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道德思考_非典论文

SARS的道德思考_非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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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似乎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正在被我们认识、控制、减弱和趋向排除。它给我们民族造成了灾难与痛苦,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变化和希望。

人类自从诞生以来,数十万年的经历,就是在回应种种灾难的斗争中,不断进化和走向文明,从必然走向自由。天灾人祸难以避免,而人类的回应,就在于揭示它的必然性。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成就,往往是从教训中凝结而成,而真正的教训则是在灾难与痛苦之后明智的反省。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等等智慧话语产生的背景,其中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人类的血和泪。进入后SARS时代,使我们有了进行理智反思的可能,我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必将转化为人们观念变化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源。

一、准备与SARS长期共存

SARS这一病毒,体积极小,生命力极低,是无寄主就不能生存的物质。然而,它竟敢给高智商的现代人带来灾难!在SARS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病毒向人类挑战?现在已知的艾滋病,不正在威胁着人类,威胁着中国吗?到2010年如果中国真的拥有了1000万艾滋病患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何等灾难,是可以预料的。因此,要准备与SARS长期共存,也可以说是与自然界的病毒并存。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病毒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何种病毒在何种时间、何种条件之下,被人类所引爆并危害自身,难以预料。在没有认识自然界的必然性之前,人类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谁是这场SARS危机的元凶?是SARS吗?是它的寄主吗?是它们主动向人类发起袭击的吗?可能都不是。心平气和地说,是我们人类自己。是人类破坏了SARS的生存链,从而引火烧身。回想人类每次遭受自然界的惩罚,不都是自己所招惹和酿成的大祸?

孔子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我们有着高度文明的人类,应该理智地反省自己对待自然界的根本态度了。

人类是宇宙的主宰吗?人,在自然界当中,也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是万物之灵。但是,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和主宰,人类还不能决定宇宙。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宇宙决定着人类,人类还不能脱离宇宙而生存。因此,“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受到了极大限制。

是“优胜劣汰”,还是“劣胜优汰”?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确存在着“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但是“优胜劣汰”的观念再次受到了挑战,与人类相比,SARS似乎无优势可谈,但它可以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甚至淘汰“出局”,这似乎证明了“劣胜优汰”的“歪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对SARS之类的病毒,可能只有“控制”,难有“战胜”;只能“共存”,难以“消灭”。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祖先历来将天地自然视为“神”,西方近代哲人也一直认为中国人所信奉的是“自然神”。天、地、人是中国人的最高价值,人离不开天地自然。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人的“持续发展观”。天、地、君、亲、师,都是中国人崇敬的对象,可见天地自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

人类,不论多么“现代化”,也必须与大自然“共存共生”。当今的中国人,仍然需要继承“天人合一”的智慧,在善待与崇敬自然的前提下,去认识、适应与利用自然,以不断获得大自然的惠顾与恩赐。因此,对青少年的环境教育,要从提高人文素质切入,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根基,强化“天人合一”的意识。克服那种功利主义、急功近利的“环境教育”。

二、SARS能改变中国吗

瘟疫这种灾难,往往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今SARS危机也能改变中国的发展进程吗?

在欧洲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瘟疫,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其一,是公元8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因为爆发瘟疫而迅速衰落;其二,是公元14世纪,欧洲爆发了“黑死病”即鼠疫,致使4000万人丧失。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丧钟乱鸣,一片恐怖。《十日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写成的。这场瘟疫冲破了教会的精神统治,用“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直至推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其三,是上个世纪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蔓延全球,造成2000-4000万人的死亡,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3000万人,天灾人祸导致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百年。

当今中国的SARS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它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是暂时的,而它对于社会多方面的变革也会起到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人的观念变革。SARS危机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种种变化。

其一是生命观念的变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近几年,“以人为本”的观念正在流传,而人的价值、尤其是人的“生命价值”、“生命安全”,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SARS危机,将使这种意识开始强化,“珍惜生命”的观念将得到普及,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时候,不要忘记提升“生命的质量”。

其二是家庭观念的变化。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绝大多数人呆在家中,“男人回家了”,家人团聚,家庭的亲情、温馨、安全,给人以幸福与力量,家庭的价值提升了,这对于巩固家庭、削减家庭解体的时尚,会有积极作用。

其三是国民责任意识的复苏。“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在SARS肆虐之时,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这就为群防群控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各行各业的职员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为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党和政府忠诚于人民,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自我的责任、职业的责任和对人民的责任,这三者的辩证整合,可能是中国取得抗击非典决定性胜利的精神条件和基本特色。

其四是利他、奉献的观念得到光大。在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义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义,是利他、是奉献、是无私;义,是一种价值观,在义利之间的选择,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见义勇为;义,是人生观、是人生的境界和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次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中,广大白衣战士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精神,在亲人病重或临终之际,能够割舍亲情、义无反顾奔向抗击非典第一线,桩桩件件感人肺腑;富翁到医院隔离病区当义工;以医科大学学生为代表的一支支青年志愿者大军,主动投入抗击非典的战斗;海内外企业家、知名人士、以至平民百姓,都纷纷解囊,奉献爱心;所有坚守岗位的人,在忠于职守的背后,都是“义”的美德,都是利他和奉献。“义”,成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精神力量。

其次,是行为方式的变化。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主要是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都有了许多新变化,尤其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变化较大。裸露的时装不利防范病毒侵害皮肤,受到了理性的抛弃;为了健康重营养、轻野味,注重文明用餐,扼制了大吃大喝;住宅的通风和幽静受到重视,充足的睡眠得到保证;外出尽量步行、骑车,对于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卫生有了更高的要求;讲究卫生,改变陋习,健康投资,全民健体之风正在形成。所有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以提高生命质量为宗旨。另外,人们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经营方式的变化,给电子商务展示了前景;办公方式的变化,为办公自动化、扼制“文山会海”开了先河;教育方式的变化,诞生了“空中课堂”,所有学生平等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听习惯了优秀教师讲课的学生,复课之后,对本校的教学质量将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无疑是推进教育改革的一种新动力。

再次,是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肯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于医药科学的发展会更有历史意义。公元234年前后,东汉王朝正在风雨飘摇,南阳发生了瘟疫——伤寒病,死亡率高达70%。大医学家张仲景有2/3的族人丧命于伤寒,他总结自己的救治经验,著《伤寒论》,为祖国中医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明末清初,天花肆虐中华,又促使了中国瘟疫科学的新发展。在尚无“细菌”之说的条件下,医家吴有性提出瘟病之因是一种“戾气”,通过人的口鼻进行传染。清代雍正年间,医家叶桂进一步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瘟疫传染途径与治疗的理论。1735年,俄国为了预防天花,派专人来中国学习“种痘法”。可见,瘟疫对医药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人们相信,在这场SARS危机过后,当代中国医学界,将发扬古代名医孙思邈总结前世医家经验,收集800多种药物和5300多个处方,著成60卷本《千金方》的传统医家精神,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必定将在攻克SARS之类的瘟疫基础上,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三、SARS危机与政府功能

在这场危机当中,党和政府充分展示了“以民为本”的宗旨。人民的生命安全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他们亲临抗击SARS的第一线,与民众鱼水情、心贴心,一改警卫森严、前呼后拥的形象,开出了“为民务实”的新风。这场危机,是对党和政府官员的一次严峻考验,他们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敬业者重用、失职者撤换,这对于削弱“官场文化”,建设清明吏制提供了参照。党和政府不仅为民,而且依靠人民。

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党和政府成功地动员和依靠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也空前强化。人自为战、家自为战、村自为战……这可能是在一个如此人口众多,人口流动如此规模之大、空间之广、速度之快的国度中,迅速控制了SARS疯狂蔓延的重要经验。如果党和政府偏离了“以民为本”的宗旨,如果国民缺乏主人翁的意识,就难有“同舟共济”,其后果必将是瘟疫更加肆虐,千万生灵被吞噬,天下大乱,国将不国。

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有了史无前例的交往,在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下,以人为载体的SARS病毒,只需24小时就可以传遍全球,威胁人类。中国政府以对人类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积极公布疫情,加入全球信息流动,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都加速了与国际的接轨,这对于中国全面走向世界,树立崭新的国际形象都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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