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语言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5-0019-08
一、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
现代文论实现了由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也实现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文学的主体间性就是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的区别正在于是否具有主体间性。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源自语言本身的主体间性，是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的实现。因此，为了论证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我们先考察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
谈论语言，首先必须界定语言概念。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语言形式，即语词与语法的总和；也可以看作是语言行为，即语言的运用。我们说语言具有主体间性本质，就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说的，是说语言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交谈。传统语言观往往从语言形式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认识的工具，而语言行为就是理智对语言的支配，这实际上认为语言形式是工具性的，而语言行为是主体性的。按照这种语言观，文学语言行为具有更充分的主体性；而文学语言形式具有更充分的工具性。现代语言理论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都反对把语言行为看作主体性的活动，也都反对把语言形式看作思想的工具。一种倾向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它仍然把语言看作语言形式，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考察语言形式的共时性结构，认为语言不是主体操纵的工具，而是自成意义的体系；而具体的语言行为是“言语”，它不是语言学考察的对象。另一种倾向则从考察语言行为出发，认为语言的本体是语言的运用。洪堡认为语言不是一种“产物”，而是一种“活动”。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语言的意义即使用。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谈话”。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尽管贡献颇大，但割裂语言与言语，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而把语言看作语言行为，则弥合了语言与言语的分裂，而且把语言与存在联系起来。这是对语言的本体论的规定，语言的主体间性思想也存在于这种语言观中。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考察语言的性质。
我们先考察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扬弃语言形式的表面的工具性，回归语言的本体存在即谈话，就可以把语言的本质规定为主体间性。这样说有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从发生学上看，语言是交谈的产物，而交谈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语言不是主体独白的产物，独白不需要语言，交谈才需要语言。语言也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产物，即不是人给世界命名。如果没有另一个主体，是不需要语言的。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不需要语言，多年独处的人往往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动物之间也不需要语言，虽然它们之间也有信息的交流。语言是主体与主体间的交谈的产物。正是由于人类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主体与主体之间有了交谈的需要，才产生了语言。
其次，语言本身就是谈话，谈话是语言的本体，而言谈是主体间性的行为。人们往往把语言看作由语词、语法组成的实体，看作一种思想的工具，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语言的真正存在。语言的真正存在是语言的运用，是谈话，谈话的总和构成了语言。这是语言的本体论。至于语词、语法等不过是对交谈的分析，是抽象的产物，而不是语言本体。语言的符号形式在没有进入谈话前并没有语言的功能，只有进入谈话才成为真正的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言谈，而言谈是“共在”（主体间性）的所在：“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1](P197)“共在本质上已经在共同现身和共同领会中公开了。在言谈中，共在‘明言地’被分享着，也就是说，共在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作为未被把捉未被占有的共在而未被分享罢了。”[1](P198)伽达默尔也是这样看待语言的，他考察了“从古希腊时期对语言的完全无意识一直走到了近代把语言贬低为一种工具”的历史过程，认为：“语言按其本质乃是谈话的语言。它只有通过相互理解的过程才能构成自己的现实性。”[2](P570)哈贝马斯认为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之可能性基于语言的主体间性：“通过语言建立的主体间性结构——该结构能在与基本语言行为的关联中，接受标准化检验——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3](P101-102)语言的符号形式一旦进入谈话，就不是客体，而成为另一个主体即作为谈话对象的主体。伽达默尔、巴赫金都认为语言或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伽达默尔认为“本文作品是自为的存在”，解释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视域融合”。巴赫金认为阅读文本是对话，而文本是另一个对话的主体。它认为自然科学中人的对象是客体，是独白活动；而在人文科学中，人的对象是主体，是对话活动：“精确科学是知识的一种独白形式，因为，人们依靠智力观察和谈论事物。这里只有一个主体，就是认知主体和表达主体。唯有无声音的事物出现在它面前。但是，我们不能把主体作为一种事物来感觉和研究，因为，如果它没有声音，就只能是主体；所以，对它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4](P199)语言所展开的对话或交谈活动本身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活动，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主体间性的。语言——谈话的主体间性意味着语言形式不是工具，它在运用中构造成为文本——显现的世界主体，因为世界是在语言中呈现的。这意味着语言形式是潜在的主体。
最后，语言作为交谈本质上是一种游戏，而所谓语言游戏是主体间性的充分形式。从根本上说，在语言的运用中，并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人被语言所支配。表面上看，是人在说语言，而实际上是人按照语言的规则和意义体系在讲话，谈话者投入到谈话本身中去，无形之中就被谈话所支配，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同时，谈话也不是对世界的命名，因为世界不在语言之外，而在语言之内。世界与主体都被吸附于谈话中，世界也就失去了独立性。这就是说，语言即谈话本身成为主体；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伽达默尔以游戏来说明语言活动：“游戏者的行为不能理解为一种主观性的行为，因为游戏就是进行游戏的东西，它把游戏者纳入自身之中并从而使自己成为游戏活动的真正主体(Subjectum)。”[2](P625)“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有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语词的使用，首先是语词的多种比喻性的使用，表明了这一点。”[5](P132)这种非主体性的语言游戏活动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活动，是人与世界和谐共在的存在形态。
原始语言作为语言的原型和原初形式，体现了语言的前主体性。虽然这种前主体性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但已经为语言的主体间性构造了深层结构，或者可以称之为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
原始语言是巫术性质的符号，它虽然也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由于原始生活的普遍的巫术化，因此本质上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中介。在无所不包的巫术活动中，原始语言不仅表达人意，而且传达神意，上下沟通，互相融合，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巫术意义世界。原始人没有从世界中独立出来，他们与原始世界的同一、融合，是原始语言巫术力量的产物，原始语言成为原始人的“存在的家园”。这是原始的主体间性，即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正是这种原始的主体间性，才为语言的主体间性准备了深层结构。
原始语言与原始存在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传达着神秘的巫术意义。它不具有现实性，不指称具体的实在，而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就是原始巫术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就是此岸向彼岸的超越，人与神的沟通。
原始语言作为巫术性的语言，本身具有魔法性、幻象性，而不具有理智性、工具性。原始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同一，能指不指称实在之物，能指本身即具有意义。原始语言没有逻辑的语法，而是原始意象的运演。这是一种有魔力的语言，对人与世界都有支配力量。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就是对原始语言的魔力的描绘。对原始人而言，原始语言是具有魔法的符号，在它的作用下，人与世界都失去了主体性或客体性。在巫术语言的运用中，产生了如醉如狂的激情状态，主体丧失理智，被原始语言的魔力所吸附、支配。原始语言也构造了一个魔法世界，产生了一种幻象，构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巫术性质的幻象世界。原始语言的魔法性、幻象性，是语言的主体间性和游戏性质的原型根据。
原始语言具有认知与意向同一的特征。原始语言没有认知方面与意向方面的区别，一切词语都带有魔法，都激发炽烈的情绪，因此原始生存没有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区分，原始人对世界的认识与需要是同一的。原始语言作为巫术符号，可以把主观欲望变成客观现实。这种混沌未分的语言构造了主客同一的原始世界，这是语言的主体间性的深层结构。
原始语言还具有意象性。这就是说，原始语言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意象符号，它不运用一般的概念，而仅仅运用具体的原始意象。原始语言不通过一般的概念传递公共的意义，而通过原始意象的理解传递具体的涵义。原始语言的意象性使语言的交流非抽象化，能够充分地沟通人与世界。这种意象性是语言的可交流性的原型根据。
二、现实语言的主体性
以上对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的界定，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定性，而不是历史的描述。而实际上，由于人类生存的异化，现实语言也“沦落”了。它并不是语言本质的直接实现，而是语言本质的异化。海德格尔谈到“语言的荒疏”和“语言的堕落”，他说：“语言在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几乎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因素了。语言还对我们隐蔽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的家。语言倒听任自己屈从我们的愿望和驱策，作为支配者的工具供我们使用。”[6](P79)作为语言行为，现实语言具有主体性，而主体间性失落了。现实语言的主体性表现为理智主体在“说”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一种独白；而现实语言的符号形式则成为主体、理智所操纵的工具。
由于现实语言行为是主体性的，语言形式成为主体性的工具，因此，现实语言的运用，实质上是主体的独白和对世界的命名。现实语言的运用使世界成为客体，使自我成为与世界对立的主体。这样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存在的主体间性失落。主体性的语言活动是一种语言暴力，你使用了现实的语言，就是对世界行使了语言的暴力。主体与世界的交谈被主体的独白和主体对世界的命名所取代，交谈受到阻碍，导致人与世界隔离、疏远，包括人与自然的隔离、疏远，也包括人与人的隔离、疏远。尽管语言的本质抵制着主体性，如语言游戏对主体性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对主体间性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主体性仍然主导着现实语言。
由于现实语言形式是理智操纵的工具，语言形式成为可以脱离谈话的实体，这个实体由固定的语词和语法构成。这样，能指与所指对立，现实语言具有理智性，意义（表象或概念）限制了涵义（意象），语言的魔力被消解，成为冷冰冰的工具。同时，语言的运用受逻辑语法支配，语言“游戏”受到了限制。尽管语言的本质抵制着工具性，如语言运用中一定程度上对工具性的克服，对主体间性的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但工具性（主体性的产物）仍然主导着现实语言形式。
在主体性的语言行为中，语言形式具有了公共性，包括语词意义的约定性和语法的规范性。这意味着现实语言被抽象化、规范化，概念取代了意象；公共意义取代了个性意义；语法规则取代了意象运动，如此语言才能成为理智交流的工具。但语言的抽象化、规范化也产生了交流的不充分性。个体思想的抽象化，必然造成了思想标准化、凝固化，个体思想的特殊性流失。语法的规范化必然限制了意象的运演，从而妨碍了语言游戏、束缚了意义的自由创造。这不仅是思想的异化，也使交流产生了障碍，使思想遭到扭曲和误解，产生接受美学所说的“误读”。这样，现实语言使充分的交流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牢房”。
现实语言脱离了存在本身，成为日常经验和知性活动的符号。它有了确定的所指，而且认知方面与意向方面分离。这样语言仅仅指称凝固的、片面的（客观的或主观的）经验世界，失去了超越性，不能表达存在的意义。语言或者描述现象世界，或者是主体的独白，失去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人与世界的根本性的交流变得不可能，此岸无法向彼岸超越，存在的意义隐去，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遮蔽”。海德格尔认为诗的语言才是语言的本质的实现，而日常语言则是诗的语言的失落。他指出：“诗从来不是日常语言的较高的样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被用罄了的诗。从这用罄和遗忘的诗中，很难再有呼唤发出来。”[6](P75)
现实语言使语言的主体间性失落，语言活动成为主体性的活动，语言形式成为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顺从了主体。正像主体征服世界而世界顽强地抵抗主体一样，主体使用语言而语言也顽强地支配着主体。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仍然顽强地抵制着语言行为的主体性和语言形式的工具性。这种抵制表现为语言行为的反主体性和语言符号形式本身呈现的自主性。从表面上看，语言似乎是思想的工具，任由思想摆布而不会干扰思想，但实际上它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一套意义体系，即洪堡所谓的“语言就是世界观”，或者如巴赫金所说，语言就是主体。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主体，语言强迫思想、主体屈从它，甚至可以说语言塑造思想、支配主体。你采用了一种语言，就无形之中接受了一种世界观。主体对语言的支配与语言对主体的反制与是主体性与反主体性构成的一种紧张的关系，造成了人与语言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面上是思想主体与语言客体的对立，实际上是思想主体与语言主体之间的对立，是语言主体对思想主体压迫的反抗。这里的思想主体与语言主体都是片面的、消极的主体，而不是全面的、积极的主体，因为它们都以对方为客体、为对立物，是“我”与“他”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你”的关系，互相对抗而不是互相亲和。这种关系是主客化了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充分的主体间性，只是扭曲的、不充分的主体间性。在这种关系之中，主体对文本的解读、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真正实现。人对世界、文本的真正的把握只能是通过主体间的交谈、对话达到理解、认同，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也不是解释学的一般的阐释。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是主体对一般文本的阐释的结果，它虽然要遵循主体间性的一般原则，但不具有充分的主体间性，也不是充分的理解，只是一定历史水平的把握。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质与其现实的沦落构成了语言的两重性，这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命题与“语言是存在的牢房”命题的二律背反，语言的这种两重性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在本身即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6](P79)人对世界或文本的真正把握必须在充分的主体间性关系之中才有可能，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与同情中存在。这种情况只有在文学语言中才能发生。
三、文学语言主体间性的复归
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的含义有三点：第一，谈话是文学语言的存在方式，因为语言就是谈话，谈话就是主体间的行为。文学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语言，不是被主体操纵的工具，而是特殊的谈话方式。文学语言作为谈话克服了主体与语言的对立，也克服了语言与世界的对立，它消除了谈话主体与谈话对象（世界）的外在性，将它们包容于自身之内。第二，文学语言即谈话不是主体的独白，也不是对世界的命名，而是主体与世界的充分对话。在这种平等的对话中，世界也成为另一个主体。文学语言消除了主体与世界的对立，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充分沟通，达到了互相理解。第三，文学语言不是感性或知性的意义表达，而是存在意义的显示，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
语言既然是交谈本身，那么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的区别就不是实体性的，而是使用方式的不同。传统语言观往往从语言形式而不是从语言的运用方面来考察现实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别，这样文学语言的特质就被归结为修辞或结构形式方面，典型如形式主义文论。这恰恰忽略了更本质的方面。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区别是非本质的、第二性的，因为文学语言就是由现实语言构成的。它们的根本区别在语言的运用上，这种区别是本质的、第一性的。现实语言的特殊使用方式形成了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使用现实语言，但又不同于现实语言，这就是所谓“文学语言”与“文学中的语言”的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语言是独白的语言，具有主体性，而文学语言是交谈的语言，具有主体间性。现实语言行为把世界当作客体，实际上是一种独白。现实语言脱离了存在的本原，成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工具，打断了人与世界的交流，障蔽了存在的意义。
文学活动是真正的谈话，作者、读者与文本所展现的世界的谈话，这种谈话是平等的交谈，彼此都承认对方的主体性。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听——说”关系、伽达默尔说的“问——答”关系、巴赫金说的“对话”关系。文学语言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工具，不是现实经验的表达，而是人与世界的交谈，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对话。文学是特殊的谈话——人与世界的交流方式。正是人与世界对话、交谈的需要才产生了文学与文学语言。在这种对话中，克服了现实语言的局限，恢复了语言的主体间性，实现了语言的本质。伽达默尔认为，“诗歌所进行的是一种特别类型的交往”，“诗歌作品是一种新含义上的‘构成物’，它是一种卓越的‘本文’。语言在这里完全是以其自主性出现的。它是自为存在并自己存在，而语词则可以被它们所抛弃的话语意向所超越。”[2](P806)可以说，现实语言是存在的牢房，它障蔽了存在的意义；文学语言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性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它使人能够“诗意地栖居”，即进入自由的存在，使存在的意义显现。
文学语言作为充分交谈的语言，体现为审美游戏活动，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也在语言游戏中实现。谈话要求双方彼此吸引、互相倾诉，往来应答、充分理解、完全同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与游戏活动相仿。因此语言的运用被认为是一种游戏活动。游戏要求主体放弃理智，全心身地投入到游戏本身上去。因此海德格尔说“诗人让语言说出自己”，“纯粹地被说出的东西就是诗”。语言的游戏性质在现实语言中受到了限制，主体的理智化与语言的工具性（包括逻辑语法）都妨碍着语言的自由游戏，从而也造成了语言主体间性的失落。文学语言是充分的游戏活动，恢复了语言的游戏本质。语言游戏的最根本特征是主体与世界的对立的消失，它们都被语言的魔力所吸附。在这种语言游戏中，文学语言充分地发挥了语言的魔力，使主体丧失理智，使世界失去客体性，成为审美游戏的参加者。文学展开的世界是有魅力的世界，是你不得不生活于其中、成为主人公、从而体验了悲欢离合的世界，而不是冷冰冰的客观世界。这是大卫·雷·格里芬所说的“世界的返魅”。而且，语言的规范性被克服，语言运用成为自由的运动。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语言不再是外在的符号，无须有意识地遵循语法和斟酌语义，甚至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语言自动地、生机勃勃地向我们展开。这种语言游戏体现了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是主体认识世界，也不是主体支配世界，而是主体与世界“共在”，彼此都是自由的，互相融合为一体。
文学语言作为充分的游戏活动恢复了语言的主体间性。文学语言不是主体性的工具，而是人与世界对话的活动本身。在文学活动中，人（作家、读者）与世界（文本）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文本展示的世界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自我参与的世界，是具有生命的主体世界。伽达默尔说：“但流传物并不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Gechehen)，而是语言(Sprache)，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Kommunikationspartner)，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4](P460)我们通过语言进入文学作品，就进入了另一种生活世界。在文学中，主体（读者或作者）面对的文本变成了文学形象，而文学形象不是客体，是主体，他独立于作者和读者，有自己的声音，不是作者或读者的传声筒，这就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肯定了他人的我不是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作者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展现的世界“不是一个有许多客体的世界，而是有充分权力的主体世界”。[4](P321-322)在这种世界中，自我与文本描写的主人公之间不是陌生的，而是亲和的，是灵魂的交往所达到的充分的理解、同情。在读者或作者与文本展现的主体（文学形象）之间，进行了主体间的交流，最后达到审美理解、艺术同情，实现了充分的主体间性。
文学活动摆脱了现实生存的局限，通过超越性的努力，使本真的存在成为可能。文学语言也克服了现实语言的“荒疏”和“堕落”，超越了感性和知性水平，通过与世界的超越性的交谈，领悟了存在的意义。文学语言的能指与现实世界的所指脱离，成为自由的能指（形式化），它不再仅仅指称经验世界，而具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义。所谓象征就是能指（形式）与所指脱离后产生了更抽象的所指，指称另一种更高水平的意义，如鸽子的形式（能指）与生物学的实体（所指）脱离后，指称抽象的意义——和平，鸽子成为和平的象征。在文学活动中，主体与文本所展示的世界的关系，就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关系。这种我与世界的交谈，从表面上看是使用日常语言，实际上是创造了文学语言——一种隐喻和象征的语言，或者说文学语言的隐喻和象征功能构成了交谈本身。文学语言从表面上看，是谈论具体的人的命运（叙事文学）或自我的感情（抒情文学），实际上谈论着全人类的命运或全人类的感情，隐喻着生存的意义。《红楼梦》讲述贾宝玉等人物的命运，但主人公并不是现实的存在，不具有现实意义，而是艺术的存在，具有审美意义。这种审美意义是一种象征、隐喻所达升的存在意义。通过与作品的交谈，我们充分地理解、同情主人公的命运，并当作自己的命运，进而领悟了全人类的命运，把握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叙事文学通过文学语言的隐喻、象征作用，与我们谈论着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抒情文学也是一样。《离骚》抒发的不仅是屈原本人的哀怨，更是全人类的普遍追求。通过我们与文本的交谈，使我们认同了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进而理解了全人类的情感。因此，抒情文学通过语言的象征、隐喻作用，与我们谈论着人类的价值追求。这是语言的超越，也是生存的超越。生存意义即什么是生存和为什么生存的问题，在现实语言中是无法解答的，只有在文学语言中，通过形而上的隐喻，才获得了解答。
四、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何以可能
文学语言是由现实语言转化的，从语言本体方面说，现实语言是主体性的语言，而文学语言是主体间性的语言；从语言形式方面说，现实语言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而文学语言是作为主体的语言。那么，如何由主体性的语言转化为主体间性语言或者由作为工具的语言形式转化为作为主体的语言形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就在语言的特殊运用之中对现实语言的改造。这种改造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克服语言形式的工具性，恢复语言的魅力，从而进入语言游戏；二是如何克服语言形式的抽象性，使人与世界充分交谈。
首先，现实语言的工具性源于能指与所指的对立。能指没有意义，纯粹是物质的载体，而所指是指称外在世界。这样，语言的能指就成为表达所指的工具，而所指又受制于外在世界，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能指不独立，是外在世界的符号表现，于是，语言的运用受到了限制，难以成为自由的游戏，语言的主体间性失落。文学语言使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消失，达到充分的同一，能指不再是所指的工具，它本身就有了意义——审美意义。这就表现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同一。而且，文学语言的所指也不指称外在世界（文学不是对现实的描写），它本身就是独立的世界。能指脱离了现实所指，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也意味着所指脱离了现实而独立，文学意象获得自由。这意味着语言的独立，语言的运用变成了能指的游戏，也变成了文学意象的自由创造。与此同时，现实语言的逻辑语法也被文学语言的非逻辑语法所消解。由于文学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同一，文学语言活动成为意象的运演，文学意象摆脱了逻辑语法的束缚，获得了自由。表面上看，文学语言使用现实语言，要遵循逻辑语法，而实际上，文学语言必须超越、消解逻辑语法，在逻辑语法的基础上，创造非逻辑语法，变单纯的能指的规则为意象的自由运动。这就是说，文学语言所遵循的更高的“语法”是文学意象的法则，即所谓的“形象思维”，是文学形象自己的逻辑。这是文学语言的交谈的法则，是“无法而法”的自由法则。而且，文学的非逻辑语法要求突破现实语法的限制，这样就发生了文学语言对现实语言的变形，典型如诗歌语言对逻辑语法的突破。逻辑语法之被超越、消解，使文学意象的运动摆脱了限制，成为自由的运动，而这就是“语言的游戏”。以上几点，表明文学语言克服了语言游戏的障碍，获得了充分的主体间性。
语言能指与所指对立的消失以及逻辑语法的消解，意味着文学语言恢复了语言的魔力，产生了文学形象（审美意象）。文学语言消除了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达到了充分的同一，使语言摆脱了现实所指和能指，产生了文学形象（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语言的原始意象的升华、转化物。语言除了有表层的意义（表象、概念）外，还有中间层次的涵义（意象）以及深层的原始意义（原始意象）。意象层面是原始意象的转化物，审美意象是意象的最高形式。文学语言活动消解了意义层面，解放了意象，解除了对原始意象的抑制，原始意象充分转化为审美意象。这意味着原始意象中积聚着的原始魔力被审美意象接收，原始语言的魔力转化为审美魅力。文学语言以其审美魅力把主体与世界都吸附于自身中，成为审美游戏。此时，语言不再是冷冰冰的能指，也不是外在世界的符号表现，而是生命的符号，有魔力的符号，它摆脱了理智的控制，产生一种审美幻象。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不是现实表象、不是理智的世界，而是自我与世界都迷失于其中的审美幻象，是超越性的生活世界。文学形象就是审美幻象，正是在这种语言幻象和语言游戏中才实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
其次，文学语言作为主体间的倾心的交谈，克服了表象或概念的抽象，恢复了语言的意象性，从而使交流畅通无阻，充分沟通了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从语言形式看，文学语言不是表象语言（日常语言）或概念语言（理论语言），而是意象语言，具有充分的意象性。意象语言的创造有两个手段，第一是语言选择，即对现实语言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语言有感性与知性之分。感性语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它以表象（初级的抽象）形式存在。知性语言是理论语言，它以概念（高级的抽象）的形式存在。文学语言不使用知性的概念，而使用感性的日常生活语言即表象语言。表象作为初级的抽象，保留着较多的具象性，容易转化为意象。因此，这种语言选择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现实语言的抽象性，保留着语言的生动、鲜活的意象性。但这还不能保证成为文学语言，因为日常语言是表象语言，还不具有充分的意象性。这就要求采取第二种手段即意义剥离，这就是剥离语言的意义外壳，显露语言的意象内涵。语言由表层的意义（表象、概念）和意义外壳覆盖下的涵义（意象）构成。现实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意义层面，具有抽象性。文学语言则突出了语言的意象（涵义）层面，具有具象性，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形象性。现实语言的运用是一般的叙述，这只是现实意义的表达，而文学语言的运用是描写，它突破了抽象的意义，产生了文学意象。文学通过具体的描写以及各种修辞手段，消解了日常语言的意义层面（表象），突现了语言的涵义层面（意象），从而克服了现实语言的抽象性，创造了文学意象。文学意象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又是对每个个体开放的。文学语言表现为意象的传达，语言无须抽象化就能够成为交流的中介，个性化的思想没有被抽象，而是保留着自己的生动具体性，因而这种交流是无障碍的，没有被扭曲的，它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充分的理解、同情和灵魂的契合。这时交谈的双方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也充分地理解了对方的思想，谁也没有屈从谁，谁也没有误解谁。这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哈贝马斯设想的“交往理性”于此才真正实现。这意味着存在具有了充分的主体间性。
收稿日期：2004-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