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郑大华新著《晚清思想史》——兼谈晚清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新著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思想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以下简称郑著），2005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洋洋洒洒52万多字的著作，发现郑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主要遗产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概而言之，郑著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晚清思想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界定。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过去还没有以晚清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反映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著作大都冠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或“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等名称。由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缺乏必要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与哲学史、经济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分支学科和专门思想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或学术史的内容，学科界线混淆不清。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以及西方用社会史方法研究思想史观念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生兴趣，对思想史本身开始有所讨论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是一定时期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有人主张思想史应当研究一定时期的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还有人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郑著与上述看法不同，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的“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有时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点和主张，这些思想、观点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① 这样一来，作者就对作为中国近代重要阶段的晚清时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这一界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使中国近代思想史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和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了开来。这种区别是否合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它无疑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是对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社会思潮与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活动的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思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晚清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潮迭宕，风起云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依次叙述各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很少注意到社会思潮的演进；此后学术界相率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的专著，突出了共性，体现了广度，但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与活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诚如龚书铎先生在郑著的“序言”中所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中，以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依序论述有其局限，不易见一代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如见木不见林；以思潮递嬗分类论述，可弥补其不足，但也有其缺失，不易见思想家的个性特点，如见林不见木，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郑著将思潮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思想家的思想见证思潮的演化，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剖析，不失为一种尝试。（第1—2页）
例如，郑著在叙述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复兴时，除了论述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外，还对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将他与龚、魏加以比较，认为龚自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尖锐而辛辣，其愤激之词、怒骂之语，在文中俯拾皆是，这是魏源和包世臣远不能相比的。魏源和包世臣虽然也揭露和批判过清王朝的政治黑暗和吏治腐败，但不仅言辞要缓和得多，而且内容也不如龚自珍那样广泛。然而论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又在魏源和包世臣之下。他虽然提出过“更法”、“改图”、“变功令”的主张，但不像魏源和包世臣那样对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并就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问题提出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主张。魏源和包世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专家。就魏源和包世臣比较，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难分伯仲，但由于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出道较早，因而有首倡漕运、盐法改革之功。论学术贡献，魏源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其地位在龚自珍和包世臣之上。（第27—28页）尤其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开了晚清中国先进分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河。
再如，谈到洋务思潮时，作者既论述了洋务思潮的形成、演变及其主要内容，又对在洋务思潮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冯桂芬及其代表著作《校邠庐抗议》作了深入剖析。关于冯桂芬思想的属性问题，学术界迄今为止评价各异，或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或者说他是洋务派思想家，或者说他是早期维新思想家，或者说他既是洋务派思想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有人说他是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作者则提出，冯桂芬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同时又是早期维新思想和同光年间兴起的洋务思潮的开启者和影响者，是最后一位有影响的经世思想家，又是第一位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连接经世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桥梁。（第109页）如此评价，颇具新意。
又如，作者论及早期维新思潮时，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及其颇具特色的维新思想，不仅详人所略，而且对《新政真诠》及其在维新思潮中的地位作了有益的探索，指出《新政真诠》是一部很有思想性的理论著作，最早提出“公平”思想，最早系统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最早要求自由办报和言论自由，最早主张采纳英国式政治制度，等等。（第189页）何启、胡礼垣也是最早对“中体西用”论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他们以民主政治为西学之体，以实学为西学之用的提法，显示出其思想的深刻性。
郑著还开辟专门章节讨论此前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很少涉及的20世纪初尤其是戊戌后维新思想家空前规模的启蒙活动与思想，其中包括梁启超的“新民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和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及其影响。由于把思潮和思想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正确处理了共性与个性、社会思潮与思想家个人思想活动的关系，使一部晚清思想史有血有肉，见林见木。
三是对晚清或近代思想史的起点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学术界一般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是从1840年开始写起的。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晚清或近代思想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就必然会割断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不仅人为地中断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有“外因论”之嫌，而且不符合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实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郑著将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从而跨越了1840年，将视野延伸到嘉庆年间。事实上，也正是从嘉庆朝开始，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日益显现，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得以复兴。作者用相当的篇幅考察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及在这种危机刺激下复兴的经世思潮。作者指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的一些重要特征，诸如批判社会现实，提倡“更法”与改革，开启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解决当下重大问题的新风尚等，“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第68—69页）郑著的这一探索与认识，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无疑是颇有价值的，是有重要意义的学术创新。
四是对晚清思想遗产进行概括和分析。
总结前人智慧和思想遗产，为解决当代面临的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郑著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是专门用6万字的篇幅剖析“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一是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二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三是“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外国侵略与学习外国长处的结合，爱国与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的结合以及广泛的群众性。它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推动了晚清社会的进步，是晚清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民主与科学虽然都是舶来品，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有见识的进步思想家就一直对此进行探索与追求。这种不懈的追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和争取国家富强。它传播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启动了近代化进程，是晚清留给我们的另一笔重要思想遗产。至于“振兴中华”的口号虽然到1894年才由孙中山明确提出，但实际上自嘉道年间以来，凡是进步的爱国思想家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主要体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晚清时期，由于西力和西学的东渐，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苦难深重的时期，一个反抗与斗争的时期，中国思想界也经历了一个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上下求索的时期。中西之争、新旧之争空前激烈，各种思潮此伏彼起，风起云涌，大有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之势，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遗产。甚至可以说，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那些思想主张，大都可以从晚清找到它的源头。
在研读郑著的过程中，笔者对一些问题尚存疑问，特提出来向作者和读者请教，希望能引起讨论。
问题之一是关于晚清立宪思潮的兴起与评价。
众所周知，“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晚清时期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清王朝被革命的浪潮淹没了，“君主立宪”也终于成为了泡影。历史研究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术界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早期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主张“君主立宪”，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梁等人将“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政治纲领提上斗争日程，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戊戌后再提倡“君主立宪”就是反对革命，就是逆潮流而动。依据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往往用并不充分、并不准确的材料拔高前者，而不惜抹杀和曲解证据以贬低后者。这种价值评判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其与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是有必要加以辨析的。
郑著客观地指出，早期维新思想家在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已初步认识到，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优越，中国的贫弱落后是由于没有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的结果；要求设议院，并提出设议院的具体方案，是早期维新思潮最具特色的内容。但他们大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议院制度缺乏真正的了解，加上又受到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和熏陶，因而，他们所设计的议院不是独立的立法机关，而是皇帝或官员的咨询机构，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议院还相差甚远。甲午战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了设议院的要求，郑著也客观地指出：“与早期维新思想家一样，康有为所要求设立的议院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议院还有较大的差别，因为康有为所要求设立的议院，议员不由民选，而由皇帝任命；其职权也仅限于宣扬上德、沟通下情和解决筹饷。故就其性质而言，这种议院只能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封建君权的附属物。”（第211页）
事实上，到了戊戌年间，康有为连郑著所说的议院也反对设立，在《答人论议院书》中申明：“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②。另一位主要维新思想家严复在1897年发表的《中俄交谊论》中写道：“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③ 可见，过去说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是实行君主立宪，确无实据。之所以有此看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中有“开国会”“立宪法”的内容。1911年由康门弟子麦孟华编辑的《戊戌奏稿》长期以来成为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思想的重要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将其辑入，流传更为广泛，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再昭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是经过了改窜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内务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中保存有康有为当年上书的抄件，抄件中根本就没有所谓“开国会”“立宪法”的内容。早就有人依据三卷《杰士上书汇录》对《戊戌奏稿》的改窜问题详加考订，指出：《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叙，绝大部分是政变之后重新撰写的，因之，内容与进呈原件颇有出入，有的是原则性的改动，故《戊戌奏稿》一书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其改窜之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加进了制定宪法，实行立宪的内容”；二是“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三是“极力掩盖康有为尊崇君权的思想”，这些改窜实际上反映了康有为及其弟子流亡海外之后的政治主张。④
历史事实表明，戊戌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曾努力向西方学习，要求“设议院”、“兴民权”，要求选举或由皇帝任命“议员”“议郎”参与政治，直接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便咨询，以期实现“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但是，直到戊戌维新运动高涨时期，没有人提出过“立宪法”的要求，那时人们还不具备“立宪法”的观念，连“什么是宪法”、“为什么要制订宪法”、“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等立宪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有人作过论述，也没有人提出过讨论。至于通过制定宪法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更是难以想象。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立宪法”并加以论证的是梁启超，他于1901年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的观念，认为立宪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没有宪法。“宪法何物者也？立万世不易之法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⑤《立宪法议》首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宪法的概念、内涵、价值和意义，认为有没有宪法是区分是不是专制统治的分水岭。从此时起，中国开始有了明确的立宪政治要求，立宪思潮逐步兴起。
然而，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著作，大都沿袭陈说，郑著也不例外。在论述“维新变法思潮的主要内容”时，赫然标着“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第228页）兴民权与开民智是加了双引号的，当然属于维新人士的思想主张，而实行君主立宪却无法加上双引号，因为所谓实行君主立宪只是现今的治史者自己加给维新派的认识。人们无法从任何维新思想家那里找到这样的明确主张，无法找到当时的人们要求制订宪法的具体材料。笔者很仔细地阅读郑著，也找不到这方面有说服力的材料，其所征引的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虽出自《康有为政论集》，有“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词语和说法，但最早的来源也出自《戊戌奏稿》，有关“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内容，也是改窜时增加进去的。郑著的上述看法并非笔误，前后多处都有类似的表述。比如第445页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发动的以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主要诉求的变法运动”；第446页说，“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项主要诉求是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第465页说，“戊戌变法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变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如此等等。可见，郑著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政治要求的概括性分析，仍然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
到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率先提出“立宪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国门进一步敞开，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兴起，以西政为主要内容的西学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一个与旧式士大夫不同的新的知识分子群。这批人数量众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主张、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旧式士大夫大不相同，成为新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了解世界大势，追求社会进步，懂得用立宪政治取代专制政治是大势所趋。这批人著书立说，或通过报刊杂志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理论，鼓吹立宪，反对专制，加上日俄战争的刺激，立宪思潮得以兴起。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反满革命，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效仿西方最好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立宪；另一部分人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改造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认为这样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前者即是所谓反清革命思潮，后者是所谓君主立宪思潮。这两种思潮在20世纪初年是同时并起的，并且成为清末社会思潮的主流。二者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甚至有过极其激烈的论战，有过孙中山所谓“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和梁启超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与革党死战”，但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目标都是要改变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符合时代潮流的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制度，区别仅仅在于所采取的方式和所要建立的政权形式不同。革命思潮使排满思想深入人心，民主共和观念引领时代潮流；立宪思潮将西方的宪法观念、国会制度、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司法独立以及君主不负责任等等思想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使国人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际训练。正是这两种思潮相互斗争、相互竞进、互为消长、相反相成、最终合流，而陷清王朝于灭顶之灾。这两种思潮都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必要客观地加以总结。
郑著用一章论述“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衰”，其中3/4多的篇幅写革命思潮及其在两派论战中如何“战胜”立宪派而走向高涨，用以论述君主立宪思潮的篇幅不足1/4。虽然在论述中谈到“改良派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清醒”，“与革命派相比，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更重视对人民群众政治能力的培养”，但总的来看，郑著是热情褒扬革命而对立宪持的却是批判态度。该书在谈到君主立宪思潮兴起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虽然早在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们就要求兴民权、开民智、实行君主立宪，并就此作了一些宣传。但到了‘百日维新’期间，他们则收起了立宪的主张，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宫中。他们再次要求立宪法，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则是到了20世纪初。”（第406页）他们之所以“再次要求立宪法”，“反对革命”是其动机之一。（第436页）“由于时移势易，（君主立宪）尽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也对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政治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时历史的主题已不是立宪，而是革命，所以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可能与戊戌变法同日而语。更由于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和发动的反清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当时革命已成为历史的选择，因此它的负面意义可能更多一些。”（第465页）这种表述和评价与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别无二致。
问题之二是如何准确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主张。
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是与先进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深化相关联的，但是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却又并非等同。认识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并不意味着就是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这种制度。例如魏源认识并赞赏美国总统民选以代君长，且说“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中国也要这样做的主张。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民选总统以代君长”是魏源的思想或者魏源的主张。因为看到或认识到什么与提出或主张什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这两个不同层次是准确把握思想家思想主张的关键。前者是思想家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反映，后者是思想家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思想见解。如果把二者混淆起来，就可能拔高或者曲解思想家的思想。笔者看过一些论著，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他们谈到戊戌变法时期严复的思想时说，严复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就是对早期严复思想的拔高与曲解。
甲午战后，严复为了救亡图存，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客观而深刻地揭示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源，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里的社会制度优越，他们“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⑥，“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垒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说西方国家的“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利民，因为那里的民众能够为自己谋利益；民能自利，是由于他们人人都可以享受自由权利。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人人自由为基础的，是为了维护人们的自由权利。严复把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并认为这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完全可以说达到了那个时代对西方认识的最高水平。但是如果把“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说成是严复的思想或主张，却又不符合当时严复的思想实际。严复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⑦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人人自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自治的能力。他们之所以有自治能力，是因为他们的民力、民智、民德都很优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中国的民力弱、民智低、民德漓，故而贫弱。救亡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也就是要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这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和治国之本。时人所说的变法云云，都只是治标之策。只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国民素质，才会养成自治能力，也才具有享受自由的前提条件。不然的话，让国人都像西方那样“人人自由”，则是“取乱之道”。严复的这种思想主张甲午战后即已形成，直到去世都未改变。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和一贯的。说他的思想早年进步、晚年反动，失之表面，实难置信。把严复早期分析西方社会本质的看法即所谓“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说成是严复的思想，显然是不适当的拔高，并非实事求是。笔者正是有感于此，在阅读郑著时发现也有类似的提法，故不揣浅陋，一并提出讨论。
除上述两个问题外，这里还有几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郑著涉及面非常广，讨论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讨论清楚了，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些问题似乎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郑著认为：“实际上与清王朝相比较，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洪秀全，比之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也要开明一些”。（第100页）作者在提出这类观点的时候，有论证，但论证还不能完全说服人。而学术界也早有人认为：“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决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只会把中国推向比清朝更落后的带有神权色彩的封建王权的轨道上去”。究其实际，“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落后、更腐败”。⑧ 显然这一问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经世思潮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影响程度，郑著说：“进入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了解世界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价值，它们于是被大量翻刻重印，几乎家置一编，‘不胫而走’，对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都产生过很重要影响。”（第60页）粗看起来，这样谈《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社会影响并无大错，但仔细想想，“几乎家置一编”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就值得思考了。
郑著谈到清代前期的思想史时说：“程朱理学的所谓‘昌明’，完全是清王朝出于统治需要大力提倡和表彰的结果，至于作为一种学术和思想的理学本身则早已毫无生气，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第15页）笔者对此就有一些疑问：清代前期昌明的程朱理学是不是明中叶已空疏、僵化的程朱理学？其昌明之原因除统治者提倡外，还有无学术发展自身的原因？如果说其本身早以毫无生气，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何以到了民国时期还有现代新儒家之崛起？
郑著谈到郭嵩焘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思潮代表人物的原因时说：“（这）与他于1876年受命赴英办理外交事宜，不久充任驻英法公使，成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通过对西方的实地考察，他对中西间的巨大差距有了切身感受，并进而探求中西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结果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要比中国富强得多，是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第156页）粗看起来这理由也可以成立，但稍一留意，就有问题了：“西洋立国有奉有末……又末中之一节也”，这段话出自郭嵩焘的《条议海防事宜》，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在海防大讨论时上的奏折（见《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它反映了郭嵩焘出使之前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并非出使之后才“认识到”的。至于郭嵩焘出使之后进一步认识到的东西确实很多，而郑著却没有写到，这也是笔者提出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此外，个别史实有欠准确。郑著第408—409页谈到，1905年12月2日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尚书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实际上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前后是有变化的，上述五大臣只是最初任命和加派的，12月2日出国考察的五大臣则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和改派的李盛铎、尚其亨。第424页说四川总督赵尔巽镇压保路运动，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但此时的川督不是赵尔巽，而是赵尔丰，赵尔巽已调任东三省总督。第459页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于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八国联军入侵造成的国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作诗抒怀：“落落何人报大愁，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但是，这首著名的诗却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作，它原载于《清议报》第81册，署名“因明子”，是著名维新人士蒋观云的作品。邹容抄录了这首诗，自然也是有感而抄，但把它说成邹容所作，则有悖于史实。个别史实有欠准确虽然无关于思想史的大体，但会影响人们对该著作的信度，不可不慎。
注释：
①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下引用该书者，只注页码。
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98年7月16日）《国闻报》。
③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④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⑤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⑥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⑦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3、27页。
⑧汪澍白：《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徐泰来、罗绍志主编：《学者笔下的曾国藩》，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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