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积极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人类文明进步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的主题是，在 世界资本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由传统形态向现代 形态的转换问题。100多年来，不同程度上影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思潮，从根本上 讲，都是围绕着这一时代主题，各自展开。保守主义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 100多年来的众声喧哗中，占有十分凸显的地位。之所以说它地位凸显，是因为保守主 义对于文化转型的认识，既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也有不可讳言的消极影响。限于篇幅， 本文仅对前者作一简要评述，至于后者，容另文论列。
保守主义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积极理论意义，大致有如下几层：
一、在古今文化关系方面，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传统的生命力，理性辨析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的关系
文化转型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文化，而是在解析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阐扬 。保守主义认为，第一，文化本身不可割裂。“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不可与古 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 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1]第二，传统具有永恒的生命，无论何时， 传统都是生生不息的。“所谓传统，是在不断地形成中进行”，“新事物因加入到传统 中而发挥其功效，传统吸收新事物而得维持其生存”。“我们所说的传统，是在现代化 中的传统。现代化与传统，应当是彼此互相定位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抗拒的关系”。[2 ]“传统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我们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尽管在外来文化的巨 大冲击下，传统文化经受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的打击，但它无所谓被抛弃的问题，这正像 我们身内的肝胆一样，难以抛弃，只能对肝胆中的健康或疾病进行分析”。[3]
以上言论的积极意义在于理性地说明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真实：文化转型不仅是除旧 开新，而且是推陈出新，温故知新。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是文化转型的起点和基础。 正是因为如此，“真有文化自觉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古今同在’的；并且由古 今同在的程度，来决定他的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在精神上，必然是 复古的，同时必然是开新的；复古与开新，从精神上说乃是同时存在”。[3]
二、在中西文化关系方面，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独特性、多元性，另一方 面肯定民族文化之间的可交融性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保 守主义认为，“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 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且各民族国家所反映出的文化底个性 是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底共性而上升”。[5]依此思路，保守主义在相当的意义上同时又 是文化民族主义，或者叫民族文化的本位主义。牟宗三坦率表白：“本位主义有什么不 好?每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本位主义，英国人以英国为本位，美国人以美国为本位，何 以独不许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为本位呢?若是这叫本位主义，又怎么能反对呢。”[6]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和价值 ，并在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肯定这些成就、价值的永恒意义。熊十力从学科 的层面分析道：“中西学问不同，只是一方，在知识论上偏重一点，就成功了科学。一 方，在修养上偏重一点，就成功了哲学。中人得其浑全，故修之于身而万物备，真理元 无内外。西人长于分析，故承认有外界，即理在外物，而穷理必用纯客观的方法。”[7 ]李泽厚提倡多元化的民族精神文明：“文化发展既有世界性的普遍共同趋向和法则， 同时又有其多元化的不同形态和方式。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地域、传统，便可以 产生各种重大的不同。我主张基本上是一元化的物质文明和基本上是多元化的精神文明 。”他认为，在精神层面，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各种精神门类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就此而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8]余英时并不讳言在某些方面中国必须“西化”， “但是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失去 它的存在根据的。不仅中国文化为然，今天的西方文化、希伯来文化、伊斯兰文化、日 本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现代变迁而依然保持着它们文化价值的中心系 统”[9]。
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本位性、独特性，另一方面又承认并积极推进民 族间文化的相互融摄。“今后我们治学问亦必须兼学西方之逻辑的方法，并采西方哲学 义理中可以与儒家相通者，互为比较，互为衡量，互为证明，则儒家之学说，得西方思 想之助，当可更加明朗清晰，而西方哲学家言，因其移植吾国，亦可更得所以发荣滋长 。”[10]文化保守主义各派中，“国粹”派似乎是最顽强捍卫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的 。但也正是“国粹派”在吸纳西学以研究国学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国粹”派所办 《政艺能报》、《中国白话报》等都以大量篇幅宣传西学。章太炎等人“以新理言旧学 ”，引西学以研古学，在他们看来，古学复兴的过程，同时就是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过 程。[11]现代新儒家也无一不是融通中外文化的身体力行者。熊十力全力打通儒佛，甚 至说“谓吾为新的佛家，亦无不可耳”。[12]张君劢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重新审查民族 遗产的新路，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观照朱熹，“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 于现代之新实在论”。[13]贺麟的新心学是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融合的产物。唐君 毅引黑格尔的精神思辨模式分析儒家的价值取向，牟宗三则攀援着康德哲学的“两层立 法”——知性为自然立法，自由意志为道德立法——的脚手架，“上进到东方智慧的殿 堂”。[14]比以上诸贤更年轻一辈的杜维明、李泽厚等人，际会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风云 ，胸襟和眼界都更为开放：“儒家可以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佛教、马克思 主义、佛洛伊德和后佛洛伊德心理学家们进行对话，并从中获益。”[15]“要在今天承 续发展儒学传统，至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这些方面吸 收营养和资源，理解而同化之。”[16]
在实际的历史演进中，文化的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始终辩证地缠结在一起，实际上并 不能截然划开。关于此，冯友兰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实非 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希腊罗马之思想，实与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处 。”[17]他认为，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关键在“别共殊”。文化“共相”与文化的时代 类型相贯通，而文化的“殊相”则与文化的民族特性相联属。如此看来，比较中西文化 ，既要看“殊相”，更要看“共相”——“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 西洋的，而是因为他是近代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 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8]换言之，要想再“不吃亏”， 就必须完成文化由“中古”向“现代”的转型，而这一转型的完成，必须是同时是中西 文化相互融摄的过程。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推进了其在文化转型中的新陈代谢
文化转型进程中，儒家文化遇到的严峻挑战，是保守主义正视、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的领域。“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大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 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 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度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 沦而永不能翻身。”[19]寻求、阐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古源今流、老树新芽的内 在基因和生命机理，是保守主义自觉承担的精神慧命。
保守主义肯定与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时俱进、万古常新的品质。
保守主义认为：“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 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 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 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20]儒学可以实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根本在于儒学本身有兼采众 长的精神，因而有“永久存在的性质”。“惟有从吾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之精神，可以集合众家之说，而汇为一大洪流，再济以儒家之重笃行之长 。这样，儒学才得以有新血轮之输入，而有其世界性的新生命，儒学才能真正复兴”。 [21]更广义地讲，“中国文化本就具有一种开放融摄的精神，而能随时应变，日新又新 。在内圣一面，中国文化生命向上透的境界，已经极其高明，今后只须在外王一面补足 ‘政道’与‘知性’这中间架构性的钢骨，便可以向下撑开，以获得稳固坚实的自立之 基”。[22]
以上是从儒家文化的精神立论。从儒学的内涵讲，梁漱溟指出，“孔子的学说不是一 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李泽厚沿此思路进一步申发：所谓“儒学”，不仅是一种思 想流派，一种学术体系，而且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称他为汉族、华人也好——的 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势、模式，我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我认为儒家 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层结构”。[23]生活永不停歇，“发掘、认识这种经千年积淀的深层 文化心理，将其明确化、意识化，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重释资源，弥补欠缺”，正是中 国现代化的“转化性创造”的基础。[24]
保守主义开掘与阐扬了儒家学说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
针对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儒家人文传统经不起“西化”的考验，将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 的说法，保守主义认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 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柢全被摧毁 ，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因此而丧失其所有的人文关切。”事实是“有些当代 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里发现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识的宝藏， 这些人文睿识对他们的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社会之重要问题的认知 ”。[25]这一点，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尖锐批评者也不否认：“现代新儒学所能贡献 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说到底就只有所谓‘儒家人文主义’，其资源要到传统儒学中去找 ，它不过是其现代发掘者和阐释者而已。”[26]明显贬义的话语里，实际包含肯定的成 分。
关于儒学人文主义，杜维明论道：“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 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 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27]余英时批评在西方萨特的人文主 义中，“人的尊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选择自由；海德格尔虽然极力将人提高到“存有 ”——其实即上帝——的一边，最后还是落下尘埃，人的尊严依然无所保证。而在中国 ，“人的尊严的观念从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两千年来不但很稳定，而且遍及社会 各阶层”。[28]刘述先说：“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它宣扬的中庸之 道，恰正是西方文化最缺少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要在另一 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在另一方面也不必像西方现代的寡头人文主义那样，硬要 把自己和社会人群、宇宙天道整个切开，变成一人孤零零的个体，既没有生前也没有死 后的安慰。”[29]在现代社会天人分立、心物对峙的弊端日益显露的今天，儒学人文主 义的价值，确有重新彰扬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