的人性，也就是为了她们的弱点和过失。”⑦作家在迷恋自然人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它必然要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和限制，自然的人往往要为自己违背社会要求的行为承担后果，“遭受创伤”。
在小说的结尾处，布里斯特夫人提出了谁应该对艾菲的死负责这一严酷的问题。她问丈夫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让艾菲接受严格的社会教育，把她过早地送进了社会。布里斯特夫人的疑问实质上就是，艾菲的悲剧是不是她的自然天性造成的。作者通过小狗洛洛的慢慢摇头委婉、含蓄地否定了这一看法。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参照一下小说的故事来源，就会发现冯塔纳在创作中有意将私通的败露安排在事发的六年之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妙安排对于明确和深化主题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首先，妻子早已将她从没爱过的情人忘记，并严肃地作了自我反省，新的、日益美满的生活已经开始。其次，丈夫此时并不感觉嫉妒、愤怒，也不想复仇，促使他决斗、离婚的纯粹是普鲁士的荣誉观念。所以艾菲的过失本来是可以原谅的，她完全是普鲁士道德的无谓的牺牲品。殷士台顿对此也十分清楚，特别是在决斗之后深有领悟：“这样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捍卫一个概念的一场戏，一个人为的故事，一出演了一半的喜剧。这出喜剧我现在还得继续演下去，还非得把艾菲送走不可，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⑧如果说布里斯特夫妇对艾菲的悲剧根源始终执迷不悟，他们屈服于一种肤浅、僵化的道德观念又不自觉，那么殷士台顿则是无可奈何地自觉执行这种道德观念的非人道要求。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又是由那个专制社会给人的长期教育所决定的。冯塔纳在这里批判的不是殷士台顿或布里斯特夫妇等普鲁士道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者，也绝不仅仅是普鲁士的名誉崇拜，作家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普鲁士上层的那一整套社会和道德的戒律。这些戒律所需要的是人们的盲目服从、偶像崇拜，它不仅从外部约束人的行为，而且更可怕的是，它可以从内部不可抗拒地控制人的思想，以致人们会为了某种社会偶像而自动扼杀夫妻之间、骨肉之间的那种最美好、最自然的感情。在小说《沙赫·冯·乌特诺夫》中，有人评价沙赫事件只有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首都才能发生，它完全是时代现象，并且具有病症意义——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尺度来看待艾菲的不幸遭遇。“冯塔纳是第一个揭示出，普鲁士上层的那一整套社会和道德的戒律，已是一架僵死的自动杀人的机器，它对人的灵魂已不再具有任何内在的指导力量的德国作家。”⑨
冯塔纳的作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的普鲁士社会对个人的约束远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严重地阻碍了人性的发展。所以老布里斯特在小说的最后深有感触地说：“咱们一直谈什么本能，末了，还是狗的本能最强。”⑩人固然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但抛弃自然本能同样也不行。正如布里斯特夫妇在考虑将病重的艾菲接回家时所说，没有社会的支持将寸步难行，而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同样也会寸步难行。这种两难处境尤其折磨着殷士台顿：当他发现妻子的不忠时，无论他作出何种选择，他都永远失去了幸福。如果他放弃决斗，他会一辈子都看不起自己。而他选择决斗，却又因为杀死了自己并不仇恨的人，毁了心爱的妻子而感到极为痛苦。他对什么也不再感到高兴，功名利禄在他眼里更是一文不值。小说人物的命运充分表明，社会的要求与人性的需求已互不相容。个人与社会的存在因而相互构成问题。冯塔纳通过揭露普鲁士精神残杀生命的非人道特性，道出了依靠这种精神而支撑的普鲁士社会必然覆亡的命运。
冯塔纳是普鲁士社会的控诉者与批判者，而他的控诉与批判又和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混合在一起，因此冯塔纳的许多人物都是毫无反抗性的忍受者。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人公艾菲始终都试图向社会规范靠拢，并在临终前承认殷士台顿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嗯，不这样做，你叫他到底怎么办呢？”(11)）。维勒斯多夫则奉劝尽管事业有成，个人生活却极其不幸的殷士台顿听天由命，依靠各类“辅助结构”坚持下去。在长篇小说《迷惘、混乱》中，相爱的男女最后都屈服于社会等级观念而放弃爱情，各自与同一阶层的人结婚。冯塔纳的听天由命来自他对人的社会限定性的清楚认识，而绝不是庸俗和畏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里“一切都是契约和协定”，(12)人的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打上了“契约和协定”的印记。作为小说家他不倦地透视着人的社会的心理过程，正是这些过程保证了对“契约和协定”的遵守。他还说：“我们的状况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必须对它加以尊重。要在它需要改造的时候对它进行改造，但不要给它来个天翻地覆。”(13)由此可见，冯塔纳非常重视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的承担者便是他在创作中所关注的对象——贵族和市民，作家本人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虽然冯塔纳说过，新的更好的世界开始于第四等级身上，但他必竟对未来和第四等级是陌生的，劳动人民从来就不是他的主要描写对象（这一点与自然主义者不同）。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与旧的世界联系太深，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尽管如此，冯塔纳依然对腐朽、非人道的普鲁士精神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并从中看到了整个旧时代内在的崩溃。此外，由于作家将社会对人的限定一直追究到人的主观性领域，冯塔纳的小说因而具有很高的反思、内省的价值。
还应提及的是，殷士台顿对社会准则的严格遵守从主观上看是否有其更久远的源头，这里我们很自然就会涉及到民族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德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是世界闻名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历史巨著《德国人》中这样说：“德国人崇拜和服从权威，这起源于古时条顿作战时养成的习惯，一旦形成阶级，德国就是理想的组织纪律森严，官僚专政的国家。……现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忍耐，甚至寻求权威与服从。而以后，比起自由来，他们逐渐更喜欢纪律。”(14)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德意志民族的这种特殊性格突出地体现在殷士台顿身上。而在西德当代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中，这种性格在警察哨长严斯·奥勒·耶普森那里甚至发展成一种病态。耶普森的机械性服从跟浅薄无知有关，而殷士台顿的原则性则更具深刻意义，但两者同出一源。殷士台顿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其根源古老而又久远。德国人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曾为纳粹的横行助以一臂之力，但它同时又是德国济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事物之两面性往往使人感到困惑，因而至今不减其魅力。
三
冯塔纳的作品不夸大，不做作，情节简单，风格沉静。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情节自始至终沿着一条单线发展，即以艾菲的婚姻和她的悲剧命运为中心。书中没有歹徒，也没有英雄。没有任何人物引起我们强烈的憎恨或赞美。艾菲身上有许多讨人喜欢的地方，也有使她误入歧途、遭受厄运的弱点。她是一个没有被理想化或典型化的人物，既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潜在的高雅，也没有爱玛·包法利的浪漫狂热，与后两者相比，她显得要平庸得多，但正因为如此她才更可亲可爱。殷士台顿为人有些刻板，不过他本质上确有许多优点。克拉姆巴斯寻花问柳，放任不羁，不可信赖，但他不是一个坏蛋，也绝不肤浅，并且和殷士台顿相比，他确实更善解人意。布里斯特夫人不是为爱情结婚，她早年为了门第、地位和金钱情愿抛弃殷士台顿，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把艾菲嫁出去。她是个漂亮、聪明、头脑冷静的女人。老布里斯特始终都是从容镇静、仁慈宽厚、令人钦佩的。此外，善良、憨直的女仆罗丝维塔，尖酸刻薄的老处女西多妮，人品出众、感情充沛的驼子吉斯希布勒等等，都无不刻划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数不多，各具特色的人物相互映衬、烘托对比，构成了一张富有诗意的图画。
书中人物的遭遇同样也显得平平常常，既不令人欢欣鼓舞，也不那么阴森可怕、骇人听闻。以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为例，作者显然有意设法使她的受苦受难得以缓和。当艾菲在凯辛过着孤寂无聊、惶恐不安的日子时，好心的吉斯希布勒给予她充满深情厚意的关怀，艾菲认为他是凯辛最为出色的人。当艾菲离婚后孤苦伶仃地住在柏林时，忠实的女仆罗丝维塔全心全意地陪伴、照顾着她，年老的枢密顾问鲁姆许特尔不辞劳苦为她看病，还有那位美术老教授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艾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同双亲取得了谅解，并从殷士台顿那里重新获得了忠诚的小狗洛洛。家乡的人也不是都鄙弃她，不和她来往，小学教师雅恩克和牧师尼迈尔就常常陪着她谈天说地。艾菲最后是在同上帝和世人都和解的气氛中平静地死去的。整个故事虽然一步一步走向悲剧结局，但其中却不乏温暖人心、给人安慰的东西。归根到底，作家始终没有丧失对人的信赖感。
可以说，冯塔纳在对人物的选择、处理以及情节的安排上都尊崇了现实主义的“美化”原则。这里的“美化”并不意味着人为的粉饰或自欺欺人，而是在美与丑、善与恶当中寻求一种诗意的平衡，它尤其反对以否定的眼光片面地强调、甚至夸大生活的丑恶面。冯塔纳是这样看待现实主义的：“首先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理解成日常生活的赤裸裸的翻版，至少不是日常生活的苦难和阴暗面的赤裸裸的翻版。”(15)他主张在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中看待现实，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现实进行艺术上的选择和加工，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平庸和丑陋之中，也要寻求符合人道的东西。冯塔纳拒绝只看生活的消极面，尽管他也认为这些消极面应当首先得到反映。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现实主义永远和丑结合在一起，他就把现实主义完全理解错了。相反，当现实主义同美结合在一起，并使与美同行的，既属生活内涵的丑得以美化，它才将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16)因此，冯塔纳同左翼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始终保持着距离。他在读了屠格涅夫的几篇小说后说：“悲剧性是美的，或许我甚至愿意容忍彻头彻尾令人悲伤的故事；而他（屠格涅夫）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令人绝望的情景。”(17)
然而，“美化”并没有减弱冯塔纳作品的社会批判性，相反，正因为一切都显得平凡而普通，人物在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幸才更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卢卡契说：“冯塔纳在这里恰恰是借助于他的人物及其命运的一般性，展示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德国的社会道德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每个对人生怀有最起码的需求的人都必然同这个道德发生冲突”。(18)此外，在《艾菲·布里斯特》中，虽然整个叙述的发展如一泓清水，平平淡淡，没有激情或戏剧性的冲突，也没有庄严的结局，一切就如日常生活一般，静静流逝，井然有序，但其中却隐藏着深刻的灾难和痛苦的危机。正是这种内在的悲剧与表面的平静之间的对照达到了一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效果——小说具有含而不露的特点，读者需细细品味方能了解其深刻的内涵。
《艾菲·布里斯特》的故事情节平淡无奇，主要靠精彩动人的对话，象征比喻，以及作者别具匠心留下的空白。使小说引人入胜，意义深刻。
随着冯塔纳创作技巧的日臻成熟，对话（其中书信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传统小说中的叙事性描述则相对受到排斥。他的小说因而具有一种戏剧化倾向，这种倾向或许同自然主义的崛起不无关系（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戏剧领域），不过冯塔纳从未象自然主义者那样模仿日常生活中直接说的语言，他所运用的语言是通过内容和语气的纯正而达到生活的真实。冯塔纳善长用对话表达人物的性格、心理、地位、身份以至观点……并以此烘托时代气氛，甚至用对话展开情节。他描写对话的卓越才能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在这部小说中，对话对叙述故事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以后的事件埋下伏笔，或成为事件的直接承担者，甚至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决定作用。如艾菲在结婚前同妈妈关于婚姻和殷士台顿的谈话，以及婚礼过后不久布里斯特夫妇关于艾菲和殷士台顿的谈话，都为后来艾菲的婚姻生活的不和谐埋下伏笔。克拉姆巴斯对艾菲的引诱主要是在两人的交谈中不露声色地进行。殷士台顿和维勒斯多夫在决斗前的著名对话则决定了后来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诙谐生动、意味深长的对话不胜枚举，与此相反，作者对私通、决斗、艾菲之死等重要事件本身都只是几笔带过，不作详情描绘。《艾菲·布里斯特》因此具有现代文学中情节淡化的特点。
对话还使小说带有相对论的色彩。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真理一旦确立就是绝对的。而尼采却说，真理从未悬挂在绝对的手臂上，人们都必须以相对的观点来描述世界。在对物理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发现，在一个一切都处于运动中的世界里，任何确凿可靠的推断或预测都必须以观察者的相对位置为依据。相对论正是二十世纪时代的思维方式，不论是在哲学领域、科学领域还是美学领域里。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一切事物对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表现出不同的形象，每一个人都以他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价值观念、心理素质、他所生活的环境等等许多不同的参照系去理解这个世界。十九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冯塔纳在创作中通过对话让人物从不同角度对中心事件发表见解、表明态度，其中每一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没有一种是绝对正确的。而作者本人不直接参与议论，一切由读者自己判断、思考，这又使他的小说具有现代倾向。事实上，冯塔纳将他自己的看法隐藏在不同人物的言谈之中，他以对话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对事物所持的怀疑态度和矛盾感情。譬如殷士台顿在决斗前关于人与社会的一席谈话，他出任司长时的感慨和牢骚，艾菲在母女重逢后对殷士台顿之冷酷无情的诅咒，维勒斯多夫听天由命的论调，以及老布里斯特充满困惑不解的那句口头禅“这是个太广阔的领域”等等，都包含着作家自己的心声。由于冯塔纳在组织人物对话时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读者并没有被众说纷纭引向混乱，相反很容易从中洞察到那个时代与社会的症结所在。
冯塔纳说过，他写《艾菲·布里斯特》时好象是在梦中，梦的内容具有象征意义，这是早已为人所熟知的一种现象，并且在佛洛依德的理论中得到说明。冯塔纳创作中正是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那些象征性的东西并没有歪曲情节的真实性，相反还增加了故事的现实主义深度。它们和题材珠联璧合，反映了题材的深刻。
在小说的第二章，当前来求婚的殷士台顿正朝艾菲鞠躬时，艾菲的两个金发女友在一半攀满野葡萄的窗口中间探出头来，其中一个向客厅里叫了一声：“艾菲，来。”这一富有诗意的情景是冯塔纳在听莱辛夫人讲故事时所经历的，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由这一情景产生出整个长篇故事”。(19)书中还提到，殷士台顿对这番景象久久不能释怀，尽管他坚决反对种种迷信，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小小的经历并非出于偶然。事实上，小说里从野葡萄藤中间传出的“艾菲，来”这一声呼喊，无疑象征着自然对艾菲的吸引与召唤，预示着女主人公走上社会后即将遭遇的冲突与挫折，以及她最后将重返霍恩克莱门，获得她的安息之地。后来艾菲病重时，父母终于给她发了电报：“艾菲，来。”作者使这一细节和小说开头遥相呼应。
艾菲一开始就以活泼好动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第二章还描写了她和女友一起做游戏的生动情景——这成为女主人公无拘无束的性格的象征性图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秋千架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小说刚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景物描写：“靠近池塘，还能看到一个秋千架，架子踏板的两侧上下，各用两条绳索缚住，架子的立柱已经有点儿倾斜。池塘和花坛之间一对高大、蓊郁的老梧榈，却遮住了半个秋千架。”(20)后来作者又屡次提到艾菲对秋千的偏爱。一次是在结婚前夕，艾菲对妈妈说：“我宁愿爬杆，荡秋千，最好总是处在恐惧中，害怕什么地方断裂开，我会一头栽下去。”(21)另一次是艾菲生产后回娘家休养，这时“叫她最最高兴的还是象从前那样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她心里产生一种感觉：‘现在我一头栽下去’，这甜蜜的危险让人感到一种奇特的兴奋刺激，浑身战栗。”(22)最后一次是在艾菲去世前不久，她和牧师尼迈尔一起散步、谈心。当他们走到秋千架旁边时，艾菲纵身一跃，跳了上去。“她在空中荡了几秒钟，只用一只手抓住绳索，另一只手从胸前和脖子上扯下小绸巾挥动着，仿佛沉浸在幸福和骄傲之中。”(23)秋千象征着艾菲天性中那不可更改的对自由和冒险的迷恋。那种在空中自由自在飞一般的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甜蜜的危险冲动，艾菲在乘雪橇时也同样感受到了。经历了一夜“闹鬼”的惊吓，她在和殷士台顿一起乘雪橇漫游时说：“就这样飞弛而去，真是太妙了，我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所有的恐惧全都一扫而空。”(24)当殷士台顿夫妇一行从首席林务官家里乘雪橇返回时，艾菲对结伴同行的西多妮说：“假如我飞出橇外去，我会感到惬意，最好是立刻飞到海涛上。”(25)接下去便是克拉姆巴斯要求和艾菲同乘一部雪橇，雪橇飞也似地前进，拐入绸密的林海，艾菲浑身战栗起来，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将她攫住，于是发生了决定艾菲命运的瞬间。作家在书中反复用象征性动机来强调女主人公的个性，目的在于将她短暂的过失行为安排成特定条件下她性格的自然结果，从而替她减轻罪责，使她后来的不幸遭遇更显得无谓和值得同情。
艾菲和殷士台顿在凯辛居住的闹鬼的屋子以前属于一个船长，船长有个年轻中国仆人。后来船长的孙女或侄女在和另一位船长结婚的当天忽然失踪，而那个中国人——他可能是姑娘的情人——在她失踪后不久便死了。殷士台顿对待鬼屋的态度充分表明他对妻子缺乏体谅，把她当作无知的小孩看待，同时也使克拉姆巴斯得以乘机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造成艾菲对丈夫的隐隐怨恨。此外，鬼屋和中国人的故事还象征着艾菲当时孤独无助的处境和她面临的被人诱奸的危险。她后来和克拉姆巴斯幽会的地方也就在埋葬中国人的沙丘地带。当艾菲和殷士台顿迁居柏林时，他们的女仆约翰娜将画着中国人像的图片也随身带上，这预示着艾菲将不能最终摆脱在凯辛发生的故事，潜伏的危机正朝她窥视着。
在小说的第十五章，刚洗过海水浴的克拉姆巴斯前来拜访殷士台顿夫妇，艾菲于是将他洗澡的水温戏谑地同卡斯塔利亚泉水的温度相比。卡斯塔利亚是希腊神话中河神阿刻罗俄斯的女儿，她为了摆脱阿波罗的追逐，化作珀耳那索斯山的一泓水泉——卡斯塔利亚灵泉。这里“卡斯塔利亚灵泉”的出现象征艾菲不幸命运的开始：被追求、逃避、死亡。
中国画在构图时经常要在画面上留出或多或少的空白。空白是中国画组织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和有笔墨的地方互相配合，互相间有密切关联。空白不但突出了主题并且使整个画面灵活而生动，既表现出创作者的情趣与个性，也给欣赏者以想象的广阔天地。空白处理成为中国绘画的独特艺术手段，用得好，能使画面笔简意繁，余味无穷，调动欣赏者无限情思。无独有偶，冯塔纳在《艾菲·布里斯特》中也运用了类似中国画留空白的艺术手段。作家不是将整个故事叙述得无微不至，淋漓尽致，而是小心翼翼地留下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同样也收到了类似中国绘画的审美效果。
艾菲与克拉姆巴斯的私通经过是书中的一段空白。作家对私通本身未作正面描绘，而只是三言两语从侧面加以暗示从而使读者感到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作家关心的是私通事件的前因后果，至于其具体情形似乎与小说主题关系不大，作者故意尽可能地留出空白，让读者去自由想象。
小说第十七章几乎全部用来描写艾菲和克拉姆巴斯少校的最后一次骑马郊游。克拉姆巴斯想借此机会大胆地尝试一番爱情冒险。他向艾菲谈起海涅的诗《海里的幽灵》，因艾菲对这首诗不熟而感到惊讶。于是他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诗的内容，即诗人自己有一次躺在船舷边俯视海面，产生幻觉，仿佛看见了海底古城，于是一股渴望涌上心头，他正要跳下海去，却被船长及时拉住。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与少校接下去谈到的“爱情”、“罗曼蒂克”毫无关系，但只要读者熟悉或查阅一下《海里的幽灵》，就会发觉少校仅仅介绍了诗的头、尾两节，对中间至关重要的核心部分却故意避而不谈：……
一幢古屋的高高的斜屋顶，在那深埋水底
的海中之城。
这座房子空无一人，忧郁景象，
只有在下面的窗前
坐着一个姑娘，
头支在胳臂上，
象个可怜的孩子被人遗忘——
我认得你，可怜的被遗忘的姑娘！
……从此坐在陌生人当中
做个陌生人，转眼几个世纪。
而我呢，心灵里充满悲苦情绪
在世界上到处找你，
一直在把你寻觅，
你啊，我永远爱你，
……
我找到了你，又看见
你的脸庞娇媚甜蜜，
你的眼睛忠贞伶俐，
你的微笑充满柔情蜜意——
我永远也不再离开你，(26)
……
这些诗句中所描绘的“空荡的海底古屋”、“可怜的被遗忘的姑娘”，以及“坐在陌生人当中做个陌生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住在海滨鬼屋中的艾菲孤寂无聊的处境。克拉姆巴斯善于同女人周旋的特点在这里通过简炼笔法表露得极为清楚，而且这种隐藏在“空白”中的爱情表白也更能使艾菲浮想联翩。当艾菲说她想读一下这首诗，并问及诗的长短时，少校居然说这首长达七十九行的诗是首短诗，显然是在怂恿艾菲。他又说《海里的幽灵》比《你有钻石和珍珠》或《你那百合似的纤纤玉指》稍微长一些，说着还轻轻地抚摸一下艾菲的手，这已经是颇为明显的表示了，因为后两首诗——其内容照旧未被提及——都是海涅直接赞美心上人的爱情短诗。至于艾菲后来有没有读到《海里的幽灵》，以及她是否熟悉另外两首短诗，她的感受如何等等，就不必多说了，看来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剩下的就是沉默”也是冯塔纳的创作原则。
骑马郊游结束后不久，克拉姆巴斯计划排演维歇特的剧本《走错一步》，并敦请艾菲扮演剧中女主角艾拉。《走错一步》主要讲述艾拉和她的丈夫阿图尔·冯·施梅特维茨在度假时因走错一步而迷了路，途中碰到一位陌生人，此人竭力想博取艾拉的欢心。有一次，正当陌生人向艾拉表达强烈的爱慕之情时，恰巧施梅特维茨外出归来撞见这一幕，他向求爱者提出决斗。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陌生人是一位隐匿姓名身份外出旅行的候爵，艾拉起誓只爱自己的丈夫，一场决斗得以避免。全剧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剧中的艾拉和艾菲一样，是个喜欢冒险的年轻太太。她的丈夫也和殷士台顿相似，为人老缗而有些干巴巴——这也许就是克拉姆巴斯拒绝扮演这位男主角，而只肯担任导演的原因。他选中这出戏，显然是希望艾菲将剧情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因此相比之下，他大概更乐意扮演那位感情冲动的候爵。书中对《走错一步》的情节内容只字未提，只说艾菲对这出戏熟悉，她在接受角色时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在向她呼喊：“可要小心哪！”她听说克拉姆巴斯拒绝演戏后冲口说了句：“那就更糟。”至于这次演出究竟对艾菲产生了什么影响，则又是一片让人猜想的空白。不过我们只要稍加琢磨，就很容易猜到：艾菲已陷入了克拉姆巴斯布下的罗网。她是一个头脑里不乏幻想而天真的女子，在经历了一场最终平安无事的戏中艳遇之后，她不可能不产生一些非分之想，并感到一种危险的诱惑。所以艾菲在演出之后向殷士台顿流露出她感到害怕，接着又改变话题，问殷士台顿要不要喝点儿茶。这以后不久便发生了同乘雪橇的那一幕。
艾菲在柏林租房期间，为了不再回到凯辛重见克拉姆巴斯，她演了一出假装生病的苦肉计。她躺在“病床”上让罗丝维塔去给她借几本书消遣消遣，并强调要看非常古老的作品。一眼将艾菲识破的老医生鲁姆许特尔劝她精神不要紧张，不要读书看报，但他听说是司各特的作品后又随即改口表示赞同，说这位作家的游记写得最精彩。书中没有解释艾菲为什么需要读非常古老的作品，但细心的读者或许能领悟到，她这是想借读书逃避现实，逃进一个非常遥远的世界里，好暂时忘掉眼前的烦恼。
可以说，空白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使主题突出，使整个叙述显得精当含蓄，并给读者留下想象和思考的余地。读者或在空白的涵量内任想象弛骋，或由小说中的暗示而找到合情合理的推测以填补空白。空白非但没有减少，相反还丰富了作品的容量。
四
《艾菲·布里斯特》是一部貌似平庸，实际上却寓意深刻的作品。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的世界，并说明，被我们视为世俗、日常的东西，实际上具有深刻的内涵。它所触及的德国的民族性问题，是一个长期为人所关注，并且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此外，小说在艺术上较接近现代手法。它的整个叙述极其简炼，没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对人物、环境、情节的细致描绘，没有作者的评论与说教，一切都由读者自己去体会、思考、补充。作者极力调动读者去积极参与阅读。也许上述这些，正是当代对冯塔纳的评价日益提高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S.252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Leipzig,1975-"Man ist nicht bloβ ein einzelner Mensch,man gehort einem Ganzen an,und auf das Ganze haben wir bestandig Rücksicht zu nehmen,wir sind durchaus abh
ngig von ihm.Aber im Zusammenleben mit den Menschen hat sich ein Etwas ausgebildet,das nun mal da ist und nach dessen Paragraphen wir uns gew
hnt gaben,alles zu beurteilen,die andern und uns selbst.Und dagegen zu bestoβen geht nicht;die Gesellschaft verachtet uns,und zuletzt tun wir es selbst und knnen es nicht aushalten und jagen uns die kugel durch den Kopf."
②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302页，韩世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③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303页，韩世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④《Deutsche Dichter.Band 6.Realismus,Naturalismus und Jugendstil》,S.142 Philipp Reclam Jun.Stuttgart,1989"Meine ganze Produktion ist Psychographie und Kritik,…"(an EmilieFontane,14.Mai 1884).
⑤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S.177"Man muβimmer ringen mit dem natürlichen Menschen."
⑥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18页，韩世钟译。
⑦W Ealter Schafarschik(Hrsg.):《Erluterungen und Dokumente: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S.110 Philipp Reclam jun.Stugttgart 1972…Diese Naturliche hat es mir seit langem angetan,ich lege nur daraufGewicht,fuhle mich nur dadurch angezogen ,und dies ist wohl der Grund,warum meine Frauengestalten alle einen Knacks weghaben.Gerade dadurch sind sie mir lieb,ich verliebe mich in sie,nicht um ihrer Tugenden,sondeon um ijhrer Menschlichkeiten,d.h.um ihrer.Schwchen und Sünden willen.…
⑧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311页，韩世钟译。
⑨《帝国主义时期德国文学主潮概述》，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第125页，范大灿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⑩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311页，韩世钟译。
(11)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379页，韩世钟译。
(12)Walter Schafarschik (Hrsg.):《Erlulerungen und Dokumente: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S.148 Philipp Reclam jun.Stuttgart 1972,"alles ist Pakt und 
bereinkommen."
(13)ebd.,S.151,"Unsere Zustnde sind ein historisch gewordenes,die wir als solche zu respektieren haben.Man modle sie,wo sie der Modlung bedur fen,aber man stulpe sie nicht um."
(14)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第37页，杨成绪、潘琪译，三联书店，1991。
(15)Gerhard Plumpe (Husg.)《Theorie des bürgerlichen Realismus》,S.145 Philipp reclam jun.Stuttgart 1985,"Vorallen Dingen verstehen wir nicht darunter das nackte Wiedergeben alltglichen Lebens,am wenigsten seines Elends und seiner Schattenseiten."
(16)Richard Brinkmann:《Theodor Fontane:über die Verbindlichkeit des Unverbindlichen》,2,Abfl.,S.41 Max Niemeyer Verlag Tubingen1977,"Der Realismus wird ganz falsch aufgefaBt,Wenn man von ihm annimmt,er sei mit der HBlichkeit ein für allemal vermahlt.Er wird erst ganz echt sein,wenn er sich umgekehrt mit der Schnheit vermahlt und das nebenherlaufende HBliche,das nun mal zum Leben gehrt,verk lrt hat."
(17)ebd.,S.42"Das tragische ist schn,und selbst das bloB Traurige will ich mir unter Umstanden gefallenlassen,er gibt uns aber das Trostlose."
(18)Walter Schafarschick(Hrsg.)《Erluterungen und Dokumente: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S.134 Philipp Reclam jun.stuttgart 1972,"Fontane zeigt hier,gerade mit Hilfe der Durchschnittlichkeit seinerGestalten und ihrer Schicksale,wie die gesellschaftliche Moral des Bismarckschen PreuBen-Deutschland sich im privaten Alltagsleben auswirkt.Er zeigt,daβ jeder Mensch,in dem sich nur das geringste βedurfnis nach einem menschenhnlichen Leben regt,mit dieser Moral in Konflikt geraten muB.
(19)edd.,S.93"…daβ aus dieser Szene die ganze Geschichte entstanden ist."
(20)台奥多尔·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第1-2页，韩世钟译
(21)Theodor Fontane:《Effie Briest》S.34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Leipzig 1975,"Ich Klettere lieber,und ich schaukle mich liber,und am ilebsten immes in der Furcht,daβ irgendwo Wo es reiBen oder brechen und ich niederstürzen knnte.
(22)ebd,.S.125"Am liebsten aber hatte sie wie früher auf dem durch die Luft fliegenden Schaukelbrett gestanden und in dem Gefühle:jetzt stürz ich,etwas eigentümlich Prickelndes,einen Schauer süBer Gefahr empfunden."
(23)ebd.S.302Ein paar Sekunden noch,und sie flog durch die Luft,und bloB mit einer Hand sich haltend,riB sie mit der andern ein Kieines Seidentuch von Brust und Hals und schwenkte es wie in Glück und Ubermut".
(24)ebd.,S.89Es ist ja himmlisch,so hinzufliegen,und ich fühleordentlich,wie mir so frei wird und wie alle Angst von mir abfllt."
(25)ebd.,S.167-169"…wenn ich hinausflge,mir wr es recht,am liebsten gleich in die Brandung.
(26)《海涅选集·诗歌卷》第245-246页，张玉书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